第6版()
专栏：
扑不灭的星火
——《火焰山的怒吼》序
包尔汉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为了纪念自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疆解放这将近四十年的时间中，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前仆后继地反抗黑暗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取得的最后胜利，我计划写几部戏，总名为《扑不灭的星火》。《火焰山的怒吼》是其中的一部。
《火焰山的怒吼》的初稿写得相当早，是我在1942年还被军阀盛世才关在新疆乌鲁木齐监狱时写出的。它取材于1913到1914年在新疆吐鲁番克孜里克山（即全国闻名的火焰山）附近的三堡、二堡一带发生的一段史实，即在维吾尔族农民领袖艾买提率领下所掀起的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农民起义。当然，我处理这个题材时不是局限于历史事实，也作了一些我认为必要的补充和加工。出狱后，因忙于其他工作，就搁置了下来。最近几年中，由于几次访问了这个地区，收集到了一些新的材料，才又对它进行了一些整理和删改，但缺点还是很多的，希望得到各方面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1958年大跃进以来，新疆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辉煌的胜利，并且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火焰山人民公社所在地的吐鲁番，是新疆农民历次暴动的地区之一，也是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维、汉人民共同向反动统治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地区之一。现在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族人民亲密无间，团结友爱，平等互助，共同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巨大变化最生动的说明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才能彻底获得解放，并走向繁荣发展的道路。
在解放前，新疆各族人民却是另一种景象：他们长期处于极端残酷的黑暗反动统治之下，遭受着反动政府、封建王公、伯克、巴衣等的重重压迫和剥削，过着极为贫困和痛苦的生活。反动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在各民族中间特别是在维、汉两民族中间进行挑拨离间，制造隔阂与不和，以利于他们的反动统治。
吐鲁番是世界最低的盆地之一，长年不雨，夏季天气炎热，热风扑来，俨若熏烤，因此又被名为“火洲”。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缺水现象，而唯一的水源“坎儿井”则全被控制在地主老财的手里。广大农民赖以维持生计的土地，也都集中在他们手中。土地和水是农民的命根子，但是都不由自己掌握。广大农民租种（有的是合伙租种）地主的土地，需要高价买水浇地，水价之高则达到惊人的严重程度。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鲁克泌王爷在1912年用七十二个元宝（折合三千六百两银子）修了一道坎儿井，在当年就收回了六十个元宝（折合三千两银子）的水费，第二年又收回了八十个元宝（折合四千两银子）的水费，也就是说他在当年就收回了投资的85％以上，加上第二年就几乎获利一倍。农民为了活下去，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或者“卖青”。高利贷的利率最低是月息五分；“卖青”则是更为残酷的变相的高利贷。租种土地，除了交纳很重的地租外，往往把种的棉花在收获前被迫低价预售给财主们，价格一般低于市价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此外，还要向反动政府交纳种种的苛捐杂税，就是在交这些苛捐杂税时，还要受到百般敲诈和勒索。农民世世代代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奴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意味着随时都有引起农民暴动的可能。
太平天国的起义，尤其是辛亥革命的浪潮，也影响到新疆，但是新疆农民历次暴动的结果，也和全国其他地区情况相同，依然遭到了失败。清末的道尹杨增新摇身一变又成了民国时代新疆的都督。这也清楚地说明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命运是同全国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1911年以铁木耳海力派为首的农民起义首先在哈密爆发了。它不仅得到了吐鲁番木衣登所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响应，并且在斗争中还得到了汉族人民很大的支援。反动政府和封建王公们的血腥镇压被起义的农民粉碎后，他们重新转而耍弄起“谈判”诱降的手段，伪称什么只要铁木耳等接受“收编”，就答应减轻对农民的差徭等要求，并且捧着“古兰经”赌咒，发誓，作为“保证”。铁木耳和木衣登都是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结果他们上了当。终于在1913年9月6日一起在乌鲁木齐被反动政府所杀害。他们的两百多个起义弟兄也先后全部遭难。反动统治阶级这一无耻暴行更加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也进一步教育了人民：对反动派的花言巧语是不能轻易相信的。
1913到1914年在吐鲁番又爆发了以艾买提为首的农民起义。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分化、瓦解、削弱和扑灭人民的反抗力量，在武装镇压与和平谈判两手兼施的同时，也千方百计的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的劳动人民间制造隔阂与不和。但在斗争中变聪明了的各族人民，特别是维、汉族人民，在向共同敌人进行革命搏斗中更加结成了战斗的友谊。由于艾买提坚持民族团结，坚持革命斗争的结果，敌人的镇压与诱骗等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但是农民毕竟是农民，作为农民领袖的艾买提尽管在斗争中是一头永不屈服的雄狮，可是由于对自己队伍内部缺乏必要的警惕，终于被敌人收买的叛徒所暗杀，起义失败了。
铁木耳和艾买提领导的两次农民起义的失败，说明了敌人就是敌人，狼永远是狼。蝎子永远是要螫人的，他们为了对付革命可以扮出各种嘴脸，使出各种阴谋诡计和卑鄙手段，其目的都是为了消灭革命。历史上无数事例使我们得到一条深刻的教训和真理，就是对阶级敌人不能抱有丝毫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能麻痹，否则革命事业就要遭受损失，甚或失败。
艾买提虽然牺牲了，农民起义虽然又一次失败了，但革命之火是永远也扑不灭的。特别是在这次起义中维、汉两族人民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和以艾买提为代表所体现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质，以及坚持斗争的革命意志，都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新疆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前仆后继的斗争，经过了无数次的失败，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正确领导下获得了革命的彻底胜利，永远结束了黑暗的反动统治。今天新疆各族人民正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帮助下，在伟大祖国民族大家庭中，同全国人民一起高举三面红旗进行着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社会主义大建设。在过去的斗争中劳动人民流遍鲜血的土地上，现在已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当我在酷热的火焰山旁，看到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看到“火洲”中人民的生命线——坎儿井永远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中，井水潺潺地流过农民门前，流向那无边的肥沃的田野，看到农民们在欢庆丰收时轻歌漫舞的愉快情景……，不禁使我回忆起幼年时代所经历的一切，仿佛那永无尽头的痛苦，恍如隔世一样。新疆人民的现实，是全中国人民伟大现实的一部分。对此，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无法否认，也无法改变！
让百灵鸟尽情歌唱吧！歌唱在我们伟大祖国美丽的大花园里，歌唱全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建设成就与幸福生活。
最后，《火焰山的怒吼》这个剧本，在整理删改中承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舒强和李畏两同志给予大力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附记：包尔汉同志的五幕历史剧《火焰山的怒吼》（原名《战斗中血的友谊》），曾发表于1961年10月号《天山》月刊，后经作者再次加工修改，在今年第二期《剧本》上发表。最近中央实验话剧院正在演出这个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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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橄榄树——赠阿尔巴尼亚一诗人
杨苡你歌唱过满山的红叶，你为水杉写下动人的诗篇；随着一树树樱花的飘散，你又伫立在一棵橄榄树前。六年前它曾是一棵幼苗来自碧蓝的亚得里亚海的东岸；它飞越几万里遥远的路程，带来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心愿：愿中阿人民的友谊坚如磐石！愿中阿人民同欢乐共患难！我们的团结经得起任何风险，在列宁的旗帜下勇往直前！江南的原野扶起这棵幼苗，让它遥望在北京落户的亲兄弟；从此两棵橄榄树生长在中国的土地，和中国人民一同欢乐一同呼吸！有什么比得上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用什么来形容我们对祖国的忠贞？六年来亲爱的祖国突飞猛进！这橄榄树便是最忠实的证人！你听，橄榄树的叶子飒飒地响，它在向你诉说着自己的心愿；
“有一天当我挂满油汁的橄榄，愿诗人再写下动人的诗篇！”
1962年春南京中山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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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短录
还是小学生练字
文益谦
写完一段《小学生练字》，旁边有人提醒我：你不是讲小学生练字么？到底该怎样练法，也得交代几句，文章才能对准题目。
讲到练字的方法，即人们所称的“书法”，我只好再说点外行话。
我想有两种“书法”，一种是书法家们谈书法艺术的“书法”，一种是教小学生习字的“书法”。任何学科恐怕都得分个初级、高级。初级是高级的基础，高级是初级的发展，二者有联系，但是不能初级同高级不分。把大学的课程向中学生硬灌，把中学的课程向小学生硬灌，以便提高教育质量，这是“揠［yà］苗助长”，秧苗会吃不消。
讲“书法”，如果把高级和初级两者分头讲，看对象说话，实事求是，问题就比较简单，也容易解决。就比如书法家们现在所争论的“有法”同“无法”，我确实摸不清他们争论的是讲哪一种“书法”，所以难于定是非。主张“有法”的一方，看来是要强调“基本功”、“拳架子”，这是属于我说的初级“书法”，我觉得他讲得很对。但是再一细看全文，原来他是对“学颜三月神廓然”，“抒个人爱好之情”，这就不是初级“书法”问题，而是谈高级书法艺术了。主张“无法”的一方，看来是评论“永字八法”，这是属于初级“书法”中的问题，他好像是要为初学字的人另立一个“书法”。但是笔锋一转，却主张大胆创造，“求法于老天”，甚至主张“法于自然”，“无法之法”。这就分不清他是谈小学生的“书法”，还是谈书法艺术家的书法。如果是谈小学生的“书法”，他们本来就“无法”，还谈什么？如果是讲成人的书法艺术，那倒是很有道理。因为成人练字，虽然要有“师承”，但不能光靠前人的遗产吃一辈子。书法或其他精神遗产，同物质遗产不同：物质遗产，只要不碰上战争和革命，虽有吃完的时候，总还可以吃一段时日；精神遗产却很奇怪，只能作为社会的遗产，无法家传子孙。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看来好像家传，其实各有创造，而且儿子的书法是自己练出来的，不是靠摹写老子的字帖，一笔不走样才出名。所以这种破前人之法，推陈出新的主张，在书法艺术的发展上，确实是很有见解的。
但是“无法之法”对初学写字的小学生来说，是另一回事。小学生习字不过等于刚下地学走路的孩子，还站不住，走不稳，如果不先扶住他走一阵，一下地就叫他练百米赛跑或跳高跳栏，岂不过早？如果叫一个小学生习字，去“法于天然”，将使他们很为难。因为天然中的事物，虽是我们老祖宗造字的依据，但是今天的汉字已经面目全非，没有一个字同天然事物形象相似。如果叫小学生去“法于天然”，即使办得到，写出来的也将不是字，而是画，“书法”会变成“画法”，连象形文字都不是，完全是图画。
那么，小学生习字，该有个什么“法”呢？我也赞同书法家为小学生另立新的“书法”。“永字八法”并不是尽善尽美，而且只是“笔法”，不是“字法”、“书法”。它只是“基本功”中的一功，而不是“全功”。
如果当今的书法家，一时还立不起一整套新的书法，那么也不妨暂时采用过去蒙童馆里教蒙童习字的方法，一开头老师把着蒙童的手填红影字，这点可以省去，叫孩子们自己填写；然后老师在纸的每行上端写一个范字，让学生脱手临摹，最后选个字帖作范本，还是临摹。这个程序的每一段都是模仿。儿童有一个天性，就是爱模仿；教育方法也有这么一条，示范教育。蒙童习字法，就是这样。学也者，“效也”。学习，本来就是模仿、效法。谈教育的，不能忘了这一条。“法于天然”，是“艺术”之法，不是“教育”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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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话
晦庵
朱自清
朱自清逝世后，叶圣陶先生在《中学生》第二○三号上，写了一篇哀悼文章，题曰《朱佩弦先生》，中间有一段说：
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儿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到了写《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的时候就不然了，全写口语，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方式，虽然有时候还带有一点文言成份，但是念起来上口，有现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当世作者的白话文字，多数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面貌像个说话，可是决没有一个人的口里真会说那样的话。又有些全从文言而来，把“之乎者也”换成“的了吗呢”，那格调跟腔拍却是文言。照我们想来，现代语跟文言是两回事儿，不写口语便罢，要写口语便得写真的口语。自然，口语还得问什么人的口语，各种人的生活经验不同，口语也就两样。朱先生写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口语，念给劳苦大众听未必了然。但是，像朱先生那样切于求知、乐意亲近他人，对于语言又有敏锐的感觉，他如果生活在劳苦大众中间，我们料想他必然也能写劳苦大众的口语。话不要说远了，近年来他的文字越见得周密妥贴，可是平淡质朴，读下去真个像跟他面对面坐着，听他亲亲切切的谈话。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谈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
这段话说得很有意思，所以我不惮烦的把它抄录下来。佩弦先生的《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被称作早期散文里的代表作的，论文字，平稳清楚，找不出一点差池，可是总觉得缺少一个灵魂，一种口语里所包含的生气。到了《伦敦杂记》，所用几乎全是口语——圣陶先生说的知识分子的口语。逐句念来，有一种逼人的风采，使你觉得这确是佩弦的话，确是佩弦的口气，那么亲切，那么诚恳。只要你肯听，便教满怀忿忿，也不会不慢慢地心平气和，乃至倾耳入神，为他一句一点头呢。这是佩弦先生文字的魔力。不过我还有一点想法，我觉得佩弦先生晚年文章，偏于说理，倘论情致却似乎不及早年，不过思想成熟，脚步坚实，再加上语言上的成功，这些地方远非早年所可比拟而已。试拿后期出版的《伦敦杂记》（1943年）、《诗言志辨》（1947年）、《标准与尺度》（1948年）、《论雅俗共赏》（1948年）和早期出版的《踪迹》（1924年）、《背影》（1928年）、《你我》（1936年）校读一番，这差别是立刻可以看出的，而《你我》正是前后的转折点。圣陶先生从语言角度评述佩弦的散文，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我想说的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提倡散文，“五四”以后的作品还有许多优秀的传统值得注意。从语言来说，现在有许多作家的语言已经超越了“五四”初期的作家。在艺术上，语言是文学的根本问题，却并不是它的全部问题。有些散文语言很好，甚至还很有个人风格，然而却不一定都有情致。佩弦先生后期语言比前期更接近口语，但人们还是爱读他的《背影》、《荷塘月色》。这是有原因的，不能够简单地用小资产阶级感情共鸣来解释这个问题。从文学发展的观点上，我们不想提倡旧体诗词，但人们还是喜欢读旧体诗词，写旧体诗词，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同样的道理。近来写散文的人不少，我觉得一篇好散文在艺术上必须注意语言，但一篇好散文的艺术又不光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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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绿（套色木刻）
正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