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本报编者按语
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联合反华声中，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继一月二日公开攻击中国之后，二月六日发表了冗长的声明，积极参加了反华大合唱。
卡斯特罗总理在这篇反华声明里，使用了大量恶毒的语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破口大骂。他指责中国“不诚实”，“恬不知耻”，“居心险恶”，“背信弃义”，“伪善”，“极端阴险”，“怀着最恶毒的意图”，“暗藏着一把匕首”，进行“敲诈勒索”，“施加压力、侵略和扼杀”，使用“最卑劣的海盗、压迫和强盗的手段”，对古巴进行了“经济侵略的罪恶活动”。他甚至说什么中国“实际上参加了这一封锁”（指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经济封锁），说什么中国代表同古巴军官接触“目的是劝诱变节”，说什么中国的手段和作法“同美国驻我国大使馆过去在企图干预古巴内政和用这种和那种方式把它的意志强加给这个民族时，所使用过的完全一样”。这篇声明，把中国说得简直是罪大恶极，简直是坏透了。
中国过去、现在、将来都坚定不移地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革命果实的斗争。中国一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历来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大国不该欺负小国，小国也不该欺负大国，大家都应当讲原则，讲道理。卡斯特罗总理在他的声明中，借口中国向古巴出口大米问题和中国在古巴发行印刷品问题煽动反华，是完全不讲道理的。
关于大米问题的真相，中国对外贸易部负责人在今年一月九日和一月三十日的两次谈话中，已经列举事实，说得清清楚楚。卡斯特罗总理并没有能够驳倒这些事实，却硬要把古巴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这种嫁祸于人的手法，实在太不高明了。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理应根据互利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办事。双方在贸易谈判中有不同的意见，这本来是正常的。怎么能够因此就把一贯忠于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从各个方面支援古巴人民的社会主义的中国，骂成是跟帝国主义一样，骂成是对古巴进行“经济侵略的罪恶活动”呢？几年来，古巴不但没有改变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蔗糖单一经济，反而实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所谓“国际分工的原则”，继续发展这种畸形状态，使古巴遇到严重经济困难，难道这是中国人出的主意吗？难道这是中国人的罪过吗？
关于印刷品问题的真相，同样是很清楚的。中国使馆和中国书报发行机构，在古巴发行公报和书刊，阐明中国的政策和主张，这是完全正常的，是光明磊落、无可非议的。为什么古巴驻华使馆可以在中国散发宣传古巴观点的印刷品，而中国驻古巴使馆就不能这样做呢？为什么让苏共领导的反华宣传品在古巴大量发行，而对于中国的印刷品却象害怕洪水猛兽那样畏惧呢？为什么对本国的干部和军官，对本国的人民群众，那样没有信心呢？
现在，世界上反华之声甚嚣尘上。在反华合唱队中增加了一位卡斯特罗总理，也没有什么不得了。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怎样摆出一副似乎很了不起的架势，其实都不可能加重什么份量，只不过是自我暴露而已。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管是大国总理还是小国总理，也不管是总理还是一般干部，究竟能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取决于他革命还是不革命，革命到底还是半途而废，支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反对美帝国主义还是讨好美帝国主义，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实行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的总理，他在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邪路以后，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尊重”，这不是大家都看到了的吗？
卡斯特罗总理曾经积极地鼓吹“停止公开论战”。但是，他从去年三月起就对中国连续进行攻击，今年一月二日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诬蔑中国，二月六日又发表反华声明。卡斯特罗总理在反华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他究竟要走到那里去，人们将拭目以待。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外国，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现代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的态度是，由他们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答复。
对于卡斯特罗总理攻击中国的言论，我们至今还没有做系统的答复，我们保留答复的权利。
卡斯特罗总理二月六日的声明是一篇有用的材料。我们现在把它全文刊载在这里，并且用多种语文向世界各地广播。希望中国人民、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读一读这份材料，想一想它提出的许多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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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二月六日的反华声明
本报讯 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报》二月六日刊登了《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对中国政府声明的答复》。全文如下：
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对中国政府声明的答复
中国政府已就我在一月二日演说中作出的宣布和随后古巴对外贸易部的声明发表了两个声明企图为它在同古巴贸易关系问题上的行为进行辩解。
中国政府借那个国家一名对外贸易部的假设的“官员”之口发表的这些声明是极端阴险的。
决不会有人相信在中国，一名对外贸易部的普通和不知名的官员能发表谈话把一个相互保持着正式外交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说成是说谎者，这些谈话由于其政治背景和无礼的形式包含着严重影响古巴和中国两国关系的可能性。
首先必需说两件事：
第一：这种做法具有很大的虚伪性，因为这些谈话只能出于中国政府最高级人士之口。
第二：这种方法是不诚实的，同时也透露出蔑视其他国家人民的感情，因为这等于说，一个小国的总理的谈话只配由中国对外贸易部的一名匿名的低级官员作出答复，尽管所讨论的问题严重影响了那个国家。
我们将不使用这种虚伪的、蔑视人的做法，因为我们不习惯于这样做，而且不论在关于维护我国尊严还是在我们应该对别人的尊重方面我们也并不区分大国和小国，不管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怎样。
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越出了严格地以有关贸易交换的数字和材料为基础而进行的讨论的界限。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讨论这些材料和数字几乎是无益的了。然而，对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企图维护的断言和结论也不应不加以回答。
一月二日，我并没有想就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性质的措施作出判断、说明和评定，虽然有足够的判断材料使我可以这样做。我只局限在说明从中国的进口将意外地急剧减少。我说明了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辩解的理由和这件事将会立即给我国带来的后果。我原文这样说：
“……有种产品由于违反我们的意志的原因今年将遇到困难，这种产品是大米。我根据我国对外贸易部关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的报告来说明一下我们将得到较少大米的原因。
“报告说：我们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一九六六年的指导方针是继续增加贸易额，从而继续近几年的趋势。
“一九六六年计划出口额达一亿一千万（比索），进口额达一亿四千万（比索）。
“与前几年相比，这种数额预定我们方面交售更多的糖，而由另一方交售更多的大米。
“十一月中旬，我们的代表团在我们部的司长伊萨梅尔·贝略同志率领下到北京讨论一九六六年的贸易议定书，这项议定书应该在哈瓦那签字。在几次与中国当局会晤后，中国当局正式提出下列意见：
“食糖——中国方面不能接受（古巴方面）建议提供的八十万吨食糖，理由如下：
“（一）他们这一年取得了丰收。
“（二）一九六一年苏联贷给了他们五十万吨食糖，规定用同种商品偿还。今年他们利用向古巴购买的部分糖还清了苏联这批食糖。
“（三）中国人民目前不需要（糖）票买糖，因为他们已有足够的糖满足需要。
“一九六五年向古巴提供达二十五万吨的大米数量是一个例外，因为当时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向中国大使提出了要求。
“虽然丰收，但是他们认为一九六六年（供应大米的）数量不可能超过一九六四年，即十三万五千公吨，原因如下：
“（一）必须进行储备，以防美帝国主义发动进攻；
“（二）必须援助越南；
“（三）其他粮食生产不足，他们不得不从资本主义地区进口，因此必须用一些大米来为此换取外汇。”
“当我们的代表团提出利用剩下的一九六○年的一千万（比索）的贷款，支付根据我们的进出口数字将会在一九六六年出现的（贸易）差额的一部分时，中国方面回答如下：
“决定利用经济贷款问题不在它的权限之内，应该在政府一级提出。但是就他们所能交给我们的产品和数量来说，供应额已达到最高限度了，因而也是最后确定的供应额了。
“他们说，因而，贸易额将差不多达到一九六四年的水平，
因为贸易将是平衡的。
“对外贸易报告说，这些建议产生的贸易问题是：虽然中国方面说我们的贸易将达到一九六四年的水平，但是由于不象前几年那样允许有一个差额，实际上达到一九六四年水平的仅仅是我们的出口，而我们的进口值将下降到比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任何贸易年度都低的水平，从一九六一年起，象社会主义国家间通常做的那样，我们通过年度贸易议定书建立了贸易交换关系。”
对上述所有这些问题，中国方面无法批驳和掩盖其中的任何实质之点。他们仅限于争论一个问题：古巴一九六六年从中国的进口额是否确实将低于一九六一年以来历年的进口额。
他们无法否认，古巴提出的出口额，包括八十万吨糖，将达一亿一千万比索，而古巴提出的需要额估计为一亿四千万比索。
他们无法否认，中国政府拒绝了八十万吨糖的建议，也无法否认为了辩护而提出下列理由：
“（一）他们这一年取得了丰收。
“（二）一九六一年苏联贷给了他们五十万吨糖，规定用同种产品偿还。今年已利用向古巴购买的部分糖还清了苏联这批食糖。
“（三）中国人民目前不需要（糖）票买糖，因为他们已有足够的糖满足需要。”
他们无法否认，他们一九六六年只同意交售十三万五千公吨大米，就是说，比去年少十一万五千公吨，比提出的需要量少十四万五千公吨。也无法否认，他们为此提出的理由是：
“虽然丰收，但是他们认为一九六六年的（供应大米的）数量不可能超过一九六四年，即十三万五千公吨，原因如下：
“（一）必须进行储备，以防美帝国主义发动进攻；
“（二）必须援助越南；
“（三）其他粮食生产不足，他们不得不从资本主义地区进口，因此必须用一些大米来为此换取外汇。”
他们无法否认，当我们的代表团提出动用一千万比索的贷款支付将会出现的（贸易）差额的一部分时，中国方面回答说，应该在政府一级提出这个问题，而就他们所能交的产品和数量来说，供应额已达到最高限度了，因而也是最后确定的供应额了。
他们无法否认，还通知古巴代表团——在以前任何一年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贸易将是平衡的，在贸易术语中这等于说，不能期望任何贷款。
他们实质上无法否认，中国代表团十分清楚和明确地提出了四点：
（一）把我们的食糖出口额限为仅仅六十万吨，而食糖是我们用以支付我们的进口的基本产品；
（二）供应的产品数量已是最高限度和最后确定的；
（三）今年取消（贸易）差额；
（四）我们消费中的传统的，有影响产品——大米将比去年减少将近一半。
他们无法否认，这几点是在一九六五年年底完全突然地向古巴方面提出的，自然，我们的政府事先对这竟然是中国政府对古巴的新贸易政策毫无所闻。
我再说一遍，他们无法否认这些实质问题的任何一个，仅限于谈一个次要问题，即古巴一九六六年从中国的进口额是否确实低于一九六一年以来的历年的进口额。他们在一月九日的声明中为了歪曲这一点而采用的办法是谈贸易总额。他们不提供任何其他材料，就断言说，我在一月二日宣读的古巴对外贸易部的报告关于进口额将低于这几年的任何一年的说法是虚假的。但是，古巴对外贸易部在一月十二日的答复中提出了从中国进口的实际数字：
一九六一年 九十八点六
一九六二年 八十九点八
一九六三年 九十点八
一九六四年 一百零九点三
一九六五年 一百二十八点九
一九六六年 （八十五点零）
中国政府在一月三十日的新的声明中再次避开实质问题而坚持这种同前几年的比较办法，企图驳倒古巴对外贸易部使用的方法，辩解说古巴对外贸易部使用了三类数字；而它，据说是根据议定书的货单，硬说，中国对古巴的出口是：
一九六一年 一百零八点零零
一九六二年 六十二点零零
一九六三年 七十七点六一
一九六四年 九十五点一一
一九六五年 一百二十七点零零
一九六六年 （八十四点五零）
好吧：让我们看看古巴对外贸易部是怎样计算出它的数字的。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古巴对外贸易部是根据可能存在的最精确的材料——实际进入和输出国家的实实在在的商品——来计算的，因为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即议定书上协议的数字在其执行过程中发生大大的改变。至于一九六五年，在十二月对外贸易部提供报告的时候，是完全不能使用这一种以进出商品总量为基础的方法计算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一年还没有结束，此外还因为需要一定时间来收集、核实和整理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上述那一年，（对外贸易）部被迫不得不使用议定书上规定的数字，虽然，正如上面说过的，这种数字可能与实际情况大大脱节。同样，关于正在开始的一九六六年，（对外贸易）部只能依靠中国方面在谈判中提出的最大限度的、最后的商品数字。关于一九六六年，难道中国政府不也是以这些材料作为基础进行比较的吗？而且，中国政府也是使用了几种不同类的材料：一类是一九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和六五年的：议定书的单子；另一类是一九六六年的：中国在谈判中提出的建议。
只是中国对外贸易部的材料和古巴对外贸易部的材料之间有一个实质的不同，那就是古巴对占进行分析的六年中的三分之二时间，即一九六一——六二——六三和六四年所使用的材料——这些材料能够真实地表达两国交换发展节奏——是精确地根据实际到达或离开国家的商品的；而中国政府的材料则完全无视这一事实，是依据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意见的，即：一张纸上议定的商品单子比真正到达一个国家或另一国家的商品更有价值。
这些商品有时候是超过议定书规定的数额的，一九六二年就是这样的，那一年议定的是六千二百万（比索），而收到的则是八千九百八十万（比索）——这才是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材料，而我们算进了我们的数字中。另外几年，如一九六一年，向古巴进口的议定额是一亿零八百万（比索），而实际到达的进口额为九千八百六十万（比索），这才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我们就是这样计算的。
相反，一九六六年，不存在要收到的商品超出协议额的任何可能性，因为中国方面断然宣布——这是以前任何一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提供的（商品）数量是最大限度和最后确定的。
中国方面提出不同类别为理由，显然是居心险恶，以便蒙蔽外行，掩盖他们的立场的弱点，使人们认为古巴对外贸易部不负责任地玩弄数字。
我在一月二日的演说中同样说过：
“……我考虑到如下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平均每人的大米消费量很高而食糖消费量极低，我自己考虑到如下事实，同古巴相反，在中国售给居民的食糖的价格比大米高三四倍，而在古巴，大米的价格比糖高一二倍，我想，更多地用食糖交换大米可能对两国互相有利。因此，我向他提出了据我看来对那个国家和对我国都非常有利的这个建议：我们准备用两吨食糖交换中国给我们的每吨大米。
“正如我对你们说的，我是考虑到一系列的情况而提出这一建议的。其中考虑到国际分工的原则，考虑到这样的事实：我们是传统种植甘蔗的国家，我们是食糖生产者，我们是善于种植甘蔗的国家，我们可以从每公顷甘蔗中得到很高产量的食糖，而我们的大米的情况不是这样，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同样的经验，没有大量的水，没有巨大的河流，没有最适宜于种植水稻的广大地区，我们没有最好的技术，我们没有最好的品种的种子，而甘蔗的情况正好相反。”
我还表示：
“应该说，那一次，回答高于我们的期望。他们接受了提议，他们甚至提出，可以不以我们说的那种方式进行交换，而是，他们继续付给食糖同样的价格，我们也对大米继续付给同样的价格。”
关于这一点，他们否认了什么呢？他们否认所建议的交换比例确实是二比一，而是三比二。关于这一方面，古巴对外贸易部原文说得十分清楚：
“一九六四年十月在哈瓦那就一九六五年贸易议定书开始了会谈，这是随后在北京要继续会谈的初步会谈。
“中国方面已经同意在那一年供应我们十五万吨大米，这比一九六四年的数字（十三万五千吨）稍有增加。古巴在一九六五年将得到十五万吨大米，价格随品种不同而异，每吨在一百四十五至一百五十比索之间，用来交换的将是等价的约十六万五千吨糖，价格规定为每磅六点一一分。
“正是在这时，古巴革命政府总理建议增加大米换糖的贸易，——正如新华社稿件内中国对外贸易部官员所说——每年用三十七万吨糖交换二十五万吨大米。也就是说，中国不是提供十五万吨而是二十五万吨大米，古巴不是提供十六万五千吨而是三十七万吨糖。从算术上来说，古巴约多提供二十万五千吨糖，来换取多提供的十万吨大米，如果这种算法不错，那就是说比例几乎恰好是二比一。
“因此，总理说古巴的建议提出在两吨糖换一吨大米的基础上增加糖换大米的贸易，那是绝对正确的”。
中国政府就这些无可争辩的论点和材料回答说，“古巴对外贸易部花了很大的力气，编造了一些莫明其妙的数字，证明卡斯特罗总理所说的古巴用两吨糖换中国一吨大米的话是绝对正确的”。
看来，对中国政府来说，把数字简单地加一下要花很大的力气，对他们没有好处的数字就是莫明其妙的数字。中国政府所犯的错误是由于他们分析数字时丝毫没有考虑到头批的十五万吨大米议定的价格约等于十六万五千吨糖的价格，也就是说比例是一比一点一，这是早已确定的，当时我建议将约十六万五千吨糖增加到三十七万吨，也就是说，多提供二十万五千吨糖来换取多提供的十万吨大米（比例是二比一），这个数字加上按另外的价格议定的数量，就是说古巴将得到的这项产品的数量是二十五万吨。他们仅限于比较总数。但是，不论他们用什么标准来分析这些数字，下述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即他们只向古巴多供应十万（吨）大米，就多得到二十万零五千（吨）糖。难道他们能否认这个建议对中国人民十分有利吗？
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实质是如下几点，他们也已经不得不承认这几点：
（一）古巴政府在一九六四年底提出了一项以糖交换大米的特别建议。
（二）古巴建议是以提供比原来规定的等价数量更多的糖来交换大米为条件提出的。
（三）由于这个建议，他们同意提供二十五万吨大米。
（四）正如我在一月二日所说那样，他们同意了提供我们所要求数量的大米，然而没有接受一个比原来规定的较高的糖的价格。
古巴政府如何解释了中国的答复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中国同意把对古巴的大米出口增加到二十五万吨时，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提议的一个肯定的答复，在我们的提议中我们明确地表明了我们对这种国内消费中如此重要的产品的每年需要量。
当时我们认为，拒绝作为相应让步而接受较高的糖的价格，是和中国政府在它与我们的关系中所一贯采取的合作精神一致的，而我们从没有认为，这就是拒绝承担供应我们每年最低限度的需求的义务。
中国政府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这只是为期一年的照顾，而这种解释与我们的建议完全不同。这种解释表明了他们办事情时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是一种对古巴方面的诚意的背叛行为。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中国政府竟象暗藏着一把匕首一样，完全单方面地保留对他们所承担的义务限度的解释权，事先根本没有打招呼，也没有经过讨论，而这恰恰发生在我国没有条件也没有办法在别的市场上买到大米的时候。
由于中国政府方面意外地急剧削减对古巴的大米出口，我们不得不规定这样一个定量。关于这一点，中国政府在它最近的声明中是这样说的：
“……古巴是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对居民实行每人每月六磅大米的定量供应的。这一年我国对古巴的大米出口量是十二万吨。其后，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我国每年向古巴出口大米十三万五千吨，古巴居民的大米供应量没有变动。一九六五年我国对古巴的大米出口量几乎增加一倍，古巴居民的大米供应量也并没有因而增加。一九六六年，根据双方初步商谈的数字，我国对古巴的大米出口量诚然是比一九六五年减少了，但仍然高于一九六二年，而同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相等。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怎么能把古巴减少对居民的大米供应量，硬要同中古贸易问题联系在一起呢？”
我们不能不认为这种说法是恬不知耻的。中国政府不会不知道，在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古巴还从其他市场得到供应；由于美国的封锁，我们在许多可能的供应者方面遇到越来越大的政治性困难；除了墨西哥以外，没有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同古巴进行贸易；那些没有断绝往来的国家，如乌拉圭和其他一些国家，在美帝国主义于一九六四年七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协商会议上颁布了美洲国家组织的决议之后，也这样做了。在那次会上，在指控古巴向委内瑞拉革命者运送武器的罪名下，采取了反对古巴的措施，结果，这些国家被迫断绝了同我国的外交、领事和贸易关系。
此外，为了我们在可能的少数几个地方得到大米，我们的购买力由于所谓世界市场的食糖价格而受到了限制。中国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在所指的那几年中食糖价格是多少。根据伦敦交易所累积平均价格，价格情况如下：
一九六二年——离岸价格每磅二点八九（美）分
一九六三年——离岸价格每磅八点五零（美）分
一九六四年——离岸价格每磅五点八八（美）分
一九六五年——离岸价格每磅二点一八（美）分
一九六五年最后五个月的平均价格如下：
八月——一点八七（美）分
九月——一点九三（美）分
十月——二点零八（美）分
十一月——一点八五（美）分
十二月——二点零四（美）分
就是在价格这样坏透了的这一年十二月，我们的对外贸易部收到了意外的消息，即中国政府将比上一年少提供十一万五千吨大米，而且比需要量少了十四万五千吨。古巴政府怎么能够避免减少居民在一九六六年的大米份额呢？
中国政府怎么能够硬要不顾这些真实情况而毫不脸红地断言：“如果古巴方面确实由于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真心希望我国在一九六六年多向古巴出口一些大米，它完全可以象过去一样，在高一级的谈判中提出来。”
自然，古巴政府——正如我将在后面要解释的一样——是有充足的理由不这样做的。但是，在解释这一点之前，我们要问：如果古巴政府，知道中国人民的食糖需要量是六十万吨，象他们的代表向我们代表团所表示的那样，我们回答说，我们想把交售量降低到三十万（吨），因为我们需要出售余糖来获得用来购买各种粮食的外汇，那么中国人民将会怎么想呢？但是，尽管古巴遭到了最近六十年中最厉害的旱灾，它的（糖）产量将不是等于去年，而是比去年少，食糖在世界其它市场上的价格已达到最近几十年最低的水平，而且美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我们封锁，但是，我们不是（把供应量）减少到三十万（吨），而是建议提供八十万（吨）。
我们糖少了却提供更多，而您们大米多了却提供更少。我们在旱灾、封锁和低价的情况下建议增加我们主要的贸易产品的交售量。您们承认获得了丰收，却对我们几乎减少了将近百分之五十的大米交售量。
此外，中国政府的代表们申辩说，必需进行大米储备以为美国一旦发动侵略做好准备。难道古巴不是正面临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的或更大的美国侵略的危险吗？在一次侵略中，如何能把一粒粮食运到离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好几千浬的我们海岸呢？古巴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国境能得到供应呢？
根据中国政府关于国际义务的概念，显然，象我们这样一个在军事上比较薄弱的、比较容易遭受侵略的国家，是没有权利考虑储备的，甚至于没有权利保持在面临美帝国主义的封锁情况下所被迫规定的一个微薄的供应份额的。
我们没有把这种份额的减少完全归咎于中国政府。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的美帝国主义者首先有责任；其次是中国政府，因为它实际上参加了这一封锁；第三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相信了中国政府的国际主义精神。
但是，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中国政府在它一月九日的声明中说：
“中古两国的贸易谈判年年有，在谈判中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同意见也年年都有。可是，卡斯特罗总理过去从没有采取过现在的做法。为什么现在在三大洲人民团结会议在哈瓦那召开的前夕，卡斯特罗总理却突然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做法呢？这是值得人们很好地想一想的。”
中国政府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日的声明中，则更加阴险地坚持说：“我们仔细地研究了古巴对外贸易部的回答，我们认为它并没有回答我在一月九日谈话中所提出的中心问题，那就是，中古两国一九六六年贸易的初步谈判正在进行，古巴政府如有不同意见和要求，完全可以向中国政府提出来，为什么卡斯特罗总理突然在亚非拉三洲人民团结会议召开前夕，单方面地不真实地公布谈判情况呢？”
在同一篇声明的最后，它怀着最恶毒的意图，重复同样的含沙射影的、诡谲的，恬不知耻的思想说：
“如果古巴方面确实由于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真心希望我国在一九六六年多向古巴出口一些大米，它完全可以象过去一样，在高一级的谈判中提出来。可是古巴方面在我们两国对外贸易部代表团的初步谈判仍在进行的时候，就单方面地、不真实地公布谈判情况，并且把减少居民的大米供应量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这确实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古巴方面这样做的目的另有所在！”
它三次都坚持同一个思想，它这样说似乎是当时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同前几年完全一样，似乎这种关系一直处于最大的和谐中，似乎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谈判之前根本没有发生严重扰乱了这种关系的严重事件，因而古巴政府的立场是不合逻辑的，莫明其妙的、不正常的、可疑的：是最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一个问题，别有用心。天晓得什么别有用心！它企图以最卑劣的恶毒心肠，用含沙射影的、狡猾、诡谲的方式散布怀疑。
提出这个论点是十分居心险恶的，因为中国政府打算利用某些问题不曾公开这种情况来企图欺骗人和混淆视听。如果考虑到，古巴政府本来并不想采取透露这些问题的痛心步骤，这种做法就尤其令人憎恶。我在一月二日的演说中严格地限于谈贸易方面发生的困难，没有评价中国的行为，也没有更深入地谈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不得不宣布以前发生的其他更严重的问题，那是令人十分痛心和十分不愉快的，过去发生的那些问题十分清楚地说明中国的行为的真正动机。
同时，中国政府说什么一月二日似乎同三大洲会议有什么联系，似乎这不正是我们庆祝我们的国庆节，庆祝一九五九年起义军的胜利，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同人民一起举行群众大会，谈论国家的重大问题。它企图完全无视这个节日的性质，完全无视我们应当向人民说清楚即将出现的新困难这一事实。这一切同三大洲会议完全没有关系。
正是我们可以说，恰恰在这次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团结会议的前夕，在由于气候不好、由于我们的主要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价格特别低而遇到严重困难的一年，在帝国主义阻挠或阻止我们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进行贸易的严酷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对我国进行了一次经济侵略的罪恶活动。中国政府选择不到更适当、更合宜的时机来给予我国人民严重的打击了，尤其严重的是，这正好发生在即将举行三大洲人民之间的团结会议的时候。这确实是值得人们认真地想一想的。
我们下面要谈的话，我们本来在一月二日就可以说了，本来当时就可以解释中国政府这种行动的动机。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恰恰是这个政府的背信弃义、伪善、恶毒的影射以及对我们这个小国的轻蔑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在贸易会谈开始之前三个月，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上午十点，共和国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和我，我以政府总理的身份，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讨论我们认为非常严重的问题。
尽管中国政府完全清楚知道，关于在我国散发有关政治问题的宣传材料，特别是有关那些会加深社会主义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分歧的问题的宣传材料一事，我们采取什么立场，因为古巴政府已就这方面向他们表示过意见，甚至公开说过，但是中国政府在古巴的代表们完全不理睬我们这方面的要求，不承认作为主权国家只属于我国政府的权力。
古巴政府的这一立场已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三日在（哈瓦那）大学前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在那里，我们还很好地详细叙述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的意见。
那次，我们明确无误地说明：
不依靠成百万的军队的力量，不依靠原子威力的我们这些小国，我们象越南和古巴这样的小国有足够的本能镇静地看到并懂得，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这些分裂和分歧对我们比对任何人影响都大，我们的处境特殊，这里离美国这个帝国九十浬，那边受到美国飞机的袭击。
“问题不在于在理论和哲学的范畴内分析有争论的各个问题，而是要考虑这一伟大的真理：面对一个进攻性的敌人，面对一个日益富有侵略性的敌人，分裂是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的，分裂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分裂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从世界上出现第一个革命者，从革命成为群众本能地参加的社会现象起直到自觉地进行革命，革命成为人民完全理解的任务和现象（这种情况是当马克思主义出现时发生的），在历史的任何时代，在人类的任何时期，在敌人面前的分裂从来都不是正确的战略，从来都不是革命的战略，从来都不是明智的战略。
“在这个革命过程中，我们所有的人从一开始就受到这个思想的教育：一切分裂的东西都削弱力量，一切破坏团结的东西对我国人民来说都是坏事，而对帝国主义是好事。我国人民群众从一开始就懂得必须团结，团结是革命的基本问题，团结是群众的要求，团结成了全体人民的口号。我们要问，难道帝国主义已经消失，我们要问，帝国主义难道不是正在袭击越南北方，我们要问，难道那里的人民——男人和女人不是正在死亡吗？
“他们要使谁懂得，他们要使谁相信，分裂是有利的，分裂是有益的？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帝国主义在那里取得进展吗？难道他们看不到帝国主义者在那里执行的战略吗？难道他们看不到帝国主义者为了扑灭越南南方的革命运动在那里执行的策略吗？帝国主义者先在报复的借口下空袭越南北方，然后自认有权在它高兴时对越南北方进行袭击，并继续利用大量飞机对付越南南方的战士。”
帝国主义者保留着进行自己尽可能最少牺牲的这种空战的权利，他们用几百架飞机进行轰炸，以后再耀武扬威地用直升飞机去救被击落的飞机驾驶员。毫无疑问，帝国主义者希望进行一种非常舒服的战争！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者希望进行一种只丧失某些工业品（即丧失一些飞机）的战争！毫无疑问，越南南方人民和越南北方人民正在经受着这一切！他们亲身受到这种痛苦，因为，在那里，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男人和妇女都在死亡，这些人是榴霰弹的牺牲者，是美国轰炸的牺牲者。
他们还毫不犹豫地宣布，他们打算继续进行这一切，因为，甚至连对越南北方的袭击也没有能克服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的分裂。谁能怀疑，这种分裂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鼓舞呢？谁能怀疑这一点，即一个对帝国主义敌人的统一战线会使它们动摇，使它们在进行冒险攻击和在世界的那部分地区实行愈来愈无耻的干涉之前会更加踌躇不决地进行考虑呢？他们能使谁相信这一切呢？他们用什么论点，用什么逻辑来做到这一点？从这里得到好处的是谁呢？是帝国主义者！受害者是谁呢？是越南人！谁蒙受了损害呢？是社会主义的威望，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威望！这必然使我们感到真正的痛心。因为，对我们来讲，解放运动不是一句蛊惑人心的空话，而是我们的确一贯感受得到的口号！
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并不想成为世界的中心；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并不想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当我们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十分真诚，绝对大公无私的，我们谈论这些问题的人不是在资产阶级选举中得到政权，而是通过手持武器地进行斗争的，我们是以六年来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抗击了帝国主义的陷害和威胁的人民的名义这样说的！我们是以这样的人民的名义说话的：他们在为了加强革命运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坚定不移地反对帝国主义，保卫革命方面毫不动摇，当我们在我们的国家，在我国的领土上，根据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的充分的、绝对的权利，采取了我们永远不会后悔的绝对合法的行动，同意在我们的土地上，安置热核战略导弹时，这个人民毫不动摇地冒了热核战争、对我们发动核进攻的危险！此外，我们不仅同意运来导弹，而且我们还不同意运走导弹！我认为，这对谁都完全不是秘密。
我们代表人民说话，我们是一个不接受美国佬的贷款、也不接受那种用于和平的粮食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同帝国主义分子没有丝毫的联系，也就是说，在革命的信念和真诚性方面谁也没有教导我们，谁也没有教导我们！就象谁也没有给我们的一八九五年和一八六八年的解放者指出独立和尊严的道路一样，我们是发表第一个和第二个哈瓦那宣言的人民，这两个宣言我们不是从任何文献中抄袭来的，它们是我国人民深刻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的纯洁的表现。
因为这是我国革命的感情，这是我国革命在所有必须证明的场合得到证明的思想，是毫不犹豫地、毫不变节、毫无任何矛盾地得到证明的思想。因此，我们有权问——正象许多其他各国人民不得不问一样——这些分歧对谁有利，难道不是对我们的敌人有利吗？
当然，我们有充分的权利，有绝对充分的权利——我认为谁也不敢怀疑这种权利——把这些分歧和这些拜占廷式的斗争从我国和我国人民内部排除出去。
最好要知道，是我们的党在这里宣传！我们的党在这里制定方针！在这里，这是涉及我们权力范围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希望引起不和的苹果传到我们这儿来——因为我们不愿意——的话，谁也不能把引起不和的苹果私运进来！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者！我们唯一不可克服的矛盾就是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我们准备竭尽全力与之斗争的唯一对手就是帝国主义！
我们的立场是一个：我们主张给越南一切必要的援助！
我们主张，用武器和人员进行这种援助！我们主张社会主义阵营为越南冒必要的危险！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任何严重的国际纷乱中，我们都会是帝国主义第一批的攻击目标之一，但是这并不使我们担忧，我们从来没有为此担忧。
这就是我们十分坦率、十分真诚的有根据的公正的立场，这个立场的出发点是我们有思想的权利，有判断的权利，有采取我们认为最正确、最革命的措施和行动的合法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谁也不要幻想可以给我们上革命者的课。
我希望不要犯低估和无视我国人民的气质的错误，因为这种错误美帝国主义犯了一大堆，它的特点之一是蔑视其他的人，蔑视和低估小国人民。这个帝国主义犯了低估我国革命的人民的巨大的、非常大的错误。如果其他的人也犯类似的错误，那是令人遗憾的。
我们的真诚的政策过去和现在都是团结的政策，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将来我们也决不是任何人的卫星国！
对我们来说埋伏的危险很大，但是不能用拜占廷式的分歧和学究的饶舌来对付它，不能！而要用革命的坚定性、革命的顽强性和进行斗争的决心来对付它。不能靠分裂的革命者、互相辱骂的革命者和互相攻击的革命者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有效地对付帝国主义敌人，而要靠革命队伍的团结一致来对付帝国主义。对于那些不相信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策略的人，我们对他们说，对我们来说，在这里，在我们的小岛上，在我国的领土上、在离帝国主义者九十浬的第一道战壕里，这正是正确的策略！
我们将按照这种想法来调整我们的路线，调整我们的行动。
不顾这个绝对明确的立场——这是我国人民的意志和我们要遵循的路线的毫不含糊的反映——中国政府，直接从中国或通过它的外交代表们，对我国增加了宣传品的寄送和更加大批散发。
革命武装部九月十二日报告说，中国政府的代表们一直在古巴革命武装部队的军官中大量地有系统地散发这些材料。这种宣传品寄到革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各军的参谋部、各兵团参谋部、各师参谋部、各兵种的领导机构的参谋部、各政治部的负责人，并且在许多情况下用私人地址直接寄给我们武装部队的军官们。
有时候，中国代表们企图直接同古巴军官们进行接触，有时候，他们竟和军官们接近，其任务显然是争取个人，目的是劝诱变节，或者也许目的是搞情报。
同武装部的这份报告中所说的一样，在许多政府文职官员中也这样大规模散发宣传品，尽管没有那么厉害的程度。
这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事实，没有一个主权国家，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政府会容忍这样的事情；这是对在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该存在的最最基本的互相尊重的准则明目张胆的破坏。我们的革命国家不能允许，通过背叛我国用来接待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们的信任、友谊和兄弟之情的活动来影响军事和行政干部的类似企图。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九月十四日我们不得不用最强烈的言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因为他的大使不在——表示我们的愤慨，我们的抗议和我们关于停止这些活动的要求。我们很清楚地对中国政府的这位代表说，这种手段和做法，同美国驻我国大使馆过去在企图干预古巴内政和用这种和那种方式把它的意志强加给这个民族时，所使用过的完全一样；我们国家已摆脱了那个距我们海岸九十浬的帝国主义取得解放，它不准备允许另一个强国从二万公里以外把类似的做法强加给我们；我们坦率地认为中国政府代表们的态度破坏了我国的主权和损害了在我们国境内完全属于我们政府的特权；不论要付多大代价，我们政府不准备容忍这类事情。
在以充足的理由和强烈的限定词广泛地阐明了这几点以后，我们对与中国政府有紧密联系的分子在世界某些地方进行的诽谤古巴革命的运动表示了我们的抗议，从我们观点来看，这种情况使得中国代表们不尊重就大批散发掺入政治性问题的宣传品提出的要求一事更加严重。
尽管最明确和断然地提出了这一警告，中国政府及其代表以至高无上者的傲慢无礼和完全蔑视我们国家的态度寄来了八百多邮袋载有政治宣传材料的新闻公报，以便在古巴散发。
在上述这次会谈以后，到达的有：
九月份：三十七期新闻公报二百份
三十八期新闻公报一百九十份
三十九期新闻公报三千八百一十六份
十月份：四十期新闻公报七千四百四十八份
四十一期新闻公报六千八百一十六份
四十二期新闻公报四千八百二十七份
四十三期新闻公报一万零四十三份
十一月份：四十四期新闻公报七千一百七十八份
四十五期新闻公报二千六百七十一份
四十六期新闻公报二千二百零四份
四十七期新闻公报二千六百六十八份
十二月份：四十八期新闻公报一千二百七十四份
四十九期新闻公报九百一十份
五十期新闻公报一千五百五十二份
五十一期新闻公报一千三百一十一份
五十二期新闻公报一千五百五十九份
一 月 份：第一期新闻公报一千零九十九份
第二期新闻公报一千零七十五份
第三期新闻公报一千二百份
在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总理直接和亲自提出警告后，从外面向古巴寄来的新闻公报的总数是：五万八千零四十一份。
同样，那天之后中国驻古巴代表们印刷和积累的数万份其他新闻公报和政治性材料也散发了。
同样，有关宣传材料继续源源不断地送到武装部队参谋部、各军参谋部、各兵团参谋部、各师参谋部、各兵种领导机构参谋部、政治部负责人那里，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九月十四日已经通知我们，他将向他的国家的政府汇报并且将对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我们）完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方面最起码的解释，它继续进行它的活动，当我们贸易代表团抵达中国讨论一九六六年的贸易时，它以由于纯粹的政治原因而采取的野蛮的经济报复的形式作出了非常明确和清楚的答复。
当然，这种活动将会停止。
一旦说明了这种情况，我们就有权问：
既然从一开始我们就了解了中国方面在贸易谈判中的明显的敲诈勒索立场，中国政府怎么能企图使古巴政府屈辱地向更高一级提出请求，恳求他们给我们一笔贷款，接受我们的八十万吨食糖，再给我们十一万五千吨大米，象前几年一样接受我们的贸易差额呢？
中国政府这样的企图，只能被解释为完全藐视我国的表现；完全无视我国人民性格和尊严感的表现。已经不是大米多少吨的问题，不是也受到影响的多少平方米的布匹的问题，而是对各国人民远为重要和带有根本性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在明天的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就能有权对别的小国人民进行讹诈、勒索、施加压力、侵略和扼杀；是不是在革命者为之奋斗的明天的世界上，从存在阶级社会的世界以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国家以及现代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上使用过的那种最卑劣的海盗、压迫和强盗的手段还会盛行下去。
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
第3版()
专栏：
比利时共产党《人民之声》周刊指出
卡斯特罗喊的是团结干的是分裂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布鲁塞尔消息：比利时共产党机关刊物《人民之声》周刊一月十四日以《卡斯特罗跟着苏联修正主义领导走》为题发表评论。评论说：
卡斯特罗大谈特谈帝国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事实上，他已选择了他的阵地。卡斯特罗仰仗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的鼻息，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经济上都是如此。
步步妥协就会很快地变质。
卡斯特罗嘴里喊团结，却选择了分裂。他嘴里喊“尊重”兄弟党，但实际却对中国进行卑鄙而阴险的诬蔑。他是在哈瓦那市中心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而且，说来凑巧，恰恰是在三大洲会议开幕之前进行这种诬蔑的。
卡斯特罗着重地肯定，他曾建议以两吨古巴糖换一吨中国大米，而且他以为这种交易的有效性是长期的。
他同时表示，中国在千方百计地阻止同古巴的贸易……
事实上，这是一个可耻的、完全虚伪的演说，这篇演说蓄意颠倒黑白，竭力进行反华。
第3版()
专栏：
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指出
卡斯特罗参加反华大合唱
新华社科伦坡二十一日电 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二月十日在科伦坡发表的新闻公报中揭露了卡斯特罗最近的反华言论。二月十八日《劳工报》以《卡斯特罗参加反华大合唱》为题刊载了这份新闻公报。
新闻公报说，“卡斯特罗猛烈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讲话引起了轰动，这甚至使许多外交界人士感到震惊。在政治方面消息灵通的人士很久以来就预料到这种发展。古巴一些时候以来迅速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是苏联每天一百万卢布的援助使它在这条道路上滑下去的。卡斯特罗已逐步被拉到同美国和平共处的政策方面去，所根据的一项谅解是：他不支持拉丁美洲的任何反美革命运动。这项协议是通过莫斯科策划的。无怪乎我们最近没有听到约翰逊谴责古巴了。”
公报指出：“当然，卡斯特罗必须为这种和平共处付出代价。他必须攻击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共同敌人。卡斯特罗利用最近在哈瓦那举行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团结会议开幕的机会发动了他对中国的攻击。他毫无根据地攻击中国拒绝卖给古巴大米，从而使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感到震惊。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位锡兰代表提到，这个插曲使古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代表中的影响马上下降了。当中国给予回答并且揭露了卡斯特罗的谎言的时候，古巴的声誉进一步下降了。”
公报接着说，“现在，卡斯特罗诉诸谩骂——毫无事实根据。他的演说一定会使柯西金和约翰逊——卡斯特罗今天的保护人——多么高兴！但是肯定严重地损坏了古巴在所有革命者心目中的革命形象。用谩骂的方式攻击被美帝国主义特别指为它的主要敌人的国家，是不能够证明一个人自己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态度的。”
“古巴所发生的情况是可悲的。但是一切进步的人都必须认识到事情已经发生了。不仅从古巴的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格瓦拉退出古巴政治舞台，而且从其他外国政治难民退出古巴政治舞台，可以衡量出古巴离开革命的道路的程度。这些其他外国政治难民过去到古巴避难，而现在发现那里的政治气候是不适宜的了。”
公报指出：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古巴完全从属于苏联修正主义。它们协力把最近在哈瓦那举行的三洲会议填满修正主义分子，而不让革命者去参加。我知道一个例子。我去年十二月曾在北京。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左翼哥伦比亚人被邀请出席哈瓦那会议。他领到古巴的签证，然后到苏联驻北京使馆去要求发给从苏联过境的签证，因为到哈瓦那去的唯一道路是经过莫斯科。苏联大使馆拒绝发给签证。他重新到古巴大使馆去，解释了这种情况。（古巴大使馆）要他把护照拿出来。他很爽快地交出了护照。几分钟之后，护照还给了他，而古巴的签证给撤销了。
公报最后说，“麻烦的事情在于，一旦你开始向下坡滑去，你就不可避免地要滑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