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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从鸦片战争看胜败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武器
牟安世
鸦片战争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武器虽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在这次战争中，装备有当时最新式武器的英国侵略者，就曾经受到中国人民的沉重打击。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和腐朽，乃是造成其失败的根本原因。鸦片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武器。
鸦片战争（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关于中国在这次战争中失败的原因，长期以来就流行着一种说法，即认为武器是鸦片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英国侵略者之所以胜利，是由于“他们的船坚炮利，实在可怕”；而中国之所以失败，则是由于“军器不如人”，“可笑极了”。无论是当时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投降派大臣，还是近代买办资产阶级中的所谓历史家①，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宣扬这种唯武器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它片面地强调和夸大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隐瞒和蒙蔽了战争失败的真正的决定因素。这是根本不符合于鸦片战争发展过程的实际情况的。
武装到牙齿的英
国侵略者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强行在中国贩卖鸦片，已受到世人的反对；因中国禁烟而进行武力侵略，更激起世人的愤怒。它所发动的掠夺战争是非正义的，是反人民的，它的“海盗政策使它带有绝灭人性的战争的性质”②，因此，它必然要到处引起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这是英国侵略者的根本弱点。
的确，英国侵略者是持有当时最新式的武器的。清朝统治者就常常震慑于其武器的“长技”。就船来说，它有军舰，即当时所谓巡船。“大巡船，载炮七十余门；中巡船，载炮四十余门；小巡船，载炮二十余门”③。就炮来说，它有能发射二十四磅重到六十八磅重的炮弹的大炮，还有一种所谓飞炮，“铁弹打落船中，即行炸裂，子内藏有火药，炸散焚烧”④。在清军方面，船是旧式师船，即木船；炮是旧式大炮，分铜炮、铁炮两种；枪也只是火绳枪和抬枪，即当时所谓的鸟枪等。两相比较，英军在武器上的绝对优势乃是当时人所公认的。英军的这种优势，当时中国人曾经把它概括成“船坚炮利”四个字。这是英国侵略者的“长技”。
面临着英国强盗所发动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承认敌人的优势武器是一回事，对待优势武器的看法又是一回事。是屈服于敌人的武器面前呢？还是力图振作，谋求抵御之方？这是划清鸦片战争中投降派与抵抗派的一条根本界线。在卑鄙怯懦、叛卖成性的琦善、耆英、伊里布、刘韵珂等投降派看来，英军的武器是威力无限，“猛烈异常，无可抵御”⑤，“非兵力所能制伏”⑥的。但是在以林则徐等人为首的抵抗派看来，它却是完全可以抵御制伏的。战争的实践证明，它也确实是能够抵御制伏的。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就武器的使用来说，它在战争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能发生什么样的威力，是由支配它的人来决定的。不管武器多么厉害，它毕竟还是一种物，并且在战争中还只是多种物力因素中的一种。在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将士和人民手中的武器，即使是旧式的，有时甚至是长矛、刀、斧，如果使用得当，也能取得杀敌致胜的成效。因为他们既有敢于冲锋陷阵、不怕牺牲的精神，又熟悉并善于利用诸如天时、地利等其他各种物力因素，他们就能够战胜那些虽有最新武器、但师出无名的外国侵略者。鸦片战争中，在林则徐主持下的第一阶段广东防御战的成功和一八四一年五月中国人民在三元里的反侵略战斗的胜利，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
一八三九年九月的九龙之战，英军出动了配备有二十八门大炮的皇家海军军舰窝拉疑号，配备有六门六磅炮的巡洋舰珍珠号，配备有十门旋回炮和四门三磅长筒炮的路易沙号。此外，威廉要塞号、甘米力治号和其他军用快艇等，也都配备有足够的武器。九月四日下午，他们向九龙清军实行突然袭击。在三元里战斗中，英军出动的就更多了，包括英国海军陆战队，英国炮兵队，英军第二十六团和四十九团，马德拉斯本地步兵第三十七团和孟加拉志愿军。在侵华陆军司令郭富少将的亲自率领下，他们于五月三十日上午大举向三元里牛栏冈高地进军，攻击中国人民。但是结果如何呢？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清军在九龙之战中“以少胜多”⑦。英国侵略者自己承认，他们“已失造化于九龙”⑧。一个亲自参加这次袭击的侵略者供认：“我希望我绝对不再参加这种战斗，从这次战斗里，我们已经被揍得很够受的了。”⑨可见，英军士气一败之后何等低落。中国人民在三元里之战中，只是拿着长矛、盾牌、刀剑等十分原始的武器，抵御全副武装的英国正规军。他们那种同仇敌忾、英勇战斗的精神，是侵略者的大炮轰不垮、打不散的。在战斗过程中，郭富曾下令炮兵发射火箭、大炮，“虽则十分准确，但效果似乎极微”，中国人“向我们进逼表现出比较以前我所见到的有更大的决心”⑩。最后，他们只好弃甲曳兵，狼狈逃走，“舍命突围出，无奈人如山积，围开复合，……延颈待戮，乞命之声震山谷”?。英国侵略者在这次惨败中，有“十四人被杀，一百二十人受伤”?。
九龙之战和三元里之战以无可否认的事实证明，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群众对战争的目的和原因的认识具有巨大的意义，这种认识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其次，就武器的防御来说，迄今为止，世界上还不曾出现过什么无法防御的新式武器。实际上，它不仅可以用新方法防御，有的也可以用旧方法防御，甚至还可以用土方法来防御。事情完全不象那些陷入惊惶失措状态并到处散布灰心失望情绪的投降派分子所说的那样，英军武器是“无可抵御”的。
英军新式大炮，说起来十分猛烈，其实可用土墩、沙垣来防御，也可用石砌工事来阻挡。一八四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厦门之战，英军并不是以攻破清军炮台来取得胜利的。他们的“大船的炮弹并没有在墙壁上发生什么效力。炮弹之射入最深者不超过十六吋。就凭所以使炮台坚固的方法，即使大船放炮到世界末日，对于守卫炮台的人也极可能没有实际上的伤害”?。一八四二年五月十八日的乍浦之战，清军坚守天尊庙，英军以新式武器三番五次都攻不下这个堡垒，反而被守军用火绳枪杀得伤亡枕籍，连他们的高级军官汤林森也在这里送了命。侵略者承认，他们向天尊庙发射大炮和火箭，“可是没有成功地使房屋着火，而野战炮对它的墙壁也一点没有效果”，“火箭与小型野战炮两者都不能清除庙内的守军”?。
所以，对于英国侵略者的新式武器，如果不同他硬拼消耗，善于利用各种有利形势，处置得计得法，那么，它就不是无法防御的。事实证明，它的“船坚”并不是所在皆坚的，它的“炮利”也不是无往不利的。
其三，就武器的威力来说，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它一方面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一方面又受战争形式的约束。从它所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方面来看，英军最大舰艇不能驶入广州和宁波等城市水道。这种大船，一“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一八四○年七月的定海之战中，英方配备有七十四门大炮的最大的皇家海军军舰麦尔威厘号，一到舟山就触了礁。“它的船尾骨和力材遭受破坏这样严重，显然最后非到英国或孟买去入坞修理不可”?，这艘英军旗舰就如此完蛋了。同时，英军的大型大炮也是不适用于陆战的，特别是在中国“东南江滨海澨，夷若以轮推炮上岸，则有滩涂沮洳之险，有塘陡岸峭之险，有港汊横纵之险。大船不能近岸，小舟不能载大炮。故自用兵以来，夷兵之伤我者，皆以鸟枪火箭，从无携炮岸战之事”?。
再从武器所受战争形式的制约方面来看，许多新式武器在白刃战、冲锋和格斗中都很难发挥作用。如果守军不怕牺牲，坚持抵抗，那么，战斗的胜负总是决定于白刃战，决定于近距离的冲锋，决定于短兵相接的格斗。在白刃战、冲锋和格斗中，胜败的关键在于人的勇敢，而不在于新式武器。新式武器不能占领阵地，解决问题，在哪种场合下也很难使用得上。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的镇江之战，城内的“很多清军就直向英军冲击。有时他们冲到英军警卫哨去，捉住他们的敌人，然后抱起来一起跳下城墙去。还有一两次，他们在被刺伤以前，竟能把英军士兵摔下城墙去”，“他们的确是不害怕任何大刀搏斗或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的”?。这是鸦片战争中清军对敌人进行的一场最顽强、最英勇的白刃战，敌军伤亡达一百六十八人，加上疾病和留守的需要，使敌人能够拿出来从事下一个战役的兵力减员将近百分之五十。所以恩格斯指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清军旧式大炮，只要射击准确，照样可以打击英方船舰。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三日的第一次穿鼻之战，清军就以铜炮打中了皇家海军军舰海阿新号。敌人承认：“我们海阿新之哗?船上，被提督船上，放炮打伤船头，并绳索等件，人亦受伤，速即退出。”?一八四一年九月，英船纳尔不达号驶至台湾基隆口外，“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打坏兵房一间”。清军参将丘镇功“手放一炮，惟八千斤六千斤大炮有准，立见夷船桅折索断，船即随水退出口外，海涌骤起，冲礁击碎，夷人纷纷落水”?。
以上就鸦片战争中英军新式武器的使用、防御和威力三方面情况，说明武器不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英军所装备的当时最新的武器，并不能保证他们在战斗中就一定会胜利。配备旧式武器的清军，手持长矛刀剑的中国人民，都曾经打败过他们。投降派关于英军船坚炮利、无可抵御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的反动和腐朽
鸦片战争的失败，真正的决定因素是人，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和腐朽。它集中地反映在以下三个问题上面。
第一，对当时中国人民自发的抗英斗争，清政府不仅不去动员、号召和组织，反而横加反对、破坏甚至镇压。本来，英国侵略者发动这次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必然引起中国人民坚决的抵抗。事实上，三年来凡是英军所到之处，象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等省的沿海沿江一带，几乎没有一处不爆发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他们采取个别地捕捉俘虏，袭击敌船，“坚壁清野”，从坐困敌人到集体狙击敌军，等等，使英军顾此失彼，防不胜防，应接不暇，疲于奔命。其中象定海、厦门的农民，松江、台湾的渔民，浙东一带的黑水党，瓜州、仪征的盐民，他们的抗敌斗争都曾经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特别是三元里人民大败英军的事实，在中国人民百年以来的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章。
马克思指出：人民的武装组织“是抵御外国侵略者的最可靠的保障”?。但是，清政府却害怕中国人民一旦发动组织起来，就会危及自己的封建统治。害怕群众运动的那种剥削者心理，使他们在大敌当前的时刻，居然提出“防民甚于防寇”、“患不外而在内”?等反动透顶的谬论。他们荒唐地指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潜相煽惑，散而复聚”，是“所在啸聚，将成内讧”，是“为益甚微，为害甚大”?。三元里人民的斗争，是由清政府应侵略者要求由广州知府余保纯出面破坏的。瓜州、仪征一带盐民用抬枪袭击英船的斗争，是由清朝反动派与英国侵略者的合谋共同镇压下去的。清朝反动派在这里甚至堕落到去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爱国人民。这样的反动政权是根本不可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的。
第二，抵抗派大臣的撤职和投降派的当权。以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在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是有决心、有信心、有成果的。当时人的记载说：“林文忠理海事，……所征者粤兵，所筹者粤饷。但一意严守口岸，使藩篱自固，临海门而激励之，众即为用。终其任，未尝有所挫失。”?但是，清政府竟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革职戍边。此后，投降派官僚相继登场，办外交的是琦善、耆英、伊里布等，搞军事的是奕山、奕经、杨芳等。这批既软弱怯懦又妄自尊大的牛鬼蛇神一出台，首先就吹嘘英军新式武器的无比厉害。一八四○年八月在大沽口外出现的装备有七十四门大炮的威里士厘号军舰，在琦善笔下竟然被夸大成为一艘配备了三百多门大炮的庞然大物，就把这些投降派吓破了胆。事情正不出侵略分子所预期的效果，他们要求英政府派遣一艘“第一级最大型战舰”，说是“这样一艘集中的威力的战舰之出现，就可以教中国人（应读作“投降派”——引者）信服我们力量的强大，觉悟他们的软弱”?。
这批投降派官僚以唯武器论作为他们的指导思想，以“羁縻政策”、实质上就是对英国侵略者的卖国投降政策作为他们的行动指南，一心一意，主和主降，议款议抚。由这批早就自我判决失败的投降主义分子去主持鸦片战争，要想求得胜利，实际上是缘木求鱼。由此显然可以看出，英军新式武器在鸦片战争中所曾经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它对投降派的讹诈作用。
第三，军事上的无能和败坏。这个问题早在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的嘉庆年间已经提出，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加深，危机日益严重，所以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更形恶化。到鸦片战争前夕，八旗绿营官兵，多半不勤操练，生活纪律腐败已极。及至战争爆发，在投降派的领导下，许多地区守军，如虎门、乌涌、广州等地，是远远看见敌军即开炮轰击，等到敌人靠近竟逃之夭夭。又如宁波、余姚、慈谿、奉化、上海等地，则均系不战自弃，沦入敌手。英国侵略者把这类情况看作是他们“唾手而得的胜利”?。正如魏源说的，“我兵望风辄溃；及夷至，城中已无一人，何尝与炮事哉？”?显然，这类战争的胜败，根本同武器没有多大的关系。
当然，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曾经出现不少的爱国将领和勇敢士兵，他们在反侵略战斗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由于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投降派的当权和军事方面整个情况的败坏，他们只能以身报国，而不能扭转战争的总局势。
鸦片战争的全部发展过程，正如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历史事实证明，鸦片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是人，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和腐朽，而不是物，不是英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
①参阅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资料辑要》上卷，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等。
②《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五页。
③④⑤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二，卷二○，卷四四，卷五九，卷八，卷三八，卷二七，卷三五，卷四四。
⑦林则徐：《会奏九龙洋面轰击夷船情形摺》，见《林文忠公政书》卷五。
⑧?《澳门新闻纸》一八三九年十月十二日、十一月九日，见《鸦片战争》第二册，新知识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三八六、四○二页。
⑨《亚当·艾姆斯里致威廉·艾姆斯里的信》，见《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八年第四期，第七○页。
⑩《郭富向印度总督奥克兰伯爵的报告》，一八四一年六月三日。
??梁廷枬：《夷氛闻记》，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第七五、一七○至一七一页。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一八九九年英文版，第五二三至五二四页。
?《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一一七页。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第五册，第二五八、一二八页。
???柏纳德：《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第二卷，一八四四年英文版，第三二五至三二六、四○三、二三三页。
??魏源：《海国图志》卷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九○页。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一四三页。
?《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八年第四期，第四五页。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五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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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九世纪后期上海港“繁荣”的真相
陈敬
自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控制下，上海港变成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最大的商业中心。港口对内、对外的贸易都有了迅速的增长，同时，城市的规模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外国“租界”的面积一再强行扩张，“地产价值继续增高，各方面新建筑迭出不穷”①。凡此种种，形成了上海城市的外表繁华。然而，这种“繁荣”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之上的呢？这个基础就是不平等的对外贸易。
不等价交换
这一时期，上海港口和城市的发展主要是由于不平等的对外贸易的扩张，而不平等贸易最主要的方面便是进出口货物之间的不等价交换。资本主义侵略者总是以高价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出售工业产品，同时又以低价从这些地区掠夺资源。不等价的差额就成了外国资本家超额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向上海港大量运销鸦片，以害人的毒品换取丝、茶等，这不仅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而且更是一种最为卑鄙恶毒的无耻罪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除了鸦片的输入依然如故以外，上海港进口的外国工业品又迅速增加。这时，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工业生产成本也大为下降，然而外国侵略者运入上海港的工业品价格仍然保持着过去的水平。同时，他们对上海港出口的各种农产品还一再压低价格。这就使得进出口货物之间不等价交换的倾向更为显著。
除此以外，金银比价的变动又进一步扩大了进出口货物价格的差距。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大多采用金本位制，而中国市场却仍然以银计算。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银价不断下落，到九十年代中期，白银对黄金的比价已跌落一半以上。这样，外国侵略者就能够以较少数量的进口货物搜刮更多数量的出口货物，从而格外加强了不等价交换的掠夺性。例如一八七三年上海丝价每包为银四三○两，当时的伦敦价格为英币一镑二先令六便士；一八九四年上海丝价减为三九五两，比一八七三年下降百分之八左右，然而由于金银比价的变动，伦敦价格仅为十个先令，比一八七三年降低一半以上②。这就意味着以同等数量的英国货币，在一八九四年可以比一八七三年多换得一倍以上的生丝。
金贵银贱的结果，不但促使了上海港出口货物品种和数量的不断增加，同时又造成了大量黄金的外流。黄金的大量外流，使得上海市场上的金价愈贵，银价愈贱，于是更加助长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造成了对外贸易更大的进出口差价。
出口货物价格的低落，更加有利于外国侵略者扩大搜刮物资的品种。这一时期内，上海港出口的杂货大为增加，如棉花、皮革、羊毛、烟草、猪鬃、禽毛等，价格至贱。外国侵略者以很少代价就能捆载而去，加工制造以后，再运回上海销售。一往一返，立即价值百倍。以多易少，卖贱买贵，这就是半殖民地化的上海港对外贸易的特征。
巨额的贸易逆差
外货倾销和不等价交换的结果，必然造成了上海港巨额的贸易逆差。所谓贸易逆差，就是国外进口商品总值超过对外出口商品总值，也就是进出口贸易的入超。这时，上海港的对外贸易额经常占着全国对外贸易额的一半以上，因此上海港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对于全国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必然起很大的影响。
由于上海港的对外贸易绝大部分都是洋货内销和土货外销的转口，所以这项转口贸易对于上海港的贸易差额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外国侵略者不断以高价向内地倾销洋货，又以低价从内地搜刮土货的情况下，这项内外销转口贸易经常呈现着巨大的逆差，从而影响着上海港的全部对外贸易也总是处在不利的逆差之中。
上海港的贸易逆差经常大于全国的贸易逆差，这就意味着，全国对外贸易的逆差有很大部分是由上海港对外贸易的逆差所造成的，而且全国其他港口的一部分贸易顺差（即出超），又必须用来抵消上海港的贸易逆差（即入超）。从全国来看，在个别年份曾经一度出现过顺差的情况（自一八七二至一八七六年），但在上海港却一次顺差的年份也没有。这就说明了半殖民地化的上海港不仅是一个对外贸易的最大中心，而且更是一个造成全国贸易入超的主要港口。
对外贸易的逆差是必须用金、银来抵偿的，由此而产生的后果自然是中国日贫，侵略者日富。然而，这种逆差是不是真的由于进出口货物价值的不相等呢？事实并非如此。这主要是由于进出口货物的不等价交换而造成的。事实上，外国侵略者从上海港掠运出口的土货数量每年都在迅速增加，只是由于他们强行压低中国出口货物的价格，才造成了进出口货物总值不相等的假象。外国侵略者愈来愈能够用较少数量的洋货换取更大数量的土货，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压榨也愈来愈残酷。
内地经济的萧条
殖民地化贸易的结果，一方面是上海港表面“繁荣”而实际利益全归外国侵略者所得，少数买办阶层也稍沾余沥；另一方面却是内地经济的日益萧条，广大劳动人民的失业和穷困。
上海港的对外贸易是以进口洋货转口内销为主的，而大量洋货向内地的普遍推销，就严重地排挤了广大的手工制造业。例如松江本是土布生产的中心，但在八十年代左右的情况却是“近自通商以来，洋布充斥，而女红之利减矣”③。南通也是向以棉布为土产之大宗，但在八十年代中叶，“乡人贸布每匹赢钱五六文，不足补纺织之费”④。此外，大场一向出产手工纺织的纱带和细绳，但当各种“外国丝带按每呎一至五文出售后，一年之内，大场就有数百小贩失业，数千织工无事可做了”⑤。
洋货内销的影响不仅限于上海港邻近各地，就是较远的长江中上游等地也同样出现了萧条的景象。例如煤油的进口，不仅影响了植物油的生产，而且影响了白蜡和蜡烛的生产。四川是白蜡的主要产地，由于需求量减少，以致“前不多年从建昌峡谷挑运虫蜡需要上万的脚夫，到一八八四年建昌供给的虫蜡有一千个脚夫就能挑运了”⑥。只此白蜡一项，就造成了生产者困难，销路低落，挑运工人失业等等。
外国金属及其制品的进口，对于内地的手工冶炼和制造业是一个更沉重的打击。例如安徽芜湖的炼钢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前已经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出产的钢铁及其制品行销国内各地，非常有名。自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盛况渐减。“咸丰后（一八六○年左右），尚存炼坊十四家，均极富厚。自洋钢入口，渐就消灭”⑦。到了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只剩下了一家，而这一家钢坊，到了光绪二十五六年间（一八九九至一九○○年），也还是归于消灭了⑧。
洋货排挤手工制品的范围几乎无孔不入，小如铁钉和缝针也逃脱不了这种厄运。本来中国各地都有着手工制造缝针的行业，但因洋针大量进口，以致“几乎没有人再使用土针了”⑨，各地制针工人从此就失去了谋生之道。中国木匠一向使用铁匠打造的土钉。但是，“一八九二年进口了大批供当地使用的洋钉子。这些洋钉是美国造的。……武穴已经普遍使用这种洋钉，汉口的中国木匠也同样开始使用这种洋钉了”⑩。土钉的被淘汰，又意味着大量工人的失业。
洋货进口的影响是如此严重，土货出口却又从另一方面反映内地经济的困难和凋敝。土货出口的利益同样也是落入了外国侵略者之手。例如这一时期内，上海港茶叶的出口虽然日见衰落，茶价猛烈下降，内地茶农受害无穷，但是购茶外商依仗特权，利用贸易中的不平等地位，采取杀价、压称和欺骗等不正当的手法，巧取豪夺，以致虽在个别年份茶叶贸易表面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取得暴利，大赚其钱。一八八一年汉口一个购茶外商运往英国的茶叶，“账面上虽然亏损了百分之六，实际上却仍留下了百分之十二的利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至于辛辛苦苦从事生产茶叶的农民，才是真正因为茶叶出口的衰落而蒙受重大损失的牺牲者。由于上一时期茶叶出口的增长，许多原来种植杂粮和其他作物的土地改成了茶园，但茶叶销路的停滞和价格的暴跌，却使得广大茶农工本徒抛，衣食无着。例如安徽茶区的情况是，“不独商贩受累，即皖南山户园户亦因之交困”?。福建“几个从前最好的上等产茶区已经呈现了一片凄凉景象”?。连带着的事情是，“船夫和苦力不能全都找到工作了，现在只有一半人是运茶所必要的”?。
还有些出口增长的品种，是经常同中国农民的贫困和灾难相连着的。例如牛皮的出口，就常同农业灾害有关。一八七六年，“由于普遍饥荒，牛皮和水牛皮的输出大大增长”?。受灾农民被迫屠宰耕牛，度荒活命；而外国侵略者就乘人之危，压价收购牛皮。由此可见，外国侵略者的血腥利润是从中国农民的苦难之中乘火打劫来的。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中，上海港贸易的发展只是造成了外国侵略者的财富，形成了上海港表面的“繁荣”，而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却是愈来愈贫困了。
①《海关关册》，十年报告，一八八二至一八九一年，上海，第三四一页。
②《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一八九四年，上海，第一七页。
③《松江府续志》卷五。
④《申报》光绪十三年三月初六日。
⑤《北华捷报》一八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⑥阿·霍辛：《华西三年》，第二○○至二○一页。
⑦鲍实：《芜湖县志》卷三五。
⑧张九皋：《芜湖手工炼钢业的片断史料》，载《安徽史学通讯》一九五八年第一期。
⑨《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一八八七年，汉口，第三页。
⑩《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一八九二年，汉口，第四页。
?《伦敦中国快报》第二四卷，第九九五号，一八八二年九月一日，第九三九页。
?曾国荃：《茶厘酌减捐片》，光绪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见《曾忠襄公奏议》卷二九。
?《海关关册》，十年报告，一八八二至一八九一年，福州，第四二二至四二三页。
?《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一八八九年，福州，第九页。
?《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一八七六年，上海，第一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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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山东史学界座谈编写“四史”的体会
山东省历史学会新近举行了一次编写“四史”的座谈会。会上，大家着重交流了以下几点心得体会。
一、编写“四史”能够促进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
山东省编写“四史”活动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起来的。史学工作者投入了这一革命工作，深感改造世界观的必要。如有的同志说：“教书好几年，写村史犯了难，弄出了初稿，既缺乏工农感情，又缺乏群众语言。”也有的说：“通过编写‘四史’，感到自己吃、穿、住和用的都比农民好得多还不满足。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太重了，非努力改造思想不可。”还有的说：“参加编写‘四史’，我才真正懂得了我那剥削阶级家庭是由劳动人民的血汗养的，这回算补了一堂阶级教育课。”
编写“四史”还能够克服不良的学风。如有的同志说：“写了不少关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文章，说农民‘逆来顺受’、‘容忍顺从’等，这次接触农民，知道根本不是那回事。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表现，归根到底，还是世界观改造的问题。”
二、编写“四史”能够很好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中让农民进行今昔对比、忆苦思甜，而搞“四史”就可直接服务于运动。所以，“四史”本身就是教育群众、提高阶级觉悟的好教材，编写“四史”活动也是一次生动具体的阶级教育。
同时，编写“四史”也是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是群众的需要。参加座谈的同志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经常向子女进行家史、村史、民兵斗争史的教育，或建立烈士纪念馆、村史碑等，以激励人们不忘过去，珍惜现在，瞻望将来。编写“四史”正是为了适应这个需要。
三、要积极地开展编写“四史”活动。
“四史”为历史科学研究、历史教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与会同志表示，在这群众性编史活动中，史学工作者更是责无旁贷，必须以满腔的热情投入这个运动，作人民的“史官”。
大家还深刻地体会到，“四史”从材料的搜集到整理、查对、编写等整个过程，都是熟悉群众、虚心学习、受教育的过程。如有的同志说：“深厚的阶级感情和生动的群众语言，不深入群众，不虚心向他们学习，是不会有所体会的。”因此大家认为，要搞好“四史”编写工作，史学工作者思想革命化很重要。
另外，对于开展“四史”活动的组织领导，以及“四史”的普及与提高、内容与形式等问题，大家也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意见。
鲁志
第5版()
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中国历史博物馆下乡举办历史展览
中国历史博物馆为了让更多的工农兵群众受到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组织了一个“乌兰牧骑”式的文化工作小组，于今年七月间到达北京通县胡各庄人民公社，把“历史展览”送到农民面前。
这个工作小组携带了包括农业、纺织、冶炼、造纸和印刷、火药、指南针、医药等七个部分计五十二幅的“中国古代生产斗争和科学技术”展览挂图，以及小型木制农具模型等，为社员展览挂图、放映幻灯，同时还写标语、画漫画、教唱革命歌曲等，获得了社员的热烈欢迎。许多社员看了挂图听了讲解，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为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和祖国丰富的历史遗产感到自豪。他们同声称赞“祖上的创造不简单”，并赞美“我们伟大的祖国多可爱”。
今后，这一工作还将继续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