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黎笋同志号召为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奋勇前进
高度发扬自力更生和勤俭建国精神
建立一个工农业相结合、以重工业为基础的按比例发展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农业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的路线是正确的。——在实现国际合作中不能随意取消每个经济单位的独立性。兄弟国家的援助不论多么巨大，也代替不了本国人民的主观努力。依赖兄弟国家是完全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每个共产党都必须对自己的民族，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负起责任。——必须不断巩固和提高无产阶级思想水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其他资产阶级思想表现。
新华社河内二十三日电 越南劳动党中央宣传部出版的第六期《宣训》杂志，刊登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今年五月十八日在干部会议上作的有关越南劳动党中央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的讲话。
黎笋在这篇题为《为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勇前进》的讲话中说，中央第八次会议深入地检查了几年来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和指导工作，对越南北方在从一个贫困和落后的经济、绕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胜利和遇到的困难作出了全面的充分的评价。会议进一步深入地阐明了北方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步骤和速度，同时发展了一些有关初步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和技术基础的方向问题，使其丰富起来，如积累与消费问题、工业与农业关系问题、经济建设同巩固国防问题、积累方向问题、投资方向问题、基本建设问题等。而贯穿着这一切，充分显示出计划的革命性。它的表现是高度地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和勤俭建国精神，努力发挥原有的能力和潜力，从而有效地克服我们在经济上的弱点。
他说，我们是从一个十分贫困并依附外国的经济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的。仅仅进行了三年恢复经济和随后的三年改造和两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今天已经能够自行生产我们人民生活中的几乎全部日用必需品；我们也已经开始建设重工业的初步基础，作为我国经济的基础。因此，我们已经把过去依附帝国主义的落后经济，转为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经济。这是我们最大的胜利，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变，一个在质量上的转变，它标志着我国经济的跃进。
他说，在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转为以社会主义建设为重心之后，我们主张合理地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仍然十分重视农业和轻工业。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目的是，满足人民对食、衣、住、学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个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在我国具体环境的运用。
他说，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党七中全会决议指出，要在我国北方建设社会主义，我们除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一个工农业相结合、以重工业为基础的按比例发展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之外，别无其他道路可走。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相当完整的工业，必须建立一个重工业体系。在工业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必须按比例地相结合；在重工业中，也必须保持其构成部分，如钢铁、电力、机器制造、化工、建筑材料等生产部门之间的适当比例。同时还必须保持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之间的适当比例。
在谈到消费和积累的相互关系时，黎笋说，消费和积累终归都朝向一个相互一致的共同目的，但要是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处理得不当就会产生“左”倾或右倾的偏向，甚至产生修正主义。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没有看到群众生活的困难，只想积累，没有努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是不正确的，是“左”倾。但是在经济还处于落后状态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迫切地提出的时候，假如没有充分的决心来集中资金，假如在处理消费问题的时候不考虑到我们的具体能力，区别各种不同的需要，提出不同的处理办法，假如看不到目前的能力只允许我们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要求同时充分满足所有的需要，那么，将会在今后给我们造成更严重的困难。这是当前的主要错误倾向——右倾思想的表现。在我国当前的具体经济条件下来实现正确的积累和消费关系的斗争，就是一场十分艰巨的革命斗争。它要求我们全党、全民必须有高度的革命牺牲精神，有不可动摇的勇敢奋斗的决心。上述情况证明我国北方，革命斗争还没有结束，反之，正步入一个困难、艰巨的新时期。
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关心以物质利益来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是不正确的，但不进行思想教育和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也就不能促成革命的运动。这两方面都是促进生产的要素，不能忽视那一方面。但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就不应该以物质利益、以享受来作为代替自己的理想的革命动机。
他说，以农业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我们是从一个农业国出发走上社会主义，除了依靠本身的农业来发展工业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为了给工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关键问题在于必须生产许多农产商品：非农业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和副食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出口所需要的农产品。拥有愈多的与工业交换的农产商品以便交换工业品，就愈提高农业劳动的价值、提高农村的购买力，农业才有条件销售由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在谈到如何正确地认识自主经济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分工合作之间的关系时，黎笋说，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早发展轻工业，但是，我们难道可以不建设自己的相对完整的重工业而完全依靠兄弟国家向我国提供整个国民经济的新的技术装备吗？有的人认为，以机械制造业为关键性部门而建设相对完整的工业是不合算的；我国国产机械和消费品质量差、成本高，不如集中力量于发展某些部门或热带农业作物，然后通过国际合作换取兄弟国家的既便宜又精良的机械和商品。这样提问题根本是错误的，因为它反映出单纯的经营观点。
黎笋说，越南的社会主义还必须按越南社会的特殊规律发展。在目前阶段，在实现国际合作中，我们不能随意地取消每个经济单位的独立性，当然也不能把我国变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农村地区。
他说，我们十分珍视兄弟国家的援助，今后我们仍然将继续得到兄弟国家的援助。但是，不论这种援助多么巨大，也代替不了我国人民的主观努力。依赖兄弟国家是完全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每个共产党都必须对自己的民族，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负起责任。我们只有对本国人民尽了责任，才能够良好地尽到我们的国际义务。帝国主义也实行“国际合作”，但目的在于剥削它们本国和世界工人和人民，以及互相掠夺。这种合作实际就是对民族利益的践踏。只有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才具有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
我们不只在物质方面而且在制订主张路线方面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过去七年建设经济和文化的经验证明，我们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而且是能够这样做的。这样说并不意味我们不重视学习兄弟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经验。学习世界革命经验和兄弟国家的经验，是我们的义务。兄弟国家随时准备在技术、物质和经验等方面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必须批判地学习，必须懂得创造性地运用，以便提出符合我国环境和特点的正确路线主张。
他说，我国北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包括互相关系密切的三方面的革命：生产关系的革命、技术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我们必须大力促进思想和文化革命、引导思想和文化革命先走一步，并有力地服务于技术革命。
他说，为争取社会主义取得全胜的斗争，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地、不懈地进行深刻的、彻底的思想工作，以便给全党全民武装以坚定的革命立场，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观点、进一步加强党和革命群众组织的战斗力。目前阶段的思想工作的主要方向是：必须促使全党全民贯彻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和方针，促使每个人都充分认识困难和有利条件，深刻理解革命的要求，清楚看到社会主义事业的灿烂前途。宣传工作必须达到这样的目的：加强党员和人民的当家作主意识，自力更生精神和勤俭建国精神，不断提高战斗意志，树立革命情感，鼓舞全党全民大力促进爱国竞赛，使之成为空前沸腾的革命高潮。
他说，要掀起革命运动，必须促使从党内到人民的深刻的革命变化。必须促使党支部和青年团支部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学校，成为党员和团员进行思想锻炼的场所，使他们不断地巩固和提高无产阶级思想水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其它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组织和纪律意识，不断保持革命纯洁性。只有这样，党员和团员才能够成为不论处于何种困难复杂的情况下也能够勇敢地、胜利地进行战斗的队伍的真正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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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报纸一齐发动起来
按照苏共中央公开信腔调大肆攻击中共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据苏联报纸报道，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报纸一齐发表社论、文章、谈话等，攻击中国共产党。
据不完全统计，仅十七日出版的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吉尔吉斯、阿塞拜疆、立陶宛、拉脱维亚、土库曼、爱沙尼亚的十家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就发表了五十一篇反华社论、文章、来信和消息，以及五幅有组织地阅读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照片。这些反华言论和照片大都在大字标题下刊登在第一版显著地位。
乌克兰共和国的《乌克兰真理报》十七日的社论，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观点，硬说“这些观点远不是没有恶意地玩弄革命名词和概念”。它攻击说，“奇怪的是，不管中共领导人触及到什么问题，按照他们的逻辑，到处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事情搞得越糟越好。比如，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顽强斗争已经产生或正在产生卓越的成果，共产党人、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在人类整个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宣布：防止新的世界大战是完全现实的和可以实现的任务，然而这却使中共领导人不高兴。他们说，争取和平的斗争在阻碍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是幻想。这样，他们径自直接为世界热核战争辩护，说什么在这种战争以后能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不管用什么样的响亮的革命词句来掩饰对战争与和平采取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工人阶级、农民、劳动知识分子，任何时候绝不会饶恕任何人表现这种‘革命性’”。
社论诬蔑说，“中共领导人高傲地和没有根据地指责其他兄弟党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两面派’，大声叫嚷‘世界革命’。他们自己却就在这种喧嚷声中干那件事——修正和歪曲共同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总路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他们恬不知耻地攻击苏共纲领……”，而“所攻击的恰恰是苏共纲领中这样一些原理和结论，这些原理和结论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特别宝贵的贡献，它们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主义，使之适应新的条件”。
社论还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胡说什么他们“想重新恢复并强迫别的党接受在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一切恶劣的东西”，“笨拙地企图使民族解放运动同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隔绝起来”。
《乌克兰真理报》十七日还刊登乌克兰科学院院士什维茨的文章，攻击中共中央的信件“充满着极左的词句，毫无理由地企图独特地、有倾向性地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理想”，他硬说“中国同志不但不团结，而且用自己不正确的观点和分裂行为实质上在加深同兄弟党的意识形态分歧，甚至把这种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中来，在世界资本面前削弱社会主义阵营。”他威胁说，“假如中国领导人为了迎合帝国主义的欢心，企图在中国人民中煽动对苏联人民的不友好态度，那么，他们要对此负完全责任”。
乌兹别克共和国《东方真理报》十七日的社论，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加剧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开始的论战，明显地歪曲苏联共产党的立场”。它指责中国外交机构和工作人员在苏联散发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这一无可非议的作法是“不能容许的”，仅此一端就说明“中国同志破坏了兄弟党之间公认的关系准则，走上了颠复活动的道路”。社论说：“所有这一切使得有必要对中共中央的信件作出评价，有必要证明中国同志在他们六月十四日的信中所阐述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是危害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的”。
俄罗斯联邦的《苏维埃俄罗斯报》、拉脱维亚的《苏维埃拉脱维亚报》和阿塞拜疆的《巴库工人报》，也分别在十七日和十八日发表社论，按照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腔调，肆意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立场。《苏维埃俄罗斯报》的社论诬蔑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行动“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主运动的团结”、“诽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缩小了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苏维埃拉脱维亚报》的社论指责中国共产党搞“分裂活动”，说什么“中国共产党中央竟达到这样地步：对苏共和苏共纲领进行诽谤性的攻击，以其分裂活动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的损失”。《巴库工人报》的社论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实际行动“削弱着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这些加盟共和国的报纸还利用个人署名文章和读者来信等形式，肆意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胡说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宣传热核战争”，“把军国主义政策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玩弄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命”；“中国同志认为，为和平而斗争是多余的”，“中国同志的政策实质上在导致爆发会置千千万万人于死地的世界大战”。这些报纸还谩骂中共领导人“犯了深刻的谬误”，“严重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滚上了左倾机会主义观点、教条主义空话的道路”；中共领导人“企图把他们的极端错误的、危险的‘总路线’强加于人”；“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政，强行改变别的兄弟党的领导，以便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种做法是“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是“颠复活动”，“历史决不会宽恕他们”。
有些共和国报纸像苏联《真理报》一样，公然煽动中共党员起来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苏维埃爱沙尼亚报》十六日刊登的一篇谈话说，“我们相信，具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员们将对自己的领导者的反列宁主义行动作出正确的评价”。《苏维埃白俄罗斯报》十八日说，“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将根除自己领导人的教条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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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 恶毒挑拨中苏关系
美国竭力利用苏共中央公开信拉苏反华
公然表示美国应当给赫鲁晓夫最大限度的支持，就停止核试验达成协议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在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公开信发表以后，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御用宣传机器趁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极力挑拨中苏关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发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当天就别有用心地表示欢迎。他说，美国政府认为，这封信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纽约时报》记者雷蒙德从华盛顿报道说，苏共中央的信件使美国“政府官员感到鼓舞”。
肯尼迪在十七日记者招待会上利用苏共中央信件对中国进行了诽谤和攻击。有记者要他表示他是否同意苏共中央信件中的这一说法：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是一项旨在导致世界核战争的政策。肯尼迪说：“看来它（中国共产党）是朝着这个目的地前进的。”
美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也趁机对中国共产党恣意进行诽谤和攻击。《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十八日发表的社论中叫嚷：“毛泽东的政策是如此野蛮和如此可怕，所以构成对人类的一个空前巨大的阴谋。总之，中国的阴谋是要把美苏推向一场核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将毁灭大部分白种人，留下亚洲的共产党人来作世界的主人”。这家报纸在十七日还发表了艾尔索普从华盛顿发出的一篇文章，竭力诬蔑中国“希望世界沦为废墟”，“不顾一切地指望中国最终能在废墟中找到合适的、占优势的地位”。这些宣传机器还恶毒地咒骂中国共产党是“反对白种人的种族主义者”（美联社），是“战争贩子”（合众国际社）等等。
《纽约时报》十六日发表了一篇题目叫做《莫斯科的爆炸》的社论，宣传“苏共回答中国的声明相当于一次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政治爆炸。由于这个声明，世界共产党团结中所存留的一点点的门面，将完全倒塌。”这篇社论还说，在美、英、苏“三国核试验会谈在莫斯科开始前不久，（苏共中央对中共）进行这种气势汹汹的攻击是耐人寻味的”。
《纽约时报》甚至公开劝说苏联要避免同时在东西方两条战线上作战，要苏联作出努力“保证苏联不处于东边和西边敌人的夹攻之下”。它还拉拢说，苏联领导人“能够在这次禁止（核）试验谈判中为俄国在亚洲面临新敌人找到补偿”。
《华盛顿明星晚报》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第二天刊载一篇社论，说什么这封信给美国统治集团带来了“巨大希望”。社论鼓吹，现在，“苏美最终结成联盟不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事了”。
这家报纸在同一天发表一篇题为《俄国向西方靠拢》的评论，以挑拨的口吻说，“苏联领导人对他们的人民说出了许多人已经猜想到的意见——俄国的主要对手是中国而不是美国。”评论说，“公开信发表的时机似乎表明，俄国领导人正在使他们的人民对苏联政策将作出的引人注目的改变作好思想准备。”“明显的迹象是，苏联政府即将向西方进一步靠拢——大概是通过禁止核试验来作出这种行动——离开同它保持不自然的友好关系的共产党中国更远了。”这家报纸在十六日刊载的一篇文章还预言：“研究苏联事务的专家认为，只要可能，俄国就会把国内的反华运动扩展到其他国家去。”
《纽约先驱论坛报》十八日刊登的一篇评论也得意忘形地宣传美苏联合对付中国，它说：“人们常常表示这样一种看法，如果苏联同赤色中国离婚，莫斯科最后将设法同西方结婚——或者建立某种关系。”这篇评论甚至说，现在，“苏美联合对抗一心想战争的共产党中国是符合我们（美国）的利益的时刻可能比我们认为的更快地到来了”。
美国一些报刊还透露了美国统治集团破坏中苏两国关系的一些恶毒阴谋。这些报刊宣传，应当利用苏联领导人目前“处境困难”，给予“帮助”。《华盛顿明星晚报》说：“我们再也找不到赫鲁晓夫同志比现在的处境更困难的时候了”。《新闻周刊》说：“美国政府现在相信，在赫鲁晓夫同共产党中国的争端中，美国应当给赫鲁晓夫最大限度的支持。”
法新社七月十四日从华盛顿报道说，“美国国务院一些人士觉得，美国（政府）应当在某些限度内使赫鲁晓夫的任务得到方便，以便帮助苏联在面对中国挑战的情况下，保持他们在共产党世界的权威。”
美国资产阶级报刊还鼓吹利用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的一个“好兆头”，“好机会”，对美苏关系取得“突破”。
七月十六日的《华盛顿邮报》写道：“俄国人的大力指控赤色中国的政策，为（他们）同美国就停止核试验条约达成协议奠定了一个意识方面的基础。的确，这似乎使得这样一项条约对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来说，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此，
“现在正在莫斯科进行的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谈判，看来正趋于达成一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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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庆祝波兰国家复兴节十九周年
西伦凯维兹举行宴会
新华社华沙二十二日电 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二十二日晚举行宴会，庆祝波兰国家复兴节十九周年。
波兰党政领导人哥穆尔卡、萨瓦茨基和英德里霍夫斯基等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政府部长、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各界人士以及各国驻波兰的外交使节等。
西伦凯维兹在宴会开始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并举杯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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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罗签订文化协定今年执行计划
新华社平壤电 朝鲜和罗马尼亚两国文化合作协定一九六三年执行计划十七日在平壤签订。这一计划的执行，将使两国在文化、艺术、科学、教育、保健等方面的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长徐哲和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团长、罗马尼亚驻朝鲜大使马诺尔列分别在计划书上签了字。
参加签字仪式的，朝鲜方面有：文化省副相金成亿，高等教育省副相郑基德，文学艺术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赵灵出，外务省第二局局长朴锡均，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第一局副局长金尚俊；罗马尼亚方面有：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全体成员和罗马尼亚驻朝鲜大使馆外交官员。
朝罗两国科学院的科学合作协定和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度科学合作计划书也在十七日签订。朝鲜科学院副院长金斗焕和罗马尼亚科学院计算研究所所长波波维奇院士分别代表两国科学院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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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共中央和机关报刊吹捧苏共中央公开信
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攻击中国共产党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巴黎消息：自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公开信发表以后，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于十九日发表声明，支持苏共中央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法共机关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文章，诬蔑和诽谤中国共产党。
法共中央政治局十九日的声明说：“在最近一段时期中，特别是在中共领导人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中共领导人公开地对包括他们自己的党在内的所有的党赞同的论点提出非难，同时，他们又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在国际民主组织内展开了分裂活动。”
声明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争取全面裁军与和平的斗争的正确性提出非难，事实上，他们否认，由于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由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由于工人和民主力量的发展，这就决定了世界上新的力量的对比，因而使防止战争成为可能，他们似乎无视由于热核武器的存在和积累而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人们不得不就一九六○年声明所提出的情况作选择：‘要么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要么是毁灭性战争’。一场世界战争将在几天之内招致数亿人的死亡：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将变成放射能弥漫的荒芜土地。人们是不会在这样的废墟上建立‘真正美好的未来’、建立充满进步和富裕的、具有深刻人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
声明还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说什么“中共领导人要使人相信这样一种主张：反对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斗争是同各国人民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对立的”。
声明攻击中国共产党说：“中国同志利用‘革命’的词藻，竟然把依据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决议而奉行的政策，说成是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这里指的是：在我们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在一个特定的国家的具体条件下，利用一切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声明说，“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要求动员决心改造社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全部力量，采取空前的一致行动。中共领导人要我们放弃这种努力。放弃这种努力，就意味着放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同时使社会主义力量不能成功地抗击敌人可能采取的暴力。”
“中国领导人指责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对千百万劳动者和非共产党民主人士表示不信任，而这种政策都是确有成效的。”
声明还说：“中国领导人对我们党和其它兄弟党所奉行的政策，所采取的立场，实际上表现出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对世界革命运动统一事业的贡献的无知和蔑视。在宣扬被列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驳倒的‘不断革命’和武装少数派这一陈旧理论方面，可以更全面地看出损害不可缺少的群众行动的这种态度。”
声明歪曲和攻击中共关于当前世界矛盾焦点的论点说：“他们甚至使用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绝对格格不入的观点，抱这种观点的结果是：不把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建立在阶级原则的基础之上，而是把这种斗争建立在属于世界哪一部分和属于哪种肤色的原则之上。”
声明特别吹捧苏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及最近的公开信，并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说：“他们集中火力向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久经战斗的队伍和国际主义态度的典范的光荣的苏联共产党发动进攻。实际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对当代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有普遍意义的新论点。它坚决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来说，具有巨大教育意义。它最近致苏联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是在思想和政治上有特殊价值的一个文件。”
“中共领导人指责保卫和平和奉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共同通过的路线的兄弟党服从苏联的‘指挥棒’。这种反动派所惯用的诽谤只能使阶级敌人感到高兴。他们不惜求助于破坏活动。”
七月二十二日，法共政治局委员利昂·费克斯又在《人道报星期刊》上发表长篇谈话，说苏共中央公开信是“一个伟大的政治行动”，而中共的信件是“过火”、“恶意”、“恣意诋毁苏共和其他党”、“反对”和“蔑视”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等等。
费克斯说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立场表明，要是这种立场广泛地占优势，国际工人运动便将冒严重的危险”，“当代的一切根本问题都由于中国的立场，而成了问题。首先是和平共处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
费克斯还歪曲中共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说中共“低估核战争的危险”，“他们竟然接受这样一种战争的主张，不问可能付出的代价如何”。
他支持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关于和平共处的立场。他说，法共中央曾在今年五月阐述过，“在我们时代，和平共处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费克斯诬蔑“中国领导人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团结运动同反帝国主义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激流分割开来，从而损害了这三大洲人民的事业”。
七月十九日《人道报》还摘要刊登了苏联《真理报》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一篇文章，并且发表评论，说苏共公开信“虽然不说是对制定当代共产主义运动基本论点的新的鞭策，也至少是对说明和丰富这些基本论点的新的鞭策，这样说并非夸张。”“它将产生第二个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那样的充满活力的结果，说轻一点，它也纯粹是第二十次大会的产物和延续。”
在苏共公开信发表的当天，《人道报星期刊》就发表了伊夫·摩罗的一篇长文章，这篇文章首先诬蔑中国共产党“违反了所承担的保证，远没有停止公开论战，而是加强了论战”。
文章攻击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复信说：“在这样的文件里，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论战、阐述分歧，而是对苏共，特别是赫鲁晓夫同志，也对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其他共产党，进行不能容忍的攻击。”它还攻击北京集会欢迎被苏联无理驱逐的中国驻苏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等五人。
文章断言：“说他们的行动反映了正在中国煽动对苏联不友好的感情和使两党谈判更加困难的愿望，这对他们的行动绝不是过分严肃的断语。”
文章还攻击中共使共产党和工人党两次莫斯科会议的“主要结论重新成问题”。
文章说：“怀疑强制实行和平共处和胜利地进行争取裁军与和平的斗争的可能性，像中国同志作的那样，这是没有看到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多大的有损于帝国主义的变化。低估核战争危险，像中国同志那样，这就是消磨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群众的斗志。”
文章还说：“当加勒比危机的时候，假如人们采纳了北京建议采取的发疯的态度，假如苏联没有坚定地坚持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那末，世界不知会陷入怎样可怕的冒险。……和平共处思想不断在世界上取得进展，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世界和平通谕’就特别证明了这一点。”
接着，《人道报》七月十五日在第三版以四分之三以上的版面摘要刊登了这封公开信，而以不到四分之一的版面摘登了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这一天的《人道报》还在第一版刊载了伊夫·摩罗的一篇文章，文章说：“人们将在第三版看到对两个文件的分析。然而，这两个文件是不同的。中国信的特点是：不仅对苏联共产党而且对其它党、其中包括我们党，进行不能容许的攻击。这个文件缺乏有效的论据，充满了咒骂和诽谤。苏联文件在这方面并没有照中国同志那样作。”
早在七月五日，当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开始的那天，法共副总书记瓦德克·罗歇就在《人道报》上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说：“中国共产党六月十四日的复信包含了对苏联共产党和对包括我党在内的其他共产党的猛烈的攻击和甚至诽谤。”
文章说什么教条主义是主要危险。它说：“在目前情况下，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拒绝看我们斗争现阶段的新特点和考虑这些特点，因而使思想贫乏，妨碍群众的行动，并导致冒险主义的态度，所以它们变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它接着说：“宗派主义变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一点特别从中国同志损害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宣言和声明的论点以及它进行的不能允许的攻击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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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笋同志号召为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奋勇前进
高度发扬自力更生和勤俭建国精神
建立一个工农业相结合、以重工业为基础的按比例发展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农业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的路线是正确的。——在实现国际合作中不能随意取消每个经济单位的独立性。兄弟国家的援助不论多么巨大，也代替不了本国人民的主观努力。依赖兄弟国家是完全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每个共产党都必须对自己的民族，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负起责任。——必须不断巩固和提高无产阶级思想水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其他资产阶级思想表现。
新华社河内二十三日电 越南劳动党中央宣传部出版的第六期《宣训》杂志，刊登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今年五月十八日在干部会议上作的有关越南劳动党中央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的讲话。
黎笋在这篇题为《为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勇前进》的讲话中说，中央第八次会议深入地检查了几年来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和指导工作，对越南北方在从一个贫困和落后的经济、绕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胜利和遇到的困难作出了全面的充分的评价。会议进一步深入地阐明了北方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步骤和速度，同时发展了一些有关初步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和技术基础的方向问题，使其丰富起来，如积累与消费问题、工业与农业关系问题、经济建设同巩固国防问题、积累方向问题、投资方向问题、基本建设问题等。而贯穿着这一切，充分显示出计划的革命性。它的表现是高度地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和勤俭建国精神，努力发挥原有的能力和潜力，从而有效地克服我们在经济上的弱点。
他说，我们是从一个十分贫困并依附外国的经济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的。仅仅进行了三年恢复经济和随后的三年改造和两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今天已经能够自行生产我们人民生活中的几乎全部日用必需品；我们也已经开始建设重工业的初步基础，作为我国经济的基础。因此，我们已经把过去依附帝国主义的落后经济，转为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经济。这是我们最大的胜利，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变，一个在质量上的转变，它标志着我国经济的跃进。
他说，在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转为以社会主义建设为重心之后，我们主张合理地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仍然十分重视农业和轻工业。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目的是，满足人民对食、衣、住、学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个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在我国具体环境的运用。
他说，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党七中全会决议指出，要在我国北方建设社会主义，我们除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一个工农业相结合、以重工业为基础的按比例发展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之外，别无其他道路可走。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相当完整的工业，必须建立一个重工业体系。在工业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必须按比例地相结合；在重工业中，也必须保持其构成部分，如钢铁、电力、机器制造、化工、建筑材料等生产部门之间的适当比例。同时还必须保持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之间的适当比例。
在谈到消费和积累的相互关系时，黎笋说，消费和积累终归都朝向一个相互一致的共同目的，但要是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处理得不当就会产生“左”倾或右倾的偏向，甚至产生修正主义。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没有看到群众生活的困难，只想积累，没有努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是不正确的，是“左”倾。但是在经济还处于落后状态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迫切地提出的时候，假如没有充分的决心来集中资金，假如在处理消费问题的时候不考虑到我们的具体能力，区别各种不同的需要，提出不同的处理办法，假如看不到目前的能力只允许我们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要求同时充分满足所有的需要，那么，将会在今后给我们造成更严重的困难。这是当前的主要错误倾向——右倾思想的表现。在我国当前的具体经济条件下来实现正确的积累和消费关系的斗争，就是一场十分艰巨的革命斗争。它要求我们全党、全民必须有高度的革命牺牲精神，有不可动摇的勇敢奋斗的决心。上述情况证明我国北方，革命斗争还没有结束，反之，正步入一个困难、艰巨的新时期。
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关心以物质利益来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是不正确的，但不进行思想教育和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也就不能促成革命的运动。这两方面都是促进生产的要素，不能忽视那一方面。但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就不应该以物质利益、以享受来作为代替自己的理想的革命动机。
他说，以农业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我们是从一个农业国出发走上社会主义，除了依靠本身的农业来发展工业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为了给工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关键问题在于必须生产许多农产商品：非农业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和副食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出口所需要的农产品。拥有愈多的与工业交换的农产商品以便交换工业品，就愈提高农业劳动的价值、提高农村的购买力，农业才有条件销售由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在谈到如何正确地认识自主经济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分工合作之间的关系时，黎笋说，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早发展轻工业，但是，我们难道可以不建设自己的相对完整的重工业而完全依靠兄弟国家向我国提供整个国民经济的新的技术装备吗？有的人认为，以机械制造业为关键性部门而建设相对完整的工业是不合算的；我国国产机械和消费品质量差、成本高，不如集中力量于发展某些部门或热带农业作物，然后通过国际合作换取兄弟国家的既便宜又精良的机械和商品。这样提问题根本是错误的，因为它反映出单纯的经营观点。
黎笋说，越南的社会主义还必须按越南社会的特殊规律发展。在目前阶段，在实现国际合作中，我们不能随意地取消每个经济单位的独立性，当然也不能把我国变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农村地区。
他说，我们十分珍视兄弟国家的援助，今后我们仍然将继续得到兄弟国家的援助。但是，不论这种援助多么巨大，也代替不了我国人民的主观努力。依赖兄弟国家是完全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每个共产党都必须对自己的民族，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负起责任。我们只有对本国人民尽了责任，才能够良好地尽到我们的国际义务。帝国主义也实行“国际合作”，但目的在于剥削它们本国和世界工人和人民，以及互相掠夺。这种合作实际就是对民族利益的践踏。只有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才具有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
我们不只在物质方面而且在制订主张路线方面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过去七年建设经济和文化的经验证明，我们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而且是能够这样做的。这样说并不意味我们不重视学习兄弟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经验。学习世界革命经验和兄弟国家的经验，是我们的义务。兄弟国家随时准备在技术、物质和经验等方面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必须批判地学习，必须懂得创造性地运用，以便提出符合我国环境和特点的正确路线主张。
他说，我国北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包括互相关系密切的三方面的革命：生产关系的革命、技术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我们必须大力促进思想和文化革命、引导思想和文化革命先走一步，并有力地服务于技术革命。
他说，为争取社会主义取得全胜的斗争，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地、不懈地进行深刻的、彻底的思想工作，以便给全党全民武装以坚定的革命立场，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观点、进一步加强党和革命群众组织的战斗力。目前阶段的思想工作的主要方向是：必须促使全党全民贯彻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和方针，促使每个人都充分认识困难和有利条件，深刻理解革命的要求，清楚看到社会主义事业的灿烂前途。宣传工作必须达到这样的目的：加强党员和人民的当家作主意识，自力更生精神和勤俭建国精神，不断提高战斗意志，树立革命情感，鼓舞全党全民大力促进爱国竞赛，使之成为空前沸腾的革命高潮。
他说，要掀起革命运动，必须促使从党内到人民的深刻的革命变化。必须促使党支部和青年团支部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学校，成为党员和团员进行思想锻炼的场所，使他们不断地巩固和提高无产阶级思想水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其它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组织和纪律意识，不断保持革命纯洁性。只有这样，党员和团员才能够成为不论处于何种困难复杂的情况下也能够勇敢地、胜利地进行战斗的队伍的真正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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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报纸一齐发动起来
按照苏共中央公开信腔调大肆攻击中共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据苏联报纸报道，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报纸一齐发表社论、文章、谈话等，攻击中国共产党。
据不完全统计，仅十七日出版的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吉尔吉斯、阿塞拜疆、立陶宛、拉脱维亚、土库曼、爱沙尼亚的十家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就发表了五十一篇反华社论、文章、来信和消息，以及五幅有组织地阅读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照片。这些反华言论和照片大都在大字标题下刊登在第一版显著地位。
乌克兰共和国的《乌克兰真理报》十七日的社论，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观点，硬说“这些观点远不是没有恶意地玩弄革命名词和概念”。它攻击说，“奇怪的是，不管中共领导人触及到什么问题，按照他们的逻辑，到处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事情搞得越糟越好。比如，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顽强斗争已经产生或正在产生卓越的成果，共产党人、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在人类整个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宣布：防止新的世界大战是完全现实的和可以实现的任务，然而这却使中共领导人不高兴。他们说，争取和平的斗争在阻碍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是幻想。这样，他们径自直接为世界热核战争辩护，说什么在这种战争以后能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不管用什么样的响亮的革命词句来掩饰对战争与和平采取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工人阶级、农民、劳动知识分子，任何时候绝不会饶恕任何人表现这种‘革命性’”。
社论诬蔑说，“中共领导人高傲地和没有根据地指责其他兄弟党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两面派’，大声叫嚷‘世界革命’。他们自己却就在这种喧嚷声中干那件事——修正和歪曲共同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总路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他们恬不知耻地攻击苏共纲领……”，而“所攻击的恰恰是苏共纲领中这样一些原理和结论，这些原理和结论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特别宝贵的贡献，它们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主义，使之适应新的条件”。
社论还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胡说什么他们“想重新恢复并强迫别的党接受在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一切恶劣的东西”，“笨拙地企图使民族解放运动同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隔绝起来”。
《乌克兰真理报》十七日还刊登乌克兰科学院院士什维茨的文章，攻击中共中央的信件“充满着极左的词句，毫无理由地企图独特地、有倾向性地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理想”，他硬说“中国同志不但不团结，而且用自己不正确的观点和分裂行为实质上在加深同兄弟党的意识形态分歧，甚至把这种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中来，在世界资本面前削弱社会主义阵营。”他威胁说，“假如中国领导人为了迎合帝国主义的欢心，企图在中国人民中煽动对苏联人民的不友好态度，那么，他们要对此负完全责任”。
乌兹别克共和国《东方真理报》十七日的社论，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加剧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开始的论战，明显地歪曲苏联共产党的立场”。它指责中国外交机构和工作人员在苏联散发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这一无可非议的作法是“不能容许的”，仅此一端就说明“中国同志破坏了兄弟党之间公认的关系准则，走上了颠复活动的道路”。社论说：“所有这一切使得有必要对中共中央的信件作出评价，有必要证明中国同志在他们六月十四日的信中所阐述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是危害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的”。
俄罗斯联邦的《苏维埃俄罗斯报》、拉脱维亚的《苏维埃拉脱维亚报》和阿塞拜疆的《巴库工人报》，也分别在十七日和十八日发表社论，按照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腔调，肆意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立场。《苏维埃俄罗斯报》的社论诬蔑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行动“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主运动的团结”、“诽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缩小了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苏维埃拉脱维亚报》的社论指责中国共产党搞“分裂活动”，说什么“中国共产党中央竟达到这样地步：对苏共和苏共纲领进行诽谤性的攻击，以其分裂活动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的损失”。《巴库工人报》的社论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实际行动“削弱着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这些加盟共和国的报纸还利用个人署名文章和读者来信等形式，肆意歪曲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胡说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宣传热核战争”，“把军国主义政策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玩弄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命”；“中国同志认为，为和平而斗争是多余的”，“中国同志的政策实质上在导致爆发会置千千万万人于死地的世界大战”。这些报纸还谩骂中共领导人“犯了深刻的谬误”，“严重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滚上了左倾机会主义观点、教条主义空话的道路”；中共领导人“企图把他们的极端错误的、危险的‘总路线’强加于人”；“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政，强行改变别的兄弟党的领导，以便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种做法是“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是“颠复活动”，“历史决不会宽恕他们”。
有些共和国报纸像苏联《真理报》一样，公然煽动中共党员起来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苏维埃爱沙尼亚报》十六日刊登的一篇谈话说，“我们相信，具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员们将对自己的领导者的反列宁主义行动作出正确的评价”。《苏维埃白俄罗斯报》十八日说，“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将根除自己领导人的教条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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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 恶毒挑拨中苏关系
美国竭力利用苏共中央公开信拉苏反华
公然表示美国应当给赫鲁晓夫最大限度的支持，就停止核试验达成协议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在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公开信发表以后，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御用宣传机器趁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极力挑拨中苏关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发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当天就别有用心地表示欢迎。他说，美国政府认为，这封信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纽约时报》记者雷蒙德从华盛顿报道说，苏共中央的信件使美国“政府官员感到鼓舞”。
肯尼迪在十七日记者招待会上利用苏共中央信件对中国进行了诽谤和攻击。有记者要他表示他是否同意苏共中央信件中的这一说法：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是一项旨在导致世界核战争的政策。肯尼迪说：“看来它（中国共产党）是朝着这个目的地前进的。”
美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也趁机对中国共产党恣意进行诽谤和攻击。《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十八日发表的社论中叫嚷：“毛泽东的政策是如此野蛮和如此可怕，所以构成对人类的一个空前巨大的阴谋。总之，中国的阴谋是要把美苏推向一场核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将毁灭大部分白种人，留下亚洲的共产党人来作世界的主人”。这家报纸在十七日还发表了艾尔索普从华盛顿发出的一篇文章，竭力诬蔑中国“希望世界沦为废墟”，“不顾一切地指望中国最终能在废墟中找到合适的、占优势的地位”。这些宣传机器还恶毒地咒骂中国共产党是“反对白种人的种族主义者”（美联社），是“战争贩子”（合众国际社）等等。
《纽约时报》十六日发表了一篇题目叫做《莫斯科的爆炸》的社论，宣传“苏共回答中国的声明相当于一次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政治爆炸。由于这个声明，世界共产党团结中所存留的一点点的门面，将完全倒塌。”这篇社论还说，在美、英、苏“三国核试验会谈在莫斯科开始前不久，（苏共中央对中共）进行这种气势汹汹的攻击是耐人寻味的”。
《纽约时报》甚至公开劝说苏联要避免同时在东西方两条战线上作战，要苏联作出努力“保证苏联不处于东边和西边敌人的夹攻之下”。它还拉拢说，苏联领导人“能够在这次禁止（核）试验谈判中为俄国在亚洲面临新敌人找到补偿”。
《华盛顿明星晚报》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第二天刊载一篇社论，说什么这封信给美国统治集团带来了“巨大希望”。社论鼓吹，现在，“苏美最终结成联盟不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事了”。
这家报纸在同一天发表一篇题为《俄国向西方靠拢》的评论，以挑拨的口吻说，“苏联领导人对他们的人民说出了许多人已经猜想到的意见——俄国的主要对手是中国而不是美国。”评论说，“公开信发表的时机似乎表明，俄国领导人正在使他们的人民对苏联政策将作出的引人注目的改变作好思想准备。”“明显的迹象是，苏联政府即将向西方进一步靠拢——大概是通过禁止核试验来作出这种行动——离开同它保持不自然的友好关系的共产党中国更远了。”这家报纸在十六日刊载的一篇文章还预言：“研究苏联事务的专家认为，只要可能，俄国就会把国内的反华运动扩展到其他国家去。”
《纽约先驱论坛报》十八日刊登的一篇评论也得意忘形地宣传美苏联合对付中国，它说：“人们常常表示这样一种看法，如果苏联同赤色中国离婚，莫斯科最后将设法同西方结婚——或者建立某种关系。”这篇评论甚至说，现在，“苏美联合对抗一心想战争的共产党中国是符合我们（美国）的利益的时刻可能比我们认为的更快地到来了”。
美国一些报刊还透露了美国统治集团破坏中苏两国关系的一些恶毒阴谋。这些报刊宣传，应当利用苏联领导人目前“处境困难”，给予“帮助”。《华盛顿明星晚报》说：“我们再也找不到赫鲁晓夫同志比现在的处境更困难的时候了”。《新闻周刊》说：“美国政府现在相信，在赫鲁晓夫同共产党中国的争端中，美国应当给赫鲁晓夫最大限度的支持。”
法新社七月十四日从华盛顿报道说，“美国国务院一些人士觉得，美国（政府）应当在某些限度内使赫鲁晓夫的任务得到方便，以便帮助苏联在面对中国挑战的情况下，保持他们在共产党世界的权威。”
美国资产阶级报刊还鼓吹利用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的一个“好兆头”，“好机会”，对美苏关系取得“突破”。
七月十六日的《华盛顿邮报》写道：“俄国人的大力指控赤色中国的政策，为（他们）同美国就停止核试验条约达成协议奠定了一个意识方面的基础。的确，这似乎使得这样一项条约对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来说，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此，
“现在正在莫斯科进行的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谈判，看来正趋于达成一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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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庆祝波兰国家复兴节十九周年
西伦凯维兹举行宴会
新华社华沙二十二日电 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二十二日晚举行宴会，庆祝波兰国家复兴节十九周年。
波兰党政领导人哥穆尔卡、萨瓦茨基和英德里霍夫斯基等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政府部长、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各界人士以及各国驻波兰的外交使节等。
西伦凯维兹在宴会开始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并举杯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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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罗签订文化协定今年执行计划
新华社平壤电 朝鲜和罗马尼亚两国文化合作协定一九六三年执行计划十七日在平壤签订。这一计划的执行，将使两国在文化、艺术、科学、教育、保健等方面的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长徐哲和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团长、罗马尼亚驻朝鲜大使马诺尔列分别在计划书上签了字。
参加签字仪式的，朝鲜方面有：文化省副相金成亿，高等教育省副相郑基德，文学艺术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赵灵出，外务省第二局局长朴锡均，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第一局副局长金尚俊；罗马尼亚方面有：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全体成员和罗马尼亚驻朝鲜大使馆外交官员。
朝罗两国科学院的科学合作协定和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度科学合作计划书也在十七日签订。朝鲜科学院副院长金斗焕和罗马尼亚科学院计算研究所所长波波维奇院士分别代表两国科学院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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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共中央和机关报刊吹捧苏共中央公开信
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攻击中国共产党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巴黎消息：自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公开信发表以后，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于十九日发表声明，支持苏共中央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法共机关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文章，诬蔑和诽谤中国共产党。
法共中央政治局十九日的声明说：“在最近一段时期中，特别是在中共领导人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中共领导人公开地对包括他们自己的党在内的所有的党赞同的论点提出非难，同时，他们又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在国际民主组织内展开了分裂活动。”
声明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争取全面裁军与和平的斗争的正确性提出非难，事实上，他们否认，由于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由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由于工人和民主力量的发展，这就决定了世界上新的力量的对比，因而使防止战争成为可能，他们似乎无视由于热核武器的存在和积累而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人们不得不就一九六○年声明所提出的情况作选择：‘要么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要么是毁灭性战争’。一场世界战争将在几天之内招致数亿人的死亡：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将变成放射能弥漫的荒芜土地。人们是不会在这样的废墟上建立‘真正美好的未来’、建立充满进步和富裕的、具有深刻人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
声明还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说什么“中共领导人要使人相信这样一种主张：反对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斗争是同各国人民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对立的”。
声明攻击中国共产党说：“中国同志利用‘革命’的词藻，竟然把依据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决议而奉行的政策，说成是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这里指的是：在我们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在一个特定的国家的具体条件下，利用一切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声明说，“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要求动员决心改造社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全部力量，采取空前的一致行动。中共领导人要我们放弃这种努力。放弃这种努力，就意味着放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同时使社会主义力量不能成功地抗击敌人可能采取的暴力。”
“中国领导人指责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对千百万劳动者和非共产党民主人士表示不信任，而这种政策都是确有成效的。”
声明还说：“中国领导人对我们党和其它兄弟党所奉行的政策，所采取的立场，实际上表现出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对世界革命运动统一事业的贡献的无知和蔑视。在宣扬被列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驳倒的‘不断革命’和武装少数派这一陈旧理论方面，可以更全面地看出损害不可缺少的群众行动的这种态度。”
声明歪曲和攻击中共关于当前世界矛盾焦点的论点说：“他们甚至使用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绝对格格不入的观点，抱这种观点的结果是：不把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建立在阶级原则的基础之上，而是把这种斗争建立在属于世界哪一部分和属于哪种肤色的原则之上。”
声明特别吹捧苏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及最近的公开信，并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说：“他们集中火力向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久经战斗的队伍和国际主义态度的典范的光荣的苏联共产党发动进攻。实际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对当代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有普遍意义的新论点。它坚决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来说，具有巨大教育意义。它最近致苏联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是在思想和政治上有特殊价值的一个文件。”
“中共领导人指责保卫和平和奉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共同通过的路线的兄弟党服从苏联的‘指挥棒’。这种反动派所惯用的诽谤只能使阶级敌人感到高兴。他们不惜求助于破坏活动。”
七月二十二日，法共政治局委员利昂·费克斯又在《人道报星期刊》上发表长篇谈话，说苏共中央公开信是“一个伟大的政治行动”，而中共的信件是“过火”、“恶意”、“恣意诋毁苏共和其他党”、“反对”和“蔑视”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等等。
费克斯说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立场表明，要是这种立场广泛地占优势，国际工人运动便将冒严重的危险”，“当代的一切根本问题都由于中国的立场，而成了问题。首先是和平共处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
费克斯还歪曲中共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说中共“低估核战争的危险”，“他们竟然接受这样一种战争的主张，不问可能付出的代价如何”。
他支持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关于和平共处的立场。他说，法共中央曾在今年五月阐述过，“在我们时代，和平共处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费克斯诬蔑“中国领导人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团结运动同反帝国主义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激流分割开来，从而损害了这三大洲人民的事业”。
七月十九日《人道报》还摘要刊登了苏联《真理报》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一篇文章，并且发表评论，说苏共公开信“虽然不说是对制定当代共产主义运动基本论点的新的鞭策，也至少是对说明和丰富这些基本论点的新的鞭策，这样说并非夸张。”“它将产生第二个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那样的充满活力的结果，说轻一点，它也纯粹是第二十次大会的产物和延续。”
在苏共公开信发表的当天，《人道报星期刊》就发表了伊夫·摩罗的一篇长文章，这篇文章首先诬蔑中国共产党“违反了所承担的保证，远没有停止公开论战，而是加强了论战”。
文章攻击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复信说：“在这样的文件里，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论战、阐述分歧，而是对苏共，特别是赫鲁晓夫同志，也对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其他共产党，进行不能容忍的攻击。”它还攻击北京集会欢迎被苏联无理驱逐的中国驻苏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等五人。
文章断言：“说他们的行动反映了正在中国煽动对苏联不友好的感情和使两党谈判更加困难的愿望，这对他们的行动绝不是过分严肃的断语。”
文章还攻击中共使共产党和工人党两次莫斯科会议的“主要结论重新成问题”。
文章说：“怀疑强制实行和平共处和胜利地进行争取裁军与和平的斗争的可能性，像中国同志作的那样，这是没有看到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多大的有损于帝国主义的变化。低估核战争危险，像中国同志那样，这就是消磨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群众的斗志。”
文章还说：“当加勒比危机的时候，假如人们采纳了北京建议采取的发疯的态度，假如苏联没有坚定地坚持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那末，世界不知会陷入怎样可怕的冒险。……和平共处思想不断在世界上取得进展，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世界和平通谕’就特别证明了这一点。”
接着，《人道报》七月十五日在第三版以四分之三以上的版面摘要刊登了这封公开信，而以不到四分之一的版面摘登了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这一天的《人道报》还在第一版刊载了伊夫·摩罗的一篇文章，文章说：“人们将在第三版看到对两个文件的分析。然而，这两个文件是不同的。中国信的特点是：不仅对苏联共产党而且对其它党、其中包括我们党，进行不能容许的攻击。这个文件缺乏有效的论据，充满了咒骂和诽谤。苏联文件在这方面并没有照中国同志那样作。”
早在七月五日，当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开始的那天，法共副总书记瓦德克·罗歇就在《人道报》上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说：“中国共产党六月十四日的复信包含了对苏联共产党和对包括我党在内的其他共产党的猛烈的攻击和甚至诽谤。”
文章说什么教条主义是主要危险。它说：“在目前情况下，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拒绝看我们斗争现阶段的新特点和考虑这些特点，因而使思想贫乏，妨碍群众的行动，并导致冒险主义的态度，所以它们变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它接着说：“宗派主义变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一点特别从中国同志损害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宣言和声明的论点以及它进行的不能允许的攻击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