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7 月 2 日 · 第 3 版

苏联《在国外》周刊第二十二期报道，生活在北美的普通跳鼠，嗅觉比狗高几个数量级。跳鼠体小，温顺，容易驯养。

苏联《科学与技术》月刊第五期报道，一艘运载木材的自卸船驶往加拿大。卸货前先往一侧船舱的水柜里进水，船只倾斜后木材滚向停船处。卸完货，水泵抽出水，船只恢复原状。

美联社六月二十一日报道，这是由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研究出的，这样就可对他们迅速地加以治疗。患艾滋病的孕妇在妊娠期间把此病传给胎儿的可能性是三分之一。

合众国际社六月二十二日报道，这个轨道器重三百磅，造价五百万美元，将探查月球的两极，以及水、氧气和对开发太空极为重要的其他资源。

北京崇文区服务公司谢能兴：我认为《“高自联”部分头头贪污腐化》（６月１６日）一文，转载及时，很有针对性，它使我们看清了“高自联”头头的庐山真面目。河南伊川县驻军某部杨茂章：这伙人口口声声喊“打倒官倒、惩治腐败”，自己却自食其言，言行不一。他们借动乱之机争权夺利捞取政治资本，明目张胆地搞贪污腐化，欺骗了许多善良的学生和好心的人们。

山西侯马市李小民：贵报刊出的《谣言止于智者》（６月１５日）一文，我认为对广大群众起了很好的辟谣作用。在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前后，海外一些敌对势力，大肆散布谣言，惟恐中国不乱，文章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形势，擦亮了眼睛。大连陆军学院李文善：《谣言止于智者》一文写得好，有理有据，彻底揭穿了造谣者的虚伪，使大家对他们的所谓“新闻自由”、“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河南鄢陵县只乐乡吕屯村粱林安、梁东林等３９位家长：贵报的连载《他用微笑征服了学生的心》（６月１日——６月２０日）一文，我们看后收获很大。以前我们教育孩子，往往简单粗暴，结果是事倍功半。我们通过共同听读（农民很多不识字，往往一人念众人听）此文，认识到，要想教育好孩子，必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持之以恒，循循善诱。同时，做家长的还得以身作则，处处做孩子的表率。

我猜想，穆哈迈德必定是在同哈肖吉串通从事出售军火的勾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充当诱饵。穆哈迈德亲王大约５０岁，身着白色长袍。
    从那次以后，帕梅拉就经常乘飞机来往于世界各地之间。她年轻，漂亮，受到了很好的训练。按哈肖吉的命令办事，她不缺少任何东西。她也随时准备做人们希望她做的一切。
    她就是这样被安排同中东的其他人物会晤的。她曾被安排同卡扎菲上校的堂弟艾哈迈德·卡扎菲—迪亚姆（利比亚秘密机构的第二号人物）见面。
    帕梅拉叙述说：“这次我又是被当成了‘礼物’，目的是博得艾哈迈德·卡扎菲—迪亚姆的信任。我们是在米兰见面的，他很快就主动提出为我支付１万美元，存入我在巴黎的帐号上。我另外还立有两个户头，一个在伦敦，另一个在德里。”
    帕梅拉以巴黎为基地继续干自己的事。在不充当哈肖吉的工具时，她便处理自己的事务。
    卡扎菲上校的堂弟艾哈迈德·卡扎菲并没有忘记帕梅拉，他一直在密切注意着帕梅拉的行动。他之所以对帕梅拉的行动十分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帕梅拉有时前往离巴黎很近的布鲁塞尔去同北约的高级军官见面。于是，在１９８５年，艾哈迈德·卡扎菲请帕梅拉到利比亚同他会晤。帕梅拉说：“我是乘艾哈迈德的私人飞机前往的黎波里的。给我安排的宿舍里摆满了鲜花和水果。但我被要求不得离开宿舍。于是，我就在宿舍里等待艾哈迈德。等了很久以后他才到来，并且他只在我宿舍里呆了两个小时。那天夜里，他要我不向外界披露我抵达的黎波里的消息。在这个伊斯兰清规戒律十分严格的国家里，男人不吸烟，不饮酒，并且只同自己的夫人同居。正因为如此，艾哈迈德不愿别人看见我。”
    帕梅拉答应了他的要求，没有对别人透露她在的黎波里的情况。虽然她很怕艾哈迈德（她在笔记中写道，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会杀了我”），但她仍同艾哈迈德保持着电话联系。正因为如此，艾哈迈德得以知悉帕梅拉在英国的工作进展情况。在伦敦，帕梅拉象一颗流星一样令人注目，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她的通讯地址簿上增加了许多名人的地址，以至她很快就跻身于英国政坛的名人行列。艾哈迈德·卡扎菲最感到惊异的（也是他最感高兴的）是，他的这位情妇很快就成了英国下议院的资料员。帕梅拉几个月中几乎征服了整个伦敦，所有的英国绅士都吹捧她。
    （四）

【日本《日经产业新闻》６月１９日报道】英国首次波力发电实验正在苏格兰海面的埃滋雷伊岛进行。实验用的波力发电装置是以设在贝尔法斯特的女王大学为中心开发的。以该大学的威特克教授为首的研究小组得到能源部３０万英镑的研究费试制的这个装置，功率为４０千瓦。
    这个发电装置的工作原理是，波浪进出箱型压力室时产生的气流推动涡轮发电机运转。
    如果实验成果良好，研究小组计划在下一阶段进行功率１５００千瓦的大型波力发电装置的实验。

【法新社巴黎５月３日电】题：制片商克洛德·莱卢什向法国政府捐赠影片《拿破仑》的版权
    电影制片商兼导演克洛德·莱卢什５月８日同文化部长雅克·兰签订了一份关于把他拥有对《拿破仑》这部影片的各种版本的所有权捐赠给政府的公证书。《拿破仑》这部影片是由阿贝尔·冈斯导演的，在世界上很有名。
    雅克·兰对克洛德·莱卢什的行动感到“很激动”。克洛德·莱卢什曾于１９６９年在弗朗索瓦·特律福的倡导下共同为阿贝尔·冈斯导演的最后一个版本进行了复制和配备并加上了一些场面。阿贝尔·冈斯的这部影片的第一部无声版是在１９２７年拍摄的。雅克·兰对“这部可敬的影片的复生”表示了祝贺，他希望这部影片能于明年公演。
    克洛德·莱卢什则说他在５０年代第一次看到的阿贝尔·冈斯导演的《拿破仑》影片给他的一生造成了“冲击”。他说，“由政府来在世界范围内经营这部影片比由我来经营要更好”。
    经营《拿破仑》这部影片（其中第一个无声片版本将于今年６月在巴黎市政府前的广场上放映）的收入所得将用来改善这部影片的其他３个版本：１９２７年的原版《阿贝尔·冈斯所看到的拿破仑》，１９３８年的有声版《拿破仑
    ·波拿巴》以及１９７１年复制完的有声版《波拿巴和革命》。

《格雷厄姆·格林传》第１卷于今年４月和６月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发行。
    这部记述英国著名作家近８００页的传记第１卷是该书作者诺曼·谢里花了１４年时间，足迹踏遍几乎整个世界，受尽各种疾病的折磨，收集了２０多吨材料，从中整理、创作而成的。传记第２、３卷需要再用３年时间才能完稿。
    为了写这部传记，谢里沿着格林的足迹，踏遍了他去过的世界每一个角落，找到了他的《权力与荣耀》、《问题的核心》和《爱情的结局》等小说中用作背景的几乎所有地方。
    一路上，谢里历尽艰辛，受尽折磨。在巴拉圭，他身上长了坏疽，在非洲，他染上了肝炎和热带糖尿病，在英国，一次车祸使他一度失明。
    谢里承认，有几次他怀疑自己这样做是否必要，是否值得。他甚至产生了这样可怕的想法：到头来也许不是我为格林写传记，而是格林为我写讣告吧。
    然而，他毕竟坚持下来了。在这一过程中，他找到了作者的思想发展根源，找到了格林小说中一些最令人怀念的人物的原型。如在墨西哥的一座小村子里，谢里见到了格林４０年前遇到的一位男人，他的《权力与荣耀》中的一个人物正是以此人为原型的。
    他说：“这就是我周游世界的原因。如果格林说他在某地遇到许多困难，我就想到那里亲自看看困难究竟有多大。我认为，如果你想真正了解一个人，除了他本人，你还得了解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
    据说，谢里为了写传记中的一章，那是表现格林在家乡一所贵族学校的不快经历，竟用了３年半时间阅读有关的文件和材料。他认为“这一段经历对理解格林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段生活形成了格林的反叛意识，而反叛意识是格林作品的重要主题”。
    谢里还阅读了格林的大量日记、信件。他发现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是一位完全不考虑自我的人。１９７４年两人在英国一家俱乐部邂逅，格林要求谢里为自己写一部传记。此后，两人曾进行过多次长谈。
    格林给谢里的印象是：他深居简出，沉默寡言，十分腼腆，不喜欢多谈自己。
    格林欣赏谢里过去费尽１０年心血为约瑟夫·康拉德写的一部长篇传记，这正是他亲自邀请他为自己写传记的原因。
    谢里是爱尔兰人，为了在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搜集格林的材料，几年前移居美国，现任圣安东尼奥市特里尼蒂大学的文学教授。今夏，他还将与格林再次会晤，然后去越南、扎伊尔，可能还要去古巴。
    尽管格林对这部传记持怀疑态度，但是谢里已下定决心，决不能半途而废。
    他说：“我们都是行将就木的人，将要从地球上消失。但是世界上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我要做这些事件的见证人。这是为了纪录在案。”
    使谢里感到沮丧的是格林至今未对传记第１卷作任何评价。他说：“书中有大量他不希望我发现，可能以为我不会发现的事情。”“私下里我听说——虽然我不知道是否确实——这本书勾起了他一些痛苦的回忆，尽管他承认，书是写得不错的。”
    格林生于苏格兰的哈福德郡，从５０年代便开始移居法国的昂蒂布，至今仍住在这里。今年１０月２日年满８５岁。他在牛津大学毕业后，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４０年在《泰晤士报》任职，第２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英国驻塞拉利昂外交官。１９２９年第一部小说《内心人》问世。代表作有含蓄地预言美国可能卷入越战的《沉默的美国人》（１９５５）、轻松讽刺小说《我们在哈瓦那的人》（１９５８）以及后期重要作品《病毒发展的病例》等。他还出版过《散文集》（１９６９）、《短篇小说集》（１９７２），写过诗歌和剧本等。（曹玉如）

【美联社日内瓦５月２９日电】联合国的一个小组在执行使全世界的地方拼音标准化这项无休无止的任务中，要打破人们把Ｂｅｉｊｉｎｇ称之为Ｐｅｋｉｎｇ的习惯。
    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小组主席、加拿大的亨利·多里昂在对记者发表谈话中说：“这项工作之所以不容易是因为每个国家都在使用自己的系统，而且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出版地图，所以要改变成新系统需要花好多钱。”这个小组上周在日内瓦召开了半年一次的会议。
    联合国的专家们３０年来一直在为标准化过程而辛勤工作着。由于世界上有２５０种正式语言和另外２７５０种语言，因此使得这一过程变得漫长而又复杂。
    这个小组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把诸如中文、俄文和希腊文这些语言文字的非罗马字名称确定为标准的罗马字的写法上。
    多里昂说：“譬如我们知道，法国人将继续称呼Ｌｏｎｄｏｎ（伦敦）为Ｌｏｎｄｒｅｓ，我们不打算对此加以改变，但是我们希望对不同拼写法的数量加以限制。”
    他说，在使用１９７７年联合国通过的采用罗马字拼写中文的新方法——“拼音”——方面取得的进展最大。
    他说：“中国系统正逐渐为大家所接受。”
    多里昂说，在一个城镇的国际公认的名称能够通过之前，必须对国内的标准取得一致意见。而这对于象大约有１００种语言的苏联这样的国家来说，就成问题了。
    多里昂承认，这项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工作将要交给他的子孙后代去继续做了。不过，这项工作现在已经改善了通讯联系，并开始收到了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