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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热电厂发扬革命精神从生产实际出发
实现企业管理革命大力精简机构人员
全厂人员减少三分之一，电力和热力的生产仍然保持原有水平，为现代化大型电厂的企业革命提供了经验
据新华社讯 北京热电厂用革命精神合理改革企业管理，今年在保证安全运行的前提下，人员减少了三分之一，生产的电力和热力仍然保持了原有水平。记者最近在这家工厂看到，不论在巨大的锅炉和发电机旁，还是线路密如蛛网的操作室里，生产秩序有条有理，指挥系统集中灵活，各工种、各部门之间充满着紧密协作的气氛。过去要三天多才能消除的设备缺陷，现在一二天内就能消除，并且，设备缺陷和操作中的异常现象也有所减少。从点起锅炉、开动发电机到把电力送出去的并机、合闸时间也比过去缩短了。职工们对这次改革十分满意。
北京热电厂是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电力网中的主力厂之一。水利电力部认为，北京热电厂的企业管理改革为现代化大型电厂的企业革命提供了经验。在最近举行的全国水电部门的厅局长会议上，水利电力部推荐了这个厂的经验，准备把这一经验有步骤地在全国同类企业中推广。
根据电厂生产的特点，这个厂在企业管理方面作了如下一些改革：一、精简行政机构，全厂九个科室精编成五个管理小组，实行集中管理到厂部、服务到班组的管理制度。二、取消分场，将全厂生产组成“发电运行”和“设备维修”两大系统，由正副总工程师统一领导，并配备了燃料、锅炉、发电机等专业技术人员，加强对设备和运行的专业管理，协助解决关键问题，保证安全经济运行。三、集中大修队伍，把本厂的四百多名检修人员稍加充实后成立了由上级公司领导的大修队，这个大修队不仅为本厂大修设备，还承担电力网内五个电厂的大修任务，为这些工厂节约人力。四、重新核定各工种各岗位的职责范围，打破过去分工过细的界限，适当采取兼职作业办法。五、在组织机构改革之后，相应地修改了财务、材料供应等规章制度，实行送料到班组。经过以上改革，全厂职工总数由一千五百多人减少到七百六十多人，把检修大队按承担大修任务的比重折算在内，也不过一千人，减少了三分之一。减下来的人，大部分已经支援了其他单位，少数人是学习还是工作，正在妥善安排处理中。
北京热电厂是在六年前投入生产的。当时，象这样的大型火电厂在国内还比较少，管理经验不多，因此搬用了一些外国的企业管理方法。这套管理方法对安全生产曾起过一定作用，但在实践中，也不断发现了许多不合理的地方。电力生产是高度集中统一的，燃料、锅炉、发电机、热工仪表、电气和化学处理等部门之间联系极为密切。原有的一套管理方法，不是从这些生产特点出发，而是从强调“专业管理”出发，把一个统一的生产过程分割给六个分场管理，每个分场都各有一套人马。并且在工厂一级又相应地设置了过多的科室，订立了许多互相牵制的、不利于生产的规章制度。这样，不仅组织机构臃肿，人员编制庞大，而且由于各部门之间分工过细，制度烦琐，互相配合不好，牵扯过多，以致使许多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不少人进行了大量的无效劳动。全厂一年只有五个月的设备大修工作量，却按全年工作量配备了大修人员，结果出现了平时窝工，大修高峰时人又不够的现象。设备上发生截门漏水、法蓝漏气等问题，有不少只要花几分钟拧紧螺丝母就可以解决。但是根据制度规定运行工人不能自己动手干，要开工作票，经过运行班长、检修班长、分场主任、运行值长等一道道的审批，花去大半天或更多时间然后才由检修工人来修。这时小漏往往变成了大漏，修起来更加费工费时。由于表报繁多，一部分高压试验工人有一半的时间花在写试验报告上，工人领一笔料要经过五道手续。
对于这些不合理现象，过去工厂领导虽也有所觉察，但不敢触动它。遇到安全运行的问题，往往缺少全面分析，而只是孤立地从增设人员、增订制度方面层层加码，以致用人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烦琐，思想上也故步自封起来。后来，经过不断的生产实践，逐渐积累了自己的经验，才逐步认识到这一套管理方法不符合总路线精神，在确保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开始寻求多快好省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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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面向农村 服务到队 购销两旺
贵州凯里县财贸各单位职工联合下乡，走遍三十八个公社，到过一千二百四十八个生产队。他们互相帮助，密切配合，解决不少问题，受到群众欢迎
新华社贵阳十七日电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县财贸各单位联合下乡的办法好。
这个县下乡的财贸职工已达五百多人。他们走遍了三十八个公社，到过一千二百四十八个生产队。商业、银行、信用、税收、粮食和手工业等单位的职工，互相帮助，密切配合，及时帮助生产队和群众解决了许多问题。
冠英公社今年准备超计划种植烟叶五百五十亩，因肥料和燃料问题没有解决，犹豫不定。供销社了解这情况后，便给他们送去了一万八千多斤化肥，粮管所也送去了两万四千多斤饼肥，有关部门帮助解决了烤烟用煤和运煤问题，使这个公社实现了烟叶增产计划。
今年春耕期间，冠英公社跨山生产队缺乏购买农具和化肥的资金，下乡的职工就同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商量。贫下中农提出，队里有竹匠，可以加工马草箩和晒席，供销社当下同生产队签订了三百个马草箩的加工合同，收购了队里出产的小杂竹一万六千多斤，为这个队增加四百八十元收入，解决了购买农具和化肥的资金困难。
大风洞公社三格坡生产队的贫下中农缺斗笠四十个，背棚三十个。送货的职工帮助他们向外队购买了竹子，又从本队找了两个社员加工。本来要用五十元购买的东西，只花了七元就解决了。
这个县盛产各种野生中药材、野生纤维和其他小宗农副产品，过去，由于商业部门收购不及时，农民有东西换不到钱。现在，下乡的财贸职工不仅收购生产队的大宗农副产品，也收购社员的小宗土产和废品，甚至几个鸡蛋，几叶棕片，值几分钱的鸡毛也热情收购。仅最近半个多月，生产队和社员从卖出的农副产品和废品中，就增加了一万多元的收入。
财贸部门职工深入到生产队后，还解决了许多原来认为不好解决的问题。旁海区供销社职工，原来认为库存的八十五架水耙要销两年，认为今年向工业部门订购的一千二百架铧口要积压。但是，送货下乡仅仅三天，即把库存的铧口和水耙都销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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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为农业作出贡献
培育八种杂种高粱获得很大成功
这些杂种高粱具有较强的抵抗不良环境的能力，能在贫瘠、低洼、盐碱地上正常生长，大幅度增产
据新华社十七日讯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培育出的八种杂种高粱，几年来在各地试种普遍获得了大幅度增产。
杂种高粱是用一种雄蕊发育不完全没有生殖能力的高粱和普通的高粱杂交而成的。遗传研究所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这项试验，先后共培育出十几个产量较高的品种。一九六二年起，他们把这些品种交给各地农业科学研究机关和生产单位进行扩大试种，并派出研究工作人员到试种单位和当地技术人员、群众一起共同研究解决示范推广中出现的问题。到去年为止，这些品种已在新疆、辽宁、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江苏、内蒙古、宁夏、北京等省、市、自治区的六十五个单位试种了近百次。试种结果表明，杂种高粱的增产效果十分显著，其中遗杂七号、二号、六号、三号、五号、十号、四号、十一号等八个品种最突出，亩产量一般达到四百至六百斤。去年在山西、陕西、新疆、宁夏等地试种时还出现了亩产千斤的纪录。这些杂种高粱同当前各地大量种植的优良品种“熊岳二五三”、“二○○四”比较，能增产五成到一倍多。
杂种高粱具有较强的抵抗不良环境的能力，能抗旱、抗涝、抗盐碱，在贫瘠、低洼、含盐量达百分之零点二五到零点三的盐碱地上能正常的出苗生长，并能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去年在北京市红星公社一块二十一亩的低洼瘠薄的盐碱地上试种“遗杂七号”，平均亩产二百七十一斤，而它的对照品种“二○○四”只有八十六斤。河南省黄泛区农场杂种高粱示范田亩产量达五百七十多斤，比当地优良品种增产百分之六十。去年有些地区的杂种高粱经受一个月左右的水涝，仍获得亩产三百斤。
杂种高粱在生产上只能利用一代，因此需要年年制种。遗传研究所在培育杂种高粱的同时，进行了制种方法的研究。目前已初步研究出一种简便的制种方法，一些试种单位已掌握了这种方法。
今年遗传研究所在农业部、农垦部的大力支持下，继续与有关单位协作，扩大杂种高粱的试验、示范、繁殖制种工作。试种单位已扩大到一百六十多个，试种面积达二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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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开镰收割早稻
一些已经收割的地区都获得增产
新华社昆明十六日电 云南省已开镰收割早稻。从元江县、景洪县等双季稻产区已收的情况看来，早稻都比去年增产。
今年这些地区获得早稻较好收成，是各族社员和干部发扬革命精神，辛勤劳动，采用先进技术措施的结果。元江县大水平热坝公社今年栽了三千三百三十四亩早稻，都采用了高产优良品种，底肥比去年增施了百分之五十，同时，还追施了一些化肥，栽下后就注意管理。目前这个公社已收割七百八十亩，平均每亩稻谷产量比去年增产三成以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工委机关干部、技术员和农民群众三结合在景洪县双季稻产区种了一百亩早稻样板田，产量比一般早稻田高五成到一倍。在样板田的指导和带动下，附近一般早稻田也比去年增产一两成。
目前，已经开镰的地区正结合收割，发动群众总结早稻增产经验，研究下一季生产措施，抓紧时间抢栽晚稻，争取晚稻超早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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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全省降雨旱象基本解除
新华社沈阳十七日电 十四日到十六日，辽宁全省下雨。这场雨有利于大田作物的生长，不少地区正抓住雨后时机加紧铲趟。
入春以来缺雨的辽西朝阳地区，这次降雨量在五十毫米以上，基本解除了旱象；旱情初露的锦州、鞍山、旅大、丹东、本溪地区和沈阳、阜新的部分地区降雨量在十五到三十五毫米，也基本上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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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大代表毛萃初逝世
新华社郑州十七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洛阳轴承研究所总工程师毛萃初，因患重病医治无效，十六日在上海逝世，享年四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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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的运动 深刻的变化
——通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的新人新事新风尚
新华社记者 徐炳忠 贺新创 周鸿书
北京通县的广大干部和社员，经过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新人、新事、新风尚大量涌现。最近，我们走访了这个县的一些社队，访问了一些社员、干部。从我们所见所闻的一鳞半爪的事态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
“团结桥”
张家湾公社牌楼营村有条大水沟，把整个村庄分为南北两片。不久前社员们在这条沟上架起了一座木桥，才把整个村庄联成一个整体。这个变化可以反映出人们思想的一个飞跃。
南片叫前街，北片叫后街。很久以前，有两个土匪头子在前街称霸，一户地主统治后街。土匪和地主争权夺利，挑起了前后街的纠纷，致使前后街的人结下了怨仇。早先这条大水沟上曾有过一座小桥，年久失修毁坏了，人们宁愿绕着道走，谁也没有想要去重新搭桥。
解放以后，旧社会统治阶级制造的这条人们心上的鸿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地消失了，但是彻底消除它的影响，还是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中的事。
今年春节前夕，一件偶然的不幸事故发生了：前街第三生产队的场院，由于饲养员不慎失火，两万五千多斤饲草一下就烧光了。眼看七头大牲畜马上就断了“口粮”，怎么办呢？大家都很着急。
这时，队里的二十几位贫农下中农社员聚集到一起，商量怎么度过这个难关？有人提出请求国家帮助，有人主张请求外队支援，然而更多的人说要自力更生。贫农社员王森说：“人家大寨遭了大水，也没向国家要一文钱、一粒粮，我们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贫农社员刘珍接着说：“我们要学大寨人的那股子劲头，我们可以到三间房（地名）去搂草，把损失找回来。”大伙越说越来劲儿。
就在三队开会的同时，后街一队和前街二队的社员也在开会。三队的不幸遭遇，激起了这两个队贫农下中农社员强烈的阶级同情心，他们纷纷表示也要到三间房去搂草，帮助三队战胜缺少饲草的困难。
但是，人们的生活经历不同，后街一队有几位老人却不大以为然，旧日的怨恨他们还不能完全忘怀。这时，许多青壮年纷纷出来说：
——前后街的不和是阶级敌人挑起的，我们过去上了当，今天应该用阶级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前街的贫农下中农是咱们的阶级弟兄，咱们今天讲的是阶级，可不能再讲什么前街人和后街人。
经过这样一番议论，老年人的思想通了。
三队的社员刚到搂草的地方不久，一队和二队的社员也来了。这使三队的社员受到很大鼓舞，他们干得更积极了。三天功夫，三个队的社员共搂碎草两万二千多斤，基本上可以满足三队牲口对饲草的需要。
一队和二队的社员们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们想：牲口不壮实，就会影响春耕生产，光这些碎草还不能保证三队牲口体壮膘肥。两个队的社员经过讨论，决定再支援一部分饲草。第二天一大早，一队的十几个社员赶着大车、背着草，一直把草送到三队饲养室。三队的干部和社员一再表示感谢，两个队的人互相拉着手久久不放，……。
为了纪念和巩固这种阶级的团结，不久前三个队的社员齐心合力，又在那条水沟上重新架起了一座木桥，并且在桥头竖起一根碗口粗的木桩，上面写着“团结桥”几个大字。
社员生活会
我们到台湖公社唐大庄大队的这天晚上，就去访问副大队长宋香，请他谈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的变化，他带着几分歉意说：“今晚我们全体社员分组开生活会，我也要参加，你们是不是也到会上去听听？”
我们欣然地到第二作业组去旁听。
会上，作业组长王志清首先作了自我批评。这个组有七亩高粱丰产试验田，播种以后还没有压二遍，王志清带领五个组员，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把地压了。按照规定，最多每人只能记一个工分，可是王志清给记了两个工分。他检讨说：“我事先没和队长商量就这样作了，这是我的不对。”接着大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副组长王德说：“你想搞好咱组的试验田，用心是好的，但是不应该为了咱们组就破坏队上的制度。”社员宋朝臣说：“那天队长说过，明天就给派人压，你为什么非急急忙忙搞加班，还多给记工分？要是各组都这么办，咱们队不就乱套了吗？依我说，你这就是犯了本位主义。”最后，作业组长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见，并要求退还自己多记的工分。这时参加小组会的副队长崔洪顺说：“我和几个队长核计过，工分就不用退了，以后不要再这么办。”
接下去，副组长王德表扬了老社员宋奎盛。他说：“宋大爷虽然五十多岁了，可是他不管干什么活，都是有多大劲就使多大劲。挖渠、平地、浇水，干哪样也不比咱们壮劳力差。咱们就该以实求是，给他记一等劳力的工分。”社员们纷纷表示赞成，有的说：“奎盛大爷的干劲就是不差。”有的说：“同工同酬嘛！干什么活就该记什么样的分。”
这时，一个上工有时迟到的社员受到了启发，马上自我检讨。他说：“我保证以后不迟到，拿出百分之百的干劲搞好集体生产。”
会上，大家还对队长的工作作风、组员的干活质量等展开了表扬和批评。生活会开得挺热烈，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从头到尾没有冷过场。
临末了，党支部书记崔文静说：“我看今晚这个会开得挺好，大家也都挺愿意开生活会，以后咱们就经常开开。”大家七嘴八舌地表示赞同，最后决定一月开一两次生活会。
我问身边的一位中年社员：“这个会开得怎么样？”他回答：
“好啊！一能提高思想，二能促进生产。”组长接口补充道：“我说还得加一条，能够加强团结。”
在批评面前
徐辛庄公社平家町大队第十一生产队队长邓仕凯，不久前收到了一份小字报，上面写道：
两位队长：你们是受贫农下中农的信任给大伙办事的，不过你们可不能忘记有事要和群众商量，不能坐在办公室里说了算。现时工分高的高，低的低，很不平衡。打墙是技术活，不管干多少每天总是记七分，挖沟是体力活，也不管干多少每天总是记九分。你们说可以让社员轮换着去做，可是你们派工时总是说，昨天干什么的今天还干什么，这样作合理吗？希望你们考虑改进。
这份小字报引起了邓仕凯的一番思考。他想到各种农活的工分定额的确不完全合理，早就该调整了；全队有一百多名劳动力，每天早起由队长临时派活，很难照应周到，派活的办法看来也需要改进。这些问题虽说早已发现，也说过要开队委会研究，可是这阵子忙于事务，不知不觉就把这件大事给拖下来了。
使邓仕凯想得更多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队上的各种大事都发动群众讨论，大伙也踊跃发表意见，民主办队的风气大大兴起，这是件好事。但是现在社员写来小字报，又不署名，不是有话说在当面，这证明有的人对自己还是信不过。他又想自己是新当选的队长，又是党员，应该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于是，他向队委会建议，专门召开一次社员会，发动群众给自己和干部们提意见。
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大多数干部的赞成，但是有个别干部想不大通，说：“队里的大事都让群众讨论过了，咱们也成天参加劳动，说是在办公室里说了算，这意见不符合事实，也得提出来评评理。”邓仕凯就耐心地说：这样提问题，以后人家有意见就不言语了，况且小字报提出的定额不合理、派活不适当的问题确实存在，社员写小字报也确是一番好意，咱们不能抓住一点点说过了头的地方不放。社员肯提意见，这对工作就有好处。经过这番议论，干部们的看法就完全一致了。
在社员大会上，大家果然提出了不少批评和建议，有的批评作业组长性情急躁，态度生硬；有的批评队长和组长的分工不合理，有些事情不能及时处理；同时，大家也肯定了干部工作的成绩，还提出了改进派活办法、调整作业组等具体建议。
接着，邓仕凯就召开了队委会，根据大家的意见，修订了目前到秋后各项农活的定额，又把作业组划小，让社员民主选举组长，派活办法和队干部的分工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对其它问题也一一作了处理。这些决定都在征求社员意见以后立即执行。
为了让民主办队的制度经常化，今后队委会要坚持每个月向社员报告一次工作，听取社员的批评。
队长搬进饲养室
台湖公社唐大庄生产大队的副大队长宋香，见队上的十九头大牲口多数比较瘦弱，干重活很吃力。他十分着急，就一次又一次地嘱咐饲养员，要精心喂养。
饲养员感到很为难。他说：“牲口老了，要喂壮实，可不那么容易啊！”几天过后，仍不见起色。
宋香想，这十几头牲口是队里的重要家产。眼下就要到春播大忙了。不把牲口喂壮实，怎么能保证按时播种呢？他又想到，自己去年参加劳动比较少，领导工作一般化。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怎能再照老样子办呢？想到这些，他就去找其他几位队长商量，接着就抱起铺盖卷，搬进饲养室。
开头两天，宋香给饲养员打下手。他观察到，饲养员在喂养牲口方面很不得法：一、每回添草都挺多，间隔时间长，喂得不勤；二、草料拌得不均匀，牲口不爱吃；三、夜间不给牲口饮水。宋香还发现，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饲养员不那么热爱这项工作，喂养牲口不大上心。
宋香就和饲养员慢慢谈心。他诚恳地对饲养员说，这批牲口是队里的家产，大伙把它交给咱，是对咱的信任，咱就得上心喂养。咱们贫农下中农，做什么事儿都得一板一眼的，苦点累点，也得把集体的事办好。同时，他自己带头动手改进喂养牲口的方法：固定喂草料的时间，每夜由五次增加到六次，每次都把草料拌得均均匀匀，少添勤喂，半夜还要给牲口饮一次水。饲养员见了，十分感动，也就照着他的办法干了。从这时起，每天牲口吃得饱饱的，干起活来很有精神。车把式们都很高兴。
不久，春耕开始了。宋香见牲口饲养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春耕上面。但是，他尽管工作忙，差不多每天晚上仍旧要到饲养室看一看。饲养员感动地说：“我真舍不得让你搬走，可是你当队长的要管全面，我也不好留你。现在我都按着你的办法喂养牲口，你放心吧！”
宋香的这种作风，博得了社员们的称赞。社员们说：“咱们宋队长真的变了。去年他劳动不多，工作也不大肯伸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他是哪里有困难就往哪里钻。咱们有这么一帮好干部，何愁今年不丰收！”
心连心
北寺公社白庙大队，今年因地制宜地推行许多先进经验，并且在生产上取得许多新成绩：历来实行的“大垄稀苗”的稀植方法改变为合理密植；去冬今春平整土地近七百亩；粮食复种面积扩大一千多亩；全大队一个春天植树六万五千多株……。
在谈到这些成绩时，社员们都说是党领导的好，是干部当家好。干部是怎么领导群众办成了这许多大事的呢？副大队长王玉宽没有正面回答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却很有兴趣地谈了另外一件事。
春耕前，他和大队长池有德一起到上海郊区去学习高产经验。那时，王玉宽的妻子李秀兰快临产了，家里没人照料，他想：大伙儿对自己这次去上海学习的希望很大，集体的事情要紧，可不能有半点含糊，便草草料理了一下家务，就带着歉意对妻子说：“我要到上海学习经验去了，不能照应你啦！到时候让孩子叫本家二嫂来帮个忙，一切要自己多加小心。”
十多天后，当王玉宽满载上海的经验归来时，他的妻子早就分娩了，孩子和大人都很平安，他一打听，才知道妇女干部许淑兰、邓淑春和女社员于凤芝、穆桂兰给了很多的帮助：临产前两三天，她们好几次来探望李秀兰，分娩时她们又张罗请接生员，头几天孩子没有奶吃，于凤芝又一天好几次来给幼儿喂奶，女青年穆桂兰等，抽空来帮助挑水……。他的妻子说：“你看，大伙儿把我料理得平平安安的，差不多和你在家一样周到呀！”
这件事使王玉宽觉得很暖心。他说：从前我们村里有个别干部工作上差劲，社员对他就冷淡。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的思想提高了，作风改进了，大伙对我们就很温暖。干部工作很忙，有时候顾不了自己的家务事，这本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社员们却看得很认真，村里的共青团支部还专门开过会，动员青年照顾干部家属。
王玉宽向我们说起这些事情，显得很激动，他表示，当干部辛苦一些是应该的，这是干革命嘛！现在我们干的事并不多，社员们就这样看重我们。干群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革命精神传后代
在张家湾公社张家湾镇的街道上，我们见到一大群儿童打扫街道。小家伙们干得很欢，有的拿着条帚，有的拿着比自己还高的竹扫帚，一个个干的是那么认真，漏下一根草棍，也要拾起来。
起初，我们以为这是学校组织的公益劳动，后来才知道，这是孩子们自己组织的劳动。少先队辅导员马淑珍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孩子们看到大人都热心为集体办好事，他们也自动地组织起来，学着做。”
她兴奋地告诉我们，第六生产队的孩子们，听说队上要盖猪圈，他们商量了一阵就去拣砖头，献给生产队。
说到这里，马淑珍笑了。她说，有个人逗孩子们：“你们这些砖头是不是拿人家的呀？”孩子们可认起真来了。少先队员何永增气虎虎地说道：“我们这是给集体办好事，怎么会去搞破坏呢！”他又说：“你也太小看我们新中国的儿童了。”其实，孩子们在动手拣砖头之前，就宣布了纪律：不许拿集体的和社员的砖头。
她还告诉我们，全大队五个生产队的三百多个孩子，自动地组织起来，给烈军属和“五保户”抬水、扫院子。前些天，大队团支部开展植树活动，他们也跑去参加，和青年们一起种了九千五百多棵树。孩子们成了小树的“保护人”了，给小树浇水，还割了些疙针，把村里的每一棵小树都围起来。过去，哪儿演个电影什么的，他们总是老早就跑去了。前些日子，东边南许场村演《李双双》。孩子们可想去看，可是又怕看电影的人踩坏了小树，就三两个人一组，在东大堤的小树旁边守着。电影演了两个来小时，孩子们一步也不离开小树，直到散了场，村里的人都回来了，他们才回家。
谈起孩子们这些可爱的行为，马淑珍兴奋地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伟大，连孩子们也受到了教育和陶冶，革命精神传给了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