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贺井上靖八秩寿
舒乙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非但快乐得不得了，还要好好地庆祝一番，因为这位远方来的老朋友今年5月6日正好年满80。80大寿，在北京还少得了寿桃寿面吗？
去年秋天我们就得知：日本大文豪井上靖先生将率领日本近代文学馆代表团访问中国。不仅我们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同事兴奋，连巴金先生、冰心先生也都很高兴。冰心先生的家离文学馆很近，还特别和我们约定：参观文学馆之后一定要拉井上先生上她家畅叙。可以想象：那将是一次多么令人神往的会面。
可是，转过春来，日本方面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井上先生去年年末患病，住了医院，还动了手术，医生暂不让他作长途旅行。代替他作团长的是日本近代文学馆理事长小田切进先生。3月28日小田先生刚下飞机头一件事就是掏出一封井上先生的信。不约而同，我们的第一句话也是询问井上先生的近况。小田先生的回答使大家放了心：“井上先生手术之后恢复得很快，现在一点问题也没有了，一切照旧；而且干劲特别大，正带着很高的激情写作《孔子传》，每天写到凌晨3点钟，唯一不同的就是不敢再喝茅台酒了。”
先生爱喝茅台酒倒是头一次听说。五年前在东京我有幸和先生同过席。他的祝酒词表面平静，朴实无华，缓缓道来，涌出的却是一团内心的烈火：“要了解一位作家应该把他的工作和他的性格都掂量到；慈祥但又严格，不想说话就绝对不发言，有这样性格的人是很难得的；一位有好的工作，又有好的性格的人是永远值得怀念的，为这样的朋友值得去拚命，拚命去保护他。”听着井上先生亲切的话，我眼中充满了泪水，一晚上耳边老是响着他那难忘的话语。其实，这总在脑子里重复出现的话倒真象茅台酒，那么香，那么醉人！
井上先生是个重感情的人，也很讲义气。
他本是家父老舍先生那一辈中国文人的好朋友。想不到，十年动乱后，却轮到自己以后人的资格当了陪祭人。道理很简单：中国的一场大难把许多人过早地化为灰烬，而这位朋友却偏偏不忘旧情，到了北京，提出要给老朋友“上坟”。
数年前，中岛健藏先生病逝之后，井上靖先生接替中岛先生就任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先生到中国来进行就职后的第一次正式访问时，要为老舍先生和那时刚刚去世的诗人李季上坟。但是，和许多受难者一样，老舍先生并没有什么坟，甚至没有骨灰。人们临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排了一个灵堂，桌上放了两个骨灰盒，其中一个盒前有一张老舍先生的画像，盒里有老舍先生用过的两支笔和一副眼镜，还有一两朵小花。井上先生和一同前来的中岛先生的遗孀京子夫人向中国作家的骨灰盒献上了两大束鲜花，然后在遗像面前合掌瞑目，为死者的灵魂久久地祈祷。只有几声抑制不住的抽泣声打破那肃穆的寂静。
井上靖先生是第一批站出来为中国作家老舍说话的外国人中的一个。在“四人帮”最猖獗的1970年，井上先生写了一篇长文，题为《壶》，深情地悼念老舍先生。在万马齐喑的当时，无疑，这是一声霹雳，惊天恸地。陪同井上先生前来上坟的白土吾夫先生听我提到这件事，马上插话，他说：“此时此地，我想向大家透露一点有关《壶》这篇作品出世的经过。井上先生写好这篇文章之后，曾经拿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看了以后，我对先生说了我的忧虑。我担心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因为这篇文章井上先生会再也不被允许到中国去；而这，对井上先生这位热爱中国文化，又擅长以中国历史为写作题材的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自明的。当时，井上先生已完成了有名的《天平之甍》、《楼兰》、《敦煌》、《苍狼》等有关中日友好交往和中国历史的文学著作。记得，井上先生听了这番忧虑的话之后，只回答了一句话，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我宁愿冒被禁止再到中国去的风险，还是要发表这篇文章的！”
白土先生说的故事也许和著名的《壶》有着同等的重要价值。它说明井上先生是何等的善良，又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见义勇为！
几乎所有活下来的中国作家当时都无法读到这篇《壶》，但是，过了若干年，当他们读到原文或者译文的时候，无不大受感动。《壶》说出了大家久已想说的话，甚至还说出了大家不曾想到的而应该想到的话。重要的是：当中国作家倍受煎熬，最需要支援的时候，由东海彼岸首先伸过了朋友的温暖的手。
由此看来，五年前井上先生所说的话——不光要有好的工作，还要有好的性格——正是井上先生自己为人的准则。他自己首先成了实践这句话的当之无愧的典范。
第8版(副刊)
专栏：
铁路线上的“乌兰牧骑”
——记锦州列车文工团
唐苒苒 朱宏庆
落日的余辉渐渐逝去，群山蒙上了夜的暗纱，飞鸟在微风中振翅归巢，山间泉水叮咚。换下劳动服的工人们，三五成群，沿着山路，朝一座搭在山坳里的露天舞台汇聚。这里是燕山腹地的大（同）秦（皇岛）铁路工地，开路筑路的人们，将欣赏远方来的沈阳铁路局锦州列车文工团的演出。
这是个什么样的文工团呢？
两节卧铺车厢，分别住着男女演员；一节道具车厢，塞满了箱箱柜柜；一节排演车厢，穿衣镜、把杆，一应俱全；还有一节餐车，再挂上机头，沿着铁路线，一个小站一个小站，送去歌、戏、图书、幻灯……遇上还没修通铁路的地方，文工团便弃火车而登卡车，一路颠呀颠，摇啊摇的，奔驰在一个又一个工点之间。
类似的列车文工团，全国铁路系统共有七个。
“唉咳哟……”随着号子，小伙子们把沉重的道具箱一个个卸下卡车；姑娘们欢快地笑着，几下子就把幕布拆得干净利落。演员兼做布景员和道具员，这样的文艺团体全国也没几家，而他们似乎并不在乎：“出力、流汗算得了什么？我们原本就是工人啊！”可不，火车司机、车辆钳工、瓦工、电工、养路工、列车员……铁路上的几乎所有工种都能从这里找到行家里手。而今，这些握闸把的手、操铁锤的手、拿瓦刀的手，带着厚厚的茧，又拉起提琴，弹起吉他，奏起军鼓。又拿起笔，谱曲、写词、配器、编舞，把丰富的现实生活，融入到艺术之中。难怪工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们是“我们自家的文工团”、“铁路线上的‘乌兰牧骑’。”
湘南五月，天气时而骄阳似火，时而阴雨连绵，锦州列车文工团来到衡广复线工地慰问演出。由于气候反常，文工团员中有80％的人感冒、胃痛、中暑、嗓子发炎。但不论在台下身体有多难受，一上了台，演员个个意气风发，用一支歌、一段舞，为观众献上一颗心、一缕情。
那位男高音歌手魏松，刚刚获得1986年全国电视大奖赛业余组美声唱法第三名，为了能给筑路工人演出，他主动放弃了在北京参观游览和录音录像的机会，及时赶到大瑶山。那位聪颖端庄的魔术演员肖铁燕，她变的大小魔术令人眼花缭乱。然而人们可曾知道，她是在阑尾炎手术拆线后的第二天，就由同志们搀扶着，登上了从锦州南下的列车。
夕阳照射下的工地医院，静悄悄的，忽然，从一间病房里传出悠扬悦耳的歌声。这是列车文工团的同志为一位在衡广复线建设中做出显著成绩而身患癌症的工程师做专场演出。面对一个人的观众，演员仍一丝不苟，工程师点哪首歌便唱哪首歌，有《沂蒙山小调》、《天女散花》……工程师聚精会神地听着听着，眼里溢出泪花。他深知自己病情严重，将不久于人世，他多么留恋人生，多么留恋充满着诗与歌的世界啊！今天，文工团的同志们把一首首深情的歌送到病榻旁，满足了他的愿望。但，他们送来的仅仅是几首歌吗？
锦州列车文工团虽然不是专业的团体，可是却人才济济。男高音演员李忠义曾获1986年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三等奖；女高音演员王培玲曾获“全国建设者之歌大奖赛”优秀歌手称号……他们完全可以在大城市的专业文艺团体，在金碧辉煌的大剧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他们不。他们还离不开列车文工团这个温暖的集体，离不开工地、小站和那纯朴而热情的铁路工人……他们懂得艺术离不开人民，离不开生活，何况还有那些长年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的铁路工人的文化生活需要艺术家们支持呢！
是啊，正是因为对铁路有了这样热烈的感情，锦州列车文工团才在两年多时间里，行程几千里，演出350多场，观众达40万人次，被铁道部命名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文艺轻骑兵”。
第8版(副刊)
专栏：
《马克思爱情诗文选》
广州花城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最美丽的爱情——马克思爱情诗文选》，收入马克思献给燕妮的情诗七十九首、民歌二十首、马克思与燕妮的来往书信，以及马克思关于爱情的论文和语录、书信等，可以使我们从另一角度了解马克思的感情生活，了解这位无产阶级导师对待爱情的态度，还可以欣赏这位伟人的抒情佳作。（韦）
第8版(副刊)
专栏：
《京剧艺术问答》
文化艺术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潘侠风的《京剧艺术问答》一书。作者系一普通观众。书中集其六十年观戏之感而作，具有较强的趣味性、知识性，是一本普及京剧艺术知识、扩大京剧艺术视野、增强青年观众欣赏京剧兴趣的别具特色的书籍。（弋艾）
第8版(副刊)
专栏：
《写作心理拾趣》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写作心理拾趣》（赵国泰、普丽华著）论述了写作中的心理、情绪以及同技法的关系等问题。作者力图引用当代写作学的新观念、新知识，阐释写作科学中的有关问题。（区）
第8版(副刊)
专栏：
诗二首
刘冈英 遗作
煤大地是我的母亲，
特殊的偏爱啊！
长久的深埋底层，
出头露面只是为了献身
——生命的最后旅程。
筛
莫埋怨筛孔的直径，
快认真粉碎了自己。
历史在公正的旋转，
不拒绝合格的颗粒。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楹联民俗价值琐谈
向家炳 杨葆荣
楹联艺术常常被人视为“雕虫小技”，但是从我国大量的楹联资料看，楹联艺术也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既可说是旧时代留下的历史回声，也可以说是某一特定时期时代精神的写照。我们不仅在千家万户的门前可以看到楹联，在许多历史古迹、游览胜地也可以看到具有高度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楹联。因此，我们谈一谈楹联的创作，特别是它的民俗价值是有意义的。
先从楹联的起源谈起吧。我国对联源起于桃符，萌发于律诗，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韵。过去，人们一向认为我国最早的春联乃是五代后蜀孟昶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春联即由这位蜀主所创造？关于这个问题，清代梁章巨《楹联丛话》开首就说：“此在当时为语忏，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看来梁章巨也未及考察“其前”的史迹，难以作出答案来。
刘勰《文心雕龙·丽辞》曾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这段论述颇能启发人们来认识对联产生的客观原因。现在探讨对联的起源问题，亦应从民间桃符的演变、古代骈俪的缘起以及唐代律诗的兴盛等多种因素来考察。由此即可看出：春联决非由某一个人所创造，乃是我国民间将古代诗赋的对偶形式用于桃符的结果。至于史书记载“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以及辛寅逊、孟喆、王瑶题联的轶事，倒可证明当时题联已初具规模，渐成风气。
从迄今所能见到的史料看，早于孟昶题联的对句确实有一些。虽然这些对句没有名正言顺地称作“对联”，但是“先实后名，亦是常情。”从这些史迹中，人们似可探寻对联产生的某些历史遗踪。
例如，宋尤袤《全唐诗话》卷四“温庭筠”条记云：李商隐“近得一联，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庭筠对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
另外还有一些唐人下棋对句、摘句的事例，这里就不赘述了。
以上这些史迹提供了一些值得人们注意的故实：一是唐时对句已成风气，虽然文中所记多系酬答、戏谑之事，但人们已将对句用于生活之中确是不容怀疑的事实；二是人们对句不仅运用五、七言的句式，而且还有三言、四言乃至十言、十一言的句式，这就突破了唐代律诗五、七言对句的格式；三是这些对句遣词炼字都比较新颖，而且析字、用典的手法也颇为熟练，这也说明唐代对句已具有较高的水平。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唐代题咏的对句已不是近体诗的附庸，而是从律诗的对仗形式中演变而来，应运而生，成为一种突破律诗的对句格式而自成一体的文学形式。
我们似可这样推断：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孕育了另一种“变体的诗”——姑名之曰“对句”。律诗和对句虽然具有讲究音韵和对仗的共同特点，但是律诗早已定型化，登上了“大雅之堂”，而“对句”这种新品种则还是一个雏形，所以连正式名称也没有，史书上也未见记载。当人们将这种对句形式用于民间桃符之上，对句便成为人们祈福辟禳的吉言嘉语，同时亦据此名曰“桃符”，以后又叫“春帖子”。自此以后，对联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便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土壤之中自生自长，再加上蜀之孟昶的提倡、明祖朱元璋的推广，民间运用对联便蔚然成风，日益盛行，充分显示了楹联艺术在我国民族文化中的历史价值、民俗价值和丰富多采的审美价值。
第8版(副刊)
专栏：
燕舞春风〔中国画〕 谭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