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的时代感与创新意识
魏天祥
文艺上的某些最基本的要求，其实是纵贯古今的。这些要求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因而也是颇具生命力的。例如，“辅时及物”“意新语工”就是具有借鉴意义的文学观点。“辅时及物”是柳宗元的一个重要文学思想，意思是文学作品应有益于世道人心，符合客观实际。抛开它所包含的“文以载道”那部分传统内核不谈，仅就强调文学与现实的联系这一环来说，还是应该肯定的。“意新语工”则是梅尧臣对诗歌创作的一种要求，意思是诗歌创作不仅在内容上要说出新东西，“得前人所未道者”，而且语言表达上也应尽善尽美。
“辅时及物”与“意新语工”，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对文学创作的某种基本要求。前者偏重于作家的社会责任，后者偏重于作家的艺术功力。我们现在讲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或社会效果和审美价值，也依然是从这两个方面去寻找合力。
两个方面的要求应当是不可或缺的，但在创作实际中，却常常极难求得二者的完美统一。就当前的情况来说，我以为主要是忽视“辅时及物”的倾向较为突出，一些作者或多或少地淡漠了这一点：对今天的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们对文学作品的兴趣主要取决于作家描绘的那个世界与他们生活其间的现实有多少深刻的联系。
我以为，对于这种现象，是可以作一些具体分析的。一方面应该承认，要使文学作品更直接地介入社会生活，确实会碰到往往令人始料不及的难题；另一方面，作家们也要克服创作道路上的某些心理障碍。
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只有远离眼前的政治，作品才能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文艺史上，的确有一些在看似模糊的时代背景下，注重表现某种人生哲理的作品成了传世之作。但这并不能认为这就是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学如果不以这个时代最使人们焦灼和关注的重大问题为选材立意之本，作家如果不从自己这个时代的生活中体验灵与肉的冲突，就不可能产生所谓“超越现实”的文学价值。任何“永恒的文学主题”，爱情也好，人性的善与恶也罢，或者更为玄远的宇宙意识、忧患意识、悲剧意识……如果不从作家生活的时代汲取灵感，也就失去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遑论久远？古往今来的文学史证明了这一点。时间的考验愈长久，这种关系显现得也愈深刻，愈清楚。即如詹姆斯、乔伊斯、福克纳这样的非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们的作品的时代性不也日益强烈地显现出来了吗？
对文学的时代感的漠视，必然要影响到对艺术创新的理解，也不能正确去解释“意新语工”的内涵。这方面，除了要关涉到作者对文艺创造源泉如何理解的问题，“创新”应以什么为出发点的问题，以及如何看待艺术手段的作用和价值等问题。但从文艺评论方面来说，是否也存在对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的艺术价值判断失当，以至求全责备的问题呢？
毫无疑问，对于写四化、写改革的作品，及时地指出其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或苗头，是非常必要的，在这类作品中，也的确露出了模式化、概念化的端倪。为了防止指责过严的情况发生，更为准确地把握公式化的尺度，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具体区分：
第一，究竟是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的雷同，还是题材上的同一。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的雷同，势必使艺术失却创造的品格，作品也无“新意”可言。这种雷同是广大读者最为不满的。但题材上的同一，却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同一题材下面，仍然可以创造出无穷无尽的“意新语工”的作品。
第二，究竟是具体情节和意蕴的雷同，还是时代性主题的同一。具体情节和意蕴的雷同，是指作者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没有新的突破和超越，作者对生活的认识还停留于表层，缺乏对现实的深入理解和新的审视角度。而时代性的主题却是文艺创作带规律性的现象，一个时代存在着众多文艺家共同关注的社会课题，必然要形成时代性的总主题。文艺作品在这个主要社会课题下的主题同一，是具有必然性的。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有可能以“奇”为新，以“怪”为新。有的同志认为，从《乔厂长上任记》以来，所有反映变革的作品，都是一个套套，都没有突破。我以为，这类不作任何分析的批评就混同了时代性主题的同一，与具体情节和意蕴雷同的界限，不利于这类作品的生存和发展。
第三，究竟是人物关系的雷同，还是处在特定阶段社会生活律动的同一。人物关系的雷同，是将社会生活中丰富多彩的人物遭际，纳入一个用滥了的故事中，致使改革带来的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被导演成一出庸俗的悲喜剧，产生不了任何慑动人们心灵的力量。而处在特定阶段的社会生活的律动，却是无法超越、无法“创新”的。一定阶段社会生活的内在机制正是现实主义文艺家力图要揭示的东西，文艺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揭示它，去一点一点地增添对它的感受和认识，却不能脱离时代的大格局、大趋势去另外写出一套“新意”。我们不能要求文艺家违背时代的基本特点和生活本身的规律去创造出那种“全新的”形象体系。如果每部作品都写出了与众不同的时代特点和生活规律，那么时代的特点和生活规律也就成了不可思虑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能说凡是在总体上与时代特点切合的作品，都是公式化。事实上，在这一总的特点之下，仍然包涵着事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艺家依旧有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系列小说《新浪潮前奏曲》讨论会
湖南文艺出版社于4月22日在京召开了陈继光系列小说集《新浪潮前奏曲》讨论会。在京的二十多位作家、评论家、编辑参加了会议。陈继光是一位工人出身的作家，近年来创作活跃。他的《新浪潮前奏曲》反映了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发生的变化，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文学表现现实生活的视角。
与会者认为，作家紧贴现实生活、追踪时代浪潮、汲取新的知识，才能以高度的热情描绘出现代化进程中一代新人勃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大家对小说的语言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的不足，也同作家交换了意见。（一兵）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交响音乐创作漫议
魏廷格
自1929年黄自创作《怀旧》以来，中国交响音乐已经过了近60年的历程。其间，上百位中国作曲家共创作了约300部交响音乐作品。无论就作品的艺术成就，还是就蕴藏着相当创造力的中国作曲家的阵容、中国演奏家的演奏艺术、中国听众的欣赏水平而言，都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已经有了可观的交响音乐的实力。
这300部作品，涉及了广泛的题材、内容，也涉及了几乎所有交响音乐的形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审视，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某种不平衡。从题材内容、构思立意上看，还缺少宏伟的、对时代和民族精神有巨大概括力的、给人以强大精神力量的交响音乐。可以说，声乐领域里的《黄河大合唱》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种高度，但是在交响音乐领域却不然。交响乐的大量作品，是属于场景画面性、风俗抒情性和感想印象性的。
不可否认，近年来的中国交响音乐的创作取得了超过任何历史时期的进步，老、中年作曲家已经或正开始步入成熟的境界，青年作曲家则率先在创作的技法领域里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使中国作曲家的创作灵感可以奔腾在一个空前广大的技法天地里。然而，如果我们只停留于技法的突破，或只满足于在抒情性、画面性、风情性、色彩性、标题戏剧性和个人感受印象性等方面的成果，而忽略了富于历史感、具有哲理高度、体现了更恒久的价值观念的交响音乐的话，那么在整体结构上，就会缺少一种中国交响音乐的钢筋铁骨，就会失去音乐与时代精神、进步哲学思想、人类美好理想的紧密关系，就不可能超越个人狭小的天地，汇入历史激流，产生出鼓舞人心的强力。
当然，这样说，决不意味着削弱作曲家的个性。削弱个性，就是削弱艺术力量；失去了个性，也就失去了艺术的魅力。但作为创作主体，努力使自己的个性极大地丰富起来，充实起来，摄入更多的历史和社会的因素，以加深中国交响音乐的内涵，是非常必要的。
造成我国交响音乐创作的不平衡的原因，还在于我们对待标题音乐和无标题音乐的不同态度。我们的交响音乐，绝大多数为标题音乐，无标题音乐只占微小的比例。重视标题音乐，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音乐传统和音乐欣赏心理习惯，其中自有其积极方面。但也应看到过分爱好标题音乐的心理状态所带来的一些消极因素。标题，特别是那种单纯的场景、孤立的事件、过程描述性的标题，有时会限制了作品的艺术内容的涵量，很难具有更广阔的概括力，而且，这还会诱使作品偏于外在形态的描绘，图解标题的一般特征，音乐思维的特殊规律也易于因此而受到非音乐因素的干扰。和标题音乐相比，无标题音乐的表现潜能就非常之大。在无标题音乐中，音乐思维可以最大限度地遵循音乐自身的逻辑展开。娴熟的无标题音乐写作能力，往往标志着作曲家对音乐的特有本质、音乐语汇的特有功能的深刻理解。而且，无标题也并非等于无内容。相反，它提供了表现更丰富内容的可能性。贝多芬的交响乐，本质上就是无标题的。后人称呼的“英雄”、“命运”等一类标题，不具有情节或结构的意义。所谓“英雄”，并不局限于拿破仑一人身上；所谓“命运”，更不单纯是贝多芬个人的遭遇；这只是对人类的某种精神品质和现象的概括。
交响音乐是一种最复杂、表现力最丰富的音乐形式，同时又颇具国际性。现代的音乐文化建设，假若没有交响音乐艺术的繁荣，是难以完成的。我们的民族、历史、文化正呼唤着伟大的中国交响音乐的诞生。在一定意义上讲，这种音乐的出现才是中华民族音乐的振兴；才是中国音乐“面向世界”的标志。由于历史上的多种原因，我们的注意力长期偏重于声乐领域。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无论音乐界还是全社会，都应以最大的热忱来关心中国交响音乐艺术发展的时刻了。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在白山黑水间崛起
——读历史小说《努尔哈赤传奇》
单复
六十年代初，刘恩铭同志就萌生了为一代天骄努尔哈赤立传的愿望。他长年累月地在浩繁史籍中钩沉抉微，广泛收集有关努尔哈赤的传说轶事。行程数千里，实地考察努尔哈赤创业、征战和生活过的地方，熟悉女真族的风土人情，分析研究，沙里淘金，提炼出丰富的生活素材，完成了长篇历史小说《努尔哈赤传奇》，为女真社会生活描绘了一幅多采的历史画卷。
作品通过叙写努尔哈赤一生的艰苦奋斗历程，把他的活动天地，不仅仅是孤立地展现建州女真在北疆白山黑水的历史政治舞台上，而是放在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加以表现；放在同明王朝、朝鲜李朝和漠南蒙古历史联系的诸因素中加以考察，形象地反映了女真民族新的社会形态的跨越和崛起，显示了努尔哈赤为清王朝建立奠基的历史必然性。
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我们看到了建州女真人在其首领努尔哈赤的率领下，演出了一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这里有惊心动魄的统一女真诸部流血战争场景，有与明王朝生死决战的以少胜多，充分展示努尔哈赤军事统帅才能的萨尔浒之战；有统治集团家族内部，亲子之间、兄弟之间、叔侄之间，甚至夫妻之间的残酷斗争；有明王朝镇守关外的统帅和将领之间的争权夺利，骄奢淫乐，昏庸无能，居功自傲，临阵脱逃的丑恶表演。我们还看到了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自觉地接受明朝经济、文化的影响，礼聘汉族有谋略的儒生及有技能的工匠，引进汉族的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发展生产，制订老满文，创建八旗制，推行“牛录屯田”、“计丁授田”、“按丁编庄”，加速了满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过程……。作家把艺术的笔触伸向那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谱写了女真族崛起的前奏曲和明王朝衰亡的挽歌。
小说塑造了几十个经历不同、命运各异，而又各具性格特色的艺术形象。在这独特的人物群体，在这个互相撞击、纠葛、矛盾、融合的人物关系网络中，每个性格都自成一个世界。而主人公努尔哈赤同周围的人物发生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作者依据史料、传说，塑造努尔哈赤这个英雄形象。作者将各种反差色彩复合在努尔哈赤的性格之中，通过强烈的对比来揭示努尔哈赤的性格内蕴和历史的严峻、复杂。
作品对女艺人范黎花、蒙古科尔沁贝勒的女儿哈布多，虎尔哈部女罕多罗甘珠这几个妇女性格的刻画和形象的创造，使作品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和传奇的气氛。尤其是范黎花这个沦落风尘的女艺人，她那妩媚的姿容，美好的心灵，爽朗的性格，侠义的胸襟，渊博的学识，描写得很有深度，别具魅力。
作品所表现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满族善于学习吸取汉族进步文化的民族意识，努尔哈赤反对中庸之道，强调民族平等、自强不息的民族心理，使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具有浓厚的民族生活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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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近年小说创作文体变化散论
吴秉杰
通常，文体作为某种内容特征长久积淀的生成物是稳恒的。在统一的文体下，我们也可以谈论个人艺术表现风格的多样化。而在另一种场合即艺术革新的情况下，那么，一切语言风格、传达要素、结构方式和艺术形式的变化便都开始触动文体，导致文体形式的演变。艺术作为审美的形象的创造，无法回避形式的锤炼；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表现，无法脱离创造者的主体意识与追求；作为在传达中才能实现的价值，不能漠视读者心理乃至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的变化；作为当代社会生活中结出的精神的花朵，不能违背客观艺术内容的需要。在这一系列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反思近年小说中文体变革及艺术追求的价值得失。
追踪溯源，应该说新时期小说中的文体变化早在创作中现实主义复归的时候便已经不自觉地开始。高晓声、陆文夫等一批作家把笔触伸向普通农民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命运与心理，便打破了小说戏剧性的结构方式，形成了一种朴素而又意味深长的叙事文体。80年代初王蒙引人注目的“创新”，进一步改变了小说文体，它曾因借鉴意识流手法而招致窃议，或因意识流能囊括更大的时空容量而受到赞赏，但实际上这种创新中隐含着的是对于生活新的认识以及作家不同的胸襟和气质：倘若缺乏对自身的认识，我们事实上也不可能深刻地认识社会和历史。正是这种自省的意识与对主体内心开掘的重视，产生了王蒙小说中的“内视点”、“心理结构”、幽默与自嘲等特有的表达；以及处处有作者介入，叙事和抒情、人物行动和人物心理浑然一体的新的小说形式。在这种文体形式中，意识流技巧可能还只属细枝末节。在另一方面，汪曾祺的创作在小说文体形式的革新中也开风气之先，他描写市井细民和下层知识分子，表现传统生活方式中健康的生命活力和朴素的文化形态，因而散淡平易的语言中便倾注了对世俗大众的关切。这种散文体的小说同时也扩大了文学表现的领域。文体风格的独特性和作品思想、艺术的追求息息相关，拘守于一种文体形式常常也限定了小说内容的发展。在一个信息传播发达的时代，大量平庸的创作仿佛是用读者尚未确切掌握的材料向他们讲述一个其实他们是熟知的故事；而新的创造则是努力用我们不熟悉的角度，透过我们熟悉的现象，讲出一篇新的故事。这种从新的艺术视角出发，对于我们熟悉的社会生活、人生经验的概括，自然又将影响或改变小说的面貌与文体形态。林斤澜早期表现“文革”生活、具有荒诞色彩的“喜剧性”创作，以及近年来一点也不荒诞但依然重气氛、重“灵气”的《矫凳桥系列小说》等都是如此。只要不是把艺术内容和形式作一种凝固的理解，那么，即便是一种尚未被普遍接受的艺术传达，也应视为丰富、深化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与感受的积极努力。
文体意识在一代年轻作家的创作中又有显著强化的趋势。贾平凹小说创作中运用历史遗物、风俗考据和他那古拙凝重的文字结合，把对当代生活的描绘推向了邈远的历史。阿城的《遍地风流》，人的行为、感情完全融入了一种生活情趣、文化氛围之中，因而它实际上突出的并不是具体的人，人只是传统生活画面构图中的一笔；它经常以动词作宾语，制造一种凝定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时间终止了，沉寂了，沉寂中又充满了可能性。在张承志的近作中，那让人回肠荡气的激情明显消失了，消失的自然还有读者的激情。作者不再以一个超越于某种文化传统与民族实际生活之上的评判者身份出现，而是进入其日常生活之中，从民族文化的内部来观察并与之融为一体。
一股“热”潮通常总是有两部分人组成。艺术革新者出于对发展了的审美意识的自觉认识，或受自身强烈的情感冲动的驱使，探索着新的表达形式与文体，而在这种“热”的裹挟下，又会出现众多并没有意识到文体变化的意义，因而多少有些盲目的追随者。这种盲目并不一定表明他们不可能获得一些文学成果，但失去的却是把握生活的独创性与真正发挥自己优势的可能。由于语言风格、形式与文体特征和作品的艺术内容、艺术追求联系在一起，又与作家的才性、气质、精神结构相一致，这些是无法模仿的，于是在“文体热”中便出现了种种单纯外观骛新，又尽失其精气血脉魂魄的“时髦文学”。当一位作家因其感觉的指引，跨越了时空的障碍，产生了奇妙的效果时，“写感觉”便被视为文体新颖的杠杆，而不论这些支离破碎的感觉能否组织起来，成为有价值的“思想的情感形式”；当有人指出叙事观点的转换，可以产生时紧时松、扩张及收缩的观察能力，形成作品不同的叙事意义时，叙事角度的跳跃也成了“时髦”，尽管它在许多作品中只是徒然眩人眼目；长句子在特定情况下确实能产生一种阅读效果，表达冗烦不断、绵绵难尽的心境或是纠缠连结、难以排解的境遇，甚至在有限的时间内暗示出一种无限的延续，但在另一种情况下，长句子仅仅是整段不加标点，把断句的任务留给读者，自己则“一气呵成”，这些频频出现的长句子带给读者的不过是不堪忍受的折磨；“陌生化”本意在阻断读者习惯性的思维，以新的含义提请着一种新的观照方式，让你品味再三，但在文体追求的“时髦”中，有意改变句法，采用生涩孤僻的表达，却可能仅仅是因为没有什么值得表达的东西。小说文体的多样化从整体上说必然是作家精神多样化与自由的表现，但另一方面，对于具体作家和具体创作来说，这种“自由”又始终是有限的。一个作家只能表现真正属于他自已的东西，从观念到形式、文体；一种形式文体也总是连结着一定的作品意蕴，借后者而得以实现；因此，作家选择文体，文体也选择作家。一个缺乏幽默感的人无法写出幽默小说；感情贫弱渺小而滔滔抒发则夸张可笑；正象一些以哲理面貌出现的作品，个人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痛苦，却要写出人类“永恒的痛苦”；由于生活得有滋有味，于是产生死的恐惧，转而表现“死亡意识”一样，决不是文学高层次的超越。虚拟、假定、夸诞、变形、嘲讽、寓意等等都会影响到小说的形式与文体特征，当形式发展到一定时候便可能产生一种错觉，孤立地追求某种形式表现，忽略了它生命的底蕴，或是淡忘了它与时代普遍关心的、有价值的内容以及社会真正深刻的审美需要之间的联系，这恰恰可能是“文体热”转化为某种文学“时髦”的隐患。
诗化、散文化、哲理化已是小说文体变化中常见的话题。近年来兴起的笔记文体小说创作有的论者也作了精粹的概括，它突出的是人格化的自我体验。这一切从文体角度所作的评论，似乎都默默地指示着它的背后创作内容从着重对客观生活的再现到主体精神表现的转移。我觉得简单地赞扬小说的诗化、散文化等并作为文体进步的标志是不全面的。文体的意义取决于它能否更有利地把具有一定社会深度和思想独创性的内容包容到创作中去；主体精神的价值也只有在与客体的关系中才能确定和体现出来；因此，散文化、诗化等本身还并不是小说创作荣誉的称谓。至于由于文体固有的局限性，诗化、散文化小说不可避免地要削弱某些叙事与再现的艺术成分，从而或删或简，“淡化”了对实际生活的描写及矛盾冲突，这儿的“淡化”虽然不一定是个贬义词，但它也肯定不能作为一个褒义词。广义的“诗意”可说是一切艺术创造共同的追求，并非某种特殊的文体（例如“诗化”小说）圈出的领地；它是精神人格美的结晶，更不能视为空灵缥缈之别称。呼声渐高的哲理性小说被誉为小说创作新阶段的开始，在过去的创作中借助于艺术形象的抽象，以及相应语言叙述的暗示、象征、外延的泛化，形成哲理的意境，的确出现了一些含义深长、“超以象外”的好作品，但毕竟不多。与其说是哲理化，不如说是意境化。在更多的情况下，小说的哲理性恰在于它能真正深入到当代生活之中，在一切社会的、历史的、人生的、道德的、心理的领域，塑造出具有哲学深度的艺术形象，而不在于哲理化的外貌。记得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德国工人都想成为哲学家，那将是一种灾难。如果小说纷纷“哲理化”，恐怕也将是读者的灾难。
从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特定阶段来看，单纯激情传达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既然文学艺术发展的最后原因终究是社会提出了它的需要，文体形式变革的真正动力便也只能从这儿获得。我们不能把飞来的蝴蝶作为装饰自己生命之树的花朵，因此，能否深入生活并在生活中不断有所发现，并进而磨锐自己艺术的触角，提高自己精神的境界，可以说是对艺术家的考验，也是最基本的要求。从事文体革新与文体实验的朋友若不想使自己的“实验”只能冒烟而不能燃烧，自不免踩在文体的“踏板”向着文学的辉煌大厦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