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在农村阵地上
——记昔阳大砦公社大砦大队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
本报记者 燕凌
太行山，山连岭，岭连山。万山丛中，有一座山峰，名叫虎头。虎头山根，有一个山村，名叫大砦。
“昔阳干部劳动成风”，已经传遍全国。昔阳这风，最初就是从这个山村里兴起来的。大砦公社大砦大队的党员们，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总是在最前线冲锋陷阵。陈永贵同志解放前二十来年给地主富农当长工，当然是天天劳动；解放后当副村长、农业社长、支部书记，还是长年坚持劳动。当了干部以后，他不是劳动少了，而是更多；不是劳动差了，而是更好。他不是为了多挣劳动日而劳动，也不只是为了不使集体中减少一个劳动力而劳动；他主要是为做好工作而劳动。为什么工作？为什么劳动？他的目的很明确：为了革命。照他爱说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咱是听毛主席的号令，占领阵地哩！”
阵地，在大柳树下
大砦下有一棵大柳树。解放前，人们把这棵树叫做“苦人树”。不知道多少穷人在这棵树上受过痛苦。哪个穷人不合地主的心思了，就要被扯在这棵树上吊起来。永贵至今难忘，他在十来岁的时候，在山上给地主放牛回来，看到穷苦人李喜吉的女人背绑着两手吊在这棵柳树上哭号。只因为她在路边拾了地主收秋掉下来的一穗玉米，就被地主打着骂着在这树上吊了半天。心中好恼啊，长大了非为穷人出这口气不可！
多少年，这棵柳树野生野长，歪歪扭扭，不成个树样子。穷人天天路过这里，看见它就像看到了自己的苦难，就暗暗地对着地主的大门攥拳头。
解放后，永贵特别爱护这棵树。不光是因为生活好了，有心思把山村装点得好看一些；也因为这棵树连着穷苦人的心。他给这棵树浇水、培土；他给小孩子们讲这棵树上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要他们不要爬上这棵树，不要折柳枝。
十几年，这棵柳树长得又高又大又好看了。组织起来以后，人们常在这柳树底下开会，争论，谈生产大计，定前进方向，渐渐地，社员们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天吃早饭的时候，都聚到大柳树这里，议论当前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或者听听有线广播。夏天的晚上，老年人在这里说古道今，年轻人在这里唱歌谈心。……“苦人树”成了“乐人树”；封建阶级欺压穷苦农民的地方，成了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展开阶级斗争的阵地。
大柳树下，这是大砦人在阶级斗争中短兵相接的阵地。从土地改革到集体化，从集体化到今天，这里进行过多少次或明或暗的或缓和或激烈的斗争啊！
一九五三年，办社头一年就是大增产，每亩粮食的产量由上一年的一百七八十斤上升到二百多斤。收罢秋，支部在大柳树下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总结集体的优越性，准备吸收新社员。社员们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黑鬼”（过去给日本鬼子当过便衣探子的一个反革命分子）蓦地站起来了。他挺胸叉腰，歪着脖子发了言：“算了吧，不要再夸你们的优越性了。合作社好什么？还不及我单干哩！我的地赖，每亩还打了三百斤，你们地好，每亩怎么才打二百斤多一点？”
突如其来的一阵冷风，把场上活跃的空气一时压紧了。社员们被泼了一头冷水，一时没人说话了。永贵明知道黑鬼的“亩产三百斤”是当面扯谎；可是，怎么戳穿他呢？脑子里一个念头一闪，有了主意。他把支委会的同志叫到一边，同他们商量：“咱把大会的开法变一下，先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
这一年刚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这件事，支部原来的安排是先发动群众总结合作化的优越性然后才宣布。现在黑鬼放妖风，反击他的好办法就是先宣布粮食统购。永贵把这主意同支委会的同志们一谈，人人叫好。
大柳树下又热闹起来了。统购统销的办法和任务一宣布，绝大部分社员热烈拥护，黑鬼却一下子像散了骨头架子，软成一摊。
永贵在会上说：“不论是合作社、是互助组或是单干户，多打了粮食都是好事情，都要表扬。现在，就按各家自报的产量计算，自报公议各家的卖粮任务吧！”
黑鬼蹲在那里，自己打起自己的嘴巴来，左一下，右一下，一边打，一边喊：“我这嘴，不成嘴！是屁嘴，是贱嘴！我是胡说哩，我一亩实实在在只打了一百六十斤，连秆秆也没有三百斤。”
“那你为什么要说自己打了那么多？”
“我……我想……想单干下去，我……我不愿意入社，又……又怕……怕别人都……都入了社，再没人帮……帮我种地了……”
“说多说少，光依你哩？让群众评议评议吧，要大家都承认你打了多少，那才算。”
第二天，黑鬼挨门挨户求告：“我的产量的的确确没有我在会上说的那么多，我假报产量是想和合作社对垒哩。我这嘴太坏，我犯了错误了……”
真没打那么多，当然也不能强迫他多卖。群众评议之后，承认了他说的一亩一百六十斤“差不离”。
那年冬天，全村家家户户报名入社。曾经凭仗自己的“四好”（土地好，牲口好，农具好，劳力好）同合作社比赛的富裕中农贾寿元，也入社了。
“从春天到秋天，我天天看着社里的庄稼。社里秋收打场，我看得更仔细（按：社里的打谷场就在他家门口）。社里打一场，我记一笔账。社里会计在场上记账，我在自己窗户里面记账。社里随打随分，分一户我记一户。跟我的土地、劳力差不离的几户社员各自分了多少，我记得特别清。贾正元（按：也是一户富裕中农）分的粮食，比我家打的粮食多两千多斤。这集体就是沾（‘沾’，是‘好’和‘行’的意思），我服气了！”——这就是贾寿元当时在大柳树底下又一次群众大会上讲的话。
反对或怀疑社会主义的人，从此就都死心塌地了吗？没有。到那一天还早着哩！
斗争还是低一阵高一阵。最不能忘记的是一九五七年，城市里右派分子向党发动了进攻，农村里的妖魔鬼怪又蠢动起来。
就在那时候，办社头一年就攻击合作化的那个“黑鬼”，又狂起来了。这一回，他想在统购统销上点起一把火来。白天，他还不敢太张扬；黑夜，他就到处钻动，煽风点火。
起初，听到几个富裕中农社员在路上讲：“入了社，由不得自己了。粮食都让人家拿去向上级讨好了……”后来，听到有的觉悟不高的贫农社员也说：“永贵的心坏了，胳膊往外拐哩，不向咱村人了。”还有的说：“打多少粮食他就往上报多少，卖粮一年比一年多。他光想当模范，上省里吃白馍哩！”
怎么回事？支部的同志们到贫农群众中一查访，原来是黑鬼暗地捣鬼哩。黑鬼夜晚走这家串那家，对一些人唧咕：“别村喂的狗是往外咬，咱村喂的狗是往里咬。粮食不卖给国家那么多，咱村不家家发财了？陈永贵死不了，咱大砦人活不长！”
从各家各户到大柳树下，从大柳树下到山上地头，一场大辩论又展开了。
支部的同志们摆事实，讲道理，不慌不忙，沉着应战：
——卖粮是一年比一年多，可是社里打粮食一年比一年更多，社员们的收入也是一年比一年更多……这些，每个人自己心里都有个账本本，回家可以仔细算一算。
——别忘了，要是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国家的支援，咱们怎么能年年增产？贫农下中农都想想，咱们是怎样从过去一年只吃一百多斤粮食的苦日子里跳出来的。富裕中农也算算，你们入社以后这几年增加的收入是哪里来的？
——按户计算征购任务那几年，陈永贵和别的党员卖给国家的粮食，哪年不是超过了原来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永贵在社里劳动比哪个差？他为大家过好日子操了多少心？这里头能有什么私心？要是光为自己，他不能比现在过得更好些？……
贫农下中农社员，本来就明白的人更坚定了；一时被迷糊住的人醒过来了，有人懊悔得在会上痛哭起来。黑鬼的阴谋又被大家撕破了，他过去当汉奸的时候带着日本鬼子到处抓人的罪恶也被揭发出来了。经过法院审判，判了他几年徒刑。
社员们眼睛更亮了，更多的人紧紧团结在党支部周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红旗一举，大砦人削平山坡、填平山沟的农田基本建设，干得更快更好了，社员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气，完全压倒了少数破坏分子嘘出来的冷风。
磨刀恶骂吓不倒陈永贵，指东道西骗不过陈永贵，甜言蜜语也迷不住陈永贵。
今年四月，一天早上，永贵在大柳树下又宣布了一件事：
李用中（这人光从家里的农业上看是个富裕中农成份；可是，他在河北武安开过二十多年擀毡的作坊，雇过十来个工人）昨天晚上到永贵家里，送去一条绒毡。永贵不在家，李用中对他家里人说：这是“心疼”永贵为“咱村人”受了多年辛苦，怕他出去开会“没铺没盖的”，要用这“孝敬孝敬”他。家里人不收，他扔下就走。永贵回来知道了这件事，气极了。家里人说：生什么气，给他送回去算了。永贵说：不能就这样算完，要拿到大柳树底下，让大家讨论讨论。
“大家说说，他这是安的什么心？是真心？是好心？”
社员们议论起来了：
“他哪是什么真心、好心！狼还能变成羊了？”
“他那‘辣角角’（指李用中的妻子，原先是昔阳城关一个大地主的老婆）给大队磨面掺假；碾公粮米光把布袋口、布袋底装上米，中间都是谷子。要按法律处罚她，他还包庇，那安的是什么心？”
“他儿子不好好劳动，他出主意叫儿子出去做投机买卖，这又是安的什么心？”……
永贵说：“他‘孝敬’我哩！早先我给他扛长工那二年，我家里没吃没喝，向他要一把糠，他说他的糠还不够喂鸡哩！那时候他怎么不‘孝敬’我？现在我们都是要甚有甚了，他倒来献殷勤了。这就是毛主席叫我们防备的那‘糖衣炮弹’！咱们每个干部都要当心哩，稍一不注意，就要上这些人的套套了！”
大柳树底下，不知发生过多少争论，解决过多少问题。大砦人的政治觉悟在这里一年年提高，战斗的集体在这里一年年成长。支部把全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包括大部分富裕中农，都团结得很紧。地富反坏分子也有很大的分化。极少数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孤立了。
阵地，在虎头山上
虎头山的山沟沟、山坡坡，没有经过人工改造的地方已经不多了。
“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这是过去这里流行的一句话。如今，山仍然很高，坡仍然要上，石头也还是不少。可是，石头再也不是乱七八糟地躺着，妨碍人们种地，妨碍人们走路，而是被人们整整齐齐地垒了起来。一道道石堾（就是山上梯田边缘的墙），拦住了水土，把绝大部分坡地改造成了平平的梯田。
“人家的地是一块几十亩，咱们的地是一亩几十块。”这也是过去这里流行的一句话。大砦村原先的四千多块耕地，经过人们十几年平整，如今，已经连成了二千九百多块。十年前，七条山沟被洪水冲得破破烂烂，大部分不能种庄稼。现在，每条沟里闸起几十座石坝，填了土，淤了泥，成了这里最好的土地。
十年来，总共垒了多少条堾，筑起多长的坝？人们没有计算过。满山都是，满沟都是，那么多，谁数得清？只知道：治好的沟，连起来大约有十里长；在沟里新“造”的地，大约是八十多亩；山坡上打了石堾和土堾的梯田，大约是六百多亩。
有些梯田里高外低，还要流失水土肥料。怎么办？那就里切外垫，起高垫低，把它改造成里低外高，平平展展。有些地土薄石头多，不能深耕。怎么办？那就把石头一块块挖出来去垒堾，土层也就加厚了。红土、白土、粘土、沙土，都长不好庄稼。怎么办？那就把这块地的土挑些到那块，把那块地的土搬些到这块。……总共搬动了多少土？这也不好算。粗略计算一下，至少是八十万担。如果堆起来，要比村中心那个“大砦”大好多倍。
多少人做了这么多事情？初成立农业社的时候，男女全半劳动力不过四十来个。一九五八年，也才五十多个。到现在，也不过九十七个。
这需要多么大的坚持劲，多么强的战斗力啊！
治山，治沟，改地，造地，这是经过了一次次试验，一次次斗争，最后才完全成功的。
一九五三年，办社头一年的冬天，先在白驼沟里试验闸沟造地。第一次试办，缺少经验，计划不周，翻过来倒过去，用的工比较多。可是，这件大事总算旗开得胜了。第二年，新造的土地上长的玉米，就比岭梁上的玉米长得还好。白驼沟从此改名“合作沟”。
这一带夏季洪水量最大的一条沟是狼窝沟，能造地最多的也是这条沟。一九五五年冬天，他们开始向这个大“狼窝”进攻。几个月的工夫，几十道石坝垒好了，大量的土填进去了。可是，夏天一次大水，全冲垮了。本来就不大满意的一些富裕中农又嚷了起来：“千日打柴一火烧，一冬辛劳一水漂！”“再也不干这号事了。冬天没事干，还不如在家里暖和暖和哩！”……
支部的同志们一面找原因，想办法，一面向群众解释：并不是治山治沟的方向不对，是方法上有毛病。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把一些老贫农和有经验的人请来一同研究，大家的看法是：下来的水太大了，扎的根基太浅了，用的石头块小了。要不要再干？大家的意见是：有缺点就改，不能泄气，再大干一场！
当年冬天，再战“狼窝”。针对来水量大这个原因，先在高处修了个小水库。针对根基浅了这个原因，加深了垒坝的基础。针对石块小了这个原因，换用大些的石块……可是，一九五七年夏季洪水更大，坝又垮了，连石头都冲跑了。那时候，又恰恰是“乌云压城”、牛鬼蛇神蠢动的时候，不满的人更多了，埋怨的人也多了，反对的也有，泄气的也有：“真是胡闹哩！自古以来，人有人道，鬼有鬼道，水有水道。要把这么大的山沟闸住，让水从哪里流？”“猫不和狗斗，人不和水斗。人能有多大本事，还能斗得过龙王爷？”“我早有言在先了，现在，看看！”
永贵和支部里、大队里别的同志们，为这两次浪费了许多劳动力，心里难过极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垂头丧气。他们还是坚决相信：方向是正确的，只是方法还不周全。永贵带大家到现场仔细检查，反复讨论。他看了又看，又同闸得成功的合作沟的工程比较，断定这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石坝垒得不够高，沟里的地坡度还嫌太大。这样洪水从上往下冲来，没个让它缓缓气的地方，越往下流冲劲就越大。同大家一商量，都说有理，又依靠贫农下中农，在群众中把道理说清。唱反调的人有些觉悟了，有的孤立了。这年冬天，大家又齐心合力，打石头，烧石灰，作了充分的准备，细致的计算。一九五八年春天，大砦人又投入了征服狼窝沟的战斗。一道道石坝，垒得更宽、更高、更坚固了。“虎头”也罢，“狼窝”也罢，“龙王”也罢，都再也逞不了什么威风啦！从狼窝沟里的试验中，大砦人增长了志气，也增长了才干。以后几年，又连续闸了几道山沟，都是当年投工、当年收益。一个个洪水季节过去了，几百道石坝安然不动，新造的土地越淤越好，献出的粮食越来越多。
冬天闸山沟，永贵和党员同志们冒着严寒，去干最重的活。他们有的天不明就上山打石头，有的专抬最大的石头，冻裂了手，冻肿了手，压破了肩，磨厚了皮，还是照样干下去。
夏天下大雨，永贵和党员同志们冒着风雨，带头到最危急地方去防洪。他们有的正病倒在床，听到山洪暴发就蓦地起来奔向山沟，跳到水里去抢险。
播种摇耧是重活，又同全年的收成有重大关系，永贵在播种季节总是坚持天天摇耧，连干半个月，直到两臂酸痛、麻木。
热天挖厕所、担茅粪是又脏又累的活，永贵带着几个党员抢先去干。
技术上需要改革的新农活，很多社员做起来不习惯，永贵总是领头干出样子来。……
在这些先锋战士的带领下，大砦大队社员群众的干劲越来越大了，劳动效率越来越高了，农活质量越来越好了。有人总把农活质量不好归咎于集体经济制度；请来看看大砦大队的农活质量吧，看看比单干时候精细多少倍！
也正是在一同参加集体劳动中间，永贵和社员群众的感情越来越亲了，他对每块地、每个人的脾气摸得越来越清了，在山区农业技术改革的路上越走越熟了。
一九六一年秋天，一直下了四十多天雨，地太湿，不能秋耕。过后，一冬一春五、六个月也没下雨。一九六二年春天，陈永贵寝食不安了。按照老辈子的经验，地干天旱，就不敢深耕，耕多深会干多深。可是，按照近几年的经验，不深耕深播，就不能增产。这可怎么办？想啊想，想了两夜，同社员们商量了多次，到地里去察看了多次。办法终于出来了：就凭我们集体力量大，老规矩能打破。过去天旱地干的时候耕多深会干多深，那是因为力量单薄，顾不上随耕地随碎土。过去办不到的事，我们能办到。把社员动员起来，耕过就打碎坷垃，紧接着就细耢细耱，随后再浅翻一遍，看能不能保住墒！
“我们大队年年增产，今年能弄个减产？不光是为了保住产量，也为了再显显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鼓足干劲，干啊！”永贵和支部的同志们干在头里，先在一块一块干旱得比较严重的地里试验。果然，成功了。立即组织社员参观，发动群众，大干了一场，把大部分土地的底墒保住了。加上“借墒”播种和移苗，结果，除了十二亩谷子外，在大旱天也都争得了全苗。
像这种事，要是干部不参加劳动，不了解新时代的新情况，不深知老经验中的老道理，不带头实干，怎么能办成功？永贵说：“要是那样，老农都说非浅耕浅播不行，你只好照办，也就只好落个减产、落个失败。那就对不起社会主义了。”
在大砦村，土地基本建设上和生产技术改革上的许多新事情一件件试验成功了。过去每碰到一些挫折就声称“我早有言在先”的一些人，现在已经不吭声了。其中有的人说：“以后可不敢瞎说了，新社会的事情咱就是说不准……”
“十年辛苦不寻常。”虎头山给了大砦人应得的报偿。刚解放那几年，这里每年的粮食总产量是十五万四千斤左右。一九五三年，是二十万三千多斤。一九六二年，已经增长到五十五万一千多斤。
下这么大辛苦，打这么多粮食，为谁？为自己吗？只要总产量的一半就够吃了。他们一九五三年卖余粮、交公粮共计四万五千斤，平均每户五百斤；一九六二年卖余粮、交公粮共计二十四万斤，平均每户三千多斤。对国家的贡献年年增添，社员们的生活也年年改善。现在集体储备粮还有七万来斤，平均每口人有二百来斤。可是他们还要争取更多增产，还要更多整修土地。为什么？
永贵说：“我有时候也问过自己：这是为了什么？心里有一句熟话回答了自己：为了给社会主义加油啊！也为了让人们看看：社会主义究竟好不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到底有多大！不为这个大目标，大家怎么能有这么大干劲？光为个人的肚子，那就早满足了；为社会主义，那就永没个够。”
他从办社以来长期坚持参加集体劳动，在生产战线上打头阵，为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个大目标。
永贵同志几乎每天都是半夜才睡，一大早又和别的社员同时起来，一样劳动，中午十有九也休息不了。年纪也渐渐大了，快五十岁的人了，身体不像前些年壮了。他说：“劳动一天，还要做工作，要说一点也不觉得累，那是假的。睡的时候往炕上一躺，也真觉得浑身‘受制’。”那他为什么还要力争多劳动呢？听听他自己说的几句话吧：
“这不光是群众拥护你不拥护你的问题，也是自己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过去给地主富农当牛马，地主富农不劳动也过好日子，自己心里是啥滋味？我们闹革命，坚决反对不劳而食的人，自己就不能不劳而食。要是那样，到底是谁革谁的命呀？我们要占稳阵地，就要自己思想上没病。敌人对我们是哪个不健康拉哪个，哪个健康他就不敢拉。能劳动而不劳动，思想离劳动人民就远了，就不健康了，还怎能把阵地占牢？”
阵地，在堡垒内外
坚强的战斗堡垒，决不是一团和气、没有斗争的堡垒，更不是离开群众、孤军作战的堡垒，也不是从建立起来那一天起就是战无不胜的堡垒。大砦支部，党在农村的这个战斗堡垒的战斗力，是在内部不断加强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中，在不断联系群众和接受群众监督中，一年年一天天成长起来的。
永贵同志和支委会紧紧地抓住了增强支部战斗力的总根子——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现在，大砦支部的二十个党员，大多数是劳动健将，近一半是生产能手。他们每年实做的劳动日大都在三百个以上。去年，全大队按规定有七个干部应受到补贴，实际上只有三个人接受了，补贴工分总共只有一百一十个，占全大队一年劳动日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三八。
每年秋后社员大会讨论给干部补贴工分的时候，党员干部总是提出少要或不要；社员们总是要多给，说“增产这么多，你们受的辛苦太大了”。支部坚持原则：无论如何，每个干部都不能超过规定多要半个补贴工分，只能少要。
永贵同志代表支部一再向社员群众说明：干部是群众的勤务员，不是为了补贴工分才当干部。多给补贴工分，这不是向干部，而是毁干部。大家对干部的心意是好的，可是多补贴工分其实是坏事，这会使干部渐渐地不知不觉地就脱离群众了。
也曾有个别党员干部不积极参加劳动，贾承庆就是一个。他是大砦支部唯一的一个家庭是富裕中农成份的党员。在过去土地改革、办社的时候，他在政治上的表现是积极的，本人又没有剥削过人，因此接受了他的入党要求。一九五六年，因为他在经营管理上还比较有办法，选他当了生产队长。一当队长，就露出了思想不健康的毛病：全年只做了四十个劳动日，对集体生产也抓得不紧。这一年，这个生产队几乎减产。
永贵提议在支部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带头检查自己的错误。
“我这两年有了一个很不对的思想，认为‘大砦的普通社员也比别村的干部强’，对自己几年来在村里做的工作估价过高了，太不虚心了。就是有了这种骄傲情绪，才对贾承庆的工作不大过问。结果，使集体受了这么大损失……”
贾承庆还是不自觉，同志们就对他展开了批评。批评他丧失党员立场，成了个败家子，被富裕中农的“拥护”弄得昏头昏脑了。还帮他分析了思想根源。……他还是不肯好好检查思想。支部决定建议社员大会撤了他的队长职务。这样以后，贾承庆才觉得沉痛了，积极劳动起来，对集体的事情和贫农下中农的利益也比过去关心了。后来，社员又选他做了副队长。
多数党员逐步体会到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处。这样，支部生活就更严格也更活跃起来。
有一年春天，邻近的金石坡大队派人来大砦借种子、口粮。有的党员主张“以粮换工”，叫金石坡大队派人来帮大砦大队闸沟造地，还说这才合乎“等价交换”，这是“维护集体利益”。多数人虽不赞成这些意见，但一下子也说不出太多道理来反驳。
永贵从这里看到了一些同志思想上不健康的苗头，就建议支部先上一次党课，不讲借粮的事，先讨论讨论党的性质和任务，讨论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等价交换政策，什么是真正的集体主义精神。这一讨论，多数党员就都明白“以粮换工”的小算盘是在哪里打错了。人家正在遭受春荒，春耕又正紧张；离小满只有几天时间了，人家还有一百多亩地没有下种哩。这样“以粮换工”，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等价交换政策，倒是有些像资本主义的“公平交易”办法——看着好像公平，其实是卡着人家的脖子剥削人家。如果光顾自己，不顾大家，那才是不爱护集体；爱咱们的集体，也爱人家的集体，爱社会主义的大集体，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
然后，组织社员群众，展开了一场“怎样对待困难队”的讨论。讨论结果，一致决定：要帮助金石坡大队逐步赶上大砦大队；连口粮带种子借给金石坡大队粮食一万斤；抽出两套骡马，跟上使牲口的好把式，帮助金石坡大队及时下种。
秋天，金石坡大队得了一个好收成。金石坡的人们鼓足干劲加快收秋进度，抽出四十个精壮劳力，没有事先通知一声就赶到大砦来帮助收秋。——大砦的同志们，从这件事情中又受到一次生动的教育，扩大了社会主义的眼界。
大砦大队的生产一年年发展，社员生活一年年改善。
治山治沟的最紧张的战斗已经过去。
从表面现象看，阶级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了，他们没受过旧社会的苦难。
“不把革命后代培养起来，我真不放心，怕以后会有人把流血流汗建立起来的革命家业踢踏了哩！”永贵近两年常常谋虑这个事。看到有些年轻人，甚至是干部的子女，也在光讲究吃穿，不下工夫学农业技术，干活不像劳动人样，他心事重重。
堡垒，决不能被人家从内部攻破！开支部会，他常常提醒同志们，不但自己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而且要好好地对革命的接班人进行阶级教育。要使紧紧围绕着战斗堡垒的人，准备参加战斗堡垒的人，也一个个都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
永贵的儿子民珠，是个共青团员，去年初中毕业后回来参加农业生产，今年团支部选他做团支部书记。永贵对这个独生子一点也不娇惯，早上起得迟了些就批评。他说：他不像我吃过苦，先要让他学会吃得住艰苦。不然，不懂得劳动人民的甘苦，往后会变成个什么样子？能把革命的重担子接下来？
夏天的晚上，永贵把民珠和别的年轻人叫到跟前，讲了他自己的身世：他的老家在三十里外的石山村，父亲那辈兄弟五个。从上一辈，家里就穷得什么也没有了。
大伯是讨饭出去的，流浪到黄河边，在荒滩上扔了尸骨。
三叔在昔阳城关一带给地主当长工。五叔跟着三叔过生活。五叔二十多岁的时候，受不了苦日子的熬煎，气疯了，常常“惹祸”。三叔在阶级敌人的逼迫下，竟然不得不亲手把他这个可怜的五弟活活砸死在山上。
四叔是第三个惨死的：他在太原西山做工人。日本鬼子抓人，他无处可逃，钻到一座矾窑里。鬼子兵发现了，就把火扔进矾窑里，把他活活烧死！
永贵的父亲是从十三岁就在这一带当长工。直到六十岁，血汗被榨干了，没人再用他了。饿得没法活下去，就把大女儿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还是活不下去，就把永贵的母亲和永贵的弟弟也一起卖了。他用卖人的身价买下一小片荒山，用尽了残年的一点点力气，一年才打了二十斤粗粮。再也活不下去了，就一个人悄悄跑回石山老家，拜了祖坟，吊死在坟地的树上。
不久，三叔也死了。他给地主当了二十四年长工，也是浑身力气几乎耗尽了，在五十九岁那一年，在青黄不接的春天，被地主赶出门去。要饭也要不下，过了两个月就活活饿死了。
“老一辈兄弟五个一个个惨死了，只落下我这一根苦苗苗。……”
永贵九岁就给地主放牛放羊。从十一岁起当长工，一直当了二十年。挨不尽的打，受不尽的骂。有多少仇恨憋在心里，越憋越多，不由得要炸出来。有一年过灯节，大砦村的地主富农要长工们按他们指定的路线给他们“迎灯”：先到龙山，再到虎山，然后走到地主富农家门口，表示把“龙虎吉星”给他们引到家里来了。永贵跟穷弟兄们一商量：对地主吉利就是对穷人不利，咱偏偏不让他们顺心！他们走了另一条道，根本没过地主富农的门。地主富农如虎似狼地把永贵拖住，剥光衣服，按倒在他们祠堂门口的雪地上，用鞭子抽，用唾沫吐……
听着永贵谈这些，年轻人哭了起来。民珠问卖在外边的奶奶、叔叔的下落。永贵告诉他们：解放后，他到南山去，想接她们回来团聚。到那里才知道，当日本鬼子“扫荡”的时候，一个炮弹落下，他母亲、弟弟，还有个弟媳妇和他们的孩子，全都血肉横飞了。
大砦村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害的还有很多家。在日本鬼子占着昔阳城的时候，说是要抓八路军、抓共产党，前前后后从这个小山村抓走了四十来个人。除了投敌当了“黑鬼”的那个人以外，不是活埋了，就是刀砍了。有的全家都被杀绝了……
永贵是怎样对待这仇恨的？只有一条：坚决革命！
从一九四二年夏天起，就常有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到大砦来找永贵联系。来了人，不论冬夏，都一起到野外找破窑洞隐蔽。一夜又一夜，在悄悄的谈话中，永贵渐渐懂得了不能光是为个人报仇，而要革命，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他越来越积极地参加了地下斗争：为党的工作人员站岗放哨，通风报信，宣传，联络，筹粮，运粮……
解放平定的战斗中，他到敌人火力最集中的前沿阵地去抢救伤员，被评为参战模范。
解放以后，从土地改革到互助合作，以至高举三面红旗前进，他总是用这种到最前线去的精神工作，劳动，革命。“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之类的小天小地思想，从来没有占据过他的脑子。阶级观点，一时一刻也没有模糊过。——因为他深深地记着过去，记着革命。
“民珠，你把我说的这些老账都记下来，无论如何要记下来，千万不敢忘了！咱们不干革命了，还让社会回转到那时候？不行，根本不行！穷的时候革命，日子过好了还要革命。我不光自己要革命到底，还要好好安排一套人，我死了你们要接着干下去。你们脑筋要常常醒着，可不敢打一点瞌睡！”
为了让后代知道前辈在这山沟里过过怎样的困苦生活、经过怎样的艰苦斗争，支部决定：留下半里长的一段山沟，不垒坝，也不平整，就让它保存着本来的面貌。让后代看看，这里的山沟原先是个什么样子。他们说：要不然，后代还会以为山沟里的土地生成的就是那么平展呢！
太行山，山山岭岭相接相连，岭外有岭，山外有山。永贵注意着提醒大砦人，不要在各地传来的“学大砦，赶大砦”的声音中骄傲自满起来，要把眼光放得更远些。
最近，大砦支部又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检查了自己还有哪些做得不够的地方，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缺什么就补什么！永贵又想起了今年春天参加全省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时候，在《山西日报》上看到的一首诗，念给同志们听：
“看山容易上山难，上得山来境更宽；
莫说此山无人到，还有高峰在后边。”
（附图片）
潘世勋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