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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毛泽东
为革命 会革命
——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专业组纪实
新局面
北京市新街口附近，有一所新医院——积水潭医院。
这所新医院里，有一个新科——创伤骨科。这个科，在解放前的医院里从来没有过。它的业务范围，包括过去骨科的全部和外科的一部分。
这个新科里，有一个新专业组——烧伤专业组。这个专业组在解放前的医院里更是没有过的。象烧伤这样一类疾病，大都在劳动人民当中发生，而贫苦的劳动人民又是治不起病的。所以，旧社会的医院不会也不能成立这样的专业组。一九五八年，这个专业组成立的时候，就规定了明确的服务对象：工人和农民；而以工人为主。工人经常与火、电、热水、化学物品等接触，被烧伤的机会往往比较多些。
这个新专业组里，有一批新人。这里所谓新人，并不是说他们的思想是全新的，如果是，那么事情也就好办了。他们有新思想，也有旧思想。他们的新思想，只能从与旧思想的斗争中成长起来。说他们是新人，主要是说他们年青。在专业组刚成立的时候，十个医生中，只有两个超过三十岁。负责领导这个专业组的常致德大夫才三十五岁；现在的专业组组长，当时的住院大夫汪昌业，才二十七岁。而且，这些年青人又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当中，只有三个人当过几年骨科或外科医生，其他都是刚刚出学校大门的毕业生。学过烧伤专业的，一个也没有。至于护士们，比大夫们还要年青。
这批新人，在这所新医院、新科的新专业组里，开创了新局面。从专业组成立后，治疗烧伤病的治愈率逐年提高。烧伤面积占全身表面百分之二十以上的，被称为“大面积烧伤”，治愈率在一九五八年尚不到百分之七十，至一九六五年已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烧伤面积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或三度烧伤（皮肤全层被彻底破坏）面积占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在外国文献资料中，被称为“不治之症”，极少有救活的先例。上海广慈医院与其他医疗单位协作救治的丘财康，烧伤面积是百分之八十九，首先开创了我国治愈这种“不治之症”的新纪录。积水潭医院烧伤组在这个榜样的鼓舞之下，几年来，已救治了十七人，这就是说，在这所新医院里，已经出了十七个丘财康了。在这十七人当中，还包括一个烧伤面积占百分之九十六的病例，和一个三度烧伤面积占百分之四十七的病例。此外，对小面积烧伤的治疗水平也有很大提高，疗程平均缩短了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所有这些，都已经赶上或者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这个新局面和这所新医院、新科的新专业、新人联系在一起，不免引起一个新问题：这是可能的吗？是不是有什么新技术？
下面的许多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对这个新问题的答案。
全局在胸，局部着手
不错，医学上的新成就，在现代，经常是和新技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烧伤专业组，有什么新技术吗？没有，也有。这里说的新技术，如果指的是世界上还不曾出现的新的医疗技术设备和新的药物，那就没有；如果指的是对原有的医疗技术设备和药物的新的运用，那就有，而且相当丰富。因为，对原有的医疗技术设备和药物的新的运用，是要靠新的医疗思想来指导的。这种新的医疗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医学上的具体化。唯物辩证法是万古长新的，它能使一切医疗技术新上加新。
这里面，到底包含着什么内容？实在难以尽述。汪昌业大夫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哲学讨论会上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叫做“全局在胸，局部着手”，颇受与会者的注目。他和另外几位大夫都做了精辟的论述，有必要着重加以介绍。
“全局在胸，局部着手”的思想，有个很鲜明的对立面，那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过去医学界里影响较大的形而上学的一种，至今还没有彻底破除。在这方面，烧伤组的同志们也有过深刻的教训。他们说，烧伤这种疾病，病情复杂，变化多端，在一个病人身上，常常同时表现出多种症状。他们开初实在不知道从何着手，于是来了个“胡子眉毛一把抓”，发烧就给退烧药，头疼就给止痛药，泄肚就给止泄药，精神烦躁就给镇静药……，八面出击，各种医疗措施一齐汇集到一个病人身上，一会吃一次药，一会打一次针，弄得病人疲惫不堪；结果，有些症状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恶化了。这种办法，表面上似乎照顾了“全局”，其实是仅仅抓住了几个不重要的局部，不仅不能改善全局的状况，而且还损害了全局。于是才开始懂得，治病与做其它工作一样，必须抓住关键性的局部。烧伤病的关键是创面，只有把创面治好，其它症状才可能治好或自行消逝。但是，这时还没有认识创面这个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仍然忽视机体这个全局。例如在处理创面时，竟然采取全身麻醉、大洗大刷的办法，病人刚受到烧伤第一次打击，又受到全身麻醉、大洗大刷的连续打击，结果创面洗刷比较干净了，病人的情况却恶化了。因为，这时候，即使创面上感染极少量的细菌，它们都会成为难以对付的强大“敌人”。
碰一次钉子，总结一次经验，大家才慢慢懂得：“全局着手”是根本办不到的；治疗只能“局部着手”，每个阶段、每个医疗措施都只能抓住一个局部，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局部着手”时，又要“全局在胸”。局部，有的是影响全局的，有的是不影响全局的。在治疗上，首先要抓住影响全局的局部。至于不影响全局的局部，有时连带地照顾一下，有时甚至干脆置之不理。当然，影响全局和不影响全局，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转化。比如，在打针时留下的针眼，一般是不影响全局的，但是如果病人体力特别衰弱，皮肤等组织高度水肿时，细菌就可能从这个针眼进入机体而引起败血症，这就大大影响全局了。
烧伤这种病是怎么回事呢？大家慢慢懂得了：烧伤病就是烧伤创面与病人的机体抵抗力的斗争，主要又是细菌通过创面造成的败血症与病人的机体抵抗力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医疗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保护和加强机体抵抗力，逐步消灭创面，防治细菌感染。这个斗争是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必须分阶段分步骤进行；每个阶段、每个步骤，都要在有利于保护和加强机体的前提下为消灭创面、防止细菌感染而斗争，这一阶段和这一步骤又要为下一阶段、下一步骤创造条件。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并不在于“局部着手”。“头痛”“脚痛”往往是非从“头”、“脚”着手不可的；问题是：在“医头”、“医脚”时，必须首先要把握住“头”或“脚”与身体其它各个部分的关系，即局部同全局的关系，否则，只见局部，不见全局，“头”和“脚”也往往治不好，或者是“头”、“脚”治好了，身体反而“治”坏了。
医疗工作中的辩证法
上面说的，只是他们活学活用唯物辩证法中的一例。在烧伤组里，讨论辩证法已成为风气。他们讨论医疗计划和医疗措施的时候，讨论来，讨论去，有时竟一变而成了辩证法讨论会。我们同十个大夫分头谈了十几天。本来，我们还想了解一些别的方面，但是，谈来谈去都谈到辩证法上来了。后来，我们索性去参加了他们的两次哲学讨论会，不用说，这个会上更没有别的什么题目。他们说，这种情况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一切事物都有客观辩证规律，也就是说，处处都有辩证法。既然处处都有，他们就时时都谈（正因为他们时时都谈，也才有可能认识到处处都有）。因之，我们要想全面加以阐述，是很困难的。下面，只是会议和谈话的一个经过大大删节了的、极不完全的记录：
张明良：为了防止细菌感染创面，引起败血症，就要对病人周围环境进行消毒。初期，又搞空气消毒，又用消毒水把室内上下左右都喷遍，医生、护士吃顿饭要洗澡，上厕所回来也要洗澡，……搞得不胜其繁。后来，大夫们考虑到，任何事物都有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把握不住，必然出现烦琐哲学。什么是主要矛盾呢？经过查明，最足以引起败血症的绿脓杆菌，并不集中在空气里，也不集中在墙壁和天花板上，而比较集中在地板和用具上。掌握了这一点，就比较好办了，只要着重地把地板和用具消毒就行了。至于医生和护士，只有手和病人接触得多，别的部分并不那么重要，这样，消毒手续也就简化了，细菌感染也同样可以控制。
张仲明：为了治好烧伤创面，就要正确处理“痂”（烧伤表面上的一层硬壳）的问题。“痂”这种东西，也有两面性。过去，轻信了书本上的话，只注意到它的不利的一面：它是坏死组织，容易引起细菌感染，所以总想使它尽早脱落。后来才发现：这东西虽是坏东西，在一定条件下，经过灭菌、弄干，又可起到保护皮下组织、预防感染的良好作用。所以，后来对大面积烧伤采取了早期“保痂”的办法。不过，“保痂”还是为了“脱痂”，到了后期，它又成了皮肤和肌肉生长的障碍，必须适时把它脱落。
曹大鑫：为了预防和治疗败血症，就要使用抗菌素。抗菌素当然是好东西，可以治病。不过，如果运用不当，也可以致命，这是它的两面性。过去，有时只看到它有利的一面，忽视它有害的一面。有一次，为了控制败血症，在一个病人身上连续地、大量地注射了它，结果，因为抗菌素引起了肾功能衰竭，体力顶不住，还是让细菌进去造成了败血症。这个沉痛的教训，帮助大家打破了对药物的迷信。这以后，在用抗菌素时，就既考虑到它治病的一面，又考虑到它起副作用的一面。在选用一种较新的抗菌素时，为了防止对新药的“迷信”，必先熟悉它的有害方面，再考虑它的有利方面。我们反对“唯武器论”，也要反对“唯药物论”。
高智仁：为了保护和加强病人的机体抵抗力，就要注意病人的营养。开始，大夫们从病人所需要的蛋白质和热量着眼，总是想叫病人多吃一些肉类、蛋类、乳类等营养丰富的食物。但是，有些重病人却不想吃，或者勉强吃下去也消化不了。后经中西医会诊，中医提出：要想吃得好，先要吃得少。先吃一些清淡的、营养不太丰富的稀饭之类的食物，待胃肠消化能力恢复、食欲增强后，再吃营养丰富的东西。不要仅仅考虑什么食物营养丰富，而首先要考虑病人是否能够消化。有些病人，不喜欢吃牛奶，那就宁可不给他吃。在这里，“吃得少”可以转化为“吃得多”，“营养差”可以转化为“营养好”。
常致德大夫和其他几位大夫又都向我们说：大家谈的仅仅是治疗中的无数问题中的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而且仅仅是处理这些问题的一般规律。治病有如作战，情形千变万化，条件各不相同。每个病人的疾病还都各有其特殊性。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是唯物辩证法的灵魂。例如，前面说到，抗菌素有其有害的一面，但是，如果病人垂危，非大量的抗菌素不能抢救的时刻，“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只得大量使用，先抢救生命，然后再谈治病。千篇一律不是辩证法。烧伤组的同志们正因为坚持了辩证法，才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勇于实践，勤于总结
辩证法一点也不神秘，处处都有，问题仅仅在于我们是否认识了它而已。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呢？
回答也许并不困难。因为，“认识来源于实践”，这已是我们大家的常识了。现在要问：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有的大夫却不能做到呢？也上班，也看病，也开药方，三年，五年，十年，有的大夫就是没有学习到什么。为什么？看起来，这里面还有个对待实践的态度问题。
烧伤专业是个新专业。解放前，干这一行的大夫少，积累的经验更少。现在分配到这个组里的大夫们，却连这一点儿的经验都没有掌握。他们凭什么治烧伤病呢？只凭着在大学学过的医学知识、从广慈医院学来的抢救丘财康的间接经验和远不丰富的外国文献资料。老实说，这一切无论如何不足以使他们担负这一重任。但是，成立烧伤专业组是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没有更合适的，他们也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病人来了，治疗开始了，新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好几位大夫在回忆时都说，他们当时虽然缺乏必要的经验和知识，却不缺乏旧的形而上学的“框框”，只在书本上和别人的经验的范围内打圈圈，不敢越雷池一步。别人和书本上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做了，行不通，甚至产生了自卑的思想。有人说过：“外国搞烧伤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我们这才几天啊！”“人家设备好，我们医院搞烧伤，没有条件！”“别人都有专家，我们这些小大夫，怎么行呢！”……
医院党委发现了这个情况，及时地向同志们指出了这些思想的谬误，并且启发和帮助大家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大家在学习中开始懂得“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个真理，初步下了决心：就是我们这帮青年人，就是在这个设备条件下，一定要在短时间内，超过有上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烧伤学科！
毛主席的思想给同志们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大夫们在学习别人的经验的同时，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们日夜守候在病人身旁，病人有什么微小的反应都做细致的观察和思考，并且记录在病历表上，几天就记一大本。同时又不畏辛劳地做了许多试验。例如，大家最感头痛的是绿脓杆菌，这东西引起的败血症是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那么，怎样预防它呢？外国书本上说：绿脓杆菌是患者自身感染，百分之十以上的健康人的粪便中都有这种东西，故而作出“很难预防”的悲观结论。开初，大家没有怀疑这个结论。后来，有个大夫到西北某地去参加抢救，正好碰到一个烧伤病人，在没有进行严密消毒隔离的情况下，居然三个月没有发生绿脓杆菌感染。很奇怪！按照书本上的道理推论，病人身上可能有这种菌，和病人接触的许多健康人身上也可能有，三个月来为什么没有感染上呢？这是偶然的吗？——必然寓于偶然之中，一定要从这个缺口追下去。于是，他们一连检查了一千二百七十个门诊病人的粪便，结果证明，只十几个人的粪便中有绿脓杆菌，是百分之一点一，而不是百分之十。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绿脓杆菌主要不是来自病人本身或其它病人，而是来自病人周围的环境。然后，又对病人周围环境（病房四壁、用具等等）进行了调查，做了一千零八十份细菌培养，从而找到了绿脓杆菌集聚的地方。情况既明，便可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应的消毒措施了。从此，解决了消毒隔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许多病人因此得救；再加上别的方面取得的经验，治疗病人的成功率显著上升。
但是，在一九六○年之前，还有两种病人治不好：一是烧伤面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二是三度烧伤面积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他们自己说，这是“两座大山”，压得他们翻不了身。在几个重病人救治无效以后，有些大夫又产生了畏难情绪，一看见重病人入院，心里就害怕。有人说：“烧伤病情千变万化，捉摸不定，病人死了，还做不出结论。”那么，原因在那里呢？是不是第一性资料太少，感性知识不足？——在初期，这是事实；但在烧伤组成立了两年之后，这就不是事实了。问题到底在那里呢？
当时的党委书记戎自清同志尖锐地提出问题：“我们如果不想把‘两座大山’搬掉，干脆就在门口挂一个牌子：‘烧伤面积百分之七十以上和三度烧伤面积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病人，本院不能医治！’如果想搬掉，那就得下决心总结经验。”于是，总结很快就开始了。在总结中，又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然后逐一分析了所有的重要病例，逐一研究了各种重要措施，又进行了多次的集体讨论。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对烧伤病的认识，加强了搬掉“两座大山”的信心。当然，到底如何，还有待于实践的考验。
几个月以后，烧窑工人马元来了，烧伤面积百分之九十，其中，三度烧伤占百分之二十二。这真是严重的考验！其所以严重，还因为常致德大夫生了病，组内最“老”的大夫，只有三十岁的共产党员汪昌业，此外就是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团员曹大鑫、张仲明、高智仁和孙永华。怎么办呢？没有二话：“抢救开始！”汪昌业当即被提升为主治大夫，在郭子恒副院长的帮助下，具体负责领导抢救工作。几个青年大夫和中医张仲元大夫在一起，投入了这场困难的旷日持久的战斗。人家都说：汪大夫的脸色是病人的“晴雨表”；只要他的脸上露出笑容，不问自明：病人准有了转机。
过了二十多天，当汪大夫的脸上刚刚露出笑容不久，又忽然阴沉了。——急诊室里，来了新的病人高德山，烧伤面积百分之八十五，三度烧伤面积百分之三十。他们立即总结治疗马元的经验，再用于高德山身上。
三个月后，马元、高德山还没有痊愈，又相继来了朱连瑞和尹德禄，烧伤面积都是百分之八十七。大夫们又自觉地总结了治疗马元、高德山的经验，并且用于后来者的身上。到了这一年的末尾，汪昌业更响亮地笑了。七个月之内，他们连续地创造了四个新纪录。
连续的成功，使这些年青大夫增长了信心，同时也滋长了自满情绪，觉得治疗烧伤病也不过如此。平常谈论成绩多了，谈论缺点少了；病人平稳时，对困难估计不足；病情恶化时又反应迟钝了。这种情绪很快就在工作上反映出来。有一位重病人由于救治不当而死亡了。这件事使大家的心头感到沉重，头脑也清醒了。过去，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病人抢救失败了，有些同志吞吞吐吐，生怕涉及责任问题。保护自己第一，不得罪人第二，尽量把责任推给客观。这一次，大家认为，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自己的工作，必须全面地进行总结。不揭露真情的总结，是假总结；不会有用，只会害人。于是，在总结会上又提出了主动承担责任的问题，充分地揭露了矛盾，从技术上的错误出发，自觉地挖到认识根源和阶级根源。自满情绪被攻破了，人们又继续前进了。
服务——提高——服务
上面这一节，我们用了“勇于实践，勤于总结”这个小标题。可是，为什么在这个小标题下再三地记述他们的自卑思想、畏难情绪和自满情绪呢？不可以把它们省略掉吗？我们说，不可以，因为这是事实。他们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勇于实践，勤于总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治疗烧伤病的辩证规律，正是因为不断克服了错误思想。那么，又为什么能够克服这些错误思想呢？
现任党委书记张彤同志说：“咱们不用说过去吧，就是现在的某些大夫们，心中也往往有一个公式，那就是‘提高——服务——提高’；从个人的‘提高’出发，以治病（服务）为手段，达到‘提高’（写论文，搞出科学研究成果等等）的目的，骨子里隐藏着‘成名成家’的个人打算。因此，往往‘爱病不爱人’，实际上，也不是对任何病都爱。对写论文、搞科学研究有用处的病例，就‘爱’；少见的病例，也‘爱’；对于一般病例却并不爱，能推就推。这种倾向，过去在烧伤专业组的大夫中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但是，现在他们已确立了这样一个新的公式：“服务——提高——服务”：从为病人服务出发，在医疗工作的实践中求得提高，目的是更好地为病人服务。他们这样做，服务得就比较好，提高得也比较快，论文也写了不少，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成果。老实说，在提高方面，他们并不比那种死抱着‘提高——服务——提高’的公式的人差，而且比他们强。”
的确是这样。他们不断地克服着“提高——服务——提高”这个公式的影响，又不断地在实践中沿着“服务——提高——服务”这个公式前进。在抢救重病人的紧急的日子里，常致德大夫几个星期不离开病房；汪昌业大夫的妻子生了孩子，只因为这里随时都有生命攸关的问题，而妻子和孩子又都受到组织上的细心照顾，一个多月来他都没有想到需要回家。在抢救马元等人的时候，曹大鑫大夫索性弄来一条单子铺到病房里，睡在病人身旁。
大夫们日夜守候在病房，到底在干些什么？——几位新大夫（沈祖尧、王学威、陈展辉）都曾仔细地观察过。他们发现：这些“老”大夫们一会给病人喂喂饭，一会给病人削削苹果，一会闻闻病人的大便，一会擦擦创面上的分泌物，一会又围着病人转一转，……而孙永华大夫和护士刘淑英还做过这样的事：病人好几天没有大便了，他们用手指伸进病人的肛门，把粪便硬块挖出，病人一用力，稀稀的粪便忽然喷射出来，溅得他们满脸都是，他们却心满意足地笑了。——这一切，都使新大夫感动，他们从这些行动中感受了阶级感情的力量。而且，问题不仅如此，小事是大事的根子；大夫们体察了病人的每一细小变化，对病情了如指掌，当采用重大的医疗措施时，就能够准确而及时。别看他们仅仅围着病人转了一圈，到病人需要打针抢救生命的时候，他们能够毫不费力地在那遍体鳞伤的一个什么地方找到可以下针的血管。
大夫们这样做，并没有妨碍护士的工作，而是在共同勉励下使护士工作的质量也得到了提高。这里的护士们也是好样的，她们不仅能够殷勤地护理病人，并且经常提出治疗上的建议。当然，得到提高的首先还是大夫们，他们做了一些必要的护理工作，着重考虑的却是治病救人的大计。正因为如此，有不少难以医治的重病人被他们治好了，他们自己也从中得到提高。
王肇普大夫最近的亲身经历，正好说明这一点。有个病人叫于淑琴，十九岁，是个公社社员，七年前，她的右腿被烧伤，因为伤口愈合时处理不当，长成了个弯腿，大腿和小腿的皮肤连在一起了，行动十分不便。不久前，她来医院治疗，当时，有人认为需要把右腿截掉，王肇普也同意了。可是，这位姑娘说：“我是在农村劳动的，农村道路不平，安上假腿不好用，坏了还得进城来修。”王肇普听了，心里很难受。大夫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难道就不能保护住她的劳动能力吗？晚上睡不着觉，他就想：对具体事物要做具体分析，要把握住各个事物的特殊性。这条腿有什么特殊性呢？嗯，有，它是烧伤的，这就与先天畸形不同。要是先天畸形，它的血管和神经一定会是在大腿和小腿的结合部位通过的，那么，如果把结合部切开，把腿伸直，神经和血管都短了一大节，就接不上了。因之，只有截肢。可是，现在是烧伤的，一般只会破坏皮层，不会引起血管和神经在位置上的变化。果然，到手术台一看，事实不出所料。病人的腿保住了，又使他在治疗烧伤病方面提高了一步。
他们心中怀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工作范围早已跳出积水潭医院的院墙之外。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病人需要抢救，他们或者是派人出去抢救，或者是接到医院中来。除了北京市区、郊区以外，他们参加外省（市）抢救任务的医生、护士已在六十人次以上，足迹遍及北方的许多工矿地区和市镇。他们就是这样随时战斗、到处抢救，也到处去开阔眼界，占有第一手材料，为提高医疗技术和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中央提出医药界面向农村的号召以前，他们很少下乡，也没有解决在农村医疗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如何治好烧伤病的问题。现在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为了改正这个缺点，给农民服务，王肇普和曹大鑫（现在是医院团委书记）报名下了乡。他们在山区已经工作了两个多月，并且治好了三个烧伤病人。其中有一个三岁的男孩叫韩土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在猪场玩耍时掉进沸腾的猪食锅里，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四十五。在乡下，条件当然比较差。大夫却想尽了办法为他治疗。屋子潮湿，就撒上石灰；被褥脏，就在日光下晒；空气浊，就定时通风换气；敷料不足，就自己做；气候凉，就用铁丝制成支被架，既保暖，又不损伤创面；看护人员少，就动员和教会家长来护理。为了早日治好病人，大夫们精心操作，换一次药，有时竟用五六个钟头之久。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病人已经康复。所花费用只有八十多元，比城市医院节省得多。
大夫们说，这是服务，也是提高。他们认为，在城市的大医院里学会和应用的方法，有些是完全可以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加以灵活运用的。这不但可以提高基层的医务人员，也可以提高医疗技术和医学。烧伤病的治疗，本来就应当走从复杂到单纯的道路。任何事物被认识以后总是比未认识之前单纯得多。他们正在设想：如何正确地解决治疗烧伤病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问题既已提出，解答的日子想来不会太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一切为了革命
现在，我们应当就以上的问题，做一个总的回答了。为什么烧伤组的同志们能够实行“服务——提高——服务”的公式？为什么他们因而勇于实践，勤于总结？为什么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他们工作中的辩证规律？为什么一座新医院的新专业组里的一批年青大夫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就？——因为，他们有“一切为了革命”的思想。假如我们概括地把他们大费力气地学到手的辩证法，从而改进了工作都说成是“会革命”的话，那是因为，他们“为革命”。
在年青大夫们刚刚调到烧伤专业组的时候，他们的这种为革命的思想还是远不充分的。虽然，他们没有讲过价钱，没有中途退却，没有逃避斗争，但是，他们的思想上并不是没有矛盾。好几位大夫都考虑过：烧伤这个新专业，底子薄、难题多。又脏又累，没有什么高超的技术可学；大面积烧伤病人死亡率高，死了人，就是自己不要负责任，心情也很沉重。他们私下说：“到哪一科、哪一专业组都是为病人服务呀！何必在这个烧伤组呢？”
可是院领导同志说：“到烧伤组，是革命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大夫们在组织上服从了。当他们和被烧伤的劳动人民接触以后，思想上逐渐起了变化。北京火柴厂老工人吴玉德和另外九个工人一同试制新产品的时候，药品忽然着火，烧着他的衣服，他立即滚到屋外扑灭了自身的火焰。但回头一看，九个同伴还没有脱离火场，他于是又重新跳入火焰之中，一个个地分九次把同伴们救出。九个人都泰然脱险了，他自己却受了严重的烧伤。进入医院后，在半昏迷中还念念不忘地打听阶级兄弟们是否安全。——在这样一些劳动人民面前，还能有什么“爱病不爱人”的低级趣味吗？不能，谁也没有这种权利！
党又教导说：应当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象老工人那样：“一切为了革命”。试想：救活一个这样的人，他会为革命、为人民做出怎样的贡献呵！我们能够以“为病人服务”为名，行“为个人服务”之实吗？
不能，烧伤组的同志们，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中，在不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革命活动中，逐步地树立了“一切为了革命”的思想。显然，假如他们没有树立这个思想的话，那么，上面所说的一切都无从谈起。不“为革命”，就永远不“会革命”。
同时，烧伤组的大夫们通过实践、总结，学习了革命辩证法，也使他们更加革命化。
汪昌业和其他好几位大夫都谈到：当他们懂得了病人身上的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他们也就更加懂得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个人是局部，党和国家、医院、烧伤专业组对于个人来说是全局。在我们的国家里，一个医生，首先是一个革命战士。在任何时候，对待医疗工作或其他任何问题，都应当“全局在胸、局部着手”。当他们懂得了在对待各种医疗措施和药物上面都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他们也就更加懂得了对待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也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困难时看到光明，顺利时估计到困难。当烧伤组的工作取得一系列成就的时候，特别要警惕自己防止骄傲自满的情绪。当各个人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的时候，更要看到自己身上仍然有个人主义的东西。在工作上已经取得明显的成功时，特别要大胆而彻底地揭露缺点和错误。因此，他们一再嘱咐我们在文章中公开写上以下几句话：
“烧伤组治疗烧伤病的水平虽然已经赶上或者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实际水平并不高（因为世界先进水平也并不高），而且距离人民群众的需要更远。和国内一些治疗烧伤的医疗单位比较起来，在好些方面还有距离。”
总之，为革命是无限的，会革命也是无限的，他们还将在这无限的前程上奋勇前进。而这个前程，已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所照亮。毛泽东思想是照亮一切的、最灿烂的阳光。它照亮了整个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也照亮了科学实践的道路。医生们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绩，完全是在实践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使他们懂得了为革命，也使他们开始会革命。他们之所以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上有了一些进步，又是同医院党委会的领导分不开的。这所医院的党委会，不仅时时努力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组织全院的工作，而且认真地启发和帮助全院同志自觉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使他们正确地运用到医疗工作的实践中去，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用唯物辩证法解决医疗中的问题，反对医疗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各种形而上学。因此，使全院工作取得了迅速的进步。烧伤专业组就是全院有代表性的一个先进单位。
烧伤专业组的成就，雄辩地向我们证明了：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认真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我们就将无往而不胜！这些年青的大夫们，原来不是一些啥也不懂的毛头小伙子吗？原来不是一些烧伤病的门外汉吗？是的；可是，他们现在已经锻炼成了又红又专的专家。为什么？最主要的，因为他们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在医疗工作的实践中，努力解决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为革命，二是会革命。在他们看来，只有为革命，才能会革命；只有会革命，才能更好地为革命。为革命，又会革命，这就是我们大家奋斗的目标，也就是我们这篇冗长的报道的全部主题。
本报记者 郭小川 王日东
（附图片）
上图：积水潭医院烧伤病房青年大夫组成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正在讨论他们写的论文《烧伤败血症与内因和外因的关系》
新华社记者 顾德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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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主席周总理致电达达赫总统
祝贺毛里塔尼亚独立五周年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二十七日联名打电报给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祝贺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宣布独立五周年。电文如下：努瓦克肖特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阁下：
在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宣布独立五周年的时候，我们向阁下，向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和毛里塔尼亚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和毛里塔尼亚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的。不久前，我们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为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祝中毛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在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进行经济建设的事业中不断增进。祝贵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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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听取化学工业情况报告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上午举行第二十次会议扩大会议，听取了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梁膺庸关于化学工业情况的报告。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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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盛会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一周年
贺龙副总理和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了大会
蒋南翔会长和纳赛大使在讲话中一致表示，中阿两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下，将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 首都各界一千多人今天下午隆重集会，热烈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一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和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同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奈斯蒂·纳赛和夫人以及在北京的其他阿尔巴尼亚同志，出席了大会。
中国阿尔巴尼亚友好协会会长蒋南翔和奈斯蒂·纳赛大使，在大会上发表了充满战斗友谊的讲话。他们一致表示，中阿两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下，将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蒋南翔在讲话中代表首都各界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政府、阿尔巴尼亚人民，向阿尔巴尼亚人民敬爱的领袖、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恩维尔·霍查同志，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
蒋南翔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这个国家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二十一年来，勤劳和富有革命传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阿尔巴尼亚再也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而是一个繁荣的社会主义农业、工业国了。他说，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正确领导的结果，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阿尔巴尼亚人民以自己的胜利支持了各国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
蒋南翔赞扬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一贯坚决地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交政策，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对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蒋南翔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南斯拉夫铁托叛徒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毫不调和的斗争，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为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蒋南翔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正在千方百计地破坏越南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美斗争。这充分暴露了他们投降帝国主义，出卖各国人民革命利益的丑恶面目。他强调指出，在团结起来的世界人民面前，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都无法避免他们的可耻失败和悲惨下场。
蒋南翔表示深切感谢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各方面给予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合作。他说，中阿两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中阿人民之间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伟大友谊和合作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合作的光辉典范。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无论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斗争中，都将永远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互相支持，携手前进。
奈斯蒂·纳赛大使在热烈的掌声中应邀讲话。他介绍了阿尔巴尼亚人民二十一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他说，阿尔巴尼亚人民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在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野蛮包围的艰巨条件下取得的。我们党的“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口号，表明我国人民为了把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敌人的斗争进行到底以及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作好了准备。
大使说，在最近几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积极地进行了反阿尔巴尼亚的敌对活动，企图使我国人民屈服和破坏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周围，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革命果实和更高地举起革命的旗帜，全部地动员起来，不但没有屈服，而且在同困难和敌人进行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大使说，我国人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我们的经济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巩固。第三个五年计划正在胜利地完成。从明年起我国人民将开始执行比现在这个五年计划更加宏伟的第四个五年计划，这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取得进一步的巩固。
大使热情赞扬了阿中两国人民和两国的党建立在不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伟大友谊和团结。他还赞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农业、工业、国防建设和文化革命等方面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他说，正当世界上许多地区在和美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有着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这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来说是极大的幸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赫鲁晓夫—铁托修正主义者的无法攻破的堡垒。人民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所起的伟大作用以及由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正确的对外政策成为争取自由、世界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一个指路明灯。
大使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全力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还不断地强调指出，对越南人民的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是鉴别各政党和各国政府的标志。对越南问题的立场也就是对民族解放战争的立场，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对人类最大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立场。对越南问题的立场是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分界线。他说，现在掌握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权的赫鲁晓夫的继承者，对越南人民爱国斗争所采取的立场，也表现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叛徒，是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革命的破坏者。他们早已向美帝国主义投降了，他们一面讲有关反帝的斗争，另一面和约翰逊政府策划种种阴谋诡计；一面讲关于援助越南，另一面企图出卖越南人民，使它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投降。
大使说，我们坚信在越南不管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露骨的或隐蔽的手段或者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都将遭到可耻的失败。越南人民的斗争令人信服地证明，美帝国主义不仅不象现代修正主义者所描绘的是强大的，正相反，它是腐朽的。它无法扑灭各国人民为自由和独立所进行的斗争。美国的现代化技术以及它的部队，在越南的领土上不断地在破产和失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政府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帮助下，用尽了种种手段企图通过“无条件谈判”来摆脱困境。
大使说，阿尔巴尼亚人民有决心更高地举起在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并使帝国主义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种种阴谋遭到失败。我国人民和我们的党将始终在亚得里亚海边上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他们的讲话在全场激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今天的大会是由中阿友协和北京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的。出席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王炳南、丁西林、史良、范瑾、刘芝明、彭思明、栗树彬、钱大卫等。大会结束以后，首都文艺工作者演出了中阿两国的文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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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在斗争中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
打破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各种各样的束缚，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使我们的认识能够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这是做好任何工作的关键。这个真理，已为各条战线、各个部门涌现的无数事例所证明。现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专业组，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生动例证。
积水潭医院烧伤专业组的同志们，十分努力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改造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工作，在实践中努力学习唯物辩证法，在“用”字上下工夫。经过长期的努力，他们逐步加深了对治疗烧伤病的规律性的认识。这样，病情复杂、变化多端的烧伤病就不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烧伤组的工作就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局面。他们大胆地提出了新命题、新观念，对原有的医疗技术设备和药物做了新的运用，在短短的几年间，治好了如此之多的“不治之症”，大大缩短了许多“可治之症”的疗程，达到并且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
他们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对改进和提高我们各个战线、各行各业的工作，都有积极的意义。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就。我们还要下决心艰苦奋斗几十年，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为此，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也就是说，要在好中求快，好中求多，好中求省。
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千条万条，学习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条。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因此，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学习唯物辩证法。因为唯物辩证法是一切事物普遍存在的规律性的概括，只有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认识和掌握客观的规律，才能正确地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唯物辩证法要求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反对简单地绝对肯定，或者绝对否定。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方法，在我们一部分同志的头脑当中顽强地存在着。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的存在，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要破形而上学，立唯物辩证法，必须经过顽强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革命的、科学的学说，不是哲学家书房中的陈列品。唯物辩证法不是在书房中可以学会运用的，而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学会运用它。
积水潭医院烧伤专业组的同志们，在探索烧伤病治疗规律的过程中，曾经进行了顽强的思想斗争，逐步地学习和掌握了自己工作中的规律。他们在医院党委的领导下，结合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什么个人打算，什么名利观念，什么个人兴趣至上，都不断地受到批判。不管怎么脏、怎么累，不管担子多么重、风险多么大，他们都无所畏惧。既然是革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那就干下去，干到底。就这样，他们逐步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他们的经历表明，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过程，首先是一个艰苦的思想改造的斗争过程，要用共产主义思想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正象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阶级性。人们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中兴无灭资，就不可能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
烧伤专业组的同志们，在他们的工作范围内，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很不少。例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在西医界颇有影响的形而上学，就曾经误过他们治病救人的大事。对某些现代医疗技术和药物的一些片面看法，也曾危及病人的生命。许多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框框”，曾经束缚过他们的手脚。很显然，这些东西如果不受到彻底批判，合于客观规律的医疗思想是建立不起来的。他们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和批判了这些形而上学的框框。他们不断总结经验，通过揭露实际存在的矛盾，解决矛盾。他们就是这样反对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逐步加深了对治疗烧伤病的客观规律的认识。
他们的经历表明，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过程，同时是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过程。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经常是学习唯物辩证法的绊脚石。不破不立，不止不行，不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是不可能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的。
烧伤组的同志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也有过曲折。他们在困难面前，也有过自卑思想和畏难情绪。他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坚决地克服了这种思想情绪，肯用脑筋，肯用气力。成功了，继续前进；失败了，再来。正因为他们下苦工夫去钻研，不间断地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去调查研究，正确地总结了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才能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逐渐懂得了治疗烧伤的规律。
他们的经历表明，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也是反对思想懒惰、工作飘浮的斗争过程。唯物辩证法是革命者的哲学，不是懦夫和懒汉的哲学。它是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验的。要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就要下工夫，用气力。说要用气力，就是说要在社会实践中，在革命斗争中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开动脑筋，克服困难。“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就是说，人们往往要经过许多次的失败和成功的考验，才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认识客观外界的规律性。
为革命还要会革命，这就是不仅要有一颗红心，并且要努力学习和运用辩证法，来处理复杂的变化多端的客观事物。积水潭医院烧伤专业组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大家重视的。当然，并不仅仅只有一个积水潭医院烧伤专业组。不久以前，本报报道过的济南市立第二医院眼科副主任陈智慧治疗眼病、天津市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事例，都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医疗工作中的胜利。他们在医疗的实践中，逐渐找到自己工作中的规律，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于客观规律，做出前人所没有做出的成就。
不只是医疗界，在我国整个自然科学领域中，在阶级斗争中，在生产斗争中，用唯物辩证法大破形而上学的事例，也已越来越多。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开始比较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自己的工作问题，把毛泽东思想和自然科学生动地结合起来，这是我国科学技术界的一件大事。许多解放军战士，许多工人，许多公社社员，许多商业工作人员，许多干部，也都是在大学毛泽东思想的运动中，逐步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解决自己所碰到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在我国，哲学正在经历着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大解放。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正在各个战线的实际工作中日益发挥威力。辩证法变成广大群众手里的武器，必将大大地推动各项事业的前进。从积水潭医院烧伤专业组的这个事例，可以看到这一广阔的前景。
全国革命人民正在热烈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学习运动。我们应当在这个运动中，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中，在树立一切工作为了革命的思想的同时，努力学会唯物辩证法，把它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无数事例证明，唯物辩证法并不神秘，各个战线、各行各业的广大革命群众，都是可以学会的。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使更多的人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武器，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好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