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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穿阶级敌人的真面目
上海市松江县城东公社新华大队东外生产队队长 李小金
我家是一户老贫农，解放前过的日子是“风扫地，月点灯，脚上鞋子没后跟，棉絮露出像猪油筋”。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才结束了那种悲惨的生活。土地改革以后，在党的号召下，我同贫农王伯泉等十七户人家一起组织了一个互助组。一九五五年春天，我参加了共产党。那年夏天，我又响应党的号召，和村里的贫农、下中农一起筹划办初级社。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奸商闵文贤千方百计来勾引我。我经不起考验，资产阶级思想逐渐在头脑里滋长起来，一度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奸商的“好心”
一九五五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家和隔壁闵文贤家都在屋外场地上乘凉吃饭。我看到他家桌子上摆满了鱼肉，就觉得自家只有小菜，有点难为情。这时候，偏偏我的大孩子不肯吃蔬菜，同我吵着：“阿爸，我要吃肉，我要吃肉！”这下，我被弄得更加难堪了，只好红着脸哄她说：“别吵，别吵，阿爸明天给你买。”这一切，闵文贤看在眼里，连忙夹了一大块咸肉，走过来放在我孩子的碗里。当时，我推让了一番，闵文贤笑着说：“大家都是邻居，有啥道理呢！”听了这话，我也就不再推让了。
这闵文贤，原来是华阳桥镇上的粮商，是五爿店的经理。解放前，他囤积、抬价、放高利，一夜天能赚几十石米。解放后，他继续投机倒把，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过惩罚；粮食统购统销以后，他的粮店关掉了，才回到村里来种田。他是个很会察言观色的人，见我第一次接受了他的“好意”，就抓住我的弱点，第二天，又叫妻子送来了几个咸蛋。
从这以后，闵文贤经常到我家里串门。有一次，他看到我妻子从华阳桥镇上买了布回来，就问道：“添点啥衣裳？”我妻子说：“准备替小金做件棉袄。”闵文贤马上到家里去拿来一斤棉花，说：“我家里棉花有得多，让小金先做起来吧！”这时，我心里很感激他，觉得他简直像自家人一样。从此，有什么事情，就去找他商量了。
那年秋天，初级社成立前的一天傍晚，闵文贤来到我的家里，低声低气地说：“你不是有两亩‘花粉田’（妻子从娘家带来的田）吗？大家都不知道有这块田，你把它瞒下来，不要放到社里去。”
我想：我是办社的领头人，现在正动员别人把土地入股，自己留一手，怎么说得过去？
闵文贤见我犹豫不定，就紧钉着说：“小金，做人要灵活一点。你把这两亩田留下的话，每亩算收五百斤稻谷吧，二五得十，至少有一千斤粮食，这笔收入可不小啊！”
听他算了这笔账，我的心就动了，结果上了他的当，瞒了社员。社员还是选我当初级社的社长。闵文贤入社时也留了三亩多自留田。我自己做了亏心事，对于闵文贤的事情，只好一眼开、一眼闭。
吃了人家的嘴软
闵文贤见我上了钩，就进一步利用我为他的破坏国家和集体利益的行为打掩护。一九五六年夏天高级社成立了，我们原来的初级社成为高级社的一个生产队，我当了生产队队长。当时，闵文贤把村边上一小块土地占为自留田，社员们意见很大，很多人对我说：一定要把这块地追回来。可我呢，“吃了人家的嘴软，用了人家的手软”，反而帮闵文贤讲话。
闵文贤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他把自己的粮食高价卖到外地去，回来却吵着要国家供应粮食。社员大会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都不同意供应他粮食。
有天晚上，闵文贤又摇着芭蕉扇到我家里来。他说：“小金，供应粮食的事情无论如何要请你帮忙。”
我说：“我是想供应给你的，但大家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啊！”他就从袋里摸出五块钱放在桌子上，说：“嫂嫂近来身体不好，这几块钱借给她买点补品吃。”
这时，我有点动火了，当场拒绝了他，说：“这算什么呢！难道你想拿五块钱来收买我这条心吗？”
“不不不，你不要误会，你不要误会。”闵文贤连忙说：“我们是自己弟兄嘛。借钱，是我帮你解决困难；供应粮食，是你干部关心我的生活，这是根本不相干的两回事情啊！”
我当时没有表示意见。闵文贤就进一步逼我。他说：“小金，你难道一点也不顾过去的情义么？”
他一说到过去，我就软下来了。我想：假如他把过去的事情都抖出来，我怎么下台啊！于是，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第二天，干部开会讨论粮食供应的时候，我硬着头皮虚造了几条理由，并且不顾党员沈顺昌等人的反对，就自作主张，决定供应闵文贤二百多斤粮食。
事后，闵文贤又特地请我到他家里去吃了一顿饭。很多社员议论说：李小金现在和闵文贤一鼻孔出气了。
越陷越深
自从和闵文贤接近以后，我就越来越讲究生活享受了。平时，总喜欢吃得好一点。有时，还要上酒馆里去喝喝酒。这样，开销大了，总觉得手头钱不够用。
这个时候，闵文贤常常对我说：“集体生产有啥好？辛辛苦苦干一天，只有一块多钱；我自己踏一天绳，可以踏八十斤，每斤六分，可以收入四元八角，去掉成本，净赚四元钱，比你搞集体生产多三倍。”
本来，我看到闵文贤买了一台踏绳机，整天在家里踏绳，生活过得很活络，心里就羡慕。现在听他一宣传，就更加动心了。但是，自己还没有本钱去买踏绳机，只好作罢。
一天，我和闵文贤商量这件事情。他说：“队里不是有两台踏绳机吗？你拿来用用算了。”
听到要动用集体的财产，我有点胆怯，就说：“这不大好吧！”闵文贤笑着说：“你这人生活过不好，毛病就出在胆子太小。只要能赚钱，管他是社里的还是哪里的，先拿来用了再说。”
但是，我还是担心给社里知道了会挨批评，社员知道了要提意见。闵文贤说：“社里干部有意见，你就说这是私人租用的，每年出几块钱的租金，可以顶过去；至于社员么，更好办了，队里不是有两台踏绳机吗？你把另外一台借给爱提意见的社员，不是把他们的嘴塞住了吗？”于是，我瞒了上级，私自把两台踏绳机分掉了。一台由我自己用，一台借给两户社员。
这一年，我的主要精力全花在自己的私人副业上，没有去管队里的工作。全队的生产搞得很糟，水稻平均亩产只有五百斤，比办社第一年低了两成左右。我也由于参加集体生产少，劳动工分不多，变成了透支户。当时，我就发牢骚说：现在的生活是“萝卜敲金锣，越敲越短。”
党支部发现了我的问题，对我进行了教育，指出我的做法是不对的，并向我指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干部，应该领导社员搞好集体生产，才是正路。我当时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变本加厉，搞贩卖，挪用公款上馆子大吃大喝。
我就是个刘介梅
公社化以后，我们生产队属于城东公社新华大队。我仍旧担任了生产队长。一九五九年冬天，当我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新华大队管理委员会根据社员大会的决定，撤销了我的队长职务。同时，党支部召开了支部大会，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开始，我只认识到挪用公款是不对的；对于把集体生产丢在一边去搞贩卖和私人副业，还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我说：“我既不偷又不抢，凭本领赚钞票，有啥错误！”但是，同志们严肃地批评我，又耐心地帮助我。有的同志说：“小金，你凭的是什么本领？赚的是什么钱？你把集体生产丢到脑后，侵犯了集体的利益，靠搞投机贩卖赚钱，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啊！”有的同志说：“小金啊！我们过去都是受地主、奸商剥削的人，现在怎么可以好了疮疤忘了痛？”他们揭露了闵文贤过去投机倒把、放高利贷的种种罪恶活动；又指出了闵文贤对我的“好意”实际上是“糖衣炮弹”，目的是要我离开集体，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死路。有的同志对我说：“你现在生活好过了，难道你忘了你阿爸、阿妈是怎样死的？”这时候，我的眼睛湿了，想起了解放前种种受剥削受压迫的苦处。一九四三年，那时我还只有十六岁。母亲被日本侵略军踢伤，死了；不久，父亲也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打死。全家剩下我和妹妹两人，父母留下的是一大笔债。当时，被地主逼得没有路走，只好把仅有的四亩田卖掉抵债，又把妹妹送给别人。我一无所有，十七岁那年就出门当小长工。农闲时节没人雇我，我只得讨饭度日。寒冬腊月，我无衣无被，向村北贫农沈引弟讨了一件破棉袄过的冬。有一次，连续饿了三天三夜，后来是村北贫农闵老太从自己仅有的三斤米中拿出一斤，借给我充饥。想起过去的那种日子，真是眼泪流不完。可我现在竟要去走这条人剥削人的死路，还说
“萝卜敲金锣，越敲越短”，真是忘了本啊！我沉痛地对大家说：“我错了，我不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不该翻身忘本。如果没有共产党，我李小金哪有今天啊！”
正在这个时候，电影放映队到我们这里来放映电影《刘介梅》。银幕上出现的刘介梅翻身忘本的镜头，好像就是说的我李小金。广播喇叭里发出了宏亮的声音：“刘介梅啊！刘介梅！什么鬼魂迷住了你的心窍啊！”我听了，好像这些话都是对我讲的。看完电影，我的眼睛也湿了。我对党员沈顺昌说：“我就是个刘介梅。”
第二天，我就向党支部作了检查，并且马上将占用集体的物资归还了生产队；对于挪用的公款，也作出了分期归还的计划。党支部经过讨论，认为我能够诚恳地认识错误，决定从宽处理，没有给我党纪处分。
接受教训 站稳立场
我接受了这次深刻的教训，头脑清醒了，方向明确了。在揭发闵文贤的大会上，我第一个跳上台去揭露他的罪行。平时，我服从队长的领导，认真干活；又经常向队长提建议，协助他搞好队里的工作。凡是有什么艰苦的农活，只要队长对我说一声，我马上去干。这样，过了将近两年，社员们见我对集体生产很热心，又选我当了生产队长。
近年，我一直记住党对我的教导，记住过去深刻的教训，在阶级斗争中站稳立场，没有再上阶级敌人的当。去年，我们队里有一个商人成份的社员，扩大了三分自留地。一天，他专门准备了几个菜，请我去吃酒，我坚决拒绝了；并马上把这件事情反映给党支部。事后，我又说服这个社员把超过规定的自留地归还给了集体。最近，松江城里有个资本家向我们队里的社员买了一块自留地。我发现后，马上就制止了。后来，那个资本家送了一份礼物到我家里，企图勾引我。我当场就拒绝了，并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我经常向社员讲述我的亲身经历，使大家接受我过去的教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要再走资本主义老路。 （原载解放日报，本报有删改）（附图片）
启雄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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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不可忘记阶级斗争
《看穿阶级敌人的真面目》这篇文章，是上海郊区一个生产队长李小金的自述。这篇文章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
农业合作化以来，就有过这样的论调：“现在地主无地，富农不富，大家都凭工分吃饭，哪里还有什么阶级，哪里还有什么阶级斗争？”李小金的文章，对于这些“阶级斗争熄灭论”者，是一服很好的清醒剂。
是的，现在地主阶级的土地早已被剥夺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经基本完成了。但是，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会甘心灭亡吗？不会的。闵文贤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华阳桥镇上的粮商，五爿店的经理，一贯投机倒把，在一九五二年的“五反”运动中早已被斗争过，他应该老实了吧！没有。闵文贤回到村里种田以后，就用小恩小惠向李小金步步进逼，利用李小金来为他的破坏国家和集体利益的不法行为打掩护，利用李小金来瓦解集体经济，培植资本主义势力，这些，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
闵文贤，这不过是李小金从办初级社以来的八年中，在阶级斗争中遇到的第一个对手。当李小金在党的教育下，觉悟过来，击退了闵文贤的进攻以后，又有第二个、第三个闵文贤跑出来，请他吃酒，给他送礼，要他给他们的不法行为作掩护。“有些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千方百计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有的想尽各种办法和干部拉亲戚关系，企图把我们干部拉过去，变成他们的代理人；有的用金钱、吃喝勾引干部，从生活上、思想上腐蚀干部；有的利用封建迷信欺骗群众，进行破坏”，这些，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阶级敌人的这些破坏活动都是扮着笑脸进行的。李小金被“拉出去”，就由一块咸肉开始。第一天送来一块咸肉，第二天送来几个咸蛋，后来是送来一斤棉花，再后来是摸出五块钱放在桌上说：“嫂嫂近来身体不好，这几块钱借给她买点补品吃”。像闵文贤这样一个囤积、抬价、放高利贷的老手，怎会对劳动人民有这许多“好意”？李小金本来应该从闵文贤频频的“好意”中，觉察到这个不法粮商值得怀疑的动向，但是，闵文贤的笑脸模糊了他的眼睛。等到闵文贤给他“找好门路”，出坏主意，露出了阶级敌人的本来面目时，李小金已经陷在泥坑里难以自拔了。这个教训，是值得每一个人铭志不忘的。
然而，对于这种严重的阶级斗争现象，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注意到了。有些同志忘记了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斗争的形式不同于以前。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我们要在阶级斗争中战胜敌人，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把我们的人武装起来，包括把像李小金这样犯了错误的人挽救过来。
李小金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但是在党的教育下，他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归还了占用集体的物资，对于挪用的公款也作出了分期归还的计划，党组织决定从宽处理，社员又选他当生产队的队长。对于类似李小金这样犯有轻重不同、多少不同的毛病的干部，我们要帮助他们提高觉悟，放下包袱，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决裂。总之，我们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改正错误，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所谓团结对敌，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同自然界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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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地方报纸上
“必要的一课”
翻开半年多来的浙江日报，差不多每两天，就可以读到一期《必要的一课——“陪嫁的‘传家宝’”读后感》。到七月十六日为止的九十九期里，已经有几百位读者谈了自己的感想和意见。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在去年十一月六日的浙江日报上，登出了通讯《陪嫁的“传家宝”》和评论《重要的一课》，还有“一户人家十年间”等照片。评论有一段介绍：“十九岁的大女儿桂凤要出嫁了。做父亲的叶根土，把一张嵌在花镜框里的大照片当做传家宝，送给女儿做嫁妆。这张照片上记录的是，雇农出身的根土，全家在解放前后经历的翻天复地的变化。送别时，父亲语重心长地叮嘱女儿：吃了好饭，不要忘了过去。这张照片将来可以对照对照，有了孩子以后，也可以给他们讲讲我们的过去。”
“不要忘了过去”，何尝只是对年青一代未来生活和斗争重要，它对年长的一辈，不是也经常会起明辨是非、判断方向、激励斗志、奋发图强的作用吗？浙江日报评论《重要的一课》指出了这一点，读过通讯和评论的一些读者也表示同意这一点。有的读者还要求在报上谈谈自己的感想。因此，报纸在十一月十五日开辟了《必要的一课》专栏，抓住这件事情，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报纸要大家都来谈谈意见，常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老账本”。
读者通过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翻出了这样一些“老账本”：控诉恶霸地主残酷剥削压迫的《旧恨重提“六老虎”》，工人回忆《缠在工人身上的“毒蛇”——抄身制》，《纱厂里的活地狱——“小人监”》，十六年前的一幅刻画贩卖妇女惨象的木刻《人市》和介绍文章《旧社会妇女的一张控诉状》，《春节忆旧——请看当年“鬼门关”》等等。为了补充讨论文章的不足，或者回答读者看了讨论文章后提出的疑问，报纸还编写了《十四年前的旧历年关》的“翻报拾零”，答青年读者问《什么是当铺？》。这样一些充满阶级仇恨的血泪史实，有力地教育了读者，使讨论很快地开展起来。
在发表读者参加讨论文章的同时，浙江日报还做了一些组织工作。《做一个有觉悟的新农民》大题下发表的文章，就是报纸编辑部邀请几位农业劳动模范，讨论《必要的一课》的谈话记录。一位劳动模范说，集体救活了他的生肺病的儿子，也使他一家四口的生活有了希望。因此他说：“人民公社是我一家人的命根子，我跟公社命连着命，心连着心。”专栏中发表的一部分文章，向广大农村干部提出了“为什么当干部”、“为谁当干部”、“怎样当干部”等问题。报纸认为这是重要的问题，除了在专栏里发表通讯和社论，作初步的回答外，并且邀请农村基层干部举行座谈，用响亮的语言回答了上面的问题：为啥要当干部？革命嘛！怎样当干部？要记住革命的老传统：先公后私，先群众后自己，同群众一起劳动。当人们十分关心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的时候，专栏又连续发表一些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其他基层干部的意见和感想，来说明：当干部不劳动，就是忘了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坚持革命到底，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本”，忘了劳动人民艰苦朴素、艰苦劳动的“本”；“劳动要手长，分配要手短”，这样才能“上梁摆正，下梁不歪”。
正像第一期专栏“编者的话”中所指出的：阶级教育这一课，不仅对农民是极端必要的，对工人和知识分子也同样必要。这个专栏的讨论，很快就得到许许多多工厂职工、学校教师、青年学生的响应。专栏还吸引了许多机关干部、解放军战士，使讨论在更广泛的读者范围中进行。某印染厂的工会副主席发表意见，认为“这一课，工人也得上”。一位丝厂工人读了《必要的一课》，写来了《我记住了我是工人阶级的一员》的文章。一位中学教师说，“好了疮疤别忘了疼”。他提出了几个“想想”：当你以为生活不够满足时，想想过去长辈的“疼”，你就会感到现在生活真是甜的了；当你在困难面前软弱无能时，想想这个“疼”，你就会变软弱为坚强；当你计较个人得失时，想想这个“疼”，你就会少考虑个人，多想想集体。浙江美术学院教授周轻鼎写了《我的生活道路》的文章，谈他解放前无处寄身等凄苦处境，和在新社会中得到的幸福和温暖。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某部三排的战士，从《必要的一课》的角度，根据新近回乡的见闻，座谈了“赞家乡”。
半年多来的专栏讨论，不仅充满着读者的意见，也经常有编辑部的声音。在重要的读者文章发表的时候，往往有一个“编者按”，谈报纸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引导读者再作深入一步的讨论。为了扩大讨论的影响，报纸发表了三篇社论和六篇评论。另外，专栏也登出了读者读了专栏文章后的意见和感想、读者对专栏的想法和要求，这些也有助于讨论的深入和开展。
讨论还在继续。已经发表的九十九期，看来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在专栏里可以看到：远在新疆的一位解放军同志写来了信，他们那里的同志，利用空闲时间，向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以讲故事的形式，转述了《必要的一课》中的文章；他的爱人还当了《必要的一课》的“故事员”。一位在医院工作的同志读了《陪嫁的“传家宝”》，抛弃了原来的打算，决定勤俭办婚事。南京农业机械化学校毕业的一位同志来信说，近二年他调到农场工作，认为“理想”“前途”全完了，成天“比工资”“比出风头”，工作随随便便，得过且过。他读了《必要的一课》，像服了一剂“万灵药”，治好了“瘫痪”二年的思想病。他决定到农村去好好工作，还准备把《必要的一课》的文章带到农村，使和他过去一样的青年也解开思想的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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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杨正锁同志在这篇来信中，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怎样合理地处理工作和集体生产劳动的关系的问题。从这封信看来，有些基层干部所以没有或者没有很好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许多原因：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要使基层干部自觉地、经常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既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又要解决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问题；既要解决基层干部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问题，又要解决县、区、社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和领导方法问题。做好了这些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这个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我们赞成杨正锁同志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意见，所以把这封信发表出来，希望县的、区的、社的、队的干部，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意见，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工作多得做不完，怎样经常参加劳动
我们匡村大队离县城不到半里地，是山西忻县城关公社有名的一个大村大队。九百六十六户人家，分成十六个生产队。村子大，离县城近，事情繁杂。仅大队经营的副业就有砖瓦业、粉房、泥木匠、电磨加工等，同时负责蔬菜的推销工作，和三十多个专区和县级机关单位有业务来往。
我今年四十六岁，出身贫农，当干部以前，常年劳动，也算农田地里的一把手。自从一九五九年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以来，我一直没忘记劳动，但在繁杂的事务中，实际上很少参加劳动了。去年，为了干部参加劳动，大队党支部曾经开会讨论过四五次，研究来研究去没找出个办法来，这一年，我没有做一个完整的定额工。今年春天，春耕播种的时候，党支部又为这事研究过两三回，结果还是没法分身参加劳动。
我日常的工作至少有八九项，大致上可以划分为这些方面：一是“包片”工作。大队除会计坐摊子外，就我和副支书、大队长三人分工包队，他俩各包四个队，我包八个队。平日，这八个队有重大一点的事情，队长要找我研究，队长处理不了的问题，得我插手帮助。这种事情真不算少，例如推销蔬菜呀，工分问题呀，治安保卫呀，家庭纠纷呀，干部不团结呀，等等。二是接待各方面的人员。我们村在外工作的人多，还时常有省、专区、县里来了解情况的人，我们的副支书从部队复员回乡不久，对村里的情况不熟，只有我来接待。仅六月份来大队了解情况的就有二十四人次。三是做思想政治工作，要经常分析研究各阶层的思想动态，加强干部团结和解决干部、社员思想问题。四是培养教育贫下中农社员，更好地发挥阶级队伍的作用。五是调查摸底，填写报表。六是参加大队、生产队研究有关政策性重大问题的会议。七是不定期召开支委会和定期开党员会。八是参加县委、公社党委召开的会议，我又是公社党委委员，党委一开会我就得参加。这些工作是我必须要做的。至于平时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就更多了。我的家住在大街上，离大队办公室很近，有人在吃饭时间，就寻上门来，忙得我整天不可开交。
有人听了也许会问，到底你的工作忙成个啥样子？不妨，我就举上今年五月份头六天中所做的工作给大家看看。
五月一日，早上在“包片”的队同干部研究，哪些菜送蔬菜公司，哪些菜分给社员吃，派谁上市卖。上午开了个支委会，下午接待外来的干部。晚上开了贫下中农社员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十二点。
五月二日，早上在“包片”的队帮助队干部处理蔬菜问题。上午到城里各机关调查本大队泥、木工出工情况。下午开支委会，研究夏锄中的经营管理问题，晚上才开完。
五月三日，早上在“包片”的队处理蔬菜问题。午间和下午，参加公社党委会，研究当前生产问题。
五月四日到六日的三天中，同前三天情况差不多。就这样，我从一日至六日，六天中处理了四十三件工作，开了许多会，没有时间参加一点儿劳动。
六月以来，上级党委一再号召干部带头劳动，我又学习了昔阳干部坚持劳动的经验，自己心里很着急，便在六月底召集干部研究了轮流值日的办法，决心腾出时间来参加劳动。在七月一日至六日的六天当中，我想尽办法才做了三个劳动日；其余时间干了些什么呢？我把这六天当中开头的一天，中间的一天，最后的一天所做过的工作排了排：
七月一日，早上在“包片”的队处理蔬菜问题。上午和下午研究解决困难户社员的口粮问题，并详细填了表报。晚上在第五队参加队委会，研究夏锄、夏收的劳力安排和具体管理办法。
七月三日，早上发动各队组织劳力收割大麦；上午检查各队收麦中的问题和困难。午间有某部队派人来借两个茅柜车拉肥追肥，我和生产队联系好才借走。下午逐队检查打场情况和收打工具的准备情况。晚上到第五队解决干部不团结问题，十二点才散会。
七月六日，早上到地里转了一圈，检查各队锄苗、夏收进度和质量。上午公社下乡干部和大队干部接头研究工作。下午到晚上，下乡工作组和大队党支委开会研究工作。这天晌午歇息时间，还有专署教育局一个干部来调查材料。
这几天我没有松一口气，处理了二十多件工作，每天平均不下六件，比往常并不少。每天晌午吃饭、歇息时间总有人找上门来，打问这情况，解决那问题，连个安生觉也没睡过。就是参加队里劳动的那几天，到晚上也得开会或碰头研究问题，因为这么个大村子，隔一天不开会，问题就会堆积起来。
对于如何保证参加劳动问题，大队党支部正在研究设法解决，但是我现在还不能推开这么多工作不管去参加劳动，盼望和我有同样情况的同志，介绍介绍你们的具体做法吧，帮助我解决这个难题。
山西忻县城关公社匡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杨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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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心劳动 就有时间
当了基层干部，有没有时间参加劳动？能不能劳动得好？山东掖县韩家大队党支部书记韩洪章同志以他的实际行动肯定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当了干部，事情比社员多是事实，主要还看你思想上是不是有了干部架子，是不是有好的工作方法。如果思想上仍是和一个普通社员一样，把劳动看成是份内的事，并能合理安排，就有时间劳动，也能劳动得好。”事实正是这样。这个大队的干部都是自觉地参加劳动。他们干起活来是社员，工作起来是干部。他们起早睡晚，抢在头里，一点闲空也不放过。就是到县、公社开会回来，只要天不黑，放下背包就下地干活。挤时间，多劳动，已经成了习惯。
今年春季，党支部书记韩洪章去公社开会，下午四点多会结束了，他走到东沟，社员正在整地。他二话没说，放下车子就和社员们一气干到黑。六月上旬，公社召开书记、队长联席会，他们起得很早，先把自己承包的半亩地锄完，才到公社去开会。去年秋季向西山送粪，路远地高，为了争取多送早送，干部都是起早睡晚抢着干，社员韩兆贵本来起得很早，推着车子到粪场一看，支部书记韩洪章早把小车装好了。
这个大队，干部之间合理分工，坚持干部参加劳动，许多工作都在劳动中完成。他们规定，无特殊紧急任务，白天不办公，要找干部，到地里才能找到。他们就是这样以自己的实干精神挤出时间劳动。
这个大队的干部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是否影响过工作任务的完成？没有。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参加劳动影响工作，他们从合作化以来一直如此。除紧急而重大的问题须限期完成任务外，一般是坚持白天不开会，也不轻易开群众会。他们从来没有专门组织检查生产，都是通过劳动来发现生产中的问题。他们也坚持了支部委员下队的办法。在生产队里，在同社员共同劳动中，发现生产中、工作中的问题，具体的较小的问题，随时随地解决；较重大的问题，带到支部研究。这样，开会时间短，也解决问题，还给队干部腾出了休息时间。
去年评定干部悞工补助时，全体社员通过：支书和大队长每人补给一百个劳动日，可是他们每人只要了四十个，加上自己的劳动，收入和一个中等劳力相等。他们说，干活时抢在头里，分配站在后面，才能在社员中更好地发挥模范作用。
这个大队的干部认为，劳动和工作能不能结合好，首先是思想问题，其次是方法问题。心在集体，就能身在田间，决心劳动，就有时间。
张瑞云 董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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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穿阶级敌人的真面目
上海市松江县城东公社新华大队东外生产队队长 李小金
我家是一户老贫农，解放前过的日子是“风扫地，月点灯，脚上鞋子没后跟，棉絮露出像猪油筋”。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才结束了那种悲惨的生活。土地改革以后，在党的号召下，我同贫农王伯泉等十七户人家一起组织了一个互助组。一九五五年春天，我参加了共产党。那年夏天，我又响应党的号召，和村里的贫农、下中农一起筹划办初级社。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奸商闵文贤千方百计来勾引我。我经不起考验，资产阶级思想逐渐在头脑里滋长起来，一度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奸商的“好心”
一九五五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家和隔壁闵文贤家都在屋外场地上乘凉吃饭。我看到他家桌子上摆满了鱼肉，就觉得自家只有小菜，有点难为情。这时候，偏偏我的大孩子不肯吃蔬菜，同我吵着：“阿爸，我要吃肉，我要吃肉！”这下，我被弄得更加难堪了，只好红着脸哄她说：“别吵，别吵，阿爸明天给你买。”这一切，闵文贤看在眼里，连忙夹了一大块咸肉，走过来放在我孩子的碗里。当时，我推让了一番，闵文贤笑着说：“大家都是邻居，有啥道理呢！”听了这话，我也就不再推让了。
这闵文贤，原来是华阳桥镇上的粮商，是五爿店的经理。解放前，他囤积、抬价、放高利，一夜天能赚几十石米。解放后，他继续投机倒把，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过惩罚；粮食统购统销以后，他的粮店关掉了，才回到村里来种田。他是个很会察言观色的人，见我第一次接受了他的“好意”，就抓住我的弱点，第二天，又叫妻子送来了几个咸蛋。
从这以后，闵文贤经常到我家里串门。有一次，他看到我妻子从华阳桥镇上买了布回来，就问道：“添点啥衣裳？”我妻子说：“准备替小金做件棉袄。”闵文贤马上到家里去拿来一斤棉花，说：“我家里棉花有得多，让小金先做起来吧！”这时，我心里很感激他，觉得他简直像自家人一样。从此，有什么事情，就去找他商量了。
那年秋天，初级社成立前的一天傍晚，闵文贤来到我的家里，低声低气地说：“你不是有两亩‘花粉田’（妻子从娘家带来的田）吗？大家都不知道有这块田，你把它瞒下来，不要放到社里去。”
我想：我是办社的领头人，现在正动员别人把土地入股，自己留一手，怎么说得过去？
闵文贤见我犹豫不定，就紧钉着说：“小金，做人要灵活一点。你把这两亩田留下的话，每亩算收五百斤稻谷吧，二五得十，至少有一千斤粮食，这笔收入可不小啊！”
听他算了这笔账，我的心就动了，结果上了他的当，瞒了社员。社员还是选我当初级社的社长。闵文贤入社时也留了三亩多自留田。我自己做了亏心事，对于闵文贤的事情，只好一眼开、一眼闭。
吃了人家的嘴软
闵文贤见我上了钩，就进一步利用我为他的破坏国家和集体利益的行为打掩护。一九五六年夏天高级社成立了，我们原来的初级社成为高级社的一个生产队，我当了生产队队长。当时，闵文贤把村边上一小块土地占为自留田，社员们意见很大，很多人对我说：一定要把这块地追回来。可我呢，“吃了人家的嘴软，用了人家的手软”，反而帮闵文贤讲话。
闵文贤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他把自己的粮食高价卖到外地去，回来却吵着要国家供应粮食。社员大会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都不同意供应他粮食。
有天晚上，闵文贤又摇着芭蕉扇到我家里来。他说：“小金，供应粮食的事情无论如何要请你帮忙。”
我说：“我是想供应给你的，但大家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啊！”他就从袋里摸出五块钱放在桌子上，说：“嫂嫂近来身体不好，这几块钱借给她买点补品吃。”
这时，我有点动火了，当场拒绝了他，说：“这算什么呢！难道你想拿五块钱来收买我这条心吗？”
“不不不，你不要误会，你不要误会。”闵文贤连忙说：“我们是自己弟兄嘛。借钱，是我帮你解决困难；供应粮食，是你干部关心我的生活，这是根本不相干的两回事情啊！”
我当时没有表示意见。闵文贤就进一步逼我。他说：“小金，你难道一点也不顾过去的情义么？”
他一说到过去，我就软下来了。我想：假如他把过去的事情都抖出来，我怎么下台啊！于是，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第二天，干部开会讨论粮食供应的时候，我硬着头皮虚造了几条理由，并且不顾党员沈顺昌等人的反对，就自作主张，决定供应闵文贤二百多斤粮食。
事后，闵文贤又特地请我到他家里去吃了一顿饭。很多社员议论说：李小金现在和闵文贤一鼻孔出气了。
越陷越深
自从和闵文贤接近以后，我就越来越讲究生活享受了。平时，总喜欢吃得好一点。有时，还要上酒馆里去喝喝酒。这样，开销大了，总觉得手头钱不够用。
这个时候，闵文贤常常对我说：“集体生产有啥好？辛辛苦苦干一天，只有一块多钱；我自己踏一天绳，可以踏八十斤，每斤六分，可以收入四元八角，去掉成本，净赚四元钱，比你搞集体生产多三倍。”
本来，我看到闵文贤买了一台踏绳机，整天在家里踏绳，生活过得很活络，心里就羡慕。现在听他一宣传，就更加动心了。但是，自己还没有本钱去买踏绳机，只好作罢。
一天，我和闵文贤商量这件事情。他说：“队里不是有两台踏绳机吗？你拿来用用算了。”
听到要动用集体的财产，我有点胆怯，就说：“这不大好吧！”闵文贤笑着说：“你这人生活过不好，毛病就出在胆子太小。只要能赚钱，管他是社里的还是哪里的，先拿来用了再说。”
但是，我还是担心给社里知道了会挨批评，社员知道了要提意见。闵文贤说：“社里干部有意见，你就说这是私人租用的，每年出几块钱的租金，可以顶过去；至于社员么，更好办了，队里不是有两台踏绳机吗？你把另外一台借给爱提意见的社员，不是把他们的嘴塞住了吗？”于是，我瞒了上级，私自把两台踏绳机分掉了。一台由我自己用，一台借给两户社员。
这一年，我的主要精力全花在自己的私人副业上，没有去管队里的工作。全队的生产搞得很糟，水稻平均亩产只有五百斤，比办社第一年低了两成左右。我也由于参加集体生产少，劳动工分不多，变成了透支户。当时，我就发牢骚说：现在的生活是“萝卜敲金锣，越敲越短。”
党支部发现了我的问题，对我进行了教育，指出我的做法是不对的，并向我指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干部，应该领导社员搞好集体生产，才是正路。我当时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变本加厉，搞贩卖，挪用公款上馆子大吃大喝。
我就是个刘介梅
公社化以后，我们生产队属于城东公社新华大队。我仍旧担任了生产队长。一九五九年冬天，当我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新华大队管理委员会根据社员大会的决定，撤销了我的队长职务。同时，党支部召开了支部大会，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开始，我只认识到挪用公款是不对的；对于把集体生产丢在一边去搞贩卖和私人副业，还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我说：“我既不偷又不抢，凭本领赚钞票，有啥错误！”但是，同志们严肃地批评我，又耐心地帮助我。有的同志说：“小金，你凭的是什么本领？赚的是什么钱？你把集体生产丢到脑后，侵犯了集体的利益，靠搞投机贩卖赚钱，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啊！”有的同志说：“小金啊！我们过去都是受地主、奸商剥削的人，现在怎么可以好了疮疤忘了痛？”他们揭露了闵文贤过去投机倒把、放高利贷的种种罪恶活动；又指出了闵文贤对我的“好意”实际上是“糖衣炮弹”，目的是要我离开集体，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死路。有的同志对我说：“你现在生活好过了，难道你忘了你阿爸、阿妈是怎样死的？”这时候，我的眼睛湿了，想起了解放前种种受剥削受压迫的苦处。一九四三年，那时我还只有十六岁。母亲被日本侵略军踢伤，死了；不久，父亲也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打死。全家剩下我和妹妹两人，父母留下的是一大笔债。当时，被地主逼得没有路走，只好把仅有的四亩田卖掉抵债，又把妹妹送给别人。我一无所有，十七岁那年就出门当小长工。农闲时节没人雇我，我只得讨饭度日。寒冬腊月，我无衣无被，向村北贫农沈引弟讨了一件破棉袄过的冬。有一次，连续饿了三天三夜，后来是村北贫农闵老太从自己仅有的三斤米中拿出一斤，借给我充饥。想起过去的那种日子，真是眼泪流不完。可我现在竟要去走这条人剥削人的死路，还说
“萝卜敲金锣，越敲越短”，真是忘了本啊！我沉痛地对大家说：“我错了，我不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不该翻身忘本。如果没有共产党，我李小金哪有今天啊！”
正在这个时候，电影放映队到我们这里来放映电影《刘介梅》。银幕上出现的刘介梅翻身忘本的镜头，好像就是说的我李小金。广播喇叭里发出了宏亮的声音：“刘介梅啊！刘介梅！什么鬼魂迷住了你的心窍啊！”我听了，好像这些话都是对我讲的。看完电影，我的眼睛也湿了。我对党员沈顺昌说：“我就是个刘介梅。”
第二天，我就向党支部作了检查，并且马上将占用集体的物资归还了生产队；对于挪用的公款，也作出了分期归还的计划。党支部经过讨论，认为我能够诚恳地认识错误，决定从宽处理，没有给我党纪处分。
接受教训 站稳立场
我接受了这次深刻的教训，头脑清醒了，方向明确了。在揭发闵文贤的大会上，我第一个跳上台去揭露他的罪行。平时，我服从队长的领导，认真干活；又经常向队长提建议，协助他搞好队里的工作。凡是有什么艰苦的农活，只要队长对我说一声，我马上去干。这样，过了将近两年，社员们见我对集体生产很热心，又选我当了生产队长。
近年，我一直记住党对我的教导，记住过去深刻的教训，在阶级斗争中站稳立场，没有再上阶级敌人的当。去年，我们队里有一个商人成份的社员，扩大了三分自留地。一天，他专门准备了几个菜，请我去吃酒，我坚决拒绝了；并马上把这件事情反映给党支部。事后，我又说服这个社员把超过规定的自留地归还给了集体。最近，松江城里有个资本家向我们队里的社员买了一块自留地。我发现后，马上就制止了。后来，那个资本家送了一份礼物到我家里，企图勾引我。我当场就拒绝了，并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我经常向社员讲述我的亲身经历，使大家接受我过去的教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要再走资本主义老路。 （原载解放日报，本报有删改）（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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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不可忘记阶级斗争
《看穿阶级敌人的真面目》这篇文章，是上海郊区一个生产队长李小金的自述。这篇文章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
农业合作化以来，就有过这样的论调：“现在地主无地，富农不富，大家都凭工分吃饭，哪里还有什么阶级，哪里还有什么阶级斗争？”李小金的文章，对于这些“阶级斗争熄灭论”者，是一服很好的清醒剂。
是的，现在地主阶级的土地早已被剥夺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经基本完成了。但是，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会甘心灭亡吗？不会的。闵文贤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华阳桥镇上的粮商，五爿店的经理，一贯投机倒把，在一九五二年的“五反”运动中早已被斗争过，他应该老实了吧！没有。闵文贤回到村里种田以后，就用小恩小惠向李小金步步进逼，利用李小金来为他的破坏国家和集体利益的不法行为打掩护，利用李小金来瓦解集体经济，培植资本主义势力，这些，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
闵文贤，这不过是李小金从办初级社以来的八年中，在阶级斗争中遇到的第一个对手。当李小金在党的教育下，觉悟过来，击退了闵文贤的进攻以后，又有第二个、第三个闵文贤跑出来，请他吃酒，给他送礼，要他给他们的不法行为作掩护。“有些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千方百计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有的想尽各种办法和干部拉亲戚关系，企图把我们干部拉过去，变成他们的代理人；有的用金钱、吃喝勾引干部，从生活上、思想上腐蚀干部；有的利用封建迷信欺骗群众，进行破坏”，这些，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阶级敌人的这些破坏活动都是扮着笑脸进行的。李小金被“拉出去”，就由一块咸肉开始。第一天送来一块咸肉，第二天送来几个咸蛋，后来是送来一斤棉花，再后来是摸出五块钱放在桌上说：“嫂嫂近来身体不好，这几块钱借给她买点补品吃”。像闵文贤这样一个囤积、抬价、放高利贷的老手，怎会对劳动人民有这许多“好意”？李小金本来应该从闵文贤频频的“好意”中，觉察到这个不法粮商值得怀疑的动向，但是，闵文贤的笑脸模糊了他的眼睛。等到闵文贤给他“找好门路”，出坏主意，露出了阶级敌人的本来面目时，李小金已经陷在泥坑里难以自拔了。这个教训，是值得每一个人铭志不忘的。
然而，对于这种严重的阶级斗争现象，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注意到了。有些同志忘记了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斗争的形式不同于以前。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我们要在阶级斗争中战胜敌人，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把我们的人武装起来，包括把像李小金这样犯了错误的人挽救过来。
李小金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但是在党的教育下，他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归还了占用集体的物资，对于挪用的公款也作出了分期归还的计划，党组织决定从宽处理，社员又选他当生产队的队长。对于类似李小金这样犯有轻重不同、多少不同的毛病的干部，我们要帮助他们提高觉悟，放下包袱，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决裂。总之，我们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改正错误，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所谓团结对敌，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同自然界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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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地方报纸上
“必要的一课”
翻开半年多来的浙江日报，差不多每两天，就可以读到一期《必要的一课——“陪嫁的‘传家宝’”读后感》。到七月十六日为止的九十九期里，已经有几百位读者谈了自己的感想和意见。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在去年十一月六日的浙江日报上，登出了通讯《陪嫁的“传家宝”》和评论《重要的一课》，还有“一户人家十年间”等照片。评论有一段介绍：“十九岁的大女儿桂凤要出嫁了。做父亲的叶根土，把一张嵌在花镜框里的大照片当做传家宝，送给女儿做嫁妆。这张照片上记录的是，雇农出身的根土，全家在解放前后经历的翻天复地的变化。送别时，父亲语重心长地叮嘱女儿：吃了好饭，不要忘了过去。这张照片将来可以对照对照，有了孩子以后，也可以给他们讲讲我们的过去。”
“不要忘了过去”，何尝只是对年青一代未来生活和斗争重要，它对年长的一辈，不是也经常会起明辨是非、判断方向、激励斗志、奋发图强的作用吗？浙江日报评论《重要的一课》指出了这一点，读过通讯和评论的一些读者也表示同意这一点。有的读者还要求在报上谈谈自己的感想。因此，报纸在十一月十五日开辟了《必要的一课》专栏，抓住这件事情，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报纸要大家都来谈谈意见，常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老账本”。
读者通过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翻出了这样一些“老账本”：控诉恶霸地主残酷剥削压迫的《旧恨重提“六老虎”》，工人回忆《缠在工人身上的“毒蛇”——抄身制》，《纱厂里的活地狱——“小人监”》，十六年前的一幅刻画贩卖妇女惨象的木刻《人市》和介绍文章《旧社会妇女的一张控诉状》，《春节忆旧——请看当年“鬼门关”》等等。为了补充讨论文章的不足，或者回答读者看了讨论文章后提出的疑问，报纸还编写了《十四年前的旧历年关》的“翻报拾零”，答青年读者问《什么是当铺？》。这样一些充满阶级仇恨的血泪史实，有力地教育了读者，使讨论很快地开展起来。
在发表读者参加讨论文章的同时，浙江日报还做了一些组织工作。《做一个有觉悟的新农民》大题下发表的文章，就是报纸编辑部邀请几位农业劳动模范，讨论《必要的一课》的谈话记录。一位劳动模范说，集体救活了他的生肺病的儿子，也使他一家四口的生活有了希望。因此他说：“人民公社是我一家人的命根子，我跟公社命连着命，心连着心。”专栏中发表的一部分文章，向广大农村干部提出了“为什么当干部”、“为谁当干部”、“怎样当干部”等问题。报纸认为这是重要的问题，除了在专栏里发表通讯和社论，作初步的回答外，并且邀请农村基层干部举行座谈，用响亮的语言回答了上面的问题：为啥要当干部？革命嘛！怎样当干部？要记住革命的老传统：先公后私，先群众后自己，同群众一起劳动。当人们十分关心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的时候，专栏又连续发表一些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其他基层干部的意见和感想，来说明：当干部不劳动，就是忘了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坚持革命到底，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本”，忘了劳动人民艰苦朴素、艰苦劳动的“本”；“劳动要手长，分配要手短”，这样才能“上梁摆正，下梁不歪”。
正像第一期专栏“编者的话”中所指出的：阶级教育这一课，不仅对农民是极端必要的，对工人和知识分子也同样必要。这个专栏的讨论，很快就得到许许多多工厂职工、学校教师、青年学生的响应。专栏还吸引了许多机关干部、解放军战士，使讨论在更广泛的读者范围中进行。某印染厂的工会副主席发表意见，认为“这一课，工人也得上”。一位丝厂工人读了《必要的一课》，写来了《我记住了我是工人阶级的一员》的文章。一位中学教师说，“好了疮疤别忘了疼”。他提出了几个“想想”：当你以为生活不够满足时，想想过去长辈的“疼”，你就会感到现在生活真是甜的了；当你在困难面前软弱无能时，想想这个“疼”，你就会变软弱为坚强；当你计较个人得失时，想想这个“疼”，你就会少考虑个人，多想想集体。浙江美术学院教授周轻鼎写了《我的生活道路》的文章，谈他解放前无处寄身等凄苦处境，和在新社会中得到的幸福和温暖。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某部三排的战士，从《必要的一课》的角度，根据新近回乡的见闻，座谈了“赞家乡”。
半年多来的专栏讨论，不仅充满着读者的意见，也经常有编辑部的声音。在重要的读者文章发表的时候，往往有一个“编者按”，谈报纸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引导读者再作深入一步的讨论。为了扩大讨论的影响，报纸发表了三篇社论和六篇评论。另外，专栏也登出了读者读了专栏文章后的意见和感想、读者对专栏的想法和要求，这些也有助于讨论的深入和开展。
讨论还在继续。已经发表的九十九期，看来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在专栏里可以看到：远在新疆的一位解放军同志写来了信，他们那里的同志，利用空闲时间，向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以讲故事的形式，转述了《必要的一课》中的文章；他的爱人还当了《必要的一课》的“故事员”。一位在医院工作的同志读了《陪嫁的“传家宝”》，抛弃了原来的打算，决定勤俭办婚事。南京农业机械化学校毕业的一位同志来信说，近二年他调到农场工作，认为“理想”“前途”全完了，成天“比工资”“比出风头”，工作随随便便，得过且过。他读了《必要的一课》，像服了一剂“万灵药”，治好了“瘫痪”二年的思想病。他决定到农村去好好工作，还准备把《必要的一课》的文章带到农村，使和他过去一样的青年也解开思想的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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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杨正锁同志在这篇来信中，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怎样合理地处理工作和集体生产劳动的关系的问题。从这封信看来，有些基层干部所以没有或者没有很好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许多原因：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要使基层干部自觉地、经常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既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又要解决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问题；既要解决基层干部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问题，又要解决县、区、社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和领导方法问题。做好了这些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这个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我们赞成杨正锁同志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意见，所以把这封信发表出来，希望县的、区的、社的、队的干部，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意见，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工作多得做不完，怎样经常参加劳动
我们匡村大队离县城不到半里地，是山西忻县城关公社有名的一个大村大队。九百六十六户人家，分成十六个生产队。村子大，离县城近，事情繁杂。仅大队经营的副业就有砖瓦业、粉房、泥木匠、电磨加工等，同时负责蔬菜的推销工作，和三十多个专区和县级机关单位有业务来往。
我今年四十六岁，出身贫农，当干部以前，常年劳动，也算农田地里的一把手。自从一九五九年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以来，我一直没忘记劳动，但在繁杂的事务中，实际上很少参加劳动了。去年，为了干部参加劳动，大队党支部曾经开会讨论过四五次，研究来研究去没找出个办法来，这一年，我没有做一个完整的定额工。今年春天，春耕播种的时候，党支部又为这事研究过两三回，结果还是没法分身参加劳动。
我日常的工作至少有八九项，大致上可以划分为这些方面：一是“包片”工作。大队除会计坐摊子外，就我和副支书、大队长三人分工包队，他俩各包四个队，我包八个队。平日，这八个队有重大一点的事情，队长要找我研究，队长处理不了的问题，得我插手帮助。这种事情真不算少，例如推销蔬菜呀，工分问题呀，治安保卫呀，家庭纠纷呀，干部不团结呀，等等。二是接待各方面的人员。我们村在外工作的人多，还时常有省、专区、县里来了解情况的人，我们的副支书从部队复员回乡不久，对村里的情况不熟，只有我来接待。仅六月份来大队了解情况的就有二十四人次。三是做思想政治工作，要经常分析研究各阶层的思想动态，加强干部团结和解决干部、社员思想问题。四是培养教育贫下中农社员，更好地发挥阶级队伍的作用。五是调查摸底，填写报表。六是参加大队、生产队研究有关政策性重大问题的会议。七是不定期召开支委会和定期开党员会。八是参加县委、公社党委召开的会议，我又是公社党委委员，党委一开会我就得参加。这些工作是我必须要做的。至于平时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就更多了。我的家住在大街上，离大队办公室很近，有人在吃饭时间，就寻上门来，忙得我整天不可开交。
有人听了也许会问，到底你的工作忙成个啥样子？不妨，我就举上今年五月份头六天中所做的工作给大家看看。
五月一日，早上在“包片”的队同干部研究，哪些菜送蔬菜公司，哪些菜分给社员吃，派谁上市卖。上午开了个支委会，下午接待外来的干部。晚上开了贫下中农社员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十二点。
五月二日，早上在“包片”的队帮助队干部处理蔬菜问题。上午到城里各机关调查本大队泥、木工出工情况。下午开支委会，研究夏锄中的经营管理问题，晚上才开完。
五月三日，早上在“包片”的队处理蔬菜问题。午间和下午，参加公社党委会，研究当前生产问题。
五月四日到六日的三天中，同前三天情况差不多。就这样，我从一日至六日，六天中处理了四十三件工作，开了许多会，没有时间参加一点儿劳动。
六月以来，上级党委一再号召干部带头劳动，我又学习了昔阳干部坚持劳动的经验，自己心里很着急，便在六月底召集干部研究了轮流值日的办法，决心腾出时间来参加劳动。在七月一日至六日的六天当中，我想尽办法才做了三个劳动日；其余时间干了些什么呢？我把这六天当中开头的一天，中间的一天，最后的一天所做过的工作排了排：
七月一日，早上在“包片”的队处理蔬菜问题。上午和下午研究解决困难户社员的口粮问题，并详细填了表报。晚上在第五队参加队委会，研究夏锄、夏收的劳力安排和具体管理办法。
七月三日，早上发动各队组织劳力收割大麦；上午检查各队收麦中的问题和困难。午间有某部队派人来借两个茅柜车拉肥追肥，我和生产队联系好才借走。下午逐队检查打场情况和收打工具的准备情况。晚上到第五队解决干部不团结问题，十二点才散会。
七月六日，早上到地里转了一圈，检查各队锄苗、夏收进度和质量。上午公社下乡干部和大队干部接头研究工作。下午到晚上，下乡工作组和大队党支委开会研究工作。这天晌午歇息时间，还有专署教育局一个干部来调查材料。
这几天我没有松一口气，处理了二十多件工作，每天平均不下六件，比往常并不少。每天晌午吃饭、歇息时间总有人找上门来，打问这情况，解决那问题，连个安生觉也没睡过。就是参加队里劳动的那几天，到晚上也得开会或碰头研究问题，因为这么个大村子，隔一天不开会，问题就会堆积起来。
对于如何保证参加劳动问题，大队党支部正在研究设法解决，但是我现在还不能推开这么多工作不管去参加劳动，盼望和我有同样情况的同志，介绍介绍你们的具体做法吧，帮助我解决这个难题。
山西忻县城关公社匡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杨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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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心劳动 就有时间
当了基层干部，有没有时间参加劳动？能不能劳动得好？山东掖县韩家大队党支部书记韩洪章同志以他的实际行动肯定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当了干部，事情比社员多是事实，主要还看你思想上是不是有了干部架子，是不是有好的工作方法。如果思想上仍是和一个普通社员一样，把劳动看成是份内的事，并能合理安排，就有时间劳动，也能劳动得好。”事实正是这样。这个大队的干部都是自觉地参加劳动。他们干起活来是社员，工作起来是干部。他们起早睡晚，抢在头里，一点闲空也不放过。就是到县、公社开会回来，只要天不黑，放下背包就下地干活。挤时间，多劳动，已经成了习惯。
今年春季，党支部书记韩洪章去公社开会，下午四点多会结束了，他走到东沟，社员正在整地。他二话没说，放下车子就和社员们一气干到黑。六月上旬，公社召开书记、队长联席会，他们起得很早，先把自己承包的半亩地锄完，才到公社去开会。去年秋季向西山送粪，路远地高，为了争取多送早送，干部都是起早睡晚抢着干，社员韩兆贵本来起得很早，推着车子到粪场一看，支部书记韩洪章早把小车装好了。
这个大队，干部之间合理分工，坚持干部参加劳动，许多工作都在劳动中完成。他们规定，无特殊紧急任务，白天不办公，要找干部，到地里才能找到。他们就是这样以自己的实干精神挤出时间劳动。
这个大队的干部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是否影响过工作任务的完成？没有。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参加劳动影响工作，他们从合作化以来一直如此。除紧急而重大的问题须限期完成任务外，一般是坚持白天不开会，也不轻易开群众会。他们从来没有专门组织检查生产，都是通过劳动来发现生产中的问题。他们也坚持了支部委员下队的办法。在生产队里，在同社员共同劳动中，发现生产中、工作中的问题，具体的较小的问题，随时随地解决；较重大的问题，带到支部研究。这样，开会时间短，也解决问题，还给队干部腾出了休息时间。
去年评定干部悞工补助时，全体社员通过：支书和大队长每人补给一百个劳动日，可是他们每人只要了四十个，加上自己的劳动，收入和一个中等劳力相等。他们说，干活时抢在头里，分配站在后面，才能在社员中更好地发挥模范作用。
这个大队的干部认为，劳动和工作能不能结合好，首先是思想问题，其次是方法问题。心在集体，就能身在田间，决心劳动，就有时间。
张瑞云 董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