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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5月2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认识和掌握生产规律,促进生产发展
黑龙江省牡丹江水泥厂工人 刘培顺
编者按:这篇文章的作者刘培顺同志,是牡丹江水泥厂的水泥窑看火工人。他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九六○年以后,曾经到高级党校学习了两年多,又在该厂党委宣传部工作一段时间。现在已重新回到看火工人的岗位。
广大工农群众和干部,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直接参加者。他们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经常提出许多理论问题,有很多创造性的见解。我们要重视从他们中培养既有生产知识、又有理论知识的人才。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生产实践,又从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使经验带上条理性,按照事物的规律办事,这是促进生产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刘培顺同志的文章探讨了该厂水泥窑生产的规律性。这种尝试是值得提倡的。我们希望各个方面的实际工作者都能够重视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把自己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提高,写成文章。
我们水泥厂的生产特点,是自动化的连续生产,产品单一。水泥窑是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中心环节,它对产品的质量好坏、产量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它一向被人们称为是水泥厂的心脏,是生产中的关键。
我厂水泥窑自投入生产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由原来的产量低、质量差、运转周期短的落后状态,逐步跨入优质、高产、长期运转的先进行列。这一变化,使我厂水泥窑,在全国水泥行业里由后进变为先进。
这个发展过程不是一个早上就能实现的,也不是解决一两个问题就能办得到的。广大职工在长期生产中,反复认识,不断实践,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认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解决,每认识一个问题或解决一个问题,就推动生产向前发展一步。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人们又去认识它和解决它。这样反复不断地去认识和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因而也就促进了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们不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无终无了的反复过程。过去是这样走过来的,今天还在这样走着,将来也决不能违背它。这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唯一正确的道路。
那么,我们是怎样认识水泥窑的生产规律,又怎样在实践中掌握它的呢?可以从水泥窑发展的四个阶段中去看一下。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解决窑头和窑尾的风量问题。以前,我们主要是以增大窑尾通风来提高生产的。为了进一步地提高生产,人们就增大窑尾通风,而忽略了自动化连续生产的特点。当时,不仅没有提高生产,反而使生产降低了。“吃一堑长一智”。经过失败人们才明白,不能把增大窑尾通风孤立起来,视为绝对的,人们的认识应在新的实践中去不断地补充和丰富,不能满足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在新的实践中,人们认识到窑尾通风与窑头鼓风的关系,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又互相矛盾着,一方超出另一方所允许的范围都是不行的。为什么增大窑尾通风不仅没有提高生产,反而使生产降低了呢?这是由于不断地增大窑尾通风而窑头鼓风没有相适应的跟上来,使窑尾通风与窑头鼓风两者比例关系失调,因而给生产造成不良影响。当人们增大了窑头鼓风之后,生产情况马上好转了,水泥窑的小时产量由二十九吨提高到三十三吨,质量也随之有所改善。经过这样一个由成功到失败,再到成功的多次反复认识,人们才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结论:增大窑尾通风必须与增大窑头鼓风并重,两者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偏重一方而忽略另一方,对生产是不利的。解决了窑尾和窑头的风量问题,人们就基本上掌握了水泥窑的整个煅烧过程。随之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解决产量与质量的矛盾问题。当窑尾窑头的风量解决以后,火力强度提高了,对于产量的提高是比较显著的,但质量提高不很明显,甚至有时还发生质量事故。这时就有人提出产量提得“太快”了,“影响”了质量。因此他们主张,以降低产量的办法去提高质量。他们把产量质量的矛盾看成是绝对对立的,只看到了它的对立一面,而没有看到它的统一一面。如果采取这个方法,不是以积极的态度去暴露矛盾和解决矛盾,而是以消极的态度去回避矛盾和缓和矛盾。事实上,产量与质量的矛盾是又对立又统一的,对立着的双方经过斗争达到统一;又对立又统一的事物才能发展,光对立不统一或光统一不斗争,事物就不能发展。产量质量的提高是有条件的,如果无条件地单纯追求哪一方,都会影响另一方。我们是在提高火力强度的条件下来提高产量的。每次提高产量,质量也都随之有所改善,即使质量提高得不如产量提高得那么明显,但也决不是产量提高质量下降的趋势。我们认为,当时产量和质量的矛盾,是一个提高得快和一个提高得慢的矛盾。也就是说,质量的提高赶不上产量的提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质量本身入手。我们分析了历年来的配料方案和质量情况,发现物料熔点温度高,即使提高了火力强度,但对提高质量来说,作用不是很大的。于是,在配料中增添了助熔剂,降低了物料的熔点温度,质量就有了显著提高。熟料质量由五百号逐步提高到六百号以上,从此打破了“半湿法”(水泥窑有半干法、湿法和半湿法三种形式,我们属于半湿法)不能生产高质量的说法。
第三个阶段,在产质量的矛盾解决以后,水泥窑实现了优质高产,但又出现了安全运转问题。实现优质高产的条件是,火力强度的提高和物料熔点温度的降低。这就给衬料(窑内镶的耐火砖和用物料粘挂的保护层——窑皮,统称为衬料)寿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红窑(衬料脱落,筒体烧红)的次数增多了。按国家规定,水泥窑的运转周期为六十天,我们在当时只能达到二十几天,这就出现了优质高产和安全运转的矛盾。当然,影响安全运转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在当时说来,主要是火力强度提高了,衬料寿命缩短了。火点高温部分发生红窑,成为主要矛盾。矛盾着的双方是火力强度的提高和衬料寿命的缩短。起决定性作用的即主要矛盾方面,在于衬料寿命。衬料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着水泥窑的安全运转,而且也阻碍着产量质量的进一步提高,现有的优质高产水平能否巩固都无把握。所以我们必须集中全力来解决这个主要的矛盾方面,即衬料问题。看火工人研究了几年来的窑皮情况,总是不断地粘挂,不断地脱落,每脱落一次都对火砖有所损失,脱落的次数越多,运转周期就越短。为什么窑皮会这样频繁地脱落呢?主要是人们对粘挂窑皮的规律认识不足。窑皮是由烧熟的物料粘挂在火砖上的。使物料能够坚固的粘挂在火砖上或使它能够耐高温、承高产,是需要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是所有粘挂上的物料都可以成为窑皮。过去人们对这一点认识不足,认为凡是挂上的物料都是窑皮,因而把数量上的窑皮当做质量上的窑皮去烧,所以一直粘挂不好,经常脱落,引起红窑。当人们认识了这一问题之后,在粘挂窑皮阶段采取了挂一层巩固一层,逐步加温进行考验,使其达到质的变化。有一层坚固的窑皮之后,在正常生产中应以维护为主,宁可放弃一时的产量或质量,也不给窑皮造成损失,这就为安全运转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问题解决后,水泥窑的运转周期就由二十天提高到了四十天。
解决了窑皮的问题之后,也不能忽略对火力强度的解决。毛主席告诉我们:“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时非主要矛盾方面就上升为主要的矛盾方面,所以不能忽略对火力强度的解决。这样才能使窑皮更加巩固,使长期安全运转更有保证。看火工人根据历次红窑位置发现,每次红窑都是发生在一点上,即火焰最高温度点上。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在生产中墨守成规,把火点位置固定一点一成不变,使一处窑皮受到损失,虽然其它处都比较坚固,也不可能继续运转下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打破了清规戒律,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分段煅烧,就是把火点由原来的固定一点改为三点,这就相对地减轻了火力强度,使水泥窑的运转周期达到了六十天,实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四个阶段,主要是解决主机和附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水泥窑和其它各附属机械的关系问题。对于主附机关系的解决,是解决安全运转问题的继续。当优质高产和安全运转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后,红窑的问题不见了,但是机械事故增多了,仍然影响着水泥窑的长期安全运转。就我厂本身来说运转周期由二十天提高到六十天,达到了国家规定标准,成绩确实是显著的。但是,同兄弟厂同类设备相比较,我们还是落后的。我们认为机械事故的增多,是在实现了优质高产和安全运转之后出现的。当水泥窑的生产能力提高以后,也加重了各附属机械的载重量,但各附属机械没有跟上窑的发展;当水泥窑的运转周期延长之后,也要各附属机械跟着运转下去,但它们不仅没跟上而且落后于窑。像这种一个发展得快,一个发展得慢的不平衡现象是经常出现的。毛主席说:
“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生产的发展也是这样,想让各个机台的发展绝对平衡,一模一样,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积极地去做这种平衡工作,让各附属机械赶上水泥窑的发展。当时我们还没有办法解决机械事故问题,只好将水泥窑的生产能力暂时适应各附属机械的需要,否则造成事故同样会影响生产。当我们认识了这一问题之后,我们就积极地采取措施,调整了水泥窑的中心线和传动装置,并建立了定期机修制度,从而大大地减少了机械事故,使水泥窑的运转周期从六十天提高到八十三天,创造了我厂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做这种积极的平衡工作,也正是为了将来的不平衡,给水泥窑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目前,水泥窑正在为实现一百天运转而努力。
从水泥窑发展的四个阶段中,我们认识到,要想搞好生产,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正确对待生产中的矛盾。生产中充满着矛盾,自始至终都有矛盾,我厂水泥窑就是在矛盾的斗争中发展的。毛主席说:“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生产上的每一步发展,无不是矛盾的解决;解决一个又出现一个,一个一个地解决,生产就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我们搞生产也就是促进矛盾的转化。看我们生产搞得是否有成绩,就看我们会不会、能不能认识和解决生产中的矛盾。
第二,正确处理产量与质量的关系。产量与质量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们所说的量,是指有一定质的规定的量,我们所说的质,是指有一定数量的质,一方脱离了另一方都是不能存在的。没有质量的数量等于废品,没有数量的质量根本不存在。因此,我们在处理两者关系的时候,应学会两分法,防止片面性。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产量,在一定产量的基础上去提高质量,单纯地追求产量或质量的作法都是错误的。
第三,正确处理优质高产和安全运转的关系。安全运转是实现优质高产的基础和前提,不能只顾暂时的优质高产而丢掉了安全运转。当这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当集中全力地去解决安全运转问题;当客观条件还不允许人们安全运转的时候,就不要勉强地去提高产量或质量,而应当以保证安全运转为主。丢掉了安全运转,优质高产也只是暂时的,从长远的观点看是低质低产。当客观条件具备,在不影响安全运转的前提下,就应极力地去提高产量或质量,让水泥窑既能优质高产又能长期安全运转,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第四,正确处理主机和附机的关系。主机在生产中起着主导作用,附机处于被支配地位,附机要随着主机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两者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从我厂实际情况来看,往往是主机发展得快,附机发展得慢。一旦附机适应了主机的需要之后,主机又向前发展一步,主机发展了又带动着附机的发展。客观事物就是这样。从平衡到不平衡又到新的平衡,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每经过一次循环都较前一次向前发展一步。因而,我们应当积极地去做平衡工作。所谓积极的平衡,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后进的赶上先进的。当人们作了最大的努力之后,后进的仍然赶不上先进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保持暂时的平衡,再从多方面积极地创造条件,打破旧的平衡,准备进入新的平衡,生产就可能持续地向前发展。
第五,正确处理人和机器的关系。这个关系贯穿着整个生产过程的始终。在生产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人要掌握机器,操纵机器,做机器的主人,而不是消极地顺从机器,做机器的奴隶。人把机器作为自己改造和驯服的对象,这样,人就把自己和机器对立起来;经过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认识了生产规律,达到了驯服机器、提高生产的目的,这样,人又把自己和机器统一起来。人和机器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生产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人去认识它和解决它,离开了人就一事无成。因此,在处理人和机器的关系上,在看待人和物的作用上,人的作用是主要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所以我们在生产中,在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之前,应当首先做好人的工作。
生产中的矛盾,到任何时候都会有。生产就是在矛盾中发展着的。优质高产问题,优质高产和安全运转问题,主机和附机的问题,人和机器的关系问题,这是生产中经常存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今后还会反复地出现。只要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这些问题,以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它,生产就会不停顿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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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方面的勇气
梁仁
真正摆脱了个人得失考虑的革命者,他们能够有最大的革命勇敢。这是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作的论断。
在学术讨论中,革命者的最大的勇敢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两方面:既有勇气对不正确的东西提出批评,提出反对意见;也有勇气听取人家对自己的批评,听取反对意见。既有勇气坚持真理,也有勇气改正错误。
理论的勇气,对于科学工作者是特别重要的。不管是任何权威学者的意见,接受的时候都应该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看看它是不是真有价值,价值高低,是不是有不正确的地方。如果经过反复研究,确认它不是真理,或者某些地方不是真理,就应该勇敢地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不要怕暂时的孤立。谁是真理,谁就一定会最后胜利。马克思的学说在资本家的世界里能够占领阵地,掌握群众;难道在社会主义的世界里,真理还会被扼杀么?有时候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生长。不过,经过一定的时间,总会鉴别清楚的。
万一最后证明自己错了,怎么办呢?——这倒需要有思想准备。在科学研究上,任何人都不可能穷竭真理,而且总是会有失误的地方。如果真的自己意见错了,或者某些地方错了,那就应该虚怀若谷,勇敢地承认自己错了,人家对了。不要认为这是什么难为情的事情。真正难为情的事情,是明明错了而不承认。错了就认错,则是光明磊落的表现。
恩格斯对于自己早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窄的范围中解放出来”一语,他后来直截了当指出,“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无益的,甚至多半是有害的”(见该书《美国版附录》)。这样坦然地指出自己早年著作的一些考虑不周之处,是不是损害了恩格斯的威望呢?当然没有。真正的革命者,谁都不会因此就怀疑他的著作的全部真理性和伟大的革命意义,科学意义。
在学术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中,由于学术见解的不同,人们很自然地分成几个方面或者正式形成不同的学派,这应该说是正常现象。不同的学派在历史上许多朝代存在过,现在也还是继续存在的。
学派的存在,既不应该妨碍人们坚持真理,也不应该妨碍人们改正错误。
学派不同于宗派,它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发展科学,而不是为着自己派别的名利,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庸俗地互相吹捧。同一学派的几个人,也许根本互不相识,只是从报刊文章中获知各人的见解。当然,为了加深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他们也可以互相接触,以至集会讨论,集体写作。这对于发展和完善某些论点、论据,可能是很有好处的。这一学派的论点、论据更加完善了,也能促进另一学派的研究活动,使对方也不断提高。
不过,学派和宗派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一定的条件下,学派是可能变成宗派的。为了使学派不致变成宗派,大家都必须经常考虑到整个科学事业的利益,力求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有利于开展学术的讨论,有利于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对于争论双方的见解,应该是只管是非,不管张三李四。对方的见解中有正确的地方,研究工作有成绩,应该坦然承认,给以恰当的估价。自己方面的见解中有不正确的地方,研究工作有缺点,也应该坦然承认,提出批评。即使是一些偶然性的失误,如果重要,也应该指出。
不要故意夸大对方的错误和缺点。夸大了,就容易把有意义的科学上是非之争变成无原则的意气之争,这对讨论水平的提高和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也不要故意缩小或掩饰己方的缺点和错误。缺点和错误的不断克服,是科学向前发展的条件。缺点和错误被保留下来,占领了阵地,会贻害人民,也能使学术讨论变成意气之争。
学术讨论中的阵线,不可能是凝固不变的。随着讨论的发展,新的论点和论据不断提出,讨论的内容不断丰富,讨论的水平不断提高,争辩的焦点不断推移,各派的学术见解可能发生交错现象,各派的某些成员也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入对方的阵营,或者形成新的学派。在学术讨论开展的条件下,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对于自己同一学派人的某些特殊的学术见解,以至学术见解的根本改变和转入别的阵营,也应该是只谈其见解的是非,不责其见解的特异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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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开抽象的帷幕
——读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札记
张世英
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谈到了麦加拉学派的诡辩家欧布里德所制造的这样一个诡辩:诡辩家问某人:“你认识你父亲吗?”某人答曰:“认识。”然后,诡辩家把某人的父亲隐藏在一张帷幕后面,再问某人:“你认识他吗?”某人一时受蒙蔽,匆匆答曰:“不认识。”诡辩家随即令某人的父亲走出帷幕,并对某人说:“所以你是不认识你的父亲的。”
这个诡辩手法诚如黑格尔所说,是“很肤浅的”。但是另一方面,黑格尔却又从哲学上对这个手法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当儿子看见父亲的时候,也就是说,当父亲对儿子是一个这个人的时候,儿子认识父亲;但是当父亲隐藏起来的时候,他对儿子便不是一个这个人,而是一个被扬弃了的这个人了。隐藏者既作为一个在观念中的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普遍的人,并且失去了他的感性存在。”黑格尔在这里所谓“这个人”,是指一个确定的、具体的人,亦即某人的父亲一个唯一无二的人;所谓“被扬弃了的这个人”,是指一个笼统的、抽象的、普遍的人,因为当某人的父亲被隐藏在帷幕后面时,他对某人来说,便不再是某一确定的、具体的、唯一无二的人,即是说,他可以是某人的父亲,也可以不是某人的父亲。这里,诡辩家所设立的帷幕起了迷惑人的作用:它使具体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抽象的、普遍的东西,用抽象的、普遍的东西掩盖了具体的、特殊的东西,从而诱使人不去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某人之所以上了诡辩家的当,被诡辩家说成不认识自己的父亲,就因为他没有事先揭开这张抽象的帷幕,看看隐藏在它背后的具体的人究竟是谁,即遽尔作了“不认识”的回答。
也许我们会觉得欧布里德所制造的这个诡辩太幼稚了,黑格尔所作的分析未免小题大作。因为除了白痴之外,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不事先揭开帷幕,就回答说“不认识”的;相反,他一定会反驳诡辩家说:“你把他隐藏在帷幕背后,我怎么知道我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呢?”
不过,事情也并不这么简单。我们在遇到许多实际问题时,就往往和某人一样幼稚,不知道揭开抽象的帷幕,看看它背后所隐藏的具体东西是什么。黑格尔对欧布里德的诡辩手法的分析,正好启发了我们,要我们不为抽象的帷幕所迷惑,经常注意揭开这种帷幕,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
举例来说,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就是一个抽象的帷幕。资产阶级标榜他们所讲的人性是“超阶级的人性”、“共同的人性”,但是,在这种抽象的、普遍的人性的帷幕背后所隐藏的,实际上却是一种非常具体的、特殊的人性,即资产阶级的人性,这种人性就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就是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毛泽东同志说过:“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资产阶级之所以需要标榜他们的人性是“超阶级的”、“共同的”,就因为他们的具体的人性是十分丑恶的,因而不得不用抽象的人性论作帷幕把它隐藏起来。我们如果受了这种帷幕的蒙蔽而接受了抽象的人性论,那么实际上也就是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就拿资产阶级人性论中的“博爱”的思想来说吧。在有阶级的社会里,爱总是有阶级性的,所谓统一的爱、普遍的爱——“博爱”,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资产阶级很喜欢提倡这种抽象的爱,为的是用它做帷幕来隐藏资产阶级的爱。我们如果受了这种抽象的爱的蒙蔽,而不知道具体分析一下它背后隐藏的阶级实质,那么我们所接受的就是资产阶级的爱,就是爱敌人,爱社会的丑恶现象。这当然是我们所绝对不愿做的,是违背客观真理的,正如把某人本来认识他的父亲说成不认识他父亲是违背客观事实一样。
再举一个例子。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如马赫主义、新实证主义等等,它们都标榜自己是超乎唯物唯心之外的哲学。实际上,这当然也是骗人的。它们本来都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只是为了掩盖其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它们才挂起一张超乎唯物唯心之外的哲学帷幕。我们在对付这种哲学时,当然应该首先揭露所谓超乎唯物唯心之外的哲学是根本没有的,揭露它们在这张抽象的帷幕背后所隐藏的,仍然是一种具体的哲学,即主观唯心主义。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会事与愿违,做主观唯心主义的俘虏,就像上述诡辩中的某人那样,把本来认识自己的父亲说成不认识。
这类例子举不胜举,我们就不必多费笔墨了。
总之,用抽象的帷幕隐藏具体的东西,这是一种剥削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特别欢喜这种思想,因为资产阶级所贩卖的东西本来都是很具体的脏东西,为了推销这种货色,他们只好竭力用抽象的帷幕将它们隐藏起来。与此相反,无产阶级是彻底进步的、革命的阶级,它的目标和意图是光明磊落的,它用不着隐藏自己的观点,所以无产阶级一方面总是敢于公开宣布自己的观点,决不设立抽象的帷幕来掩盖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无情地撕破资产阶级所设立的抽象帷幕,坚持要认清隐藏在它背后的具体东西的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同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方法的根本对立的一种表现。
我们平常都知道唯物辩证法是怎么一回事,都知道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的方法是怎么一回事,但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就忘了运用这种方法,往往受了抽象帷幕的蒙蔽,而不知道揭开它。这样得出的结论之可笑,实质上当然也不会亚于把一个本来认识他父亲的人说成不认识他父亲。如果我们觉得欧布里德的诡辩中的某人幼稚可笑,笑他不事先揭开帷幕就遽尔作答,那么,我们就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在实际问题面前闹出同样幼稚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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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按劳分配”这个说法的由来
高崧
“按劳分配”这个说法是谁第一次提出来的?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圣西门主义者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就提出来了。但是,圣西门主义者所提出的这个分配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内容上是根本不同的。
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圣西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劳”字有不同的理解。原来圣西门主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看作是“劳动者阶级”。在圣西门主义看来,资产阶级是企业主、实业家,担任企业的管理工作;他们以管理工作的
“劳动”为企业的生产“服务”,因而也是“劳动者”。无产阶级按其劳动分配予工资,资产阶级这个“劳动者”则按其管理生产的
“劳动”分配予利润,利润远远高过于工资。这是因为企业家的“劳动”效用要远远高于工人的劳动,既然企业家和雇佣工人在生产中各尽所“能”,也就要各按其“劳”予以分配。
圣西门主义这一套“理论”,来源于十九世纪初叶法国庸俗经济学的鼻祖萨伊(一七六七——一八三二)。萨伊把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中固有的庸俗成分发展成一套独立的体系。在过去,法国重农学派对于生产了解得很狭隘,认为生产就是物质本身的增长,因而只承认农业才是生产部门,工业只是改变物质的形态,并不增长物质,因而不算生产。亚当·斯密把生产的概念扩大一步,认为任何劳动只要生产物品或商品,就是生产劳动。萨伊把生产概念更为扩大,他提出能创造效用、提供服务的都是生产劳动。这样,不仅农业和工业是生产,商业和贸易也是生产,不仅农民和工人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企业主管理企业、商人经营店铺也是生产劳动,以及自由职业者(诸如医生、律师、科学家和教员)的劳动无不是生产劳动。萨伊还提出生产三要素说,即劳动、土地和资本是任何生产不可缺乏的要素,三者分别从生产中分配到工资、地租和利润。按照萨伊的观点,自己参加经营管理的企业主,他以“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取得双份的报酬。企业主管理企业的“劳动”是创造效用最大的劳动,这种管理企业的才能,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非物质的资本”。圣西门主义正是根据萨伊这些论点来论证他们的分配原则的。
圣西门主义主张“一切人都要劳动”①,主张“按劳分配”,这些说法对于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完全合乎他们的口味,因为圣西门主义把资产阶级看作是“劳动者阶级”的主体。圣西门主义也反对不事生产的游惰者,但是只限于封建贵族和僧侣这一班特权等级,也包括一些不直接参加生产或贸易,仅靠租息收入为生的人。圣西门主义在一定限度内承认阶级斗争,例如把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看作是“劳动者阶级”对“游惰者阶级”的一场搏斗。当着“游惰者阶级”被推翻以后,原来第三等级(即圣西门所谓的“劳动者阶级”)内部早就孕育的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就立即显现出来。圣西门主义者也多少看到了这种对立,但是,他们在这一对立中却力斥阶级斗争的思想,而倡言阶级调和。他们硬说这个“劳动者阶级”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它内部的贫富对立只是暂时现象。他们根据工业发达国家较之落后国家的利润率为低,并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情况出发,乐观地肯定: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贫富不均的现象将逐渐消除。他们还天真地认为,可以通过立法手段,用取消继承权的办法,等到一代企业主死去以后,就可以把全部企业归于社会所有,从而财产不平等的现象不会多久就会根除。
圣西门提出这样的理论,这是不足为怪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还处于幼年时期,无产阶级刚从一般没有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成为新的阶级萌芽,因而反映这些阶级关系的理论相应地也是不成熟的。但是,圣西门毕竟无愧是伟大的思想家,在他晚年,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他对“劳动者阶级”内部的无产者和资产者的对立逐渐有了清楚的认识,因而在最后一部著作《新基督教》中声言:“人们应当把在最短期间内用最圆满的方式改善人数最多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的状况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一切劳动和一切活动的目的。”②而他的门徒——一批圣西门主义者,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还继续持阶级调和的论调,不能随着无产阶级的成长、阶级斗争的发展,从调和论的圈子里走出来。
亚当·斯密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在英国本土被李嘉图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又进一步批判地吸收了李嘉图的思想,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马克思主义者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其内容是与圣西门主义者关于“按劳分配”的说法,完全不相同的。
①《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二年版,第八六页。
②《圣西门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二年版,第二二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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