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陈永康在常熟〔报告文学〕
吴强
陈永康的名字，早在十年以前人们就熟悉了。他是原来属江苏省、现在属上海市的松江县人，种了四十年的田。一九五一年，他种的一亩单季晚稻，收到一千四百三十三斤。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他刻苦地钻研、学习，从选种、浸种、落谷、育秧，到插秧、耘趟、施肥、治虫、水浆管理等等，总结了一整套水稻高产经验。陈永康的名字，在江南各地如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和上海市郊农村的干部、社员们的心目中，可以说是已经生了根。近几年来，他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当研究员，在苏州吴县的长桥种了几块样板田，又常到苏州地区的几个县做水稻考察、指导工作。在苏州地区几个县的人们的心目中，这条根子就扎得更深更牢。陈永康在苏州城外吴县长桥种的样板田，许许多多地方的干部、老农、技术人员和社员们都去看过，以我们常熟县来说，凡是去看过的，没有不说陈永康的稻子好看、中看、耐看，经得起比较，经得起挑剔。有的把陈永康的稻子比做身强力壮的汉子：“腰杆子硬，挺得直”，有的把陈永康的稻子比做一块崭新的缎子：“一点污斑没有”。
常熟县南莫城公社安定大队第十四生产队队长沈巧根，也是个种稻种了四十多年的能手。她的生产队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年年增产，一九六三年水稻每亩平均产量达到八百四十九斤，超过了她的生产队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在全常熟县，她这个生产队是十个水稻生产队高产标兵中的一个。我曾问过沈巧根：“你的稻子比陈永康的怎样？”她赶忙地摆手摇头，对我说：“那怎好比！我到长桥去看过以后，回到家里，对自家的田简直是看都不敢看了”。说到陈永康本人，沈巧根也曾连声赞佩地对我说过：“人家！真是有功夫，了不起！”在我们县里，在江南的好多地方，一个确确凿凿的事实是：在水稻栽培方面，凡是因地制宜，吸取了和采用了陈永康的经验的，产量都能提高；凡是既不认真地总结、提高自己的经验，又没有吸取、采用或者没有认真地吸取、采用陈永康的经验的，一九六三年的产量不是没有一九六二年的产量高，就是比一九六二年的产量高得很少。
陈永康和陈永康的水稻高产经验，就是通过人们的切身的体会，同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紧紧地联系起来，成为生产活动中时时刻刻离不开、少不得的“药中甘草”了。
常熟县一九六三年的水稻收成，虽然是因为大家学了陈永康，获得了比过去哪一年都好的产量，全县平均亩产量达到六百零七斤。但又因为学得还不到家，同苏州专区的各个县比较，还是个中等水平，比陈永康在长桥种的三亩“老来青”单产达到一千零三十斤的水平，固然差得很远，比无锡、吴县、江阴等好几个邻县的平均亩产量，也要差上十几斤到二三十斤。我们想赶上去，打算让一九六四年全县亩产量达到六百五十斤或超过六百五十斤。有的生产队如沈巧根的队，更想把亩产量提高到九百斤或超过九百斤大关。为了实现增产再增产的愿望，好好地大学陈永康，就成了我们全县所有的干部、社员内心的强烈要求。陈永康能来指点指点，能直接给些帮助，也就成为大家共同的更加迫切的愿望了。
一九六四年六月下半月，季节到了夏至，江南的原野，早稻秧苗插下去了，晚稻插秧也开始了。前几年来过的陈永康要是能在这个当口再来一趟，那多好哩！
有人说他正在长桥样板田里插秧，有人说他到了无锡，有人说他上北京开会去了。四五天前，沈巧根告诉我，她三月里在南京参加江苏省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陈永康送给她二十斤“老来青”稻种，她把这二十斤种子照陈永康“泥浆稀落谷”的方法落下去了，看来，秧苗长得还好。她也很盼望陈永康能再来常熟一趟，看看别处的也看看她的田。就怕他事情忙，要他去的地方多，来不了。
六月二十日的中午十二点半钟的时候，一位同志来告诉我说，陈永康来了。我们许许多多人盼望着的陈永康，正是在水稻插秧的这个当口，来到了我们常熟。
第二天上午七点多钟，陈永康到了城东三十六里的白茆公社。白茆和离白茆十几里二十几里的古里、唐市、任阳、董浜、支圹、何市等公社的公社干部、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五好社员、老农们，象往年赶庙会那样，一大早就纷纷地涌到了白茆。看到过陈永康的和没有看到过陈永康的，见到陈永康和几个陪同他的人一下车子，就奔上前去，把陈永康他们围拢起来。看到过的，觉得陈永康还是那个庄稼汉的老模样，黑油油的脸，黑油油的臂膀，全身结实粗壮；不曾看到过的，有的竟然觉得十分稀罕、奇怪。他穿着一条灰布短裤，一件鱼白色短袖布衬衫，天热了，连一顶凉帽都不戴。“当了全国人民代表，做了全国闻名的专家，还是跟我们这些泥腿子一样。”有的看了两眼，再看看自己，便不好意思再朝陈永康看，再朝陈永康的跟前挤了。人家在农业科学院工作，从省里来到这里，好象在家门口、在田里一样，不着鞋子，赤着一双大脚板。陈永康给大家头一个直接的印象是：劳动农民出身的水稻专家，还是劳动农民的本来面目。
陈永康的眼光洒在田里，接待他的白茆公社党委书记万祖祥请他休息，他摆摆手，说要马上看田看稻。于是，有人在前头领着他，后头，大群的人跟着他。首先到五大队，看了第五生产队的几块田，然后转到一大队三队、四队、九队、十队，挨着看了这块看那块。一边在田岸上走，一边指点着田里的稻子。有几块，他说秧苗不错，插得稀密适当，也还均匀整齐；有几块，他说秧苗瘦了，根子又插得过深；有几块，他说土地高高低低，平整得不好；有一块，他说田里的水过深。在一大队第三生产队三亩六分大的一块“农垦57”的田岸上，他站定下来。这块田的稻子长得不好，肥料施得不均匀，稻苗青的青，黄的黄，青一块，黄一块，成了一块青黄间夹的花斑田。
“这是生手下的肥料，糟了！”他起脚下了田，摸着稻子说。
对这样一块有肥有瘦青黄间夹交错的田，怎么办呢？好多人对着陈永康用眼光问道。
陈永康接连看了好几棵稻子，把稻棵秧苗根数过多的，拔起几根，看看，好在根还扎得不深，发黄的，是缺肥，发青的，肥料也不算多，他说，这块田是基肥不足，下的分蘖肥也没有过头，毛病是施肥的农活质量差，东一把西一把，一把多一把少，一把摔得远，一把摔得近，弄得不均不匀，到头来，有的肥有的瘦。他这么一说，把病情病根全都说中了。陈永康问道：“还有肥料吧？”队长回答说：“有！”
陈永康把眼光在田里一睃，说：“拿十斤氯化铵来！”
“还有法子捉捉黄塘？”队长问。
“有法子！”陈永康说。
“马上就捉？”队长又问。
“你去拿肥料吧！”好些人同声催促队长。
队长会意到陈永康要亲自动手在他们这块花斑田上，做补肥捉黄塘的样子了，因为田岸上给人们拥塞住，他便一脚踩到烂泥田里，一路踏起泥浆，奔了开去。人们突然活跃起来，离这块田近的，靠得更近了，离得远的，纷纷地拥挤过来，张大眼睛，伸长颈子，等候着看看这位专家怎样施展他的本领。
这里施用肥田粉，都是把肥田粉放在笆斗里挎到身上。今儿只有十斤重的氯化铵，数量少，也是为的让上了年纪的专家轻便一点，队长把这十斤氯化铵放到一个细竹篾编的小篮子里，满头大汗地奔来了。陈永康接过竹篮子，立刻动起手来。人们只见他在这青一块黄一块的泥浆稀烂的稻田里，腿脚在动，手在挥舞，从竹篮子里抓出一把一把肥田粉来，一把一把地飞洒出去。雪星似的肥田粉象牛毛细雨一般，纷纷地落到田里，发出沙沙的轻微的响声，稻田的水面上，溅起浅浅的轻轻的水花。人们看得清爽，他的眼睛瞄到哪里，手里的肥田粉就洒在哪里。肥田粉的星屑落得很准，只落到发黄的稻棵棵上，发青的，他一点不给它们受用。他洒得非常均匀，这里许许多多种稻种到胡须发白了的老人，都觉得那是一种奇妙的技术：他用右手提着篮子，用左手施肥，他将握在手心里的肥田粉抛洒出去的时候，手指并不张开，拳头依旧捏得很紧，使肥田粉的细屑子，从他的控制好的指缝中间飞扬出去，不是象一般人那样把手掌张开，让肥料成把地出手，落到田里的时候，一团一团地堆在一起，既浪费肥料，又不均匀，到头来，还是多的多，少的少。要分散均匀，还要由近及远，使得速度快，工效高；他把他的一条粗大的左臂，左右开弓，挥得又有力，又有节奏，将一把肥田粉，分做两次抛洒出去，人们看呆了，觉得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有硬功又有技巧，用力而又不吃力，确有一手精娴熟练的极不平常的本事。在一千多人的眼里，他一个人奔走在这块稻田里，从东到西，从这头到那头，睁着他那对炯炯发光的锐利的眼睛，踩着烂地好象履踏平川似的，在仅仅二十来分钟的短促时间里，便又好又快地做完了这块三亩六分田的补肥捉黄塘的农活。
他带着满腿泥浆、满头大汗上了田岸，把一只空篮子交还给生产队长，用手臂拭去头脸上的汗水。在二十来分钟连续不歇的紧张劳动之后，他似乎一点不觉得劳累，连递给他的一碗白开水，他也一口不喝。有人知道他的年纪，谈论说：“快六十了，还这样有精神。”“这跟玩把戏一个样，玩的是手段巧妙，干净利索，手尖眼快，得心应手。”……
大家一边谈论，一边跟着、望着陈永康，在一条条狭窄的田岸上走。面前是第四生产队的一块插秧插了一半的晚稻“农垦58”。“这块田，土地平整得挺好。”说着，他又下了田，走到秧棵跟前，摸摸稻根说：“插得深了。”陈永康插秧，主张秧根插得浅一点，不要把秧根深埋到泥底下去。他惯常把水稻和人打比方，他说，人要喘气出气，稻子也要呼吸，幼嫩的秧根子扎到深土里，再加上头有水，就吸不到空气，人吸不到空气要死，空气吸得少要感到气闷，稻子也是一样，秧根插得深会影响稻子发育生长。在实际生活当中，人们确实常常见到这样的现象；对这个道理，许多人并不是不懂，只是秧棵一上手，一朝泥里插的时候，不由的手要带劲，宁可插得深些，插浅了，生怕风一吹，倒了，水一大，漂了起来。他指着面前的稻棵说：“过深！过深！”说着，扬扬手，看神情、动作，象是很想插上几棵，做个样子。好多人看得出来，也很想请他插个样子看看，他刚才施肥的那等引人入胜的姿态，还在眼前闪动，要是他能再来一次插秧技术表演有多么好啊！五十八岁了，怎好一再劳他出力出汗。出于倾慕他，要从他的身上多学到一点妙技，四队队长跑到不远的一块秧田旁边，提过几把秧苗来，放到他的面前。秧苗一到面前，他也就顺手拿过几把，立刻动起手来。他右手拿着秧把，用左手分秧插秧。眼看着秧苗一棵一棵地从他的手里，栽到浅水下面的泥土里去，一棵棵地迎着风站立起来。他是太熟练了，一下手就是5（寸）×5（寸）方的行距、棵距，不用拉绳，行行笔直，一棵对着一棵；行距、棵距大小一样，几乎分毫不差。他插得均匀整齐、深浅适当、而又动作敏捷，一小排六棵，一棵五根或者六根秧苗，插了一小排，后退一步，接着再插一小排。多纯熟！多轻巧！许多人想看得清爽仔细一点，卷卷裤脚管，七穿八跳地下了田，奔到他跟前去。又一个精彩节目开始了，表演的人立刻被包围起来。看吧！他眼睛看着面前，分秧插秧，插秧分秧，分了就插，插了又分，那双手只是在泥浆里一进一出，一上一下来回不息，象织布梭子来回跳动似的。他一口气插了三百来棵，每一棵都端端正正，每一棵的秧数都那样均衡，看起来，一式一样，象是花布图案一样的准确对称。
这时候，人们从陈永康身上，得到了强烈的感受，而大自然也叫人感到万分舒畅。艳丽的阳光，洒在绿色的田野上。浓郁的香气从泥土里，从稻丛里喷散出来，沁入到人们的心胸里。
经过一阵紧张劳动的陈永康，在沟边上摆摆脚，洗洗手，离开了这片稻田。人们跟着他离开了这片稻田。上了大路，他又回头朝田里看看，田就是家，家里有儿女，田里有庄稼，种田人在做过生活离田回家的时候，总是要情不自禁地回头看看。这一回，不是在松江，不是在长桥，也不是南京农业科学院的农场，而是在常熟的白茆。陈永康还是再现了他的这种多年养成的劳动者的感情和习惯。跟着他走上大路的人群，也跟着他回头看看。陈永康看了一眼，就向村子里走去，大群的人则还想把陈永康刚才插的那块稻田再看几眼。有些人，其中有几个算是插秧能手的年轻姑娘，在陈永康表演的时候，她们是一直抢到前头看的，现在，陈永康和许许多多人进了白茆村，她们还蹲在那块田边，出神地看着在微风里轻轻摆动的稻子，舍不得离开。
白茆村的礼堂里，坐满了人，连窗台上、讲台的阶梯上，都塞上人了。大家恨不能一下子把陈永康的全部劳动经验都吞到肚子里，陈永康也很想满足大家的欲望，给大家多做点样子，多讲一点什么。于是，他一进村子，就赤着泥水未干的脚走上礼堂讲台，又讲育苗、讲插秧、讲施肥等等，一气讲了靠近两个钟头，接着又在三百多人的座谈会上讲话，回答大家提出来的许多问题。他讲话和他的田间劳作一样，干净利索，具体、实在，没得一句废话。人们都有这样的感觉：陈永康的意见是以科学的具体经验做基础的，有叫人不能不信的说服力。在会场上就有人这样评论说：“人家的说话，象老树根一样，十二级台风拔不起。”同时，他也很谦虚，一点也不自以为是。他在回答的时候曾这样说：“你们大家也有好多好办法、好多好经验。我的办法里头、经验里头，有好多就是从大家那里来的，有吴县的，有江阴、无锡的，也有你们常熟的。”到中午十二点钟，大家要问的都问了，都得到了他的明确回答，散了会。一散会，他就同大家扬扬手，跳上车子，赶回常熟城里。快到一点钟的时候，才吃午饭，到两点钟，又到工人文化宫去，再对一千多个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五好社员们作报告。这些听报告的，大部分是县城周围莫城、城南、城郊、藕渠、周行、淼泉、兴隆、梅李、珍门、谢桥等几个公社的，也有一部分是远从三四十里外的福山、王市、大义等公社赶来的。跟白茆礼堂里的气氛一样，大家听得非常入神用心，他讲得也一样认真，精神饱满。他又是一连气作了两个多钟头的报告，报告以后，接着又是参加座谈会，一一地回答大家提出来的许多问题，直到下午六点来钟，一天的工作才算完毕，才开始得到休息。对他精力的充沛，毅力的坚强，比他熟练的田间劳作，使我更加感到惊奇。他从早晨六点钟太阳刚露头的晨光起身，到下午六点多钟电灯亮了的时刻，回到住处，当中几乎没有一点间歇，而且在这十二个小时的劳动过程里，插一棵秧，回答一个问题，一丝一毫也不马虎。在工人文化宫的座谈会上，跟他一道工作的助理研究员王家兴，在谈到陈永康水稻高产经验的时候，说陈永康经常对他说，种田人是体力劳动者，靠的是动手，但是也要动头。陈永康说的动头，就是动脑筋。他说，陈永康做过多次试验，只用十担猪羊灰，五斤化肥，亩产量一次是八百六十六斤，一次是九百十二斤，一次是九百三十斤。如果不是会用头，会观察作物生长，会掌握作物的性格、脾气，会积累经验，这样的成果是绝对得不到的。他的话证实了同时又加深了我对陈永康的这个印象：他是个一心为农业科学、为社会主义农业建设，不知道什么叫作疲倦的人，他的身体不知道疲倦，他的脑子也不知道疲倦，他的手善于劳动，他的脑子也善于劳动。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他又从城里出发，到莫城沈巧根那里去。
沈巧根在土地改革时期当过村长，如今也靠近六十，头发有些花白了，我们都叫她“老沈”。昨儿下午，老沈在文化宫里听了陈永康的报告，参加了座谈会，同陈永康也曾拉了几句，晓得陈永康今儿早晨要到她的队里来。可是，当陈永康和陪同陈永康前来的人，从大路口转上田间小道，踏向她的家门口的时候，她却象是完全没有准备，喜出望外地从远远的田岸上，慌忙地赤脚奔跑过来。田岸狭窄，露水重，有点滑脚。见她大步飞奔，陈永康和好几个人同声地叫喊起来：“老沈！慢点！”老沈却不曾听见似地，还是踉踉跄跄地奔跑过来，迎接她当面邀请过的、今儿终于来到的“陈伯伯。”
“到屋里坐坐，歇歇吧！”沈巧根对陈永康说。“歇什么？看看！”陈永康说了，就一边走，一边看田。沈巧根也就只得走在陈永康前头，领着陈永康和许多人在她队里的田岸上，从这块田到那块田，告诉陈永康哪块田的秧是什么时候插的；哪块田垩［è恶］了多少基肥，施了几斤分蘖肥；哪块田的土质怎么样，哪块田去年种的是什么品种，……把生产队一百多亩稻田的大部分都看过了，正在插秧的田，也看了。从陈永康边看边说的意见来看，他是又满意又不满意。他觉得有的田肥料施得不好，有黄塘，要捉捉；有的田肥料上得多了一点，有的却又上得少了。他在小桥边上一块田边蹲下来，摸着稻叶子说，稻叶子挺起来就好，不挺就是不壮。肥料多了，穷发胖，胖了，就软塌塌的，没得力，那当然要弯下去，挺不起来。肥料过少，营养不足，就会发育不良，又黄又瘦，当然也要弯下去，挺不起来。稻子在抽穗以前看好坏，首先看稻叶子。叶子挺得直，象蒲剑一样，那就好。他?着两片挺直的稻叶子向沈巧根说：“你看！都象这样，就好了。”“唔！这块田是小麦茬，田脚瘦，基肥摆得少了，也不够匀称。”沈巧根觉得有些羞愧，用带着自责的语气说。这时候，陈永康打算走了，大队长马根宝指着不远的一块田对陈永康说：“那块‘矮脚南特’长得好些。”陈永康一听，就照着马根宝手指的方位走去。一到那块大约有七、八亩大的“矮脚南特”旁边，陈永康只是一洒眼，就连说了两个“很好！很好！”陈永康眼里的水稻标准是高的，判断是严格的。他觉得沈巧根这块田的稻子实在是好，肥料用得适当，施得均匀，满田一个样子，稻苗长得整齐，平衡，颜色正常，通风透光也都合乎要求。他蹲下来，摸着挺直直的真象小蒲剑一般的稻叶子说：“就要这样！这样就好！叶尖尖斜斜朝上，竖得笔直。”跟着他的话，大家定睛一看，这块田的每棵稻的叶片子，几乎都是那样有精有神，尖尖向上，没有一片弯曲向下。仿佛对这块田生了感情，陈永康蹲在田边上看了好一阵，才站起身来。陈永康毕竟是专家，在陈永康的眼里，是一点小疵小斑也滑不过去的。在他离开这块田的时候，在靠路口的田边，他看到沟里的水正在流动，便站定下来，对沈巧根说：“田边靠水沟太近，要搁田不好搁。”经他一说，沈巧根才发觉这是一个不小的毛病。水稻水稻，无水不长稻，是一句谚语；在实际上，有时候，为的让稻子根部得到充分的阳光、空气，也需要把田里的水放掉，让它干一干，搁一搁。这块田边上的水沟是通向许多块田的渠道，如果这块田要搁，就得把这条渠道堵塞掉。一堵塞，其他的田也就得同时断水搁田，如果其他的田不需要断水搁田，那怎么办呢？顾这块田还是顾其他的田呢？“要想办法，把田边加加高，跟渠道隔开。”沈巧根马上提出了纠正这个毛病的措施，并且马上告诉身边一个队委委员，决定下午就商量一下，赶快动手。
陈永康看看太阳上了东南，心里有些发急。他还要到辛庄公社去，那里又是好几个公社的人们在等候着他。在辛庄工作之后，还得赶回苏州去做半天工作，在这个江南大忙季节，一分一秒的时间，他都是不肯浪费的。到沈巧根队的队部，一杯水不曾吃，屁股没有沾上凳子，站着跟队委们、社员们讲了讲施肥的问题，就出了村子。他急于赶路，脚下很快，眼睛却还是一边走一边看着两边的稻田，显得他跟田里庄稼的关系是那样的不可分开，对田里的庄稼是那样的无限关心。在一块稻田边上，他又突然停下匆忙的脚步。这是一块“老来青”，秧苗刚插下去不到三天，沈巧根赶上来告诉他，这块田的秧苗，就是他送给她的那二十斤稻种培育的。陈永康仿佛早就认得是他的稻种长的秧苗，并且伸脚走下田去，在一棵秧上，拔了几根下来，把几根秧苗在沈巧根和大家的眼前晃晃，然后又指着田里的秧棵说：“过多！过多！”跟着，他又去拔另一棵上并得多了的秧苗，他边拔边数，在一棵稻上，一共拔下了十根。他说，有五六根就够了，一棵十六根秧苗，过多。接着，他就在田里一棵一棵地拔了起来，一连拔了一大把，才走上岸来。“有的刚好，有的过多，要拔掉一些，留五六根、六七根就好了。”他对沈巧根说，随手将一把秧苗在水沟里摆摆，扔在沟边上。沈巧根听了，再一次自责地说：“插得不好，浪费了秧苗！”陈永康知道他拔了那一把秧苗，沈巧根已经明白要怎么办了，又因为要紧上路，便不曾再说什么。
他赶紧上了车子，走了。
陈永康来了常熟，又离开了常熟。他在这里，只活动了一天半，时间太短促了。但是，我们这里的许许多多人，却是得到了一次从未有过的高产丰收，感到是一件难忘的喜事、幸事。我们许许多多只感激的眼睛，把他送走了；我们许许多多只热情的眼睛，盼望他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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