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斯大林——作家的朋友和导师
Ｙ·伊凡诺夫 作 王金陵 译
编者按：这篇文章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斯大林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重要思想。如大家所知，斯大林继续发展了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的原则，规定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苏维埃文学的创作与批评的基本方法。这种文学的重要特点是表现在艺术形象中的高度思想与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建筑在对人民力量的坚固信心之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介绍了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中的，过去没有发表过的，关于文艺问题的新的材料。其中提到对待非无产阶级文学的政策。斯大林明确地指示：对一切新的和旧的非无产阶级的文学，不能简单地采取禁止的办法，而是创造无产阶级自己的真正的艺术性的作品来竞争和代替它们。而且只有在竞争中，无产阶级的文学才能形成和凝炼起来。为了发展无产阶级文学，斯大林又指示：从劳动人民中，特别是从工人群众中，大胆地、放手地培养与提拔青年作家干部是具有极端重要性的。
一
苏维埃文学不仅在苏联读者中，而且在全世界千百万进步人民中日益获得更大的威望。它用充满力量的艺术形象，表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兴起和发展，描写这个社会的新的男女，新生活的创造者们。
那是全人类前途的远景。
列宁在差不多半世纪之前所说的预言是实现了：“那将是一种自由的文学，它不是为一个宴乐无度的妇人服务，也不是为那些倦怠的吃得太饱的‘上层的万把人’服务，而是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他们是国家的精华，也是国家的力量和未来。”
苏维埃文学达到这种卓越的成功，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苏维埃作家们的朋友和导师——斯大林对他们工作的经常的关怀。
不仅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的问题，还有布尔什维克的美学和文学政策的基本原则问题，都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就已经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里有了指示。
布尔什维克党在文学领域中所采取的基本原则就是列宁在那篇有历史意义的论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一九○五年）所规定的原则，那篇论文宣布了和详细规定了进步文学的党性的原则。列宁使人完全信服的证明了，文学只有成为有党的思想的、“公开地与无产阶级结合的文学，”才是“真正自由的”，它恰好跟拥护反动利益的“伪自由的”资产阶级文学相反。
这篇论文对社会主义美学的形成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撕毁了所谓“自由艺术”的拥护者们的假面具。应该记得，“自由艺术”的宣传者们和所有各色各样的颓废派们，曾经在俄罗斯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之后猖獗一时。后来斯大林关于这个反动时期这样说过：
“那时出现了一群时髦作家，他们‘批评’马克思主义，‘推翻’马克思主义，讥讽和嘲笑革命，宣扬欺骗，和在‘个性崇拜’的伪装之下歌颂性的堕落。”
斯大林，和列宁在一起，对这些打着无党无派口号的、反动势力的依附者们作了无情的斗争。斯大林暴露资产阶级的这个无党无派口号的真正本质，指出：“掩饰阶级矛盾，无视阶级斗争，缺乏清楚的阶级立场，反对策略，追求混乱和混淆阶级利益—这就是无党无派。”
在另一论文中，斯大林说：“打倒无党无派的假面具，政治路线的明确性万岁——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列宁和斯大林所倡导的党性的原则，已成为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中的主要因素。这些作家中间有一批是革命以前已经产生，成长和壮大了的。
大家都知道列宁给予伟大的俄罗斯作家玛克沁姆·高尔基的巨大影响。斯大林不辞劳苦的扶助劳动群众中产生的无产阶级作家们的成长，他把他们聚集在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报《真理报》的周围。
“我们愿意看到，”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在《真理报》第一期的一篇社论里说，“……工人们不止于同情而且积极地来参加我们的报纸。不要让工人们说写作是一种他们所‘不习惯’的工作；工人作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是在文学工作的过程里逐渐成长起来的。你们必须更勇敢地从事这一工作。你们也许会失败一两次，但是以后你就学会了。……”
《真理报》坚决地拥护斯大林的这个思想。在一九一四年的一篇论文《工人作家》上，《真理报》向读者们呼吁：“工人同志们，开始训练你们自己成为编辑，成为工人记者，成为工人文学家吧……给工人们机会！工人作家万岁！”
由于这些努力，《真理报》团结了很大一批无产阶级作家们在它周围作核心。其中有几个，例如德米阳·白德尼，终于成为出色的苏维埃作家。《真理报》的文艺版在工人阶级读者中受到广大的爱好。工人们在他们给《真理报》的信和意见里面不断指出这一版的重要性。据亲历其事的人证明，《真理报》所登载的诗歌被许多工人所记忆，他们把这些诗用他们自己喜欢的调子歌唱着。
《真理报》的诗歌一开始就向文学上的资产阶级颓废倾向挑战。它充满着对人民的力量的乐观信念，它号召群众去斗争。
二
十月革命之后，那怎样进行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新的艺术和新的文学——的问题，是被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了。列宁在革命的最初几年中，已经设计了一个发展文化的广泛的计划。列宁说，为了要创造新的文化，必需培养人民的知识分子干部，利用人类所创造的旧文化的成就中一切最好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新文化来。
列宁提出了文化革命的主张，认为这对于使广大群众获得文化和在全体人民中间发展一个文化的高潮，是非常重要的。斯大林对于实现这个主张和使它更向前发展，有无可计量的贡献。
苏维埃国家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到鼓励全苏联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斯大林在革命初年任民族事务委员部的委员长时，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曾作巨大的贡献。他号召各民族的共产党员尽力去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推进他们的社会主义教育。他起草了和实施了一系列以提高苏联各民族文化为目的的方案。
这一切都得到了收获。从苏联各个不同民族的劳动群众中产生的有才能的作家们开始出现。甚至那些在十月革命以前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也开始创造出他们本族文字的苏维埃文学了。
应该记住，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共产党，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曾经被迫对人民的穷凶极恶的敌人、帝国主义的代理者——托洛斯基派、布哈林派、及其徒子徒孙们进行了剧烈的斗争。社会主义的敌人，不仅想在一般的政治问题上，而且想在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的领域里，使人民迷失方向。他们拥护那种有毒的“理论”，说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说无产阶级是不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艺术和文学的，只能利用资产阶级文化的渣滓。这些都是厚颜无耻的失败主义者的挑拨。
斯大林暴露了类似这些与人民为敌的谎言的欺骗本质。他规定这初生的新文化的定义为民族的形式和社会主义的内容，而这深刻的定义就形成了新文化的特性。
“我们是在建设一种无产阶级文化，”他说。“那完全是真的。但这一点却也是真的，这种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无产阶级文化，在那些有着不同的语言、风俗等等的、卷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各个不同民族中间，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和表现方法。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趋向的全人类的文化。”
斯大林的苏维埃文化的定义，给苏联各民族文学的繁荣开辟了无限的可能性，并且对苏维埃各民族文化的发展的整个过程给予了无可计量的影响。
苏维埃文学一面成长发展，一面被迫对许多敌对倾向作坚苦的斗争，这些敌对倾向用各种五花八门的形式表现着溃败的资产阶级文学的抵抗。苏维埃文学并不是凭借任何行政法令的帮助，却是由于它成长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创造力量的事实，而赢得了这个斗争。
最近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和第十二卷里，包括了他过去没有发表过的给若干苏维埃文学家们的书信。这些信是一九二九到一九三○年间写的，它们使人回想起当时的历史环境，同时可以看出一个担负最重要的国家大事的伟大国家领袖，对文学的发展怀着多么强烈的兴趣。斯大林对文学的情况是十分熟悉的。他在如何对待“非无产阶级文学”的这个问题上给无产阶级作家们以贤明的劝告，那就是要他们创造出出色的作品，胜利地跟那一切为苏维埃社会所不需要的废物竞争，而驱逐它们。
“当然，‘批评’和要求禁止非无产阶级文学是很容易的。但是最容易的却不能认为就是最好的。这并不是禁止的问题，这是用竞争的方法，用创造出真正的、有趣的和有艺术性的、能够取而代之的、具有苏维埃性格的剧本的方法，来一步一步把那些新的和旧的非无产阶级的渣滓逐出舞台的问题。而竞争是一件巨大而严重的事情，因为只有在竞争中，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形成和凝炼起来。”
在另外一封信里，斯大林提出了提拔青年作家干部的重要问题：
“我想这是时候了，我们应当抛弃那种贵族式的习惯，专捧那些已经被捧上台的文学‘贵族’，”他这样说。下面又继续说：
“我们有千千万万有才能的青年，他们为了要对我们的建设工作的共同宝藏贡献他们的一分心血，正在排除万难，努力向前……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给这些年轻的力量以出路。”
斯大林的这些指示包括了一个整个的纲领。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苏维埃作家获得了显著的成功，一种强有力的文学已经成长起来了。
三
统一的苏维埃作家协会在一九三二年成立，包括了承认苏维埃政纲的一切作家们。作家协会成立之后不久，斯大林曾和许多苏维埃作家做过个别谈话，这些谈话对苏维埃文学的发展是有巨大的和真正历史性的意义的。斯大林在这些谈话中称作家们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把苏维埃文学的艺术方法定义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这个深刻的、科学的定义，照亮了苏维埃文学前进的整个路程和它伟大的远景，并且对作家的创作努力以及美学思想和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给了无限有益的影响。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箴言成为起草作家协会章程的理论部分的根据，而那章程又成为一个明确而深刻地具有创造性的纲领，它的基础是列宁——斯大林关于文学的党性的原则。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章程上说，“作为苏维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对现实从它的革命发展中作一种真实的、历史地具体的描写。不仅如此，对现实的艺术描写，其真实性与历史具体性，又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人民和从思想上改造他们这一任务相结合。”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保证在艺术创作方面有更多的可能来表现独创性，来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文体。”
在说到作家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指引之下的目标和任务的时候，章程说明要对建设中的社会主义作忠实的描写，用这个来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巩固苏联。
章程上强调文学运动与党的政策和苏维埃政府之间的密切而直接的联系的重要性，并强调作家们必须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对于具体的现实作密切而深刻的研究，因为这是文学的成长，文学技术的成长和文学的政治目的性、思想内容和实际效果的造就的决定性的前提。
没有深刻的生活知识，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不可能的。在苏维埃政府初年，列宁劝告作家研究“星期劳动经验”，以发现和表达新的社会主义现实的萌芽。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里，列宁说：“如果我们要观察，就必须从下面观察，在那里我们可以在工人住宅区、在省里、或者在农村里考察新生活建设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斯大林劝诗人白德尼到巴库去旅行的时候也对他提出类似的劝告：“假使你还没有见过油矿上的密林般的起重机的话，那末你等于是‘什么都没有见过’。我相信巴库会供给你丰富的材料，让你写出‘曳引力’这样的作品。”
社会主义文学的特点是勇敢的乐观主义，生命的欢乐，和对工人阶级力量的信念。列宁在那些反动的年代中写给高尔基的一封信里谈到：“必须对政治的颓废、变节、哭泣等等进行有系统的斗争”。他认为用与工人阶级解放斗争联结着的乐观主义的文学来反对这种颓废文学是极端重要和必要的。列宁关于高尔基与《启蒙》杂志合作的事曾经写信给他说：“……你只能容许民主的小说，不容许任何的哭泣和变节。”
斯大林也认为乐观主义是布尔什维克的信条和苏维埃作家的信条的一个特点。在上述的给诗人白德尼的信里，他说：
“你现在是在一种‘快乐的心情’中，这是非常好的。‘世界的忧愁’这个哲学，不是我们的哲学，让那些正要完蛋的和已经活过了他们的年限的人们去忧愁吧。”
斯大林推崇的正是那些表现了生命的欢乐的作品，和表现了对人类的信心，表现了对那些战胜一切阻碍的人，人间幸福生活的建设者和创造者的信心的作品。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对高尔基的故事诗《少女和死神》是多么重视。这首美丽的故事诗叙述死神如何在那位维护自己的爱的权利的少女的热情之前败退。
斯大林在高尔基的包括这首诗的一个集子上写了如下评语：“这比歌德的《浮士德》更有力量（爱征服了死）。”这句话就把高尔基作品的最本质的显著的特点指出来了——这就是他的热情充溢的乐观主义，跟一切资产阶级文学的悲观主义正好相反，这种悲观主义是连歌德在那篇达到他的创作活动的最高峰的、并且也是资产阶级文学的最高峰的作品里也还不能够克服的。
这句现在已经很著名的话也是斯大林说的：“玛耶可夫斯基曾经是并且继续是我们苏维埃时代的最好的和最有才能的诗人。”玛耶可夫斯基的作品的出色之处，就在于用锐利的诗句所表现的高度思想内容，党性，热烈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和生命的欢乐。
这样，我们可以知道，斯大林对文学的主要要求就是高度的思想和乐观主义，这一切当然必须具体表现在高度艺术性的形式里。
一切文学的首要问题是“人物”的问题。我们知道现代反动文学的主要“人物”就是盗贼、侦探、娼妓、色情狂者、精神病者和谋杀犯。像这类的作品，在苏维埃人民中只能引起憎恶。
苏维埃文学创造出属于新的人民的性格，那就是劳动和创造的人民的性格、幸福生活的建设者们的性格。苏维埃文学上的最美好的人物，苏维埃文学的最高成就，就是斯大林在一九三三年全苏联第一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会议上所说的那种人物：“工人和农民埋头苦干，毫不声张地建设工厂和制造厂，建设矿井和铁路，建设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创造生活里的一切美好的事物，把衣食供给全世界——这就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创造者。”
这些男子和妇女就是苏维埃文学里的人物。
四
在战争的艰苦年岁中，苏维埃人民被迫拿起武器来保卫他们的国家和他们所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在这个斗争中鼓舞了苏维埃人民，并且领导他们得到了胜利。
参加对外来侵略者的抗战的先锋队伍中间，有一个队伍就是苏维埃作家们。苏维埃作家们在战时所创作的作品，具体表现了人民的爱国主义的伟大力量和苏维埃男女的英勇行为，巩固了苏维埃人民的胜利的意志。
战后苏联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社会主义逐渐转变到共产主义。在这一时期对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是头等重要的，苏维埃文学的任务是加重了。
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联共中央委员会在最近几年关于文学艺术问题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性的决议。
这些决议谴责了钻进文学、艺术、舞台和银幕的、歪曲苏维埃人民的形象和社会主义现实的那些无思想的，非政治性的作品，制订了引导出更好的创作成绩的明白而确定的美学纲领。这些决议特别强调这种事实：那给予生命的党性的原则，是苏维埃文学的灵魂，而作家们只有在文学活动中被那构成苏维埃制度的重要基础的东西，即是苏维埃政策所指导着，被人民的利益、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所指导着，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人民向他们提出的高度要求。
苏维埃作家是面对着一种需要专心从事的庄严的任务，就是表现苏维埃人民新的品质和精神财富，深刻而勤勉的探求新的现实，和表现苏维埃社会的明天的景色。为了帮助新事物的诞生，他们必须鞭笞那些妨碍进步的过去的残余。
所有这些任务，都是跟坚实地提高艺术技巧水平的要求不可分地联系着的。所有这些任务，对于更进一步加强布尔什维克的文学批评都有直接的意义，因为只有勇敢的正直的批评，对一个作品的所有优点加以慎重的评判，同时揭发它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处理上的错误，才能激励文学的进步。
日丹诺夫，这位列宁、斯大林思想的热烈宣传者，曾经说到过斯大林对于一般的批评和特殊的文学批评的重视。他说：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如果我们要保存我们的干部，并且教育和培养他们，我们就不应该害怕得罪任何人，就必须不害怕勇敢的、有原则的、正直的、和客观的批评。假使没有批评，任何的组织、包括文学的组织在内，就会腐朽下去。没有批评，任何病症都会深入膏肓，难于救治了。只有勇敢和坦白的批评才能帮助我们的人民改进自己，引导他们前进，和克服他们工作中的缺点。那里没有批评，那里停滞和腐蚀就会生根，那里就没有进步的余地。”
这些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启发了作家们和整个的苏维埃艺术知识分子群。它们支持了作家们和艺术家们的最好的创作努力。苏维埃文学艺术在整个领域内都获得了更大的成就，这就证明了它们所给予的有益影响。
莫洛托夫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一周年纪念的讲演词里说：“我们有权利骄傲苏维埃艺术的成功，特别是最近苏维埃文学的成功，这是党的领导和指示的不小的成就。我们的文学、电影和其他艺术部门是日益被许多作品所丰富着，在这些作品的人物里显示了事件的思想本质和苏维埃时代的人民的努力。”
苏维埃作家们仔细地研究斯大林的著作，并且在这个马列主义的生活百科全书中找到了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那是一个照明前进道路的灯塔。
苏维埃文学中的每一种最好的东西都是和斯大林的名字、和他的思想以及和他的箴言相联系着的。所以苏维埃作家的最好的作品每年都得到带着他的名字在上面的褒奖。在苏联这是对创作努力的最高的报酬。
（译自苏维埃文学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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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苏联电影欢呼！
庆祝苏联电影事业三十周年纪念
蔡楚生
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特别是一个电影工作者，在迎接中国新的文化建设中，会更清楚而痛切地看到帝国主义和反动政权用以奴化人类奴化同胞的毒素电影，曾是如何地腐蚀过中国人的灵魂；另一方面也更清楚而真切地看到了苏联的电影是如何直接地在鼓舞着我们人民起来对压迫者作无情的斗争，和使我们的工作者看到了真正的人民电影的光辉典范，而遵循着那样的道路作不息的奋斗。
对于那些饱含毒素的电影在中国所起的恶影响，我们是有着痛苦而耻辱的记忆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政权之勾结美帝，投靠美帝，于是随着用以屠杀中国人民的枪炮，随着用以作经济侵略的货品，那些华尔街金融寡头们所制造的毒素电影，就像洪水般比抗战以前还要多量地涌到中国来了。反动政权在进口，检查，演映上，都给予以一切的便利，而使它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占有了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数量，使最好最大的以及所有的影院几乎都控制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除了少数进步人士所制作的，也正在受迫害的作品之外，那些电影的内容，不是在夸张帝国主义的威力如何强大，就是在宣扬侵略者对弱小民族的杀戳如何勇敢；不是把阶级矛盾日益深刻化的金元国家粉饰得天花乱坠，就是把上帝抬出来作愚民的说教；不是在卖弄色情的低级趣味，就是把人写成野兽，……就是这些，使我们都市中的有闲阶级和小市民层受到了深刻的毒害——无数少爷小姐们在爱慕着银幕上的那些所谓大明星，从灵魂到行动，衣饰，都模仿得一模一样，甚至会慊恶自己是一个苦难的中国人！
这种制作，也使一些御用的或落后的电影工作者热狂地从事模仿，在反动政权公开作反苏、反共、反人民、反进步的行动中，他们就摄制过许多歌颂国特流氓，以及恐怖色情等下流无耻的制作。
但中国觉醒了的工人学生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却是始终在热爱着苏联片和中国进步的制作的。当《生路》、《成吉思汗的子孙》、《女性的消遣》、《马戏团》、《金山》、《我们来自克隆斯达》、《夏伯阳》（因手边无材料，未能尽录）……等这些优秀的制作先后在中国放映时，虽受反动当局的压迫，以至仅能在很冷僻的戏院中上映，但许多人仍是抱着求知的心热烈地去作观摩，学习。在那些片子里，我们看到了旧俄沙皇的统治是如何的残暴，和人民大众之如何地受着压迫，也看到了觉醒了的人民英雄们在联共（布）党和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对内外的敌人在作着如何英勇的斗争；我们看到了旧俄腐败的统治机构如何一步步地在走向崩溃灭亡，也看到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如何艰辛和伟大的在进行着各种建设；我们看到了在旧的世代里被践踏压迫的成千成万的劳动人民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也看到了在旧的世代里带来了许多恶习的人们，在新的社会里都被改造成为有用的斗士；我们看到了苏联革命后人民大众愉快幸福的生活，也看到了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将随着苏联革命的胜利而起来斗争，……它们教育着我们观众中的许多工人、学生、知识分子，走向革命，走向战斗，同时它们也影响着我们中国电影工作者中的优秀分子们，走向积极，走向进步，从而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不顾艰危地摄制了许多有进步意义的作品，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在当时，左翼的电影既蓬勃地发展起来，反动的统治者除了利用特务流氓进行种种恐吓和打击外，还利用一些文化界的流氓，在摄制一些所谓“软性电影”来和进步的电影对抗。他们所提出的口号，是电影对观众的作用应是“眼睛吃的冰琪琳，心灵坐的沙发椅”。这种谬论的最终目的，最好的说明就是他们在抗战中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上海之后，他们竟没有一个例外地都投敌附逆做了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汉奸！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中，中国进步的电影工作者都继续着过去那样的奋斗，和不断向络续运到中国来的更多量的苏联电影学习，我们用进步电影的这一文化武器打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们，也用这一武器打击过国民党的反动派。
在长春、北京等地先后获得解放之后，中国人民的电影事业便很快地在成长起来了。中国人民在斗争中的业绩，抗日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以及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些都已先后被摄成故事片，或在计划着要把它摄成故事片，同时，也摄制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纪录的电影。
这在中国的电影文化运动上又跃进到一个新的起点，新的阶段。
我们应该指出，苏联电影给予中国电影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今后的中国电影还要继续和扩大地去接受这种影响。同时，苏联优秀的电影工作者也正在给予我们以实际的帮助，或将给予我们以帮助，我们相信，年青的中国人民电影事业会因此而加速地成长起来的。
欣逢光辉的苏联电影三十周年纪念，谨致我们最热烈的庆贺和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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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一座伟大的文化宫
从普式金纪念说起
萧三
“整个苏联都成了普式金的神庙”，——参加了去年六月普式金一百五十岁诞辰庆祝大典的十八个外国作家之一，智利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Neruda）的这句话，说得真妙。
记得还是在诞辰之前好几个月，苏联全国各地，以及外国某些地方就都已开始迎接这位俄罗斯伟大诗人的冥寿纪念。我们是去年三月底由北京启程赴巴黎——布拉格参加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四月初经过西伯利亚铁路各个车站时，就下去买当地的报纸；到了莫斯科又看到首都的报纸。那时所有的报纸上面，就都已有了各地纪念普式金的新闻：某地某组织集会，某人作关于诗人的报告，某地出版某人关于诗人的论著，某地某学校某团体如何研究、朗诵普式金的诗……
我们在布拉格开完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之后，四月底回到了莫斯科；参加了红场上的“五一”大检阅；参观了许多博物馆、图书馆，以及教育的、生产的、文化的等等建设；会见了许多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这些印象每个人都堆满了一脑子。但大家特别深刻地感觉到，亲眼看到和亲身接触到的是：苏联的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真是繁荣、昌盛，真是百花竞放，万紫千红。一句话，整个苏联国家就是一座伟大的文化宫！
当普式金纪念的日子，这座文化宫更显得分外堂皇，非常美丽、特别辉煌。
由于全苏普式金委员会的邀请，笔者很幸运地就在那些日子里又到了苏联。从入境的第一天起，在西伯利亚的路上，以及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普式金城、普斯可夫、米海洛夫村、斯大林格勒、基辅等等地方所见到的，可以说是：全苏联所有的城市和乡村，一切街道和广场，一切机关、企业、学校和住屋，没有例外地都布满了纪念普式金的装璜。我记得，到处都是诗人的肖像挂在高楼大厦的，贴在学校俱乐部墙上的，嵌在汽车电车车头的，插在集体农民拉车的马背上的，画在小学生练习簿上或印在巧克力糖的纸包上的——有大有小。到处都是诗人的诗句——用大幅红布写的以外，最多的却是用长大的木板，写上他的诗句，钉在屋宇的墙壁上；或者木板下面装上桩脚，钉在通衢大道和广场上（这在由列宁格勒到普式金城约五十里的大路两旁特别多，几乎每隔二、三百步就有一块）。再则，到处都是普式金故事诗的图画——什么《渔翁和小鱼的故事》，《牧师和他的工人巴尔达的故事》，《关于萨尔丹皇帝，他的儿子……和美丽的天鹅宫主的故事》……在各个大地方，特别是在米海洛夫村的草场上，高高的木架，五颜六色的屋子呀，海呀，鱼呀，金公鸡呀，老头呀，老太婆呀，皇帝呀，公主呀，……你走在那些图画中间，就好像是游那故事的“仙境”。
记得，差不多所有大小商店的玻璃窗里都是普式金的像和诗。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一连几栋大厦的下面一层的大玻璃窗里，特别陈列了根据普式金的诗作所排演的各种歌剧、舞剧的舞台照片，以及凡是与普式金的生活和创作有关的地方的大幅照片。
所有的商场以及流动小书文具摊，这一向卖的多是关于诗人的像和与他生活创作有关的五彩明信片。
至于普式金的著作，呵，这更是了不得的多！各大小书店（而这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又是特别多的）在这些日子里几乎全是销售他的全集、选集、单行本，和他的画像。全集选集等等是由各个出版局印的，有大号本的，中号的和小小号的，都装订得非常漂亮——凡是买过苏联文艺的精装书的都知道，它的装订简直可说是奢华极了。而价钱又极便宜。这样的书不但在书店里卖。这一向，在各市场，各书报摊上都可以买到。比方在普式金城所举行的普式金博物馆开幕仪式时，博物馆进口处的走廊上就摆满了吸引到会者的无数种类的普式金的创作，和文学史家与批评研究者关于诗人的许多许多的书。
记得法捷耶夫在莫斯科大戏院纪念普式金百五十岁的大会上致开幕词中说了，自有苏维埃政权以来，普式金的著作在苏联用七十六种文字出版了五千六百万份。这就是说，在苏联平均每一个家庭都有一部普式金的著作，全苏联的人都捧着普式金的遗产在自己的手里。西蒙诺夫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又具体讲到，十月革命后三十二年之内，普式金的创作在苏联出版了四千五百万份，而在纪念的日期又特别出版了一千一百万份……
——这就可想而知了。但我应当告诉读者一下的是，出版了这样多的书，还是供不应求。因为苏联的读者不断地增加，一切书籍、刊物，尤其是报纸的数量现在还是不能充分地满足读者的需要的：每每一本新书出来，在市场上很快便卖光了，后到的只有向隅。不说别的，我向苏维埃作家联盟外国文学委员会的一位老朋友索一部中号的普式金全集时，他都经过一番努力才找到。在送给我的时候，他并不隐瞒自己“够朋友”的得意的脸色。
书，就单凭出版书籍的数量和质量一点来说，整个苏联就真是一座伟大的图书馆，一所伟大的学校！
每个工厂和集体农场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这不消说了。差不多工人和农民的家里都有自己的图书架子或柜子。每个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教育技术的工作者都有自己丰富的图书，这更不消说了。差不多每个小学生在家里也有自己的小小的图书馆。说到这里，我万分羡慕苏联儿童的幸福：为了他们，设有国立的专门的儿童文学出版局。为了他们，苏维埃作家联盟特别召集全会讨论儿童文学。苏联的孩子们，可以说，从开始学着讲话到唱歌、听故事，到识字、上学，总之从很小的年龄起就都浸浴在文学艺术的大海里面了！
而在纪念普式金的日子里，苏联的儿童可以听到和读到多少诗人的创作呵。那一个幼稚园和小学中学里不朗诵和扮演普式金的创作！
一位老革命，现在作某机关负责工作的同志，一次在闲谈中对我说述，他和他的许多朋友，在小时就都爱读普式金。因此他说：普式金真是人民的诗人。
一位新著名的作家——波利斯·玻列伏依在普斯可夫城州立话戏院里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致词时说，这次卫国战争中，某地某游击队员战死之后，发现在他的口袋里，除斯大林在战争时所发表的文告命令等等外，有一小本普式金的诗集，据说是因为普式金的诗能够帮助和更加引起战士们对祖国的热爱。因此玻列伏依在他致词的结尾喊了一句口号：“普式金同志万岁！”
这真是诗人最大的光荣！
普式金于一八三六年（去世的前一年）写的一首诗《纪念碑》中说：
“我给自己立下了神工创造的纪念碑，
民众到那儿去的径路上不会生长青草”……
“不，我不会死的——灵魂在珍贵的诗歌里
比我的骨灰活得长久，也不会腐烂——”
“我将永久地和人民亲近”……
诗人的这些预言，现在完全实现了。但普式金的光荣，他的祖国——苏联的光荣还不止于此。现在是超过诗人所想像的了。假如他在那首诗里曾说：
“我的名声将在伟大的俄罗斯到处流传，
它现有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那么，现在他的名声已经在全地球上面到处流传，全世界现存的一切的语言都讲着他的名字了。
看，集中地在莫斯科庆祝纪念诗人的那些日子里，无论是在普式金广场，在诗人铜像跟前举行的露天大会上，无论是在国立歌舞大戏院和在职工大厦圆柱厅所举行的纪念大会上，以及后来在列宁格勒，在普式金城，他念过书的学校里，在诗人的墓前，在他被流放过的米海洛夫村……所有的纪念会上，除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代表之外，还有从南美洲到中国一共十七个国土来的人们参加。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和人民的诗人——亚列山大·普式金是具有国际的意义的。因为他的巨大天才的影响，既普及于“伟大的俄罗斯”——今天团结成为“自由共和国不可摧毁的联盟”和斯拉夫各兄弟民族；同时他的诗作直接通过继承它的伟大俄罗斯文学，有力地和光辉地汇入了人类文化的世界巨流里面。
很有趣味和意义的，记得在莫斯科大戏院和职工大厦圆柱厅的纪念大会上，以及后来许多大会上，苏联各个共和国的文化文学界的代表无一不说到普式金对他们本国文学的影响；他们和外国作家们除都讲到这一层之外，还大都举出自己本国最伟大的诗人作家的名字来。大家都要这样说，主要的是，由于看到苏联这样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便自然也想到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来。因此笔者在那个会上的讲话就提到我国的屈原到鲁迅，德国的倍歇尔就提到哥德，罗马尼亚的斯唐古就提到艾米聂斯古……匈牙利作家格尔格·商多尔在普斯可夫城举行的大会上更坦白地说道，匈牙利的人民由于普式金才知道自己的古代的诗人。
这完全是真的，自然的。当政权握在反动集团的手里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文化艺术是从来不尊重的。反动派尊重的是金钱，是武装，是摧毁文化的一切利器。资本主义是仇视诗歌的——马克思这样说过。而当人民作了自己国家主人的时候，特别尊重自己的历史，自己文化的优良传统。
就拿普式金为例吧。在沙皇时代，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一六年，这十年之内，他的著作只出版过五百一十万份。可是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六年这十年之内就出版了二千一百万份。又一个数目字。一九○七——一九一六年旧俄时代用各民族文字翻译普式金的书只出版过十三部，共三万五千份。但在一九三六这一年之内，就用五十种民族的文字出版了一百万份以上。（上面已经说了，三十二年来在苏维埃政权下，已经有七十六种民族的文字，出版了五千六百万份）。
因此法捷耶夫完全有根据地讲到，“只有十月革命和三十多年苏维埃政权及布尔什维克党对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才使得普式金的遗著成为真正人民的财产，并表露出他的天才对人民的真正意义”。
就单从纪念普式金这一件事来看，也应该肯定说：苏联真是一座伟大的文化宫！
（一九五○年二月十日普式金逝世一百一十三年纪念日于北京）
第5版()
专栏：
苏联电影是教育人民的有力工具
刘竞译
苏维埃电影艺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艺术，它执行着，以列宁—斯大林伟大学说的精神来教育劳动者的崇高任务。苏维埃电影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它具有高度的思想性，是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它反映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重要的和人民最关切的主题，显示出苏维埃人民为争取共产主义无比的劳动功绩及光荣的、献身的斗争。
列宁和斯大林都曾屡次地强调过，电影艺术在教育群众的事业中是有着巨大意义的。
在一九三五年苏维埃电影十五周年时，斯大林同志曾写道：“电影在苏维埃政权手中，表现着一种巨大而珍贵的力量。它具有对群众精神影响的特殊可能性，它可以协助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人民，组织群众从事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政治战斗力。”
党和政府始终不渝地关切着苏维埃电影艺术的各方面的发展，关切着提高苏维埃影片的思想艺术的品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思想意识问题的具有历史性的决议，确定了苏维埃电影发展的新阶段，给它的成长开辟了新的道路。
苏维埃电影艺术家，以很多卓越影片的创作回答了党的关切。如出色的传记片《列宁》，及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影片《米秋林》、《青年近卫军》、《真实人的故事》、《第三次攻击》、《光荣的裁判》、《科学院会员巴甫洛夫》、《远方的未婚妻》等等，都获得观众的拥护。在这些影片中，明显地与使人确信地表示出英勇的苏维埃军队的光荣胜利，苏维埃人民爱国主义的伟大力量，以及他们对列宁——斯大林党与雄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忠诚。
但是，苏维埃电影工作者，在人民的前面仍负有很多的任务。因为到现在，平庸和不好的影片仍出现在银幕上。如在一九四八年苏联电影部制出的那些不够标准的影片：《列车东去》、《金色的号角》、《菲尔干的女儿》等等。这些影片的出现，证明了电影工作者在完成他们面前的任务时，做的还很不够，他们还没有使每一部制出的影片都具有高度的思想和艺术的水平。
活动在苏维埃电影界的世界主义者们及类似他们的苏维埃现实主义艺术的反对者们，给我们的电影带来了许多损害。他们诽谤苏维埃电影，恶意批评苏维埃电影的成就，赞美资产阶级的堕落电影。
在电影部组织内曾为自己筑了巢穴的反爱国主义集团，已被揭露出来。应当彻底粉碎孤寡无亲的世界主义者，进一步切断阻挠苏维埃电影提高和发展的一切企图。
苏维埃电影工作者应该不屈不挠地提高影片的思想和艺术的水平，同时努力使每一部影片都能深入到我们国家最广大的劳动人民阶层中去。
应当记住：如果最优秀的影片不实际地有组织地深入到群众中去，那么，它也就不能够达到应有的教育效果。必需使每一个苏维埃影片成为国内广大人民的财产。这就是说：每部苏维埃影片都应适时地在我国每一个地区里放映。
可惜，事实却说明了许多电影院和巡回放映电影的设备，还非常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同时并不是一切影院都已修缮好了，一部分电影放映技术仍然是低下的，放映的条件与声音也不好。这种情况对乡村电影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和吸引观众到电影院来是一个重要的障碍。仍有许多党和苏维埃的机关不重视这件重要的事业，他们对电影机关领导不强，同时也没有经常监督他们的工作。
战后几年来，在复兴和开拓电影设备方面及整顿正规的乡村电影设施上，都进行了庞大的工作。
就电影场的数量说，国家电影网已超过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四十二。在莫斯科州和司维尔罗夫州，在立陶宛，摩尔达维亚，拉脱维亚，塔吉克和爱沙尼亚等共和国的电影网特殊显著的增长起来。
现在，电影已渗入了我国最辽远的角落去了，它促进苏维埃人民的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培养他们爱自己伟大祖国的骄傲感情。
莫斯科州在电影设施方面获得了伟大成就，它已具有一千五百个电影场。在大多数的集体农场中，都正规地放映电影。在这一州里，开设了四十四个电影机补给站；因此，几乎全部排除了低陋的电影设备。所有这些方法保证了城市和乡村电影设施的执行超过了计划。
但是，在改善乡村电影设施方面所做的仍然很不够。在许多共和国和州中，关于这件事仍存在着不少的缺点。
彻底改善乡村电影设施最基本的条件，是地方党的组织对电影机关的领导工作。相信，那里能得到党的州委会及区委会的关心和帮助，那里就会不断地改进乡村电影设施。这就是为什么应注意莫斯科州与罗斯托夫州联共（布）州委会工作经验。不久以前，这些党的州委会全面地检查电影机关、影院和巡回电影的工作，同时计划保证重要的改善乡村电影设施的具体方案。
地方党组织应有步骤地领导电影机关，帮助改善乡村电影设施，应当记着：电影是对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方法。
（译自一九四九年三月苏联《文化与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