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甘愿承受九十九条“坏处”
李昂
作为一个党员，我被一串珍珠般的数字震撼着：
老山边防前线，一个英雄连队在一场保卫边疆的激烈战斗中，只用了两小时四十分钟，就全歼入侵之敌一百五十四名。
在这场战斗中，我伤十一人，牺牲五人。
在全连人员中，共产党员占13％，但是，牺牲的五人中有四人是共产党员，负伤的十一人中有七人是共产党员，占69％。
“共产党员”这四个字的分量，因此便在人们的心秤上显然地增重了！
面对这个数字，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又洪钟般地响在我的耳边。
那是红军初创时期，一个刚刚加入工农红军的青年问胡耀邦同志：“参加共产党有什么好处？”胡耀邦同志想了想，郑重地说：“让我看，参加共产党有九十九条都是‘坏处’，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可能被杀头，还会坐牢；危险的工作要抢着去干；如果军装不够，让给别人穿；饭少人多，要让群众先吃，自己饿肚子……要说好处，我看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拥护你。”
然而，那时人们仍然执著地要参加共产党，甘愿承受那九十九条“坏处”，因为人们觉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条好处，远远超过了那九十九条“坏处”。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勇于和乐于承受那九十九条“坏处”，才能为占99％以上的绝大多数人赢得翻身解放的九十九条好处。
值得高兴的是，如今一当严重的检验到来，甘愿承受九十九条“坏处”的人还大有人在。如在边防前线、在抗洪救灾现场、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其他时刻，便都有人站在前头，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从这里，人们坚信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党性未泯，从而对前途充满信心。
然而，有的党员似乎觉得这种检验在平时是“软指标”，可以利用种种“无形难寻”的机会，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只求捞到九十九条好处，而不愿承受一条坏处。这些党性不纯的人，一旦当了领导，有了权和地位，便利用职权贪求“好处”，得九九而望百，每每好处到手又心安理得，脸不红心不跳，反而觉得是应该的。
一个共产党人是不是真心愿意承担九十九条“坏处”并真正实践它，在平时和一般的场合，也不是不可检验的。检验的标准，概括起来就是“两前两后”，即“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譬如在处理个人和群众关系时，是先人后己，还是先己后人？在劳累困苦面前，是挺身而上，还是退缩其后？在分配住房、提职、升级、调资、出国的时候，是争和抢，还是推和让？就是抬一根木头，不是也有抢大头还是拣小头的轻重之分吗？在工作和生活中，谁能逃脱得了这种“前后”的检验？
最近，党中央号召端正党风首先要从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做起。由此想到，全心全意地承受和实践九十九条“坏处”，做到“两前两后”，不仅应该作为一个合格党员的要求，而且对于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来说，还要作为一条严肃的纪律来保证实现。一个党，以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自觉的纪律不行，是不是心甘情愿承受和实践九十九条“坏处”，恐怕要做为组织生活的检讨内容，甚至“三省吾身”，谁贪了“好处”，做了不该做的事，该检查的就检查，该批评的就批评，严重的，该处分的就处分，直至清洗出党。对党内那些只图享受当一个执政党党员的好处，而不愿全心全意为人民承受九十九条“坏处”的人，进行思想教育，加强纪律约束，大抵也是端正党风的一个良方。
第8版()
专栏：
悼朱光潜先生
李泽厚
朱光潜先生逝世了，我应该写点什么，却不知道写什么才好。凌晨四点钟，我坐在屋里发呆，四周是那样的寂静。
我和朱先生是所谓“论敌”，五十年代激烈地相互批评过，直到朱先生暮年，我也不同意他的美学观点。这大概好些人知道。但是，我和朱先生两个人一块喝酒，朱先生私下称赞过我的文章……这些却不一定有许多人知道。那我就从这写起？
我那第一篇美学文章是在当时批朱先生的高潮中写成的。印出油印稿后，我寄了一份给贺麟先生看。贺先生认为不错，便转给了朱先生。朱回信给贺说，他认为这是批评他文章中最好的一篇。贺把这信给我看了。当时我二十几岁，虽已发了几篇文章，但毕竟是言辞凶厉而知识浅薄的“毛孩子”。这篇文章的口气调门便也不低，被批评者却如此豁达大度，这相当触动了我，虽未对人常说，却至今记得。贺先生也许早淡忘了，但不知那封信还在不？当然，朱先生在一些文章中也动过气，也说过重话，但与有些人写文章来罗织罪状，夸张其辞，想一举打垮别人的风格，相去何止天壤？我想，学术风格与人品、人格以至人生态度、学术的客观性与个体的主观性大概的确有些关系。朱先生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地写了、特别是翻译了那么多的东西，造福于中国现代美学……这是我望尘莫及而想努力学习的。朱先生那半弯的腰，盯着你看时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带着安徽口音的沉重有力的声调，现在异常清楚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因为自己懒于走动，我和朱先生来往不多。但在“文革”中，却去看过他几次。我们只叙友情，不谈美学，聊陈与义的诗词，谈恩斯特·卡西尔……虽绝口不涉及政治，但我当时那股强烈的愤懑之情总有意无意地表露了出来。我把当时填的一首词给朱先生看了，朱先生却以“牢骚太盛防肠断”来安慰、开导我。并告诉我，他虽然七十多岁，每天坚持运动，要散步很长一段路程，并劝我也搞些运动。朱先生还告诉我，他每天必喝白酒一小盅，多年如此。我也是喜欢喝酒的，于是朱先生便用酒招待我，我们边喝边聊。有一两次我带了点好酒到朱先生那里去聊天，我告诉他，以后当妻子再干涉我喝酒时，我将以高龄的他作为挡箭牌，朱先生听了，莞尔一笑。
“文革”后，朱先生更忙了，以耄耋之年，编文集、选集、全集，应各种访问、邀请、讲学、开会，还要翻译维柯……于是我没再去朱先生那里了。最近两年，听说朱先生身体已不如前，又时坏时好，但我消息既不灵通，加上自己一忙，也就没十分注意。
如今，一声惊雷，哲人萎去，回想起当年情景，我真后悔这十年没能再去和朱先生喝酒聊天，那一定会痛快、高兴得多。但这已经没有办法了，生命只有一次，人生不能重复。只是记忆和感情将以更丰富的形态活在人的心底。而这也就是死亡所不能吞噬的人类的有活力的生命和生命的活力。
1986年3月7日晨五时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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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峡杂咏
峻青
过武汉
一九四九年五月，随军进入刚解放之武汉，在此工作三载有余。一九五二年年底，调离武汉去上海，屈指算来，离别已整整三十三年了。
三十三年寻旧梦
秋声秋色满江城
高楼临水腾黄鹤
大桥横空锁苍龙
汉阳树迷旧烟雨
珞珈山翻新楚声
夜阑晴川千杯少
诗酒不尽故人情
咏神女峰
秀峰高耸大江滨
阅尽巴楚几度春
瑶姬未懈降龙杰
山荒水野日日心
舟过秭归远眺屈原祠
一叶轻舟过江城
松柏森森夹岸生
遥望屈祠高耸处
犹闻泽畔行吟声
访昭君故里有感
离乡无泪亦无恨
红颜慷慨入胡门
堪叹文章功利笔
惯将古艳化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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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苑轶话
贾祖璋与科普创作
任凤生
贾祖璋先生是我国科普创作的老前辈，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进行了科学小品文的写作。
他自幼热爱大自然，热爱动植物。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经常借阅各种生物学书籍，毕业时，还借了日本神谷辰三郎著的《显花植物分类学》，携回家中阅读，并动手翻译其中的第二章《植物分类沿革》，1921年春节前后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专栏上。
1924年，贾祖璋报考上海商务印书馆，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在印刷新模型标本部当制作动植物标本的工人和检定员。由于接触的实物比较多，尤其是鸟类标本，于是他写成了《中国产鸟类报告》等几篇文章，1926年发表在周建人主编的《自然界》杂志上。这些文章都还是论文式的，不属科普创作范畴。
同时，贾祖璋翻阅多种书籍，查证出关于杜鹃鸟的四十二个别名。在这基础上，引用古代有关诗文，从现代科学知识的角度给以解释，创作了《杜鹃》这篇作品，于1927年发表在胡愈之主办的《东方杂志》上。这是一篇没有正式命名的“科学小品”，开创了我国科普创作的一种新体例。
直到1934年9月，贾祖璋在浙江一师时候的日文辅导老师陈望道先生，在上海创办《太白》半月刊。创刊号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栏目，发表了四篇科学小品文：周建人的《白果树》、贾祖璋的《萤火虫》、顾均正的《昨天在哪里》、刘薰宇的《白昼见鬼》。此外，还刊登一篇论文，是柳湜的《论科学小品文》。这样，《太白》创刊号在我国第一次正式公开打出了“科学小品文”的旗帜。从此，科学小品文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发展起来。贾祖璋此后陆续写成了《水仙》、《蚕》、《蟹》、《雉》等作品，并于1936年结集为《生物素描》，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是他的第一本科学小品文的选集。在此以前，他写的有关鸟类的部分文章，也集成一集，由他的老师夏丐尊先生，拟定书名为《鸟与文学》，1931年就由开明书店印行了。夏丐尊在序言中说，过去读小泉八云那本有名的《虫的文学》，很感兴趣，现在读这本《鸟与文学》，“有许多地方，令我记起读《虫的文学》的印象来”。
二三十年代我国科普创作还刚刚起步。贾祖璋先生的第一篇作品，或第一部著作，都是我国最早的科普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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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漫步
灵犀相通
林默涵
沈大力是一位学习刻苦、写作勤奋的青年作家。他精通法语，并且对巴黎公社战士有很深的感情，曾翻译《巴黎公社诗选》和描写巴黎公社斗争的话剧《樱桃时节》，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和青年艺术剧院演出。最近，又在巴黎出版了他和法国女作家苏珊娜用法文合写的小说《在延安的孩子们》，这本书是写延安保育院一群孩子（沈大力是其中之一）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从延安撤出，经过千辛万苦，最后到达北京的艰险历程的。
这部小说在法国及西欧其他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法国电台、比利时电台作了介绍或连续广播了小说，意大利也将翻译出版，许多报纸发表了报道和评论。法国著名作家艾田甫给沈大力的信中说：“我已到了一生长征的终点，但延安孩子们的长征，将时时萦系我心，直到停止呼吸。”
为什么这些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今天西方社会的延安孩子们的故事，会这样吸引和感动西方读者呢？《欧洲时报》一位记者久久地思索了这个问题，最后悟出了一点道理：“尽管国度不同，制度迥异，地域相距遥远，但有一点是人类灵犀相通的，那就是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和对幸福、和平的追求。每一个中国人，尽管他与法国的现实有很大距离，当他走过凯旋门下长明火旁的时候，都会对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死去的法兰西儿女肃然起敬。尽管鲁迅和周恩来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
日本人民还是为他们塑像纪念。在日本绝不会有汪精卫的塑像，虽然他曾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卖力。延安孩子们的生活引起法国读者的共鸣，也是因为这些在苦难中顽强生存的孩子们代表了对自由、希望和明天的追求。”
巴黎的一家报纸的评论中也说：“这是一本令人激奋的著作，悲惨的生活和痛苦的遭遇并没有熄灭延安孩子们心中的热情和追求。这些孩子们什么都失去了，但希望仍在燃烧。”
对于崇高事物的崇敬，对于明天和希望的追求，是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的共同情感，是无分国界、超越时间空间的距离的，这不是很值得我们想一想的吗？奉劝那些一心想让自己的作品打入世界的人，也想想这个问题。
希望这部小说的中文本早日出版。
2月22日
第8版()
专栏：
走向湖滨
郭良原
走吧朋友
春天已在低垂的柳枝上睁开眼睛
让我们从高楼的寂寞中
从街道的拥挤中走出来
带上面包带上相机带上球拍
走向浅草染绿的湖滨
走向风衣飘起的清新
一个冬天
我们没有出门
没有看到水秀山青
多年未遇的大雪冰冻
阻塞了大路和每一条小径
朝向湖滨
恋人的眸子里流出焦渴
也流出憧憬
终于等到了今天
燕子终于衔回一个迷人的江南
走吧朋友
春天已在湖中的涟漪上睁开眼睛
不用担心天会下雨
我们的诗情正需要春雨的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