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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火的森林火的花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
柯仲平开了山，开了洼，我们拿着镢头把，毛主席身边来坐下。坐下，坐下，镢头开的向阳山，心头开的向阳花，向着太阳向着他。五月的延安呵，早穿棉袄午穿纱，毛主席穿的补疤垒补疤；看像那刚开过的荒，土圪瘩垒土圪瘩。红五月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从月头开到月尾巴，毛主席给我们讲，打天下，破天荒的话；他告诉我们，怎样做革命的作家艺术家。宝塔山刻毛主席的话，延河唱着去传达。我们听毛主席的话，背上包袱都撂下，赤条条无牵挂，群众心里把根扎；为群众，山南海北开红花。我们听毛主席的话，什么高峰都能爬，什么海洋都能跨；麻草鞋上打的两朵花，走来闪闪像灯塔；工农兵忙着破天荒，打天下，我们送宝要送到手，“雪里送炭”要送到家。大炭原来是我们的身干，小炭原来是我们的枝丫。我们心里，永远燃烧着毛主席的话，我们永远是，火的森林火的花。
一九六二、五、十，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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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来兴
赵树理
县里兴建的一座水库，早在三年前就落成了。水库里养的鱼很多，已经给这素不吃鱼的山区，形成吃鱼的新习惯。在一次县人代会开会期间，大会总务处为了让全县代表都赏识一下本县产的鱼，就决定在最后会餐的席上特加一道好菜——煎鱼。
要会餐了，招待所长廊式的餐厅上，餐桌排成了一个单行。这个招待所是由没收汉奸何老大的“何家花园”改建的。这餐厅原名“来爽轩”，建在荷花池边，隔着窗户可以赏花。人还没有到齐的时候，先来的委员们、代表们都临窗站着看荷花稀处的鸭子游动，等到招待员端上饭菜来，才都就座。
第三道菜便端上煎鱼来。鱼是整条煎的，都是三四斤重的中等个头。山区里近几年来虽然普遍吃鱼了，可是还没有煎整条鱼的习惯，因而也没有盛鱼的椭圆盘子。这次端上来的鱼，都是用茶盘大小的圆盘盛着的，鱼头鱼尾都闪出盘边之外。
没有吃过整条煎鱼的代表们，对着盘子发愣，不知该从哪里下筷，只好等有经验的代表们动手之后，自己再跟着来。有几张桌子上的代表们全是没有吃过整鱼的——虽然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位或几位新选出的正副主席或委员作陪，可是陪客的不会吃也无法让客；桌子又摆的是单行，也不便于从旁参考——后来经过一番调整，才给每桌上至少调进去一个有经验的加以指导。
大家吃过几口鱼之后，有一位在南方住过的代表发议论说：“这鱼煎得完全是南方的口味！这位领作的大师傅一定是南方人！”
第三桌上一位名叫王世恭的代表接话说：“你猜得有点道理，不过他不是南方人，是我村子里人！”
“那一定在南方待过！”
“对！抗日战争以前，在亳［bó］州待过二十多年；回家来以后，在抗战开始的前二年还在咱们县伪县政府财政局做过一年饭，后来因为脾气刚直，顶撞了局长，才被辞退了。那个局长也姓张，就是后来和地主何老大一起投了敌被咱们捉回来枪毙了的那个张维。”
“这位老师傅的岁数一定很大了吧？”
“七十五岁了，是我们村里年纪最大的老汉！这位老人家很不平常，骨头硬，当年在那个财政局里，把张维抢白得出不上气来！”
王世恭代表这么一说，大大引起了前后几张桌子上代表们的注意。坐在第一桌的县长听了，问一个端菜的招待员说：“这位老师傅在咱们招待所参加工作吗？”招待员说：“没有！是咱们临时请来指导做鱼的！”县长敲了敲桌子说：“请各位注意：咱们用着七十五岁的老人给咱们做菜，我觉着有点当不起！咱们请这位老师傅到这里来喝杯酒好不好？”大家自然都赞成，可是让招待员去请了一次，回来说：“老张师傅说谢谢各位，他现在还腾不开手，等一会再来！”
就在老张师傅还未到餐厅之前这一阵子，靠近第三桌的一些人要求王世恭代表讲一些老张师傅在伪财政局的故事。王代表便作了如下的叙述——虽说他的话常被人打断，可是断断续续总算把老张师傅的为人讲明了。
我们村子里，从前有好多人在安徽的亳州做生意——各行各业里都有，老张师傅是当厨师的。
老张师傅名叫张来兴，当年在亳州是一把好手，后来因为脾气刚直，得罪了东家，东家便把他辞退了。他从亳州回来，便呆在家里学种地。他家只有三四亩地，顾不住生活，农闲时候，常到县城里来卖熏鸡。
他到那个财政局小灶做饭还是我介绍的。那是1935年的事。那时候我才二十岁，因为升不起学，在那个局里当录事。我听庶务员说要找一个厨师，便向他介绍这位张师傅。我说“这人是一把好手，就是脾气有点太直爽。”庶务员说：“只要饭菜做得好，脾气没有关系——有什么脾气到衙门里都使不上。”话就是这样说定了，张来兴老师傅便到局里上了工。
以前听说这位老师傅有脾气只是“听说”，等他到局里来了之后，我才真正认识了他的脾气。他不像庶务员估计的那样怕衙门。他认理真得很，自己有理的事，连一句话也不让。
我和他因为是一个村子里人，所以当他在开过晚饭、洗过家具之后，我往往好到厨房里找他聊一聊。有一天，我又到他厨房去，他刚刚洗罢了碗，连炉边还没有擦。这时候，我已经听见对过局长室里有搓牌的声音。我指了指局长室笑着向他说：“今天都来得早！”他说：“早也得打到半夜，迟也得打到半夜！什么财政局？依我说不如干脆叫成牌政局！”
张维喊：“杜禄！开壶！”
杜禄就是咱们招待所灶上现在这一位杜师傅。他的手艺是跟老张师傅学的；这次老张师傅来指导做鱼，也是他亲自去请来的。当年间他才十七八岁，也在那个旧财政局里当差。
当时张维叫杜禄叫不应，就改叫“老张”，张师傅答应说：“壶还不开哩！”“杜禄哩？”“不知道！”我看了看，两把铁壶都正在火炉上开得翻滚。我说：“来兴叔！你替他送一下不好吗？”他说：“谁的事谁干！局长先叫的是他！况且提壶也该是他的事！”我说：“他是局长用熟了的人，你是才来的，还是让着他点好！”他说：“讨厌处就在这里！我这人就是见不得这种神气——说句话先把局长的旗号打在前边，好像他是局长的传令官！是我份内的事，传令我也没有什么说的；不是我份内的事，谁想要我做，谁就得和我商量，传令不行！”
谁介绍的人谁关心。当时我听了他那番议论，担心他和杜禄的关系搞不好，可是又过了不几天，他们的关系就变好了。发生变化的关键是这样：
张维这家伙好应酬，每天晚上不是约几个人来打打牌，就是到他干爹何老大家里去问问安，夜里一两点钟以前没有见他睡过觉，白天十点钟以前也很少见他起过床。晚上他不睡，杜禄也不得早睡；早上他可以睡到十点以后，杜禄可要在八点钟大家上班以前把他管的几间房子打扫出来。杜禄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晚上熬了眼，早上自然也不会起得十分早，因此起来之后先得打扫每天有人按时上班的房间，而把会议室和局长室的房子放在吃过早饭以后才打扫。他知道反正会在局长起床之前打扫完毕。可惜任何事情也不便保证绝无例外。有一天，局里有人要到省城里去，张维太太要给她在省里作事的女婿带点东西，并且要张维替她给女婿写一封信。公共汽车九点半开车，所以张维只好在八点半就起来。他起来之后，连洗脸水也没有顾上要，先到办公间里来准备写信。这时候的办公间里，桌子还在正中间放着，麻雀牌还散在桌上，纸烟头、花生皮扔下一地。他气极了，把杜禄叫去足足骂了半个钟头，好在他怕误了写信，才让杜禄退出来。当差的和当差的总还容易接近一些。杜禄受了张维的气有冤没处说，就跑到小灶上向张师傅诉苦。张师傅在这几天里也觉着杜禄并非诚心诚意倾向张维，这阵子见他挨了骂，马上就和他表同情。张师傅悄悄跟他说：“你不要吭声，让我借着你替你骂他几句！”说着便转过身来，朝着门外大声说：“哭什么？你挨骂怨谁？你这家伙：夜里不睡，早上不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干的是什么正事？你自己没有事，难道人家别人也没有事吗？”他这样一骂，杜禄觉着还解气。从这以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快就好起来——杜禄渐渐把张师傅当作自己的保护人，张师傅也把杜禄当作还需要有大人照顾的孩子。
又一个晚上，杜禄来请我到小灶上去。我只当是他们两个人又闹什么纠纷，便跟了去准备为他们和事。我一进去，见地上摆着一张矮桌子和三个矮凳子，桌子上摆着酒壶、酒杯、一碟子炒鸡蛋和几碟子素菜。我问张师傅为什么摆这场面，张师傅笑了笑说：“这是杜禄这孩子开玩笑！”杜禄先让我坐下然后跟我说：“是这样王先生：我要拜张师傅为师父，跟他学手艺！请你给我们作个介绍人！”说着又让张师傅坐下，然后给我们每人斟了一杯酒。张师傅说：“杜禄这孩子总还有点孩子气！我见他在灶上帮个忙手脚很灵活，用什么家具都像个架式，就跟他说只要他想学，我就把自己的一些小手艺都教给他，没有想到他就去铺排了这么一套。做饭菜本来是些琐碎活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艺道，只要跟着多做一个时候就都会了。管他谁是师父谁是徒弟哩？”我说：“不过经过这么一个小场面也好！这样，师父教得会更认真，徒弟学得也会更专心！我祝你们前途顺利！”这样他们便正式建立了师徒关系。
张师傅在那里只呆了不满一年，来年——就是1936年秋天，和张维闹了一次气，就离开了。闹气的原因很奇怪：张维有一次到他干爹何老大家里去，恰碰上何老大的姨外甥女婿送来一些干海菜。张维一见那些不常见的东西，就和何老大讨了几样拿回局里去。这些东西他也不全认得，拿回去把张师傅叫到房子里好像考试一样地一一细问，并且问他会不会做。张师傅一看，也不过是些海参、鲍鱼、江瑶柱、黄鱼之类的寻常海味，自然没有不会做的，第二天做给他吃了几样，他很满意。有一天，何老大要给一个孙子娶媳妇，张维头天晚上去送礼，顺路献殷勤说局里有个厨子，特别会做海味，可以打发去帮个忙；何老大也愿意接受。他先叫杜禄传令，张师傅不去；他打发庶务员去跟张师傅说，张师傅也不去；他又亲自跟张师傅说，张师傅还是不去。他下不了台了，听说张师傅跟我是一个村里的，才又托我去跟张师傅商量。我见了张师傅说明来意之后，张师傅说：“请你原谅我！这个事我还是不能去做！干哪一行有哪一行的规矩。要请人做菜，先得派个主事的人去和人家商量——准备办多么大场面，已经置备了些什么东西，先让人家知道个底，再问人家还要配些什么菜、什么作料，配货单子一定得请人家领作的人亲自开。像他这样，明天要摆席，今天晚上叫我一声让我马上就去，我是他家的狗？我就连边沿也拍不着一点，去干什么？我又不是他家的狗！”我说：“你想他们那些大户人家办事，事先能没有个准备吗？他家里自然有大师傅，我想要你去不过让你帮个忙罢了！”他说：“要我去剥葱叶、洗萝卜吗？那点活谁不会做？为什么非要我去不行？谁答应的谁去吧！我是不去！”我说：“老叔！你们当厨师的，就都只能自己领作，不能帮别人作吗？”“那除非领作的亲自说话！比方修房子吧：请小工是东家的事，请匠人就得领作的亲自去搭班子，东家不能替请。干我们这一行也和那个一样！要是他何家的大师傅来请我，不论我答应不答应，总还有个商量头；局长派我去可不行！人家认得我是老几呀？”我觉得张师傅这番话很有道理，只得就用这话去交代张维。
张维还没有听完我的话，看了看表已经是夜里十点了。他再也顾不得听下去，就打断我的话说：“道理不要讲了，讲结果！去不去？”他这样问，我也只好说“不去”。他火了，马上把张师傅叫去说：“张来兴！我命令你马上到何家去！”张师傅摇了摇头，低声说：“我不能去！”“没有商量头！不论你愿意不愿意总得去！”“不要耽搁人家的事，让人家请别人吧！反正我不能去！”张维把眼一瞪，提高嗓门说：“反了你！一个穷厨子，摆什么臭架子？好大个厨子！就算我这个局长劳不起你的大驾，难道连何先生也劳不起你的大驾吗？你那眼里还有谁呀？”老张师傅把脖子一扬，很认真地回答他说：“局长！我姓张！”这一下差一点没有把张维气死，气得他直瞪着眼、大张着嘴，足有一分钟没有说上话来——因为他也姓张，可又是何家的干儿子。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举起巴掌恶狠狠去打张师傅，被张师傅一闪打了个空，自己反而摔倒地上。张师傅趁这空子走出来。他再也想不到个出气的办法，就叫庶务股马上撵张师傅走。
张师傅就这样离开了那个财政局。他临启程的时候跟杜禄说：“别的什么我都丢得开，只可惜还没有把你教成个全把式！”杜禄说：“谢谢师父！你不要惦记我！眼面前这点活儿我都拿得起来了，虽说没有学会做鱼，可是咱这地方就没有鱼，学不学都一样！”
就在那天晚上，杜禄替他背着行李，把他送到家。
王世恭把张师傅的故事说到这里，张师傅就来了。
张师傅多年没有遇上摆大宴席，手头有点痒痒，如今虽说上了年纪，遇上这大一点的场面，还想温习一下他的老手艺，所以他一道菜也不肯放过，一直顶到最后端上汤去，才算腾开了手。杜师傅招呼着他洗过手脸、换上衣服，就扶着他到餐厅来。
他走进餐厅，无论走过哪一张桌子，那里坐的委员们、代表们都站起来欢迎他，杜师傅也随着给他介绍谁是县长、谁是副县长、谁是什么委员、谁是哪乡代表。
老张师傅走到第一桌，县长起来和他打过招呼，然后敲了几下碟子向大家说：“各位委员、各位代表：今天咱们大家吃这几桌好菜，是这位七十五岁高龄的老张师傅亲自指导做的。我建议为了感谢这位老师傅、为了这位老师傅的健康干杯！”一阵掌声过后，大家都干了杯。老张师傅虽说上了年纪，可是精神很好，耳不聋、眼不花，喝起酒来还很利落。他见大家为他干杯，很感激也很客气地说：“谢谢诸位的抬举！多年不做了，做起来有点手生。活儿都是年轻人干的，我不过是挂了个名儿！哪里做得不到，请大家多提意见。”
干过了杯，杜师傅便又扶着张师傅往外走，又走过第三桌，王世恭代表拦住他们说：“我知道来兴叔还能喝几杯，杜师傅也好喝。来！你让来兴叔坐下，咱们再喝几杯！”说着自己便离开座，让老张师傅坐。结果三个人谁也没有坐。一个招待员又拿过两个空杯来给他们斟上酒。三个人又碰饮了一杯。王世恭是个老来调皮，他向老张师傅开玩笑说：“来兴叔！你不是不到何家去吗？这里可是何家花园呀！”老张师傅看了看窗外的荷花池，笑着回答他说：“不错！是那个地方，不过现在它不姓何了！”王世恭又向杜师傅说：“杜师傅！这一次你可学会做鱼了吧！”杜师傅也笑着说：“我师父说过：‘鱼也数不清有多少种，做法也数不清有多少种’一时如何学得完？只好以后继续学习吧！”他们又碰饮过一杯，彼此拱了拱手，老张师傅和杜师傅便在众人欢送的掌声中走出餐厅。
（1962年5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试笔。）
（附图片）
〔徐启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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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白毛女》的创作回顾和体会
马可
走进“大鲁艺”去
1942年5月30日，这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历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毛主席到鲁艺来了，还给大家讲了话。毛主席过去也曾来过，但今天这一次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已经开始了，鲁艺的同志们正在热烈辩论学校过去的方针，检查大家思想中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同时又听说毛主席在最近和延安文艺界的一些同志开了几次座谈会，研究了文艺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他今天的到来一定会在这方面作重要的指示了。果然如大家所期望的，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出文艺应该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去服务两个根本问题，并且联系到我们讨论中的一些争执，作了生动而富有说服力的解答。特别是在提高与普及的关系上，我们中间是有很多糊涂观念的。而毛主席向我们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毛主席把我们许多同志过去无限眷恋而不愿离开的学校叫作“小鲁艺”，而把充满群众斗争生活的广大社会叫作“大鲁艺”。他鼓励我们要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毛主席的讲话好像是一道阳光，将一些浑浊不清的事物照耀得黑白分明。听了他的讲话，我们心中觉得豁然开朗，增加了自我改造的信心和勇气，激发了到群众中去的巨大热情和新的艺术实践的强烈愿望。作为这种变化的第一次显著的表现，是当年冬天的“新秧歌运动”。在新年和春节的宣传工作中，鲁艺一反过去只重视大型节目和剧场演出的惯例，而学习和采用了陕北秧歌和其他地区的民间艺术形式，创造了《大秧歌》、《拥军花鼓》、《兄妹开荒》等节目。当然，要摆脱我们过去的艺术习惯而向被我们一向瞧不起的工农兵学习，向民间艺术学习，并且要批判地接受和发展它，的确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里也经过曲折的斗争。但毛泽东文艺思想像灯塔一样屹立照耀着，鼓舞我们坚定不移地前进。终于一个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鲁艺秧歌队”出现在延安街头，并且立刻打破了过去鲁艺演出的纪录，获得空前多的观众和空前广泛的影响。鲁艺和延安当地群众的关系也大大改善了。当“鲁艺秧歌队”下乡演出时，群众奔走相告，亲热地说：“看，鲁艺家来了！”正像他们平常称呼老张家、老李家一样，他们这一次毫不见外地把“鲁艺家”也当成自己人了。当我们回校后汇报工作时，当时鲁艺的院长周扬同志笑着说：“你看，过去我们自封为专‘家’，可是不与群众结合，群众就不承认；现在开始与群众结合，才不过刚走了第一步，群众就叫你们是鲁艺‘家’了。这是多大的鼓励！”
的确，我们不过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刚刚走了第一步，群众就给予这样大的鼓励，这丝毫没有理由可以自满，只能作为继续前进的一种督促。学校领导方面也清楚地估计了这种情况和大家的愿望，就在第二年的春节前后，派出“鲁艺秧歌队”到绥德、米脂一带乡下去工作，同时体验群众生活，参加正在那一带进行的减租减息斗争。当时秧歌队中的一百多个同志，工农出身的很少，有些人虽然有过对敌斗争的经验，但是像这样参加群众对地主的斗争却还是第一次。我们到处受到群众诚挚的欢迎。他们敲锣打鼓，有的在大雪天扫开十里山路来迎接我们，把我们叫作“毛主席派来的人”，“是来帮助我们翻身的”。他们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慰劳我们，腾出热炕头给我们住，在兴奋得不能入睡的晚上，用三弦、板胡和高亢的歌声来倾诉封建剥削下的痛苦和翻身的喜悦。这是一场多么生动的阶级教育！我们很形象地感受到了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有一次我们看到了一家大地主修的山寨，这个山寨全部用石头建成，工程十分浩大。因为附近都是土山，石料要从几十里以外运来，等于把整座山头搬了个家。这些石头是逼着当地农民搬运的。经过了几十年，现在还看得到这一带老年的农民都还驼着背！山脚下是狭窄的窑洞和驼背的农民，山头上是巍峨的建筑，这是过去封建统治的多么鲜明的形象！我们也看到了有许多地主文化程度比较高，见面时谦恭有礼，满嘴圣贤之道和拥护政府减租减息法令，看来真是体面人物，但他们不少人是阳奉阴违，对民主政权恨之入骨，对农民采取威胁利诱的办法，破坏政策的执行。他们在晚上关起大门过着另外一种阴暗、暴戾和荒淫的生活，充分显示出没落阶级的精神面貌。对照了地主阶级的虚伪、自私、阴险，我们越发感到劳动人民的真诚、热情和健康的感情、开朗的性格。这一切不仅丰富和补充了我们在书本上学到的理性知识，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时能够和群众站在共同的立场，产生共同的感情。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丰富的感情才能产生艺术创作的灵感。过去我们有些作品，因为思想感情和群众不对头，他们不感兴趣。我们不独不来检查自己，反而怪群众水平太低。现在就大不相同了。比如，有些过去我们本来熟悉的民歌，这次在生活中听到群众自己质朴的歌唱，觉得有许多新的意思，自己也被深深感动了。像《拦工人儿难》就是这样，过去我们觉得它的曲调也没有什么特点，但听到农民歌手唱着它诉苦，觉得表现的感情很深刻。后来我们在一出秧歌剧中按照新的理解来歌唱它，台下许多农民都哭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节目给农民这么深的感动。
在“大鲁艺”学习了半年，除了在思想感情上受到锻炼以外，艺术上也有新的收获。这期间我们学习了绥德、米脂一带的民间歌舞，请当地群众和干部来给我们当教员，参加我们的艺术创作。当时写出了大大小小不少作品。现在还记得一个是《减租会》，这是我们听了农民诉苦和揭露不法地主的破坏行动后编的一个秧歌剧。常常在演完这个节目以后就开起真正的减租会来，剧中演员和剧外的观众感情完全打成一片。其中一段“太阳一出满山红，共产党领导咱翻了身”的独唱，被群众称为“翻身道情”流传了下来。另一个是《下南路》，这是反映当时移民运动的秧歌剧。在这个节目的创作过程中，我们遇见了《东方红》的作者、农民诗人李有源。他向我们介绍了他是怎样编写移民的剧本，同时指出我们的《下南路》中一些不符实际的地方。从他身上我们体会到人民自己是怎样创造艺术和他们朴素的艺术观点。再一个是《周子山》，这是一个可以演两个钟头的大型“秧歌剧”。它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红军赤卫队的斗争和抗战以后边区人民反对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斗争。参加这些斗争的地方干部申红友同志帮助我们排出这个戏。从他那里我们又上了一次政治课和艺术课。所有这些节目，在艺术上还有粗糙之处，但情绪是饱满的，群众是欢迎的，回到“小鲁艺”以后，大家对于这半年的生活和艺术实践倒恋恋不舍了，一致感到毛主席要我们走进“大鲁艺”去学习的指示是万分正确而英明的，同时感到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的改造，需要结合业务，才能进行得比较彻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结果，这半年的体验是给进一步的艺术创作积累了经验。现在回想起来，从秧歌运动到下乡的活动，是在生活上、思想上和艺术上为《白毛女》的创作准备了条件的。
《白毛女》的创作
《白毛女》的本事原来是一个民间传说，当领导上建议我们把它写成歌剧时，有些同志是有怀疑的。他们觉得这个故事太荒诞，没有现实教育意义，如果一定要写，至多只能当作破除迷信的主题来处理。这个意见对不对呢？毛主席早作了解答。他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使得当时参加这一创作的同志敢于选取这个传说故事，大胆加工、集中，发挥原有的浪漫主义精神，强烈地表现“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思想，而不是只着眼于“破除迷信”的宣传任务。
内容确定了，用什么形式来表现呢？大家都觉得用歌剧好，因为从《兄妹开荒》到《周子山》的经验都证明了歌剧是一种群众化的表现形式，同时又擅长抒发感情。那么，新的歌剧应该是什么样子？如果说过去的秧歌剧已经不能完全胜任表现这样的题材，它应该怎样去吸收、借鉴和发展呢？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又是在毛主席的讲话中找到了解答：“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了这种明确的认识，我们就大胆吸收中国戏曲、民间音乐和革命音乐及西洋音乐和歌剧的成分，借鉴它们的表现形式和手法、技巧。但是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借鉴古人和外国人时都有过生搬硬套的毛病。记得第一次起稿时写得像个旧戏曲，音乐上也是如此处理。黄世仁出场时按照秦腔三花脸的程式大大耍了一段花腔，效果很不好。这说明我们的修养很不够，对毛主席的思想理解得不深不透。其实紧接着上面那段话，毛主席又说：“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又是继承和借鉴，又是自己的创造，毛主席总是从两方面来分析和解决这个艺术上的复杂问题。而我们却常常抓住了这一面，丢掉了另一面，因此就离开了毛泽东思想。
《白毛女》的音乐创作是以民间音乐语言为基础，这也是从毛主席讲话中受到的启示。他指出过去的文艺工作者对群众不熟、不懂，号召大家要去熟悉工农兵，学习他们的语言。他所讲的虽然是指一般语言，但借用来说明我们对于群众音乐语言熟悉的情况也是合适的。既然不懂，就去学习，于是我们从民间音乐中学习人民用音乐语言表达他们思想感情的方式。当然，作为学习的结果运用在音乐创作中，可以采取某种已有的民间音乐素材作为发展的基调，也可以在广泛吸收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造新的音乐主题。这是可以作为两种手法来选择的。《白毛女》当时较多地采用了第一种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有些民间音乐素材还符合剧本的要求（如选用《小白菜》的主题表现喜儿，《拣麦根》的主题表现杨白劳），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对民间音乐正在学习的过程中，综合创造的能力还不够。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只主张用这种手法，这是后来有些同志常常误解的。
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要走群众路线，这也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教导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在整风以前的确是毛主席批评的这种“贵族”艺术家，不仅排演节目从不征求群众的意见，甚至有些节目只是关上大门自己欣赏，群众在外面敲窗打门我们安之若素。《白毛女》的创作就不同了，从剧本讨论直到演出以后，院内的艺术干部、勤杂人员，院外的群众，首先是桥儿沟（鲁艺所在地）的老乡、新市场的市民、机关干部、直到党的七大代表，都提供了许多批评的意见和有益的建议，有的群众甚至马上以物资来支援我们的演出。这里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体会：大凡广大群众坚持的意见，往往与一些领导同志的意见不谋而合，只有我们在中间常常一开始有些想不通。像对于黄世仁的最后处理问题就是如此。我们开始时是从抽象的政策条文出发，觉得在抗战期间地主阶级是团结的对象，如果最后处决了黄世仁恐怕不合政策，因而没作交代。哪知演出后群众通不过，他们非要处决黄世仁才肯散场。后来在党校演出时，一些作领导工作的同志说像这样的恶霸地主，又有血债，按照政策完全应该处决。从这里我们深深体会到像我们这样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离开了群众和党的领导真是寸步难行，天大的“才能”也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
最使我们激动的是1945年5月我们为党的七大演出时，毛主席也亲自来看了这个戏。当最后喜儿被救出山洞，台后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主席和观众一起鼓掌祝贺。我们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因为正是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才使千千万万个喜儿重新变成人；也正是党和毛主席，指出了旧知识分子改造的途径；正是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在文艺工作上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