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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挥优势的几个问题
方生 王瑞荪
自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我国经济建设的形势越来越好。党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的新的经济政策，包括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的方针，在短短的时间内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围绕发挥优势的问题，不少部门、不少地区在认真研究、抓紧规划，许多领导干部、科技人员以及职工群众开动机器、献计献策。上上下下，四面八方，找优势、议优势、发挥优势的空气日益浓厚。
今天，发挥优势的方针被响亮地提出了。为了使它真正成为四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准则，普遍地为大家所遵循，消灭那种扬短避长、放弃优势的怪事、蠢事，有一系列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要解决想不想发挥优势的问题
人们为什么想发挥优势？就是因为发挥优势有利。即使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通过个人生产实践中的比较和选择，对于能够使他节省劳动、增加收获的客观条件，也总是会积极加以利用的。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在发挥优势方面是怎样不遗余力，费尽心机，那就更不待言了。出于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欲望，凡是能够为他们所利用的条件，都会紧紧抓在手里不肯放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集体的、劳动者个人的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来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说，具有比资本主义更为广泛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可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违背发挥优势原则的事情却每每发生，造成了社会主义反倒压制优势的不正常现象。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优势无法发挥或无法充分发挥的问题，它说明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带有严重的缺陷的。这一体制实际上把各个生产单位置于各级政权机关的附属物的地位，不承认它们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具有各自的利益。
所以，发挥优势，首要的任务是要使人们想发挥优势，如果生产者没有这方面的积极性，一切就无从谈起。如果发挥优势不能成为普遍的自觉的行动，尽管上面决心很大、方针明确，许许多多的优势也许还会沉睡、受损、丧失。要使人们努力发挥优势，也就是说，要使各项经济决策和活动都有利于发挥优势，有利于取得尽可能大的效果，单纯靠下命令、作指示、宣传动员的办法是难以显著奏效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生产者能否从发挥优势中得到经济利益。只有合理解决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的经济利益，他们发挥优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会真正调动起来。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还只能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每个经济单位都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品生产者。他们要计较自己的经济利益不仅不奇怪，而且是完全正常的。我们正是要通过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去推动他们主动地发挥经济优势。各个经济单位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就必须把商品的个别劳动耗费降到社会必要劳动以下，否则收入就少，甚至亏本，生产者的经济利益就要受到损失。这一过程是通过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实现的。竞争迫使每一个商品生产者千方百计地节约劳动耗费，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由包括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之间是不平衡的。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迫使每一个生产者都要认真考虑如何发挥优势，提高经济效果。同样的产品，在优势地区生产，它的个别劳动耗费会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收益就多。相反，在劣势地区生产，劳动消耗就高，收益就少。生产者发挥优势好坏与自身经济利益挂钩的结果，就象装上了发动机一样，会推动着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积极主动地去发挥各自的优势。
要解决能不能发挥优势的问题
发挥优势，要求因地制宜，这和过多的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相矛盾。目前，我国仅工业企业就多达几十万个，产品品种、规格繁杂多样，技术力量、管理经验迥然不同，各种生产条件和社会需要又经常变化。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什么都由国家计划来安排
（从产值、产量、品种规格到花色都由经济主管部门以计划下达），就会把生产单位的手脚捆得死死的。国家计划既不能按照全国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来组织生产，又不可能对各种不断变化的情况迅速作出反映，也不允许企业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调整。在这样的计划管理体制下，要充分地做到因地制宜，发挥各地区、各部门、企业的优势，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改革计划体制，减少指令性指标。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与此相适应，要使企业在计划制订、物资购销、财务管理、劳动工资、产品价格等方面，拥有必要的权力，成为一个具有经济活动能力的单位。在服从国家统一领导和有利于综合平衡的前提下，能够根据自己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按照社会的需要，主动地发展生产和流通。
发挥优势，要求互通有无，这和按行政系统管理经济很不适应。各经济单位因地制宜地发挥优势，意味着实现合理的分工。一方面要大量购进自己不能或不宜生产的商品；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商品进入市场。如果不打破地区封锁，扩大流通渠道，需要的东西买不到，生产的东西卖不掉，发挥优势是不可思议的。同时，我国各地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不同，有的拥有资金优势，有的拥有技术优势，有的拥有资源或者劳动力优势，总之各有各的优势，什么都自己搞，势必导致在劣势上浪费精力而把优势埋没掉。因此，我们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组织整个经济活动，主要采取经济办法，通过经济组织管理经济；要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鼓励各种形式的不受行业、地区、隶属关系限制的经济联合，合理组织生产，疏通流通渠道。
要解决会不会发挥优势的问题
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是一项新事业、一门新学问。不研究、掌握它的规律，是不可能把优势发挥出来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发挥优势还有一个会与不会的问题。
学会发挥优势，并不神秘，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要从实际出发，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发挥优势的前提是要搞好调查研究。真正地了解本地区、本部门、本企业有哪些优势和劣势，这是发挥优势的基本立足点。本来，这个问题不是什么新问题。可是，在我们一些同志中的确存在着舍不得花力气深入调查研究的情况，所以仍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有的同志身为领导，对自己所在地区和部门不调查不研究，对什么是自己的“长”，什么是自己的“短”，心中无数。由于不了解情况，对自己只看到“短”的一面，看不到“长”的一面，因而无所作为；而对别人则只看到“长”的一面，看不到“短”的一面，因而怨天尤人。这样的状况，当然会妨碍本地区、本部门、本企业优势的发挥。其实，任何地区、任何部门、企业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不可能只有“长”，而没有“短”，也不可能只有“短”，而没有“长”。问题是要迈开步子走出去，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做到知长识短，然后才能真正扬长避短。
发挥优势一定要量力而行。优势是对劣势相对而言的，优势可以转化为劣势，劣势也可以转化为优势。怎样将优势发挥出来？最怕的是不了解实际情况，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一说发挥优势，就“大办”、“大搞”，四面出击，八方开花。经验证明，不问自己有无可能，勉强去做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往往适得其反，把优势变成了劣势。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发挥优势要讲条件，既要对本地区的自然资源有所了解，又要从全局出发，对如何利用这些资源作出合理安排，综合考虑，量力而行，有取有舍，有缓有急，这样才能有步骤地发挥优势，促进经济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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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近十年来国外哲学研究的两点情况
197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哲学研究室对70年代的若干外文哲学期刊作了一次初步的普查，从14个国家的46种刊物中，搜集和初步整理了14，000多篇论著的篇目。根据这些篇目的初步分析，介绍了10年来世界哲学研究的情况，下面是其中的两点。
一、对于人的研究居于十
分突出的地位
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国外哲学研究发生了所谓“人类学转折”，就是说，从对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研究，转向对人的研究。现在，西方许多哲学流派，都认为对人的研究是哲学的中心问题。西方有些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人格主义等，宣称自己的理论是关于人的专门学说，被称为“人本主义”的哲学流派。
对于人的研究的盛行，形成了“人类学”这样一门时髦学科。由于各种流派的不同，各家的观点及研究着重点不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名目，如：哲学人类学、存在人类学、自然人类学、现象人类学、结构人类学、演绎人类学、非理性人类学、先验人类学、超验人类学、人性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个性人类学、应用人类学、价值人类学，等等。
对于人的研究，大量是探讨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以及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许多论著的篇目表明，哲学家们所经常注意的课题有：人的价值和利益，人的需求，人的实践，人的异化，人的自由和权利，人的能动性，人的创造力、才能和可完善性，人的行为，人的愿望、意志和理想，人的交往，人的气质以及人的共性和个性及其关系，社会的人和生物的人的关系，等等。
另有一些论著，着重研究和论述人和其他各种客体的相互关系，如：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机器，人与客观精神，人与上帝，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系统中的人，控制系统中的人，信息世界中的人，等等。还有些文章则探讨了人类发展的未来。
对于人的哲学研究还同一些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具体学科结合起来，如：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生态学等。其中，社会学和伦理学的研究尤为突出。
二、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
这是国外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特点。特别是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从辩证唯物主义到西方各种哲学流派，都以不同方式吸取自然科学成果，来充实自己的哲学内容。有些露骨的唯心主义哲学派别，如宣扬神学的新托马斯主义，也拼凑了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使神学披上了一层科学的外衣。现代实证主义等西方哲学流派，则抛弃传统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试图用精确科学的模型来改造和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被称为“科学主义”的哲学流派。它们同“人文主义”的哲学流派，被认为是当代哲学的两大潮流。1978年第16届世界哲学会议，就是以“哲学与现代科学的世界观问题”为中心议题，各个主要哲学刊物都作了报道或刊登了会议上提出的论文，影响较大。
从刊物上论著篇目看，哲学家们所注意的自然科学学科十分广泛，其中大量地集中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控制论等方面。如：有的通过基本粒子的新发现来研究物质的定义及其结构问题，有的以宇宙演化论和宇宙膨胀论来论述“宇宙观念”问题，有的根据大脑机能的研究或自动化技术的新发展来阐述意识的本质问题，有的则利用数学发展的新成就提出人类知识的数学化的主张。这表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以及围绕哲学基本问题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更加深化了。
另一些论著，着重研究科学研究的本质、性质和结构布局，以及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等问题。它们经常论述的课题有：科学的合理性、统一性、客观性、系统性，科学的价值，科学发展的动力，各种数学、物理及语言、概念等模型及其结构，假设、想象、预测、归纳，综合、分析、推理以及观察、实验等在科学研究中的运用和作用，应用科学和理论科学的关系，科学的分类法，科学的管理和计划，等等。
科学发展同社会发展的关系，也是哲学家们十分注意的一个问题。主要论述的课题有：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自然科学的社会职能问题，对技术统治主义、工艺决定论的阐述或批判，关于科学技术是否属于意识形态的争论，等等。
（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界动态》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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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简介
任何一本有价值的科学著作，都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国辉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是作者经过多年研究而撰写的一本有见解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
从19世纪60年代发生到90年代销歇的“洋务运动”，它的内容非常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等方面。作者考察“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过程，确立本书的任务是“就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剖析洋务派所经营的军用、民用企业的实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中阶级关系的某些特点”。
在中国近代，新的生产方式是伴随近代企业的出现而产生的。为了研究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怎样引起中国近代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探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作者搜集丰富的历史资料，分析了清政府主持的近代军用工业（以制械、造船为重点）和“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民用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特别着重分析了民用企业中若干重要部门（如近代航运业、煤矿业、金属矿业、纺织业、电报、铁路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过程。在考察“洋务运动”的过程中，作者剖析了清朝统治集团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所采取的对内对外政策，以及“洋务派”主要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的思想。在分析买办或商人代表人物盛宣怀、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的言行时，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点。
（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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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讨论
实践证明了什么？
——谈谈“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力”的问题
王于
关于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是否起决定作用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感到，对这个过去一直被奉为指导工作的理论问题，确有重新加以探讨的必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理论、一个口号、一种提法，判断其正确与否，主要靠什么？不是靠人们从理论上如何去解释它，说明它的合理性，而是看这一理论、口号、提法在实际生活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效果。
建国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相当伟大的成就，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也确实发生过一些失误，有些甚至非常严重，以致阻碍了我国生产力以应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当我们回顾和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时，不难看出在实践里出现的问题当中，有一些是同“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力”这个理论密切关联的。
这一理论的完整表述应当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而在一定条件之下，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反过来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根据这一理论，生产力只能是“一般地”表现其决定作用，而在“一定的”条件下，生产力却要由生产关系去决定了。这也就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并不是绝对的和普遍的，是可以有例外的，即在“一定条件下”就可以“反过来”由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于是，我们的生产关系就象魔术师手中的小箱子一样，只消把鸡蛋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往里面一放，就“自然而然”地飞出个肥大的活鸡来。我们以往的工作，往往想采取这种变魔术的办法，造成生产力神话般发展的奇迹。不是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不是实事求是地研究我国现有生产力的水平，而只是想“反过来”，以“拔高”生产关系的办法来带动生产力的发展。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就一次又一次地让生产关系去“决定”生产力，要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去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起来不久，不待它还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巩固阶段，不顾它还有一个使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的过程，便又匆忙地要以更大更公的组织形式去代替它。刚刚实现了由个体向集体的过渡，很快又由小集体而大集体，而更大的集体，很快由初级形式的公有化转为高级形式的公有化，而不考虑原有的生产力水平。这里已经没有“生产力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可言了，谁要是提一下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就是“机械唯物论”，就是“唯生产力论”。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处于“一定条件下”，因而，“特殊”也就变成了“普遍”。只见生产关系一再变革，越来越“大”，越来越“公”；不见生产力有飞跃的发展，甚至出现生产停滞、倒退的趋势。林彪、“四人帮”则更变本加厉，大搞“穷过渡”。结果是越过渡越穷，越穷越过渡。如此恶性循环，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灾难。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就是指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是客观的、普遍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而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理论却是主张有所例外。在这种“例外”的情况即“一定条件”下，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力。这样一来，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便从根本上被颠倒了过来。人们不是从我们现存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去鉴别作为生产关系的经济形式是否合理，而是从观念上的“公”与“大”来看待某种经济关系形式的应否存在。这种观点，即使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的现在也依然有其深厚的社会影响。当我们按照客观实际情况，即按照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生产力的实际发展状况，把那种基于强迫或某种压力而建立起来的、“超越”现有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不适合和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加以调整，就被一些人认为是“离经叛道”，他们惊呼“倒退了”、“变修了”、“复辟了”，形成了一股阻力。在他们看来，生产力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尽管“超越”，却是可以
“决定”生产力并使之和生产关系相适合的。他们完全忘记了或者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道理：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成熟以前，是不会出现的，如果出现了，也难于持久地存在下去。
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力的理论，按说是应该局限在有限范围以内。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被理解为没有任何条件限制。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首先，“一定条件”这个概念可以随意解释。可以说这样就是“一定条件”，也可以说那样就是“一定条件”。实际上只要人们要求生产力有所发展，就形成了这种“一定条件”，这样就有理由要求把生产关系“拔高”。因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希望生产力有大的发展、快的发展，于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说是具有“一定条件”。这样，“一定条件”实际上就成了“无条件”了。这个理论再同那个“继续革命”的理论联系起来，我们天天都处于“一定条件”之下就完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因为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领域的“继续革命”要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那么，“四人帮”宣扬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革命始终都起决定作用”的谬论，不过是“一定条件”的自然延伸罢了。
一些同志认为，这一理论只是被林彪、“四人帮”歪曲了，但理论本身还是正确的。只要把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局限在“一定条件”下，并对“一定条件”给以确定的含义，这个理论的正确性是可以在实践中找到证明的。比如我国建国初期经过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后，以及在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生产关系方面进行的若干调整，都使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等等。他们认为，这些事实就证明了生产关系可以决定生产力。然而，实践究竟证明了什么呢？与其说是证明了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起了决定作用，倒不如说突出地证明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因为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极为明显的事实。如果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干嘛要打上22年的仗，牺牲这么多的人去推翻它？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于生产关系所作的一系列调整，恰恰因为是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规律的，所以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在这里并没有丝毫贬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的意思。不过反作用无论多大，都不等于“决定作用”。过小的衣服会束缚孩子的正常发育，然而孩子的成长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会取决于衣服的大小。当然，这个例子也许并不那么恰当，但道理是一样的。有些同志把生产关系可以加速、延缓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和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决定作用混为一谈。仿佛一定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一定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是这一“决定作用”的表现。这样一来，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就完全“平起平坐”、“相互决定”了。这究竟是历史的一元论还是历史的二元论呢？还有些同志以因果联系来说明“决定作用”。其实，我们分析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发现过程中存在着广泛而复杂的因果联系。但是，并不是任何一种因果联系都可以被当作是本原和派生之间的决定关系。如果从事物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长长的因果链条中任意摘取一环，断言这就是某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决定作用，那么，这种看法的理论后果将导向何处是可以想见的。
过去我们的理论工作受着过多的条条框框的限制，对于有些理论问题明明知道和现实对不上号，也只能绞尽脑汁想办法给以合理的解释。今天在四化建设的道路上，实践提出了许多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考虑，我们还不该克服本本主义，看一看实践这个广阔的天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