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从天津市厂办学校看半工半读的优越性
胡昭衡
一九五八年八月，我们河北省天津市根据中央的指示，在新建和扩建的工厂企业，特别是一些新兴行业，如天津电子仪器厂、天津感光胶片厂等单位，招收初中毕业生，试办了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到一九六三年，各种形式的半工半读学校曾办过三十五所。后来，由于对试办这种新型学校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再加上没有经验，同时，还由于有些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大部分学校停办了，或者改为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到了一九六四年上半年，只剩下八所半工半读学校，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下来了。
这种学校的学生入学以后，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劳动（一般是一周上课、一周劳动）。他们既是学生，又是工人，因此，人们通称他们为“学工”。半工半读制度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实现了“工厂是学校，学校是工厂”的理想。这是一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相结合的新型学校，这些办学工厂既生产物质产品，也担负了培养人材的任务。
从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我市已有两千六百多人在这种新型学校毕业。这些学工，经过三年或四年的学习和劳动以后，在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上，在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上，在掌握生产操作技术上，大多数比全日制学校的毕业生好。通过六年的具体实践，证明了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是完全正确的。
半工半读开始培育出新人
最近，我们调查了一千六百二十二名毕业学工，在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等方面表现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有一千二百七十二人，占百分之七十八。这些已经毕业的学工，有的是毕业后升不了学的，有的是全日制学校招生以后的落榜生。有的品质较好，有的出身比较复杂，政治质量比较低。有的是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半工半读；有的是认为无路可走，到半工半读学校骑驴找马；有的是为了就业，学好手艺赚钱养家，不愿意学习；有的是不愿意劳动来的。还有少数品质作风比较恶劣，到校后说怪话，损坏公物，不遵守纪律。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经过并工半读，大多数学工成了好的或者较好的劳动者。其中有些当时表现很不好的学工，现在表现好了；有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工，现在能够划清和剥削阶级家庭的界限，劳动表现也好，成了生产上的骨干。这就说明了半工半读对培养新的一代所起的重大作用。
半工半读毕业学工服从分配，让干什么干什么。感光胶片厂调了几个毕业学工烧锅炉，他们都愉快地服从分配。学工张广生说：“只要生产上需要，让我烧一辈子锅炉都行。”天津制药厂学工郝臻杰毕业后分配在该厂四车间过滤组劳动，每天要装卸两三台过滤机，还要清除五、六吨象粪便汤一样又脏、又有味的滤泥。特别是在冬天，衣服冻上一层薄冰，但是他却满不在乎地说：“虽然冷点、累点，但我的心里是暖和的。一想到四圜素制造出来，能使多少病人恢复健康，我的干劲就来了。”他们不挑肥拣瘦，不嫌脏，不怕累。这是因为，他们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劳动观点起了变化。他们认为：“用自己的手生产出物质产品是最大的幸福和骄傲”。他们在老工人的教导下，同群众打成一片，和老师傅有共同语言，建立了比较深厚的阶级感情。老工人向他们传技术，反过来他们又给老工人讲理论知识。他们的知识，一半来自书本，一半来自生产实践，来自老工人，所以他们不把学到的一些书本知识看作私有财产，而是愿意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工人。制药厂毕业学工孙永泰说：“我们是老工人培养出来的，老工人把他们的生产经验教给了我们，我们决不能忘本，也要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教给他们。”
这些毕业学工不仅留在本单位表现比较好，调到外单位或外地表现也不错。天津化学原料工业公司半工半读学校的学工，二十九人参军后，有五个人入了党，十二个人入了团。他们认为，进步所以比较快，除了在部队上受到培养锻炼以外，和半工半读学校对他们的教育培养也是分不开的。
从生产上来说，半工半读毕业的学工，他们既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又掌握一定的生产操作本领。作为一个普通工人，他们有一定的技术理论；作为一个有技术理论的人，又是普通劳动者。从他们身上已经看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开始消失。已经毕业的两千多名学工绝大部分当了工人，其中一百四十多人根据工作需要做了技术员。还有相当数量的毕业学工，虽然是工人的职称、工人的级别，但实际上是做技术员的工作。如感光胶片厂有七十二名毕业学工分配在研究室和检验科工作。他们都定的是二、三级工，但从这些人所担负的工作任务和达到的技术水平看，有四十四人可以定为助理技术员，占这两个部门毕业学工的百分之六十一。电子仪器厂毕业学工房桂
贞是个三级工人，他不仅掌握生产技术，可以熟练地焊接电子计算机放大器，还可以制图，能按图纸对电子计算机进行调整，还能对某些部件进行试验工作。这些工作并不是一般工人做得到的。
从上面事实说明，半工半读的学工，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参加工厂的生产劳动，直接投入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斗争中不断学习、锻炼、成长。他们既学到了文化技术知识，也提高了政治觉悟，树立起明确的劳动观点。他们经受着现代化集体生产的锻炼，与先进工人共同劳动、共同生活，还学习到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热爱集体、组织性纪律性强等优良品质。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普通劳动者，不轻视体力劳动，不轻视劳动人民，养成了劳动的习惯。他们虽然有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是却把知识看成是为生产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作为衡量自己身份高低的标志。他们没有知识分子架子，是新型的劳动者。
半工半读制度，促使学工一面知识化，一面劳动化，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找到了具体途径，为逐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创造了条件。这对于灭资兴无，对于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对于培养革命接班人，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半工半读制度正从各方面突破旧教育的框框
天津市在试办半工半读学校过程中，在确定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育计划安排、教材内容处理以及教学方法上，由于革命实践的需要，不得不打破一些全日制学校的框框。
半工半读学校的培养目标与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都有所不同。与全日制中专比，半工半读学工具有作为普通劳动者具备的生产操作技能，毕业后能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与技工学校比，半工半读学校的学工，具有中级技术人员必需的文化科学技术理论知识。通过半工半读，要把学工培养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技术、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全面发展的新型劳动者，而不是旧社会的只专不红、脱离生产劳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为了达到上述要求，半工半读学校的教育计划要把政治思想教育、专业理论教育、生产劳动教育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专业设置上，根据生产的需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少而精”等原则。全日制学校虽然也要贯彻这些原则，但有局限性。半工半读学校的专业设置，厂办学校可以从本厂的实际出发，生产上需要什么人材，就设置什么专业。如感光胶片厂目前主要产品是各种照相用的胶片、电影胶片、爱克斯光胶片以及供科学研究用的光谱感光版等，因此便设置了感光材料制造专业。公司办的学校也按照整个行业的共同需要来设置专业，以适应本行业的生产需要。如化学原料工业公司半工半读学校设置的无机盐、无机颜料工艺专业及试剂专业，就是按照全行业的需要来设置的。而全日制学校在专业设置上，目的性不可能这样明确，针对性也不可能这样强。
半工半读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处理上，根据培养目标和专业的需要，对一些与专业生产关系不太密切的课程或内容，便进行合并或砍掉。同时，还要增加一些生产上必需的课程或内容。在文化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三类课程的关系上，文化课和技术基础课必须为专业课服务，因此，凡学习专业课不需要的东西，便可少讲或不讲。天津橡胶工业公司半工半读学校橡胶工艺专业中的“分析化学”这门基础课，根据“原材料分析”这门专业课的需要，只保留了定量分析部分，精简了定性分析及仪器分析部分的内容。这样既保证了教材重点，满足了生产要求，同时也精简了教学时间。
几年来，我们根据生产的需要和学工的接受能力，在不影响知识前后衔接的前提下，打破了全日制学校先文化、再基础、后专业的课程安排的旧框框，提前学一些专业课。许多半工半读学校，从第一学期起就都设有专业课。这种做法，对学工参加生产是有好处的。
为了使学工既学好理论知识，也要熟悉生产过程，掌握生产操作技术，在安排学工劳动时，尽量与他们所学专业内容对口。实践证明，厂办学校一般能做到对口安排。公司办学则是采取了“以厂为点，面向一个行业”的办法，选择一个或几个条件比较合适的、与专业对口的工厂为基地，来安排生产劳动。
工厂办学校，在教学方法上为实物教学和现场教学提供了便利条件。有的学校在进行专业课教学时，讲到与本厂生产有关的机器设备和产品生产工艺时，就组织学工到车间去，采用现场教学的方法，教师边讲、边操作，学工边听、边看，效果很好。
党的教育方针应该认真贯彻执行，当前的教育制度必须继续改革。半工半读这一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可以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能够把教育和生产劳动更好地结合起来，可以促使人的全面发展，的确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最好形式。
半工半读制度促进了工厂生产的发展
感光胶片厂是我市试办半工半读学校最早和一直坚持下来的一个单位。这个厂在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只能生产三、四种日用的照相感光材料，到一九六四年，则能生产我国过去没有生产过的各种电影胶片、爱克斯光胶片以及供科学研究用的光谱感光版等二十余种高级感光材料，产品质量也大大提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一九五八年建厂的同时，建立了半工半读学校，培养了大批新型劳动者。同样，电子仪器厂一九五八年只能生产电烙铁、舌簧喇叭、电铃等简单产品，六年来则生产了二十六种电子仪器，其中有十二种是比较精密的，现在正试制的新产品有八种。正是由于许多半工半读毕业的学工参加了生产，就给该厂新产品的试制和投产，提供了多快好省的条件。他们能够较快地熟悉与掌握新设备性能和新工艺要求，能了解原材料性能，能适应原材料及其他生产条件的变更，从而保证了产品质量和新产品的研究、试制与生产。
通过半工半读培养出来的人，为工厂企业提供了充足的技术后备力量，使科学研究和技术力量发生了变化。电子仪器厂和感光胶片厂都建立了科学研究所。电子仪器厂有两个车间，从生产准备、生产、总装到调整与检验，都离不开高等数学、电子学、电工学等理论知识；这两个车间里学工占的比重很大。工艺科三十多人，除四个大专毕业生外，其他都是学工。设计科四十六个技术工人中有二十六个是学工。全厂有七十多个学工实际在做见习技术员的工作。
上面事实说明，半工半读既促进了生产，又培养了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未来教育——这种教育对一切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都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增进社会生产的一个方法，并且是唯一的生产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方法——的胚芽，就是从工厂制度发芽的。”
（《资本论》一九六四年中文版第五二二页）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半工半读，将使马克思的这一预言逐步实现。
半工半读制度促进了工厂企业的革命化
从天津市试办半工半读学校的几个工厂企业来看，培养出一批有文化、会操作、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的新型劳动者，对工厂的职工、技术人员和教师都起了好的影响作用。
半工半读是一种新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生事物，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一段曲折复杂的道路。在相当一部分工厂企业领导干部中，存在着种种思想顾虑，他们怕“半工半读会打乱生产秩序”，主张“工厂搞生产，教育部门办学校”的“分工论”，认为“实行半工半读，工厂不象工厂，学校不象学校”……。一九六二年初，国民经济遇到了暂时的困难，有一部分企业领导干部对半工半读的方向发生了动摇，有的要求停办，有的表现消极。这是一场旧思想、旧的习惯势力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斗争，是本位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斗争。经过六年来的实践教育，最近又学习了中央的指示，这些干部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不少工厂的领导干部说，以前在工厂里，是干部的文化程度高，现在比较起来，是落在这一批新工人的后边了。许多文化程度低的工人，看到学工进步快，也有了提高文化的要求。甚至在提高技术方面，半工半读制度也对老工人有所促进。电子仪器厂老工人杨玉祥说：“他们干四、五年，顶我们过去十年学的，现在还说我们有‘绝招’，再过几年，‘绝招’也不是‘绝招’了。”该厂工人现在主动上业余学校学习的有二百多人。
半工半读制度也促进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改造。他们都看到学工们进步快，受到各方面欢迎，就连他们自己，也喜欢要学工当助手，因为学工们重视实践，不计较个人得失，接受新事物快，没有旧框框。这些优点，无形中也影响了技术人员的思想、作风。有不少工程技术人员，开始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要求亲自动手操作，遇事也和工人商量了。
半工半读制度也有利于教师劳动化、革命化。半工半读学校专职教师，开始从事这一新的教育工作时，认为学校“不正规”，说分配到这种学校里来工作是“屈才”，不安心工作。由于他们深受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影响，再加上不了解生产，更不会实际操作，因此他们教学时对学工在生产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不能提高到科学理论上来解释，满足不了学工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借以了解生产并从中受到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最近少数半工半读学校的专职教师采取跟班劳动、半工半读的办法，多数专职教师每周用一定的时间下车间参加生产劳动。天津第一机械局半工半读学校的教师说：“我们宁愿业余时间备课或批改作业，也要保证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否则就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
半工半读这一新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对社会主义工业企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各级干部必须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教育，必须改变作风，实现劳动化、革命化；工厂企业的其他各项制度也必须与这一新的制度相适应。在这方面，变化只是刚刚开始。
半工半读可以加速普及教育
实行半工半读是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的有力措施。当前只有这种制度才能充分满足工人和贫农下中农子女入学的要求，才可以普及教育。
解放后，天津市的教育事业发展得很快。解放初期和现在受教育的人数比较起来是：幼儿教育增长二十三点七倍，小学增长三点八倍，中学增长八点二倍，中等专业学校增长一点九倍。尽管如此，还不能满足广大劳动人民子女入学的要求，而不能入学的又大多数是工人和贫农下中农的子女。事实说明，普及教育光靠办全日制学校不行。
从试办半工半读学校的初步体会来看，它是普及教育的根本途径。工厂企业办学校可以充分发挥现有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潜力，符合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可以为国家节约开支。据初步调查，培养一个中专毕业生所花的钱，可以培养四个半工半读学工。家长也欢迎半工半读。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上了半工半读学校后，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一边学习技术理论知识既是工人，又是学生；既有工资收入补助了家庭生活，又实现了我多年来为叫孩子上学立下的志愿。真是好得很！”
一九六四年，我们天津市全市半工半读学校，在原有基础上，又继续试办了三十所半工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并开始在电子仪器厂和感光胶片厂试办了两个大专班。连同原有的半工半读学校共三十八所，学工四千二百五十二人，其中，中专班四千一百一十三人，大专班一百三十九人。专职教职工共八百二十一人，兼职教师四十四人。为了解决师资问题，正在筹建半工半读师范学院。一九六四年半工半读中等专业学校招收的新生，一般都是品学兼优、身体健康的初中毕业生，其中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半工半读是一种新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这种新的制度，不仅是我国教育制度的一次大革命，是普及教育的有力措施，而且也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革命接班人，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防止修正主义有重要作用，意义十分深远。我们天津市几年来在这一工作上，虽然做出了一定成绩，摸索到一些经验，但问题还不少。例如，教学与劳动的安排，师资的培训，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的处理，讲授方法和考试方法……等问题，都需要继续突破全日制的框框，摸索出一套适合于半工半读制度的经验来。今后我们要根据中央的指示，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继续扩大试验，努力办好天津市半工半读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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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举教育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红旗
——评介《教育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雪柯
人民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书：《教育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这是一本农村普及小学教育工作的活教材。
《教育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是一面什么红旗？是农村教育贯彻党的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路线的红旗，是教育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红旗，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红旗。一句话，是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红旗。
这本书包括十一篇文章。它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河北省阳原县贫农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文化革命，铲除愚昧落后，实现文化大翻身的成就。它告诉我们，阳原县几千年来饱受旧社会摧残、压榨的广大贫苦农民所受的“睁眼瞎”的痛苦，已一去不复返了。全县随着小学教育的普及，已为农村培养了大批有文化的劳动者。“一穷二白”的阳原县的人民群众，开始掌握了文化，加快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脚步。
这本书还通过阳原县普及小学教育的经验，对农村教育必须走贫农下中农路线以及如何走这条路线等带根本性的问题，给予了深刻的说明。
农村教育为什么要走贫农下中农路线？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把问题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从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原理出发，以很多事实和论述说明：贫农下中农是党在农村的阶级基础；农村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就要走贫农下中农路线，为贫农下中农服务。
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阳原县普及小学教育是教育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指出，贫农下中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我们办人民公社要依靠他们，在农村中进行阶级斗争要依靠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和从事农村各项建设事业也要依靠他们。这是党在农村中必须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毫无疑问，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这条阶级路线。第二篇文章《阳原县是怎样普及小学教育的》也说明，普及农村小学教育，实质上是解决贫农下中农子女学习的问题，是贫农下中农文化大翻身的问题。文章反映了贫农下中农的迫切要求和呼声：阳原县广大贫苦农民，过去吃尽了没有文化的痛苦；今天解放了，政治上翻身了，经济上有了发展，但是他们知道，要紧紧地掌握“印把子”，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还必须文化上大翻身。文章还叙述了阳原县的教育，是在“一切为贫农下中农子女学习”的思想指导下，不断克服困难，不断发展的过程；说明在农村办教育，坚持贫农下中农路线，路就越走越宽，成效就越来越大。
为了加深人们对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问题的认识，这本书还介绍了旧阳原县的一些教育情况，作为反面教材。
旧阳原县的教育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性质的，它走的是地主、富农的阶级路线。小学大都设在平川地区地主集中的六个集镇和少数比较富裕的大村庄。在这些学校里上学的，主要是地主、富农和少数富裕中农的子女。这些学校虽无明文规定，限制或禁止贫苦农民子女入学，但是，由于学校要收各种费用，只有地主、富农和有钱人家的子女才能上得起。广大贫苦农民身受重重剥削，连吃饭都成问题，哪能上得起那种学校。使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旧王家梁。王家梁二十八户人家，住在箭口山里，祖祖辈辈除了给地主种地，就是给地主背煤，从来没有登过学堂门。过春节想贴副对联，没有人会写，只得把锅底黑抹在碗边上，往红纸上扣几个黑圈圈。在旧中国，由于贫苦农民被剥夺了掌握文化的权利，不是到处都有王家梁吗？
旧阳原的情况，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剥削阶级对利用教育这个阶级斗争的工具，从来是不肯放松的。他们的阶级路线也非常明确。他们的教育和阶级路线，和我们的是完全对立的。在旧社会，上学的人少，少的是什么人？不是贫苦农民吗？现在，上学的人多了，多的是什么人？不又是贫苦农民吗？这不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吗？把阳原县的今昔教育情况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农村教育走不走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路线，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的分界线。在任何一个农村，你办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还是资本主义教育，听你嘴上讲的不算，重要的是看你做的是不是走贫农下中农路线。
有人说：“在旧社会，地主、富农当权，他们给自己办的教育，当然要走他们的阶级路线。现在人民政府办的是社会主义教育，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教育普及与否，只是数量多少和时间先后的问题，不存在什么阶级路线的问题了。”不对，事实完全不是这样。阳原县的经验就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今天我国的农村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很尖锐。学校为贫农下中农等绝大多数人的子女敞开大门，提供方便，还是
“仍按旧社会那一套办”，只为少数人敞开大门，提供方便，这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如果不走贫农下中农路线，不为贫农下中农服务，尽管是口头喊着普及教育，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阳原县的长期普及教育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教育道路战胜资本主义教育道路的充满着战斗的过程。
党的阶级路线是群众路线的核心。这本书以阳原县的经验说明，普及农村教育只有真正贯彻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路线，才能真正贯彻群众路线。列宁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又说：“劳动者渴求知识，因为知识是他们获得胜利所必需的。”在我们的国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贫农下中农对文化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我们普及教育要为他们服务，同时也必须依靠他们。阳原县在十五年的普及小学教育的道路上，突破了重重难关：“贫农下中农的子女上学困难，山区贫苦，居民星散，既无校舍，又无教师，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普及小学教育？这是一道关。天灾肆虐，连年歉收，人民生活困难影响普及小学教育的工作，这是一道关。……”特别是自一九六○年以来，阳原县连续四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在这种情况下，困难更显得突出。但是，由于贫农下中农迫切要求文化翻身，阳原县的党的各级领导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从调查研究入手，制订规划直到贯彻执行规划，都充分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校舍，他们就利用破旧庙宇亲自改建；没有用具，他们就亲自制造；国家教育经费不够，他们就节衣缩食，自己筹划。在大家的努力下，一个个困难被克服，普及教育工作不断前进。阳原县的事实又一次告诉我们，贫农下中农不但需要教育，而且可以办教育。只有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教育事业的发展才能多快好省。
教师革命化，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阶级路线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本书用相当多的篇幅，生动地反映了阳原县教师队伍革命化的情况。《劳动和革命的桃李满天下》《为贫农下中农子女敞开学校大门》《一切为着贫农下中农的子女》《九年巡回教学万余里》《当一辈子的山区文化播种人》，都是介绍模范教师的事迹。阳原县的教师为普及教育而奋斗的英雄形象，一个一个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年近半百的教师李宾，为了向山区贫农下中农播种文化，背着锅，提着风箱上了山。五十四岁的老教师高成元，坚持山区巡回教学，九年如一日，行路一万多里，不论严寒酷暑，风里雨里，他总是跋山涉水，不辞劳苦地奔走。共青团员李采，青年教师班承满，不畏艰苦，迎着困难，自愿到山区扎根落户，为山区贫农下中农的文化翻身献出青春。贫农出身的教师陈正启，为了帮助贫农下中农解决上学困难，提供方便，带动全县教师，打破旧框框，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沙河窑小学创办全日制、半日制、午班和“送字上门”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学校。在阳原县的教育战线上，正是由于涌现了这些先进人物，带动了整个教师队伍，创造了伟大的奇迹。
这本书更发人深省的，是有关介绍阳原县教师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走向革命化的过程。一个教师，要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强烈的阶级感情，才能真正和贫农下中农同呼吸、共命运，更好地了解他们，很好地为他们服务。阳原县的教师，经常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提高思想觉悟，不断推动工作前进。这本书记载有这样的事，有一年，有一个学校在招生时，来了一个叫“朱呆子”的孩子。他的智力发育不太好，有的教师说把他收下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又有一个学校招来一个名叫员补来的学生。这个孩子未入学前在街上和孩子们玩，人家在地上给他划个圈圈，他就不敢出来，有的教师也说收他是凑数。大家带着问题学习了《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等文章按语，经过了讨论，批判了资产阶级轻视贫农下中农子女的“天才论”思想，很好教育这两个学生，结果，他俩进步都很显著。正是由于教师明确了为了贫农下中农绝大多数人服务的立场，千方百计地为他们提供方便，因时因地制宜地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学校形式和教学形式，使所有学龄儿童都入了学，消灭了“白点村”。
阳原县的教师队伍，并没有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运用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思想，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清楚地看到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和问题，例如，如何在发展的道路上巩固的问题，如何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问题……。他们正带着这些问题，继续学习毛主席著作。可以预料，随着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深入，革命化的进一步提高，他们将能更好地克服前进路上的困难，使阳原县的教育事业获得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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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假鳄类的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科学工作者在山西武乡、榆社等地三迭纪地层中发掘了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肯氏兽类和假鳄类等材料。前者与哺乳动物有密切联系，后者与其他爬行类如恐龙等有关。最近，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杨锺健的《中国的假鳄类》一书。著者在本书中共描述了一个新科，三个新属，四个新种，分别归于假鳄类的三个超科。同时，著者还对中国肯氏兽动物群的组成、中国假鳄类的研究历史、假鳄类的起源、假鳄类的分类与辐射、假鳄类与其后期的爬行类（如恐龙类等）的系统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
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假鳄类材料还不多，在我国经正式描述发表的也只有五种。其中一种原认为应属于新疆的“袁氏加斯马吐龙”，但著者经研究认为它是另一新种，并正式将它改为“最后加斯马吐龙”。
著者指出，在山西已发现的所有假鳄类材料中，数“山西山西鳄”（新种）一种最丰富、最完整和最重要。根据“山西山西鳄”的种种特征，著者创立了一个新科——“山西鳄科”。此外，著者还创立了三个新属、五个新种（包括“最后加斯马吐龙”）。
著者仔细考察了产假鳄类化石的地层，认为它属于二马营群是无疑的，即与中国肯氏兽动物群为同一层位，其时代属于早三迭世晚期至中三迭世早期。三迭纪的动物群历来为世界古生物学家所注意，它是晚古生代原始陆生动物向中生代中、晚期高度进化的陆生爬行类转变的时期，是一个“新”、“老”之间的过渡时期。著者指出，通过假鳄类的研究，有可能弄清在中生代中、晚期称雄一时的恐龙类的起源，以及整个初龙类的系统演化关系。
著者同意将假鳄类分为六大超科。他说，其中三个超科在我国均有代表，与恐龙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另三个超科的时代均较晚，可能与其他爬行类如翼龙、鳄类和鸟类等有关，但在我国尚未发现。
（余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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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我国古代造纸起源的探讨
早在蔡伦以前，即在公元一○五年以前，我国就已有了植物原料纸。这是潘吉星在《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文物》一九六四年第十一期）一文中提出的意见。
根据《东观汉记·蔡伦传》和《后汉书·蔡伦传》的记载，蔡伦在公元一○五年首次提出用树皮、麻头、敝布和鱼网造纸。即用植物原料造纸，是在蔡伦时才开始的。本世纪以来在我国发现的古纸，动摇了这个说法。一九三三年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一块麻纸残片。根据同时出土的黄龙元年（公元前四十九年）木简和其他证据，他认为它是西汉故纸，早于蔡伦一百五十余年。但这个意见尚未得到公认。一九四二年劳榦、石璋如又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发掘出一张揉成团的植物纤维纸。但据坑位发掘情况难以定出它的年代。由于以上两纸都在解放以前被蒋帮劫至台湾，我们无法进行实物的研究。
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挖土工人在西安坝桥砖瓦厂的建筑工地上发现了很多西汉文物，其中有不少古纸残片。原报告者认为，它们是丝质纤维纸。但是潘吉星在他的文章中说，“近来我们曾对该纸作了分析化验，结果证明它不是丝纸，而是麻类的植物纤维纸”。即他们用放大镜在一样纸上看到纸质粗糙、浅黄色、帘纹不清、表面有较多纤维束（未松散的麻筋），在另一样纸上又看到一小段双股细麻绳头。根据显微分析，其中还有黄麻。此外，他们把坝桥纸同罗布淖尔纸和额济纳纸的特性作了对照，又同国内现存魏晋数十种早期麻纸作了实物对比，也发现坝桥纸具有我国早期麻纸的原始结构要素。
作者据此认为，坝桥纸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我国劳动人民早在西汉时代，就已从敝帛恶茧制絮纸的经验中，进一步地摸索到更为廉价易得的麻头故布等植物原料造纸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