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我们是怎样排演“莫斯科性格”的
卢肃执笔
我们首先得感激领导上、苏联的朋友们及戏剧界的先进们，在排演“莫斯科性格”时，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帮助。
这是一个政治性与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的结合的剧本，它的背景是战后的五年计划的建设。它反映了将要进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在观众感受的乐观的喜剧效果中，作者对失去新鲜事物感觉的波达波夫，给与了尖锐的严格的批评，并有力的批判了查切夫的盲目性。同时，作者也毫不放松的批判了其他任何人的任何缺点。但是假如我们排演的整个努力仅去着重表现故事中的突出事件——争论的中心点，而不去着重表现苏维埃人的高尚品质；只是表现出某些人的受批评，而不能表现他们高度自觉的自我批评的精神，那就会将事件歪曲了。所以，我们确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莫斯科性格是第一位的，而批评则是进行在这个基础上的。事实上，剧本里虽然有严肃的斗争但是没有一个反派人物，没有一个被否定的人物，也就是说明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再是阶级的斗争，而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我们处理这个戏的时候还碰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当我们初接触剧本时，曾有过一种简单片面的想法，认为结局只要波达波夫接受批评问题就解决了。这实在是一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认识。因为剧本的故事告诉我们，波达波夫的工厂在原来的基础上决定将五年计划在三年半内完成，已不是一件轻易的事，而是要用更紧张的劳动来解决的。因此，在这一原来的技术水平上，波达波夫是不能再接受另外的订货的。但在第三幕中，区委会通过了关于制造新机器的决定，并不是根据纺织厂一方面的要求，而是根据工程师克利伏胜彻底的研究了问题得出的科学结论：“将现在仍用手做的工作机械化，创造新的工作机器改善技术装备，改善工厂的运输工作。”这就是这个戏解决问题上的光辉的特点。这种思想贯通全剧，如在戏的结尾，格力涅夫、高尔本科、克利伏胜又在进行着另一个发明的计划，便说明了这种创造性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
排演上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怎样克服演员、导演和剧本的距离的呢？我们演员的情形十分不一致（导演上也一样），政治修养、生活经验、艺术作风各不相同：有些是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参加党的，有些则是自卫战争中参加革命的，有些则是北京解放后才参加工作的；单是在生活经验上说就有城市与乡村的不同，因此，要使这些演员（与导演），很好的去表现苏联的老布尔塞维克的性格，表现党内的思想斗争，表现苏联现社会中尖锐的主题，困难自然是极大的。
为了要在现有基础上获得较好的效果，我们在筹备阶段，便组织了以徐誉同志等负责的“莫斯科性格”工作组，主要的工作是负责搜集材料，作为学习的准备。接着，又组织了以刘郁民同志执行的包括韩冰、殷振甲、卢肃在内的导演团和演员小组，在院方的领导下做第一步的学习。我们先学习苏联的经济建设，取得理解剧本故事人物的根据。进一步就从文艺作品和电影去学习苏联人民的品质。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都认识到不将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一步，是没有办法演和导这个戏的。甚至有的新同志说：“等我演完莫斯科性格，我就要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了。”但是直至戏的上演，我们在这方面仍没有达到更高的成就。这因为一方面是时间过短；一方面是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毕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为了准确的表现剧本内容，我们在排演的初步阶段，并未强调喜剧风格问题，以免产生将人物丑化的偏向，而只强调表演的现实性，合理性。在这一阶段，演员都做了剧情研究，脚色分析，和单位目的的分析。
这个戏是苏联戏，很显然，我们没有苏联的生活经验并且也无法去体验生活，但是正如后来周扬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素质在新中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中正在成长着。有些具有较多的政治经验，创作经验的演员，便从中国的现实里取材结合到其他的条件来创造人物，使得自己扮演的脚色得到政治性与艺术性较好的结合。虽然有的演员，由于艺术修养的不够，没有达到更高的成就，但是已没有那种破坏性的形式主义的毛病。
戏是已经上演了，有这么多的指导和帮助，我们愿在不断批评中继续改进，为创造完整的艺术新风格而斗争。
二月五日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第6版()
专栏：
谈农民的语言
端木蕻良
在翻了身的新中国的农村里面，家家户户，不管是年老的，年少的农民们，都在说着一种新兴的语言，这是过去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语言。这些语言是从新的生活里面生长出来的，是新民主主义中国战斗的农民们，结合了毛泽东的思想行动，为了要恰当的传出自个儿心里的意思，才找到的语言。联结着农民自己的想法，又吸收了科学的革命的词句，人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智慧的语言。
语言是传达意识形态的最完整的工具，没有它便不能传达任何斗争的意志。没有科学的组织的革命的语言，也不会传达出科学的革命的真理。在这次郊区伟大的土地革命运动里，第一批土改工作所掀动的七十七个村庄里，已经有十万九千四百零四个农民参加了这一划时代的坚强的斗争。在五十天当中，经过启发，组织，反恶霸，划阶级，调剂和分配土地、农具、食粮、房屋的革命斗争里，农民提高了阶级觉悟，认清了革命的真理。开始创造和学习新兴的语汇，传出自己高度的革命思想和战斗情绪。
旧的日子是一去不返了。新的语言在新的日子里生长出来，和打了春的草籽一样，都爆开了芽儿来了。全郊区翻了身的十一万劳动人民都在说着自己的语言，劳动人民的科学言语。这种语言正在说出人民阶级觉悟的提高。
一种新的语言，已经和农民革命生活和生产劳动，在革命的农村里扎根。一天比一天，会更有组织更加科学更加丰富起来。
就拿农民顶喜欢说的：“翻了身”这句非常简单的话来说吧，它本身顶少都包含着三个主要意思：第一，是传达了打退了消灭了封建残余，人民心里的快乐和兴奋。第二，说明了人民已经从经济政治文化的捆绑里面解放出来的胜利的信心。第三，农民看见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同时，也看见了新的农村胜利的远景。
农民的创造性是无限的，他们创造的语言，真是无比的美好，它们的内容，是说不出的丰满，运用是想不到的巧妙。
比如瀛海庄的张兴玉，在斗争恶霸贾汝欣贾汝芬的头天晚上所召集的片会上说：“现在地主们脚底下三块砖，已经撤去两块了，绳子已经套在脖子上，想下来，也不行了！”他这话里包含着积极的意义是：群众已经起来了，恶霸吊颈了。现在他脚底下的砖撤去了两块，两下不着天，悬在半空里，想下绳套来也不行！
双河的贫农米山堂说：“有人问我说咱们参加共产党，好不好？我就对他说，当然好，因为咱们不参加共产党，也早就是解放军的人了！”
雇农宋振清在学习蒸馍的时候，整理他的经验，说：“碱使好了，用刀切一切，看看是不是有马蜂窝似的小孔，要有，就是碱使好了，这就是蒸馍的中心环节！”他用“中心环节”用得十分准确！可以看出这些科学的语汇已经和生活最细微的小节上凝结在一起。
在翻了身的农村里，翻了身的男男女女，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说着人民的革命的语言。像“反映”、“群众路线”、“劳动观点”、“劳动力”、“好劳动”、“搞生产”、“生产运动”、“检讨检讨”、“带头作用”、“有组织有领导”、“大封建小封建”、“反恶霸”、“斗争”、“诉苦”、“阶级成份”、“贫雇立场”、“基本群众”、“积极分子”、“领导干部”、“革命就是打仗！”、“土地改革就是和地主们开火！”这些话农民们都用得妥贴生动。而且充分的托出纯良的朴素的积极的人民新性格新品质。
这些科学的革命语汇和话语，经过灵活运用，结合了实际情况，再结合了实际的思想和智慧，就创造出一种完整的革命语言。比如在那一片地面上召开那一部农民的小组会，叫作“片会”。两个村庄的干部在约定的日子里常开会，叫作“碰头会”。没有异议，就说：“没意见！”干部在行动上表现了某种消极的倾向，就叫：“闹情绪！”机械的执行政策，就说：“不策略！”要把情况弄清楚，就说要“彻底彻底！”
翻了身的农民们在运用比较抽象的语汇的时候，像“积极”、“奋斗”、“具体”、“提高”，这些词儿，也都十分恰当，而且能够刚好说出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
在正在担当着中国人民历史的任务，向前奋斗的翻了身的农村里，也和大批积极分子从群众里涌现出来一样，同时的，从群众里出现了人类最崇高最庄严的最和谐的统一的语言。这是科学的语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中国人民真正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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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剪辑
山东青年文工团已于一月二十五日正式成立。团省工委书记刘导生同志及宣传部长李向群同志等均亲临指示。刘导生同志讲话中指出：青年文工团今后应在团的领导下，根据青年的需要，开展青年群众中的文娱活动，教育团结广大青年，提高广大青年的政治觉悟。会上其他同志发言一致认为：今后应加强团结，互相学习，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开展工农兵文艺方向，使文艺更好为工农服务；为中国的新文艺运动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