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7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大西洋涛声
袁鹰
晴空万里的日子,在拉巴特海边看到的大西洋,是宁静的。碧波万顷,浮光耀金。浪花轻轻地扣击岸边的岩石和沙滩,追逐游泳区里嬉戏着的红男绿女,显得那么柔和,那么妩媚。海边马路上,停靠着一排排流线型的新式小轿车。在那些从中欧或者西欧来的游览者眼里,拉巴特和卡萨布兰卡的海滨,比起闷热的欧洲大陆,确乎是避暑胜地,是值得留恋的地方。似乎大西洋在这儿也变得特别可爱了。
然而,在那些普通的非洲人眼睛里,大西洋是令人战栗的怪物。从摩洛哥的丹吉尔直到南非的好望角,哪一处的海岸上,不曾印下殖民者的皮靴踩过的痕迹呢?哪一处的海面上,不曾滴下祖祖辈辈的奴隶的眼泪呢?非洲,曾经是非洲人的非洲;但是,从十五世纪以后,欧洲的殖民老爷来了,传教士和冒险家成群结队地来了,残酷野蛮的殖民军队来了,皮鞭、刺刀和轮船来了。波涛汹涌的大西洋,给非洲人送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摩洛哥人记得法国殖民军是怎样趾高气扬地走下海船、踏上海滩的;加纳人记得殖民者是怎样把黄金和可可一船一船运走的;刚果人记得家乡的铜、铀、钻石、钴和锡经历过什么样的命运;西非人、安哥拉人记得自己的祖先怎样像牲畜似地装进漆黑的底舱,飘洋过海,到欧洲、美洲的种植园去。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想逃脱奴隶的厄运,挣扎着跳出船舱,魔鬼似的大西洋,一口就把他们吞噬了。留在家乡的妻子和儿女,早晚对着大西洋祈祷,夜里做着好梦,一月月,一年年,却再也不见亲人乘大轮船回来。
港口是繁华的。卡萨布兰卡海港,停泊飘着各色旗帜的万吨巨轮,它的吞吐量在世界的著名港口中占有相当地位。但这种繁华的港口,正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吮吸非洲人血汗的喉管。走在卡萨布兰卡大街上,我马上想起旧上海——它们的一切是多么相似!虽然卡萨布兰卡的建筑更现代化,汽车更多,牌子和式样也更新。
城市的海滩是喧闹的。无论拉巴特还是卡萨布兰卡,都有为消费者服务的海滨浴场。各种颜色的小木屋,各种颜色的帐篷,像芦苇似地紧密地排列着。距离它们远点的地方,散散落落地盖了许多白色的或者乳黄色的小别墅。这里一年四季,都有来消遣的人们。但这些喧闹的海滩,正是当年殖民老爷们、大老板们挥霍非洲民脂民膏的处所。
从大西洋海岸到非洲内地,也有铁路、公路和高压电线。但那都是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和殖民者的农场、矿山、工厂和别墅的需要。铁路就像一根根吸血管,把成吨成吨的矿石、咖啡、棉花和烟草,吸到海港,装上大轮船。帝国主义和殖民制度破坏了大西洋沿岸的秀丽风光。这儿随便举一个例子:由英国、法国、西德和意大利四国联营的毛里塔尼亚铁矿有限公司,修建了一条长达四百英里的铁路,从大西洋边的艾蒂安港通到铁矿区古罗堡。一天两班火车,每天装来两万吨矿砂。古罗堡的铁矿估计有二亿一千五百万吨左右,蕴藏在十八英里长、两千英尺高的断层地带。要开采这座矿山,就得把整段的大山切掉,变成平地。这家公司的经理、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的代理人狂妄地宣布:“当我们开采完了之后,这儿就不会再看到山峦的景色了。”(见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泰晤士报》)
岂止是毛里塔尼亚的一个矿区丧失了“山峦的景色”?整个大西洋海岸、整个非洲,在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者的掠夺之下都变了容颜。这些海盗和刽子手在非洲干下的坏事,倾大西洋之水,也写不尽的。
在拉巴特的海岸上,就在那些白色的别墅旁边,我们看到一片片用旧铁皮和木板拼凑成的小屋。在这些阴暗的小屋里住着的,是衣服褴褛、面黄肌瘦的穷苦人。这里被称作
“铁罐区”。“铁罐”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罪证。住在“铁罐区”的人们,每天吹着带有咸味的海风,听着大西洋的涛声,永远会咬牙切齿地记住殖民主义老爷们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生活。
大西洋有愤怒的日子,奴隶们有翻身的时候。如今,狂风呼吼,巨浪奔腾,在浓云密布下,海在咆哮着,激荡着。涛声轰然而至,正象征着枷锁下人们的觉醒和反抗。站在大西洋边,我仿佛听到涛声里有亿万非洲人的呐喊,有瞄准着殖民军队心口的射击。是的,就在几百年来始终是震响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者的枪炮、炸药和汽笛声音的大西洋岸上,第一次响起奴隶们要求独立和解放的枪声。对付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者,只能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安哥拉,在葡属几内亚,在许多辽阔的海岸和莽莽的森林里,武装斗争的枪声和澎湃的大西洋涛声呼应着,夹杂着。人们冲破了黎明前的黑夜,扫清了低迷的阴霾,终于从血泊里得到教训,从残酷的斗争里擦亮眼睛,逐渐懂得了同野兽是不能和平共处的。
以非洲祖国的古老而光荣的名义,以受着屈辱和奴役的民族的名义,以曾经呻吟和挣扎在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皮鞭和刺刀下的同胞的名义,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放下保卫自己、保卫民族的武器!
大西洋啊,你曾经是殖民主义冒险家们来非洲的大路,你也曾经是帝国主义者掠夺非洲的通道,你也一定是埋葬他们的坟墓。涛声震耳,正是你在为一切敢于阻挠历史进程的人敲起丧钟。
一九六三年七月,拉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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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将军和车
吴心怡
七月二十五日的《大公报》上报道了何志远少将一贯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事迹,读后很受感动。有趣的是他的事迹有许多是和车联系在一起的。
他和爱人带孩子上街看电影,不是走去看,就是乘坐公共汽车。
爱人从外地工作回来,他换上便衣,步行到车站去接,从不使用公家的小汽车。
有一次,管理员派小汽车到车站接了他的一位客人。事后他知道了,便对管理员说:“这是私事,以后再别这样做了!”他随即向管理员问明消耗了多少汽油,并按价付了款。
他从外地回来,从不让孩子们坐卧车到车站去接他。他爱人觉得他太“机械”了,说道:“车是去接你的,孩子们顺便坐上出去玩玩,有什么关系?”他回答说:“不要认为孩子坐坐小汽车没有什么,这很容易养成孩子们的特殊化和娇气。……”
这都是一些很细小的事情,也许有人会说,作为一个将军,何必在这些小事上这样注意,不是有点“过分”和“机械”么?带孩子上街看电影,一起坐小汽车算得什么,将军坐汽车时,顺便带上孩子,别人也不会说闲话。用小汽车接个客人,汽油花得了多少,用不着去计较。但是,“于细微处见精神”,正是在这些小事上,表现了何志远将军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高贵品格。
我们当革命干部的,不论资格多老,功劳多大,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应该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能自视特殊。尤其是担负领导工作的人能够在这方面做出榜样,其影响将是不可估计的。何志远将军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革命老前辈,正是以他们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教育群众,影响和教育我们革命的后一代。
在旧社会里,一个人当了官,发了迹,他的舅子、姐夫……也都沾起光来。在我们的新社会里,情况可就完全两样,何志远将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不但自己永远保持艰苦朴素,勤劳勇敢、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而且要将这些传统传给别人,传给我们革命的后一代。何志远将军时时处处注意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哪怕在乘车这样的小事上也不轻易放过,他不让自己特殊,也不让孩子们养成特殊化和娇气,这就是在传革命之道。“特殊化”和“娇气”是和革命之道格格不入的。
不管是艰苦异常的日子或和平建设的今天,时时刻刻不忘革命之道,时时刻刻宣扬革命之道,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我们每一个革命战士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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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奖状
未曲
星期天,我在家修理门窗。斧子、凿子叮叮响,招来了邻家的铁疙瘩。
“王叔!你会做镜框不?”铁疙瘩天真地问我。
“会!”我随口答应着。
给我做一个行不?”
“你要它干啥用?”
他有点不好意思,吃吃地说:“挂奖状呗!”
“奖状?”我有点奇怪,“谁的奖状?”
“我——的。”他说。
“你的?”我更觉得奇怪了。一个刚满六岁的孩子,既没上学,又不在幼儿园,哪来的什么奖状。这时只见他一只小手伸进那鼓鼓囊囊的衣兜,从里面掏出一个小纸包来。把纸包打开,从最里层拿出一张小纸片递给我。我打开一看,嗨,这的确是一张奖状,一张很特别的奖状!
奖状是一张长不过七八寸、宽不过两掌的旧图画纸制作的。纸的上边正中央,是红铅笔画的一颗五角星。五角星的两端,用红铅笔写着“奖状”二字。中间的正文,则是蓝圆珠笔写的“奖给学习、纪律、身体全面好的孩子贾铁石”两行小字。下面的落款是“市府路十委八组红孩子队”几个大字。字迹歪歪扭扭,看得出来是初学写字的孩子的笔迹。
看到这张奖状,使我想起了红孩子队。原来我们院里孩子特别多,常常聚在一起打闹;有些孩子——比如像铁疙瘩这样的顽皮孩子,还常常跑到大街上,用石头和弹弓乱打,有时把玻璃窗都打破了。这些惹事的孩子,使父母伤透了脑筋。后来院里的居民组长、退休在家的共产党员于婉香大娘出了个主意:把院里所有五到七岁的学龄前儿童全组织起来,称做“红孩子队”;并且请了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的、老裴师傅的三姑娘作他们的辅导老师。白天,辅导老师领着他们游公园、看动物或者是讲故事、学识字,晚上,孩子们唱歌做游戏。这样,这帮野惯了的孩子像牛犊上了套,全变规矩了。
“王叔!你猜我能得十个奖状不?”
我正想着,铁疙瘩突然歪着脑袋这样问我。想到他往日的那股淘劲,我故意打趣他说:“恐怕不能吧!”
“能!”铁疙瘩满有把握地说。“老师说啦,听话,好好向雷锋叔叔学习,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就能得。”
“干仗的孩子还能得那些啊?”我想到这孩子过去好欺侮咱二旦,就故意逗他。
他像受了委屈,问我:“谁干仗啦?”
“你昨天还欺侮二旦呢。”
“我没打他。”他申辩说。“二旦拧水管玩,我不让他浪费水,掰开他手他就哭啦!”
“好吃零嘴也不行啊!”
“谁吃零嘴啦?”小家伙更不服气了,“我奶奶给我买冰果的钱,我都存起来了。雷锋叔叔从来不乱花钱的,我要学他。”
的确,铁疙瘩在成长,铁疙瘩变了,难怪他得了这个奖状。我一定要为他好好做一个镜框,让他把奖状挂起来。因此,我说:“这奖状你先拿着,镜框我明天一定给你做好——做一个满漂亮的。”
我的许诺使得铁疙瘩更高兴了。他笑迷迷地又向我提出了新问题:“王叔!你猜我得了十个奖状,能上北京不?”
这话问得多有意思,简直叫我没法答复;可是不等我开口,他就自己回答了:
“能!”他说,“裴爷爷不是上北京见过毛主席么?我数过,他屋里就挂着十张奖状。”
他说的裴爷爷就是劳动模范老裴师傅。老裴师傅是出席过全国群英会的。雷锋、老裴师傅这些英雄模范们的光辉事迹,时时闪现在孩子们心头,铁疙瘩也在努力向他们学习呢,这是多么可喜的事啊!
“铁疙瘩,来唱歌啊!”院子里有人招呼他。他跟着撒腿跑出去了。
我站在窗台上,照旧修理窗子。清晨一场小雨过后,阳光显得分外明亮。院里高高的白杨树下,孩子们正高声唱着《社会主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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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豪迈的劳动 高尚的风格
——谈朝鲜影片《新春》
杨天喜
影片《新春》是在千里马运动和青山里精神的指导下,表现两个农业合作社,为了争取完成国家的粮食生产任务,展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故事。这是一首劳动的颂歌,它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朝鲜人民那种豪迈的、创造性的劳动,它也表彰了朝鲜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那种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通过这部影片,我们透视到朝鲜整个农村的崭新面貌。
虽然,这部影片是表现两个农业社之间的生产竞赛,可是它并没有单纯表现他们在生产进度上如何你追我赶,而是以热火朝天的生产竞赛为背景,用一个恋爱故事将两社之间连结起来,着重表现具有先进思想的朝鲜当代青年形象文喆三,同具有保守思想的畜牧场场长文治奎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以及先进思想在这场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这场父子纠葛主要通过小铁轨的问题展现出来。起初是他们所在的东山里社为了迅速取得湖泥,利用旧铁轨开展了机械化,因而大大加快了劳动进度。而治奎在这种创造性劳动的影响下,也找来铁轨使畜牧场运输走向机械化。可是与此同时,与他们相邻的西湖里社由于缺乏铁轨,挖送湖泥时使用手工操作,因而在劳动进度上就落后了。本来,畜牧场可以使用木轨,而且西湖里畜牧场已经采用了木轨,喆三也希望他父亲治奎把铁轨让出来,供给西湖里挖湖泥之用,可是治奎一再坚持不允。一场有趣的父子纠葛就展开了。接着又是喆三与西湖里的姑娘粉玉在劳动竞赛中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并准备要结婚,可是粉玉的父亲过去被美国鬼子的飞机炸死,现在家里只有老母弱弟,因此,人们都希望喆三入赘,可是治奎却想不通。这里又展开了一些有趣的纠葛。通过这些纠葛,治奎这个老农民的形象就比较生动地塑造出来。从这个形象塑造,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农民那种旧意识的残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克服的,必须对他们反复地进行教育和帮助,才能使之摆脱因袭的思想束缚。而这种思想教育又是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回忆旧社会所遭受到的阶级压迫,一是通过美帝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所给予朝鲜人民的创伤来激起高度的阶级同情心。在这部影片中,阶级敌人的压迫和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不是使人消沉,而是成为激起人们携起手来奋勇前进的力量。从治奎的形象塑造,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具有新的思想因素的老农民,他听到别人搞机械化,就及时仿效;听说木轨可代替铁轨,表面上虽不信,却暗暗去进行实地考察,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正因为治奎身上有着一些新的因素,而他的旧意识又是通过阶级教育,经过自己内在的变化,逐步得到克服,因而使人感到真实可信而有艺术感染力。在这场父子的纠葛中,喆三这个青年的忘我的和创造性的劳动,以及助人为乐的精神,都相当生动地表现出朝鲜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


第6版()
专栏:


王鸿
这是一把古旧的琴,
——发黑的琴柄紧绷着发黑的弦;
这是一把战斗的琴,
——琴筒里还装着当年战斗的硝烟。
你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岗位,
一直跟随在主人身边;
你从未停止过革命的歌唱,
动人的音韵久久在大地上回旋。
在那斩荆削棘的战斗年代,
你的声音变成战士身边佩带的利剑;
在那摧枯拉朽的土改时期,
你倾吐出多少被压迫者复仇的语言!
在那挖河开渠的水利工地,
你的两弦中间像有奔流不息的水源;
在那抗旱排涝的艰苦季节,
你用弦绳编织着金色的秋天。
当有人在高大的粮囤脚下昏昏欲睡,
你好似警钟响在他的耳边;
当有人在翻山越岭途中踌躇欲退,
你呼唤着他继续向前!向前!
这是一把战斗的琴,
——荡條资本主义思想污垢的一股清泉,
这是一把崭新的琴,
——擂响社会主义建设战鼓的一个鼓点。


第6版()
专栏:

墙报委员(木刻) 张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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