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纪念《大众哲学》出版五十周年
王惠德 贾春峰
今年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同志逝世二十周年，也是他的赢得众多读者、打动了千千万万青年心灵的《大众哲学》一书出版五十周年。
艾思奇同志病逝时，年仅五十六岁。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为追求真理、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孜孜不倦地奋斗。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事业，是一位始终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辛勤努力、在思想理论战线成绩卓著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上海出版的《读书生活》杂志连续刊载艾思奇同志写的《哲学讲话》。1936年印行的单行本改名为《大众哲学》。从此，这本书就同艾思奇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风行全国，有人因此称作者为“大众的哲人”。从1936年至1948年12月，《大众哲学》印行了三十二版。一位哲学工作者的书，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印行这么多版，在中国哲学界是罕见的成绩。在这本书里，作者结合大众的日常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深入浅出”的方法作了讲解。作者并不满足于初版所获得的成就，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自己认识的发展，他对本书曾经有过几次较大的修改。最后一次修订是在1950年。现在新华书店出售的197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本子，就是根据这最后一次的修订稿整理排印的。
《大众哲学》一问世，就在广大青年、知识界中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青年在精神饥荒中得到了渴望的精神食粮，许多青年在苦闷中看到了希望之光，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由此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兴趣，走上了献身革命事业的道路。一些青年在敌人的监狱里如饥似渴地读着这本书，又有一些青年背着这本书走向延安，走向革命根据地。
哲学的命运，理论的命运，从来都是以满足时代需要、实践需要、人民大众需要的程度如何而定。《大众哲学》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能在广大青年和知识界中，成为一本脍炙人口的畅销书，绝非偶然。艾思奇同志说过，这本书在抗战前夕得以畅销，有其客观的原因：一是当时党的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二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北上抗日行动的胜利；三是广大知识青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理论和实践上的需要。就是由于以上几个原因，激发起人们对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他还说，没有抗日救亡的革命形势，就找不到这样多迫切需要革命理论的青年读者。是的，《大众哲学》的成功，正是由于作者的努力，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说明、阐述，适应了斗争实践的需要，适应了广大读者、知识界、特别是一代青年抗日救亡、追求解放、追求真理的需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称誉的，《大众哲学》确是一本“通俗而又有价值”的书。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一代青年人的思想相沟通，从而使理论产生催人奋进的力量，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李公朴先生在抗战前为艾思奇同志这本书所写的序中谈到：“哲学就在人的生活中，每人都有他自己的哲学，本没有什么神秘的，不过因为多数的哲学家都是用高深的词句来谈哲理，所以使一般人反糊涂起来，以为哲学太艰深难解了，没有方法可以和它接近。这种错误的观念，似不能不说是由过去谈哲学的人所造成的。”他认为，在艾思奇同志这本书里，已经算是一般人可以懂得的哲学，而不是专门家书斋里的私有物了。接着他还谈到，“要通俗，就会流于庸俗”的怀疑，在这里也得到了一个反证。把正确的理论通俗化，只要理论不歪曲、不错误，是决没有庸俗的危险的。这本书就是明证。它的用语和表现方法，在那些喜欢自炫高深的学者们看来，也许真是不屑一顾，但要使大众能够接受，却不能不如此。李公朴先生关于通俗不是庸俗的这些见解，是很有道理的。而把哲学理论通俗化、大众化，就要费相当的心力，正如艾思奇同志在《我怎样写成〈大众哲学〉的？》一文中所说的，通俗的文章要求写得具体、轻松，要和现实生活打成一片，这就要求把握群众的情绪，了解生活前进的脉络，从群众的生活感受出发，用易于为群众接受的形式，把道理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从《大众哲学》出版到现在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广泛传播、普及，并获得很大丰富和发展。随着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前进，艾思奇同志为向广大干部、职工宣传、讲解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哲学著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发展新时期。正是在这次全会上，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小平同志从现实的政治实践，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来看待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很精辟和很有启迪意义的。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那场讨论所以发生那么深刻、广泛的社会影响，的确是反映了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历史要求，反映了人们要打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的强烈愿望，反映了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实现历史转折的根本趋势。当前，我们的改革和四化建设正在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提出一系列重要课题，而哲学也需要从这种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得到丰富和发展。对于哲学理论工作来说，这里既需要有专门的学术理论著作，也需要有大众化的哲学普及读物。哲学的社会功能在于给人们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使人们在观察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创造新生活的实践活动中获得科学的认识工具。哲学普及读物要有效地发挥这种功能，就需要我们对今天站在改革和四化建设第一线的人们抱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勤于深入新的生活实际，善于捕捉在群众实践中到处涌现的新生事物，并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使哲学同生活、同青年一代的心沟通起来。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针对新的实际，把一本又一本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新的《大众哲学》，还有《大众经济学》、《大众政治学》、《大众法学》、《大众伦理学》、《大众心理学》、《大众社会学》、《大众美学》等等，送给奋力改革和建设的人们，送给立志振兴中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献身的青年一代，这应该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一项崇高社会责任，是贯彻理论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实际行动。学习艾思奇同志编写《大众哲学》的可贵精神，我们应当作出无愧于今天这个伟大时代、伟大实践的新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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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感数题
刘异云
一
有些同志经过调查，说不少人对学习理论不感兴趣，不关心政治。对这些看法，我不同意。
我认为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四项基本原则的学习，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学习，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讨论，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议论和实践，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等，我们广大干部和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水平，比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只是一般地提高。
特别是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在新形势、新任务、新的历史时期的转折关头，新事物层出不穷，人们总是想法很多，有疑惑，有猜测，有担心，有赞成，有反对，真是街谈巷议，议论纷纷。我看这是好现象。可是我们有些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又认为人们思想混乱了，错误思想至少是所谓模糊思想又冒出来了，他们只看到人们思想动态中表面的或消极的方面。错误的或糊涂的思想是有的，但就是从这些思想的实质，潜伏在这些所谓糊涂思想的较深层处，却是人们对政治的关心，是要求从理论上解答这些问题，把道理说清楚。这难道不可以说是群众性的迫切的政治兴趣和理论兴趣吗？如果你只是从有多少工人农民迫切地要求阅读马列的原著和教科书来看，可能你这一辈子也看不到人民群众巨大的理论兴趣。要知道，人们在议论纷纷时，正是我们对干部和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通过实践不断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极好时机。这种时机经常出现，可惜我们经常抓不住。我想为之鸣不平：这是人们没有理论兴趣，不关心政治；还是我们一些干部，特别是做领导工作或宣传工作的干部，并不很懂得什么叫关心政治，什么叫理论兴趣，怎样才能培养和提高全民族、全体人民的理论兴趣？
二
现在正在研究对大专学校马列主义理论课的改革，这太重要了，太好了。我对此没有研究，但是，我却想过，象我们这一代人（抗日时期的干部）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的。有些历史经验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青年时对马克思主义引起兴趣，产生好感，开始并不是由共产党给我们灌输的。我们那时还没有见过共产党，只是在报刊上的反动宣传中星星点点地看到一点。我们接近和选择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过去的国民党给“培养”出来的。因为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读过十多年书，几乎天天给我们硬灌假三民主义、唯心主义以及它和实际结合的政见，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等等。和当时到底是抗日救亡还是甘当亡国奴的大势一对照，我们对假三民主义、唯心主义那一套理论，越来越由怀疑、嫌恶而至于愤怒了。于是想到不知还有没有别的合乎心意的、可以抗日救亡的主义。所以星期天就跑遍各处旧书摊里去翻，到图书馆年久尘封、虫蛀鼠咬的破书堆里去找，居然也能找到几本，后来也可以买到象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等书刊。我们把书放在课堂书桌子里看，躲在被窝里狼吞虎咽地看。有的虽然看不很明白，但终于觉得眼前一片光明，禁不住喊叫起来，“原来真理就在这些破书里！”于是冒着风险介绍给要好的同学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接近马克思主义是经过自己的头脑，作了相当长时期的比较、思考，是自己选择的。因为是经过认真严肃的思考选择的，所以一开始就产生了自己也觉得惊奇的巨大勇气。我们不怕学校训斥、开除，竟组成社团和相信假三民主义的同学的社团不时争吵。后来干脆就抛家别母，远奔可以公开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延安献身去了。
我总觉得，要大学生选择马克思主义，光靠灌是不行的。我们要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的威力，相信我们当前的总形势总任务是要搞四化，要国强民富，要争取世界和平，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这只有依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才能达到目的，其它的主义是无能为力的。我的意见是，在理论上也要让同学们经风雨见世面。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除了要同学们主要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以外，要鼓励或安排他们看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引导他们自己去思考、比较。只要他们是爱国的，追求真理的，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不少人还会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
人总有好多兴趣，理论兴趣是一种最高级的兴趣，这是一种探求人、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兴趣。不论从事什么工作，凡是有这种高级兴趣的人，就必然会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性。我们共产党是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起家的，结合得好就取得伟大胜利，结合得不好就犯大错误，受大损失。这是大家痛切认识的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可见，我们各级党委，尤其是省、市以上的党委要有理论兴趣这一点特别重要。有些省、市党委的议事日程上很少讨论理论问题，尤其是主动的讨论。平常自己不讨论，缺乏理论和思想准备，只靠“唯书”、“唯上”，书上又找不到，只有“唯上”。等中央发了话，这才紧张起来，显得胸中无数、手忙脚乱。
我们要自觉地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正确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没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那是不容易做到的。
这些问题，但愿能促进省市委领导同志的深思，从而改进和加强党对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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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介绍《太平天国人物》
郭毅生
去年，罗尔纲先生向我推荐《太平天国人物》，称许为难得的好书。我先后读了两遍，爱不释手。这本书是钟文典同志积三十年间的调查研究，搜集整理了近四百种资料，精心撰著而成的。全书三十万言，仅就作者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足以说明写成一部好书并非容易。此书内容博洽，立论精审独到，引证详赡丰富，显示出可贵的特色。
历来写历史人物评传，难于作到立论平允，叙事客观如实。例如对洪秀全，或则“神化”，或则损抑。文典同志有鉴于此，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科学的分析论断。他指出：在黑暗的封建长夜中，洪秀全经历了曲折的道路，追求着“夜退而日升”的光明世界。这个农民的儿子，毅然发动起义，坚定地“向清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猛攻，也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始终不渝，“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这里，作者紧紧地把握了洪秀全二十年革命历史的主流，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著者又清晰地看到：由于洪秀全生活在“新旧嬗替”的时代，他的思想具有先进与落后的双重性。他掀起了伟大的革命，但却不能正确地领导革命。“他在政治上崇尚‘皇权’，在思想上执迷‘神权’，在家庭中鼓吹‘夫权’。”而且，在定都南京后，在那激烈复杂的阶级大搏斗中，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用天王府的宫墙、宫规把自己和群众，和火热的斗争生活进一步隔离起来”，因此在重大问题的处理和后期战略决策上犯了错误。作者慨然指出：“刘邦、朱元璋深谋远虑，励精图治，国祚延绵数百载。而洪秀全则系‘开国’与‘丧国’于一身，真是马上得之，马上失之！”这种针砭之言，是有独到见解的。
对于冯云山，著者笔饱墨酣，充分叙述他长期不辞艰苦，深入发动组织群众的卓越精神，谋立创国中的丰功伟绩和他恢宏谦让的气度。但同时又指出，冯云山在意识形态中有不可忽视的封建思想，“由他主持撰写的《太平礼制》等文献，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对洪秀全的误失“迁就有余，诤谏不足”；对敌斗争中也不如杨秀清之敏锐与机智。
对杨秀清，著者以丰富的史料，隽颖的见解，分析了杨秀清大权独揽的历史原因和“逼封万岁”的由来。认为历史界往往指责杨秀清篡权，“相反，却很少看到有人指出洪秀全搞世袭，搞家天下为非的”。这问题很发人深省。文典同志鲜明地提出来：
“洪秀全在实际的才能上既然不及杨秀清，自己又深居简出，厌于政事，为什么还要步历代封建君王的后尘，硬要树一个年幼无知的洪天贵福为幼主，而不学传说中的尧舜禅让，把大位让与有治军经国才能的杨秀清呢？”这问题在封建意识浓厚的时代，历史家是难于提出的，但在人民的时代提出来，却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对韦昌辉的评述，近年的论文各执一端。著者则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写道：“总其一生，为太平天国的创建添砖加瓦，他以功臣始；在太平天国事业胜利发展时破坏革命，他以罪人终。”言简意赅，深得平允如实的妙谛！
精湛的论断，不可能从头脑里凭空产生，而是在掌握史料丰富、考证精审无误的基础上得出的。《太平天国人物》不仅网罗已刊行的文献史料，更可贵的是著者长期坚持调查搜访。他在三十年间，八次访问金田村，六次深入紫荆山区，足迹遍于粤西。凡属碑记稿本、文物遗存、山川地理，皆所在留心，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的著作引证之富，远过于前人。例如关于胡以晄的家世，往时皆语焉不详，经作者多次深入平南罗文村胡氏老家调查，访得《胡氏族谱》三种，并得到关于胡家田产资财的大量资料。因此，在撰写胡以晄传时，所言皆确凿可信，叙事生动而具体。又如发掘出蒙得恩族兄蒙德扬变卖田屋的契纸，对证明《蒙时雍家书》的真伪具有重要的价值。又如书中考证洪宣娇即杨云娇，她是杨秀清的妹妹，洪秀全认之为义妹，作者举出八条可信的证据。现在这个论断已得到确认。
当然，书中尚有待斟酌与修正之处，如对李秀成的论述，不宜局限于功过问题，似应从他的军事思想、政治与经济方针上进行深入探求；又如论太平军东取南京时不应放弃武汉、安庆等城，论洪、杨拒绝与上海小刀会合作等事，不够确切，还可再加以研究。书中缺洪仁玕传，也是美中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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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挥城市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韩建方
调整我国农村产业结构，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为了顺利实现这一任务，有必要加强城市支援的作用。
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求农民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并从事某些原来没有从事过的生产。农民为了尽快适应这一要求，在转产中首先需要有某些现成的新技术，供自己消化和掌握，否则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就会遇到技术上的困难。
其次，生产的大量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成倍提高，是农民愿意放弃传统生产方式而选择新的生产方式的一般条件，这在通常情况下又要以一定程度的机械化为前提，因此，必须有适合农民需要的各类先进与适用的成套设备提供出来。在转产中，农民需要的不仅仅是汽车或拖拉机，还需要养殖业和食品加工业等方面的成套设备。农村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不仅取决于市场需要什么，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为农村提供的设备是什么。若不为农民提供多样化的技术先进的适用设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就难以顺利实现，甚至会畸型发展。
再次，农民所熟悉的小规模粮食生产，即使进入商品生产轨道，也仍会保留着某些自然经济的特征，如对于粮食生产的全过程，从播种、管理、收获到贮藏，没有社会分工和协作，一般农民家庭都可以从事始终。而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例如养鸡业，雏鸡的孵化、饲料的供应、防疫、鲜蛋的出售等环节，就非养鸡户所能直接控制。这样，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必要求社会分工与协作的相应发展，要求农民改变生产全过程控制者的身份，只承担生产的局部职能。在这种情况下，供应方面的短缺会迫使生产中断，而销售方面出了问题，甚至可能导致生产者破产。而农民作为分散的个体，很难在盲目状态中顺利地走上合理的大规模的分工协作的道路。这就要求比较先进的城市运用比较科学的规划和组织力量来指导、协助或直接参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本质上讲，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是传统农业本身的发展延伸，而是现代化大工业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在农村的渗透。进行现代化建设，靠农村的自发力量是不行的，必须由城市领导农村。城市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和管理方法输入农村，是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变革的主要杠杆。城市仅仅以需求来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已显得很不够了，应把重点放在技术、设备、资金、物资、管理的输出和供应方面，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此，今后一个时期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鼓励科研部门面向农村，既要为乡镇企业服务，又要根据农民家庭经营的特点，设计出农村各行各业进行家庭生产所需要的先进而适用的工艺和技术，使农民无论想从事何种社会需要的生产，都有适宜的技术可供选择和掌握。
二、城市工业企业要进一步开发农村潜在的巨大的生产资料市场，尤其要根据农民家庭经营的特点，研制并供应各行各业适合于家庭作业的成套装备，以满足农村中日益增长的需求。
三、把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以延期付款、租赁、合资经营等多种方式有重点地带入某些比较落后的农村，进行示范，使农民看到包括养殖业、畜牧业在内的各行各业都可以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而不仅是乡镇工业才能致富。
四、鼓励城市工商业直接向农村投资，并同农村生产加强联合和协作，促进农村商品生产朝系统化、同步化、网络化方向发展。
五、根据需要与可能，适当增加各级政府对农村的投资。要以良好的投资报酬率为目标进行投资，以促进生产布局的合理化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组织配套，消除社会化商品生产某些环节上的缺口，逐步形成一定区域内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
六、信贷和税收应给予具有先进技术和远大前途的行业以优惠待遇。
今天，我国农村中的大部分地区还属于潜力很大的待开发区。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实际上就是在农村实现各种资源的新组合，把古老的农村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时代。而推动农村实现这一变化的最重要的动力就是科学技术、生产工具和组织管理。只要我们进一步发挥城市的作用，在这三个方面大力支援农村，我们改造农村的宏伟目标就会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