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24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人心齐,泰山移”
新华社记者 莎荫
这里——山西省曲沃县杨谈公社的杨谈大队。
夏天,烈日暴晒着;风,把人的鼻孔都吹干了。年轻人光着脊梁,淌着汗水,从三十丈、四十丈深的井里绞上一小桶水来……。
大地倾斜着,田野像不规则的台阶。一万四千多亩耕地,两千九百九十九个块块,一块一块地挂在山腰里。梯田的断面上,薄薄的土层和灰褐色的石渣交替着,仿佛有意告诉人:看,多么瘠薄的土地!
重山秃岭,砂石地板,风多雨少……,但是,这不代表杨谈,也代表不了杨谈。
层层梯田,整齐,干净。茁壮的棉苗,在几十米长的田垅里,笔直地站着,一行又一行。麦穗在微风中荡漾,给塔儿山涂了一层金色,一片连一片。
三千八百五十亩棉花,在七百七十块地里,像长在一块地里一样!八千零四十五亩小麦,在一千六百零九块地里,也像长在一块地里一样。
去年,这个大队粮棉双丰收,一年向国家出售了五十万斤小麦、三十万斤棉花,集体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也在不断高涨。
这才是杨谈。

“人心齐,泰山移”。杨谈大队九个村,七百二十八户人家,两千多个社员,在人民公社的大家庭里,把步伐调整得整齐划一。而统一人们意志,划一人们步伐的旗帜就是:“一心向集体。”
要上千人干的活儿像一个人一样,生产队的干部们当然要严格要求每个社员把活儿做得合乎统一的质量标准,但是,杨谈的生产队干部们却把这种严格的要求首先放在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身上。五队副队长李来旺是个老贫农出身的社员,他的小儿子李小锁,做活儿毛毛草草。队里规定锄地寸半深,他只能锄一寸,规定不准伤一棵苗,他却做不到。社员们见他年纪小,也没说什么话。但是,李来旺发现这些情况以后,一天就把儿子喊到跟前说:“你以为多赚几个工分就好?工分不是钱也不是粮,粮是地里长的,地种不好,它的工分值几个子儿?”他把儿子狠狠批评了一顿,又通知生产队记工员,让他们把李小锁干的活儿查一下,质量不够标准的把质量工分扣掉。当时有人劝他说:“不要这样,孩子究竟还小哩!”他却说:“等大了再教育,那就费劲了!”
过去,杨谈年年种棉花,年年苗子出不齐。三队队长许德胜琢磨了几十天,到底设计出一个新玩艺:平沟器。把平沟器安在犁底下,要多深是多深,要多宽是多宽。结果,用带平沟器的犁种棉花,把全大队三千八百多亩棉花的播种深度控制在一个水平上,种上后出苗齐,长得匀。这么大的创造,不要说杨谈大队,曲沃全县都推广了,社员们自然说好。有人建议奖励许德胜,他听了摇摇头说:“全杨谈哪个人没有在生产上下功夫?只要咱杨谈棉花产量提高了,不就是对我的最大的奖励?”
这里还得讲到第十二生产队队长武德胜的一件事。虽然它从表面上看来和生产没有什么直接关连,但是,人们却可以从中看到武德胜对待集体生产的那种忠贞不二的精神。前年三月间,武德胜的孩子娶了媳妇。她叫张海梅,娘家在八倾大队。过门十二天头上,张海梅到队里的苜蓿地上采回来一堆苜蓿,刚从大队开会回来的武德胜发现了,他二话没说,抱起苜蓿就召集社员开大会。他跟社员们说:“苜蓿是咱队牲口的粮食,社员大会早就宣布过,社员拔苜蓿,拔一斤苜蓿还一斤粮,干部拔一斤还二斤,今儿个我家有人拔了,请大家过过秤,该还多少?”当场过了秤,定了还粮数,把苜蓿喂了牲口,武德胜又作了检讨。晚上回了屋,他把儿媳妇叫到跟前说:“当社员,得把集体看成自己的家,一点都不能含糊。”一次社员会,一次谈话,儿媳妇从心眼里佩服了公公,说:“爹,你往后就放心吧,我一定把队当成家!”
干部们把心都交给了集体,社员们心里乐开了花,他们也就更加热爱集体了。在杨谈,许多社员成天惦记的不光是自己挣了多少工分,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做的活儿是不是对得起集体,是不是对得起社会主义。
杨宏才是第十二生产队的社员,他有个十七岁的女儿叫杨稳娃,去年高小毕业后回家参加了生产。杨稳娃头一天回家,第二天就扛着锄头下了地。她和一伙年轻人在一块地里锄棉花,一早晨锄了六垅。姑娘挺高兴,觉得自己没叫别人拉下。不想,在另一块地里锄地的杨宏才却把稳娃的活动都看在眼里,再不让女儿跟上别人干了。稳娃不知道父亲是啥意思,就说:“怎哩?人家锄得挺来劲的!”杨宏才说:“光凭来劲能把生产搞好?我种了半辈子地,一早晨没歇,才锄了五垅,怎么你头一天上地,一早晨就锄了六垅?光图快能给队里多收棉花?”爸爸一开导,稳娃后悔了。说:“就是哩,咱光顾赶人家,有的草就没锄净。”晌午,别人休息她不休息,又抽空把早晨锄的六垅棉花重过了一锄。
第五生产队种了二亩高粱,中耕时候,队长杨发家忘了安排。这事让队里黄天德几个老社员想到了,他们也没吭气。中耕棉田时要路过这块高粱地,他们就去时捎一垅,回来捎一垅,一天三晌捎六垅,几天工夫就把二亩地中耕完了。他们既没有告诉人,也没有到生产队开工票。过了些天,杨发家忽然想起了这二亩高粱,到地里一看,吃了一惊。他以为这一定是四队或三队的社员耕错了,就跑去要给人家补工,不想这两个队都说没这回事。回来他又挨个问,问到黄天德老汉时,黄天德说:“那还值得三番五次打问,社员就该替队长操一分心!”杨发家急得不行,说:“还没给人家开工票哩!”黄天德说:“那有啥要紧!又不是搭整晌干的,捎捎带带还记啥工!”
千人一条心,一心向集体,这就是杨谈大队干部和社员们的精神状态。 

杨谈大队的几千条心变成一条心的过程,也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反复斗争的过程。这是一场有破有立的斗争,而且是思想领域中一场长期的时高时低的斗争。
杨谈大队的社员也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在他们身上不可能不留下旧思想的烙印。他们当中有的人爱占点小便宜;有的人想着多挣几个工分,却不大注意农活质量;有的人也希望把生产搞好,却不很关心生产大队为提高产量所作的那些努力。杨谈大队党支部在长期工作中觉察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如果不反复地教育社员破掉资本主义的旧思想,树立社会主义的新思想,集体经济的基础就不稳固。
一九六○年的夏天,杨谈大队发生了这么两件事:五队社员李锁娃上了地,懒懒地抡起锄,隔三苗过一锄,在他锄过的地里草照样长着,地皮照样结着。四队两个社员用小平车送粪,规定一晌送五车,一车六百斤,送到地里分两堆。他们为多赚工分,一车分了三堆,怕检查,就把土填上。党支部认为这两件事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有人在用旧思想从事社会主义劳动。长此下去,生产队是办不好的。于是,支部就把这两件事交给社员,一连讨论了几个晚上。讨论的事情只有两件、讨论的问题也只有两个:用自私自利思想能不能做好集体活儿?农活质量不高是技术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讨论的方法是把社员按十四个生产队分成十四个组,摆事实讲道理,从思想上深入分析,找出旧思想的阶级根源。这次讨论,思想挖得深,问题钻得透,大部分社员的思想提高了。有的说:“农活质量不在手上,是在人的心里。”有的说:“自私心的老家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贫雇农有了自私心就忘了本,要把大队生产搞好,就要反对自私心。”
经过这次大讨论,社员干活儿变了样。大队党支部见这办法有效,就当回事办,建立了经常的讨论会,并且根据社员意见定名为“开心会”,让各生产队常常召开“开心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劳动为了谁?”“思想往哪里走?”每一场讨论都以一件事为中心。五队社员陈宝善是个富裕中农,自私心太重,不关心队里生产,让他锄地锄不死草,让他间苗留不全苗。他有一张耧,偷偷把耧铧下了,不让使。社员们就讨论“陈宝善用什么心眼对集体?”第十二队社员任学廉,本是逃荒到这里给人扛长工的,这几年生活好了,有了自私心,锄地划个地皮皮,把苗苗硬是糟蹋了。社员们就开会讨论:“任学廉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社员们分析得深,把任学廉说得流了泪。说:“这两年,我把集体忘了,把车开到了岔路上!”
社员中经常讨论思想,党员干部中也常常讨论思想,而且讨论起来比社员的要求更严。大队党支部委员张发魁是一个一贯认真负责的干部,整年整月地操心地里的庄稼和集体的财产。可是,一九六○年秋天,有一次他路过桃园,随手摘下两个桃吃了。党支部认为:数量虽然不大,性质却很不好。支部马上就开党员、干部会,让大家讨论:两个桃说明什么思想?大家讨论得非常认真。有的队干部说:“两个桃是尺子,能量出人的思想觉悟有多高!”有的干部说:“不怕两个桃,就怕支配自己去摘桃的思想!”
革命是有破有立的斗争,杨谈大队党支部在领导社员严肃地批判自私自利思想的时候,也十分注意从正面树立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他们创造了一种经常表彰人们热爱集体事业思想的活动,叫“表功会”。谁做了有利于集体的事,都在“表功会”上表表功,可以表自己,也可以表别人。社员们把这叫“传播先进思想”。去年,二队送粪买不到围车的笆片,老社员贾孔利趁看瓜的空闲时间,一个人不声不响编了十二个笆片给了生产队,使生产队送粪有了围车的东西,又省下一百三十多块钱,社员都说好,就把他送上了“表功会”。夏收打场,场里堆下成万斤麦子,突然下起雨来,社员史春广、韩武德几十个人,从各家抱来四十多条被子盖了麦,大雨过了,麦子没湿。这事也上了“表功会”。就这样,从一九六○年以来,杨谈大队有一千一百多名社员去“表功会”上表过功,被表过的好事就有四千多件。
“开心会”把人们从旧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表功会”又让人们受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的洗礼。日子一长,人的精神就有了飞跃,全大队的几千条心就像几千股流水汇向大海一样,汇成了一条心。
 三
精神变物质,物质又变成精神,在人们集体主义思想一天天增长的过程中,杨谈大队的集体经济就像安上了翅膀,飞快地发展了。
人人用先进思想学先进技术,先进的生产技术就一推而“广”了。
人人用先进的思想参加集体生产,严格的质量要求,就一推而“行”了。
人人用先进的思想看待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各种制度,许多规章制度就被顺利地执行了。
于是,杨谈大队两千多名社员干的活像一个人干的了,两千九百九十九块地种得像一块地一样了。
于是,一九六○年平均亩产皮棉四十九斤,平均亩产小麦一百四十四斤的杨谈大队,在过去两年中有了一个突变。去年,三千三百零三亩棉花平均亩产一百零五斤,七千九百六十五亩小麦平均亩产二百二十斤。
于是,杨谈大队社员们的收入增加了,集体经济越发壮大了。去年,全大队总收入比一九六○年增加二十万元,平均每人纯收入比一九六○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三,公共积累增加百分之十七,集体还储备了二十万斤粮食、五千斤食油。
集体经济的日益巩固和发展,也带来了人们集体主义思想的不断提高。当然,在杨谈大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车子开到集体经济的轨道上了。还有那么极少数尚未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他们不仅不喜欢集体,甚至恨着集体。但是,在这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变了,他们用集体主义思想武装起来了。这,也就是使集体经济久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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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手上和心里
农活质量不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思想问题。“农活质量不在手上,是在人的心里。”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手是听心指挥的。先有先进的思想,才会有先进的行动。心里把“集体看成自己的家”,手上的好技术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手上没有好技术,也会热心去琢磨。反之,如果一个社员心里天天想的只是屋前房后一小块自留地,或者想的只是多争几个工分,那么,即使他手上有好功夫,也不会用在集体的农活上。杨谈大队党支部在解决技术和思想的关系问题的时候,把思想摆在第一位,摆得很恰当。
杨谈大队党支部还向社员提出了一个更有意义的要求:不能用资本主义思想从事社会主义劳动。
要做到这一步,看来很难,但又不难。说它难,就是要克服千百年来小生产者的自私自利心理,代之以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对待集体生产劳动,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思想改造过程。说它不难,只要认真细致地对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因势利导,就会收立竿见影之效。杨谈生产大队经常用“开心会”和“表功会”的方法,用具体的人、具体的事,通过讨论,划清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界限,对于错误思想,予以适当批评,对于热爱集体的好人好事,予以表彰。这样,日久天长,千条心变成了一条心,上千人手上干出来的活儿像一个人一样,集体经济就会更加巩固和发展。(附图片)
杨谈大队党支部经常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这是党支部副书记侯登山运用实物,向青年社员讲本村地主陈鸿恩过去用大斗大秤剥削农民的情形。他右手拿的筐子,是本村贫农刘小路过去讨饭时用的。
杨谈大队党支部每月每季每年都坚持评比模范的制度。这是公社主任焦奇峰在给模范社员们发奖。
新华社记者 花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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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六年来全组职工认真执行制度精心保养机车
“毛泽东号”安全行车一百五十万公里
包乘组人员几经更换,但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像接力棒一样一直下传。他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月月全面超额完成运输任务。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著名的“毛泽东号”机车包乘组从一九四七年到现在的十六年多的时间里,已经安全行车一百五十万多公里。安全运行的里程等于环绕地球赤道跑了三十七圈。“毛泽东号”机车是我国货运机车中安全行驶里程最多、时间最长的一台机车。
这个机车包乘组长期安全行车的秘诀在哪里?司机长对记者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这台机车上工作的每一个职工,都有高度的责任感。
司机在每次行车中,都全神贯注,遇到大风大雪大雾天气,更是加倍警惕,不看准信号决不开车。有时候,夜间行车困倦了,他们就站起来开车,或者用冷水洗脸,振作精神,坚持执行铁道部颁布的安全行车制度。
有一次,这台机车在丰台机务段转盘上掉头,当时机车行驶的速度比人走的还慢。副司机陈福汉看见车下有一团旧棉丝,想拣来擦车,不在意地从车上跳下来,被同组司机看见了。组内马上对这件事进行了讨论,指出这看来是小事,但违反制度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思想上对制度的不重视。在慢速度情况下跳车没出问题,下次在行车速度较快的情况下也敢跳车了,许多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
这种严肃认真执行安全制度的精神,使他们避免了几十次意料不到的行车事故。
十六年来,在这台机车上工作的乘务人员,无论在严冬酷暑,或是在狂风暴雨中,从无一日间断过对机车的维护保养。一个小螺丝松了,也马上扭紧,决不让机车带一点“小病”行驶。他们常说:没有高质量的机车,要保证运输的绝对安全是很困难的。在他们精心保养下,机车质量一直保持全国先进水平,为安全运输创造了条件。
这台机车的司机长虽然五次更迭,人员轮换了七十多个,但是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却像接力赛跑里的接力棒一样,一直传了下来。
新司炉骆志祥刚上车的时候,擦车不认真,不是擦得不干净,就是漏擦了一些地方。司机长蔡连兴立即把保养机车和安全行车的关系告诉他,并向他讲述了在艰苦的战争年月里,老司机们克服困难,精心保养机车的故事,使骆志祥改变了劳动态度。蔡连兴向骆志祥说的一席话,正是十年前的司机长李永对他讲过的。
这台机车的乘务员们经过长期摸索,创造了一套安全、高效、低耗的操作方法。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现在,他们月月全面超额完成运输任务,为国家多运了五十六万多吨货物,节约了五千五百多吨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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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挥中小车站支援农牧业生产的作用
呼和浩特铁路局加强中间站工作
新华社呼和浩特二十三日电 呼和浩特铁路局加强中间站(即铁路沿线除大站以外的中、小车站)工作,充分发挥了这些车站在支援农牧业生产方面的作用。上半年这个铁路局超额完成了农牧业生产所需物资的运输任务。半年中共运输农牧业生产所需物资三十万二千九百多吨,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五。
今年年初,呼和浩特铁路局有计划地抽调一批政治和业务水平比较高的干部,充实了一些中间站的领导力量。全局六十六个中间站,有六十五个成立了支援农牧业领导小组。集宁、呼和浩特等车务段还设立巡回政治指导员或区段政治指导员,教育各中间站职工把支援农牧业生产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各车站职工对农牧业所需物资,特别是一些抢种、抢收、抗旱等物资,做到随到随运。有的车站专门设立了支援农牧业接待室,热情为农牧民介绍运输手续,为他们代写货物标签。
中间站比较分散,不便于组织专业装卸力量,临时有任务又缺少装卸人力,影响货物及时运送。针对这种情况,呼和浩特铁路局在铁路沿线设立六个装卸区,分工担负临近若干个中间站的装卸作业。另外有三十二个中间站同附近农村人民公社、搬运公司等单位建立了联系,有装卸任务就请他们派人帮忙,保证了物资的及时装卸。呼和浩特铁路局还有重点地帮助一些业务量较大的中间站新建了零担货物仓库六座、货棚三座,并在一些中间站安装了夜间作业照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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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大娘千里探亲记
不久前,一个带着小孩的老大娘,从山东省到福建省探亲,途中下错了车站,又找不到了钱包。但她在沿途的铁路工人、三轮车工人、旅社服务员和汽车站值班员等人的热情帮助下,终于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
这位老大娘从山东省掖县出发,带着一个六岁的女孩,要到福建省莆田县探望在那里工作的丈夫。
她刚坐上上海到福州的快车,忽然发现钱包找不见了。她非常着急,只希望车子快点到福州,再想办法。
列车广播:杭州车站到了。她匆忙下了车。等到她向一位名叫刘西阳的铁路工人查问去莆田的路途时,才发现自己下错了站。这时火车已经开走了。老大娘直怪自己太糊涂。
刘西阳是福州火车站的工人,这次送车轮到杭州来修理,当天就要回福州。他安慰了老大娘,并在几小时后带着大娘母女上了车,一路上又给她们买了餐票,在车上像亲人一样地照顾着她们。
列车到达福州,刘西阳把大娘母女扶下车,请她们在三轮车站等候他。原来,刘西阳想到她们去莆田还要买汽车票,急忙跑回家去拿钱。
在三轮车站上,三轮车工人们从大娘口中打听出她途中的困难处境,便帮她出主意。大家主张先把她们送去住旅社,第二天早晨再买张汽车票送她们去莆田。青年三轮车工人潘则同和另一个工人陈振华争着要尽义务送大娘。两人争执好久,最后还是让潘则同去了。这时候,刘西阳赶来了,把八元钱塞在大娘手里。
潘则同踏着车子,把大娘母女送到了旅社,路上又给她们买了点心充饥。旅社里不巧又客满了,潘则同把大娘的困难向服务员说了一遍,服务员一口答应另想办法。这时另一个旅社的服务员赵依海正好进来,他听说老大娘的情况后,就热情地把大娘接到自己旅社里,给她们安排好床位,旅社里还决定只收大娘一半住宿费。
第二天一早,潘则同又赶到旅社和赵依海争着送大娘。他把大娘母女送到汽车站后,又听说当天往莆田的车票已经卖光了。他把大娘的困难告诉了车站值班员杨锦华。杨锦华有些为难地说,票子还有一张,但另一个旅客先要了,要商量一下。这位先来的旅客是一个干部,他听说大娘是千里省亲,便一口答应把车票让给大娘。大娘感动地说:“真是新社会,什么好事都会有!”
几天后,大娘的丈夫写了几封感谢信,叫他的女婿带着款、信,分别送上门,向刘西阳、潘则同、赵依海等热心人道谢。并且说:其实他岳母的钱包并没有丢失,只是不知什么时候放到竹篮底下,一时慌乱找不到,到莆田后才发觉。
(新华社福州二十三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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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行政区划变动情况
新华社讯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全国行政区划变动情况如下:
河北省:
撤销宣化市。将宣化市的行政区域划归张家口市。
山西省:
一、撤销榆次市。恢复榆次县,以原榆次市的行政区域为榆次县的行政区域。榆次县属晋中专区。
二、撤销侯马市。恢复曲沃县,以原侯马市的行政区域为曲沃县的行政区域。曲沃县属晋南专区。
内蒙古自治区:
一、将呼和浩特市领导的土默特旗划归乌兰察布盟领导。
二、恢复化德县。以合并于镶黄旗的原化德县行政区域为化德县的行政区域。化德县属锡林郭勒盟。
黑龙江省:
一、恢复北安县。以合并于北安市的原北安县行政区域为北安县的行政区域。北安县属黑河专区。
二、恢复德都县。以合并于北安市的原德都县行政区域为德都县的行政区域。德都县属黑河专区。
三、撤销北安市。
陕西省:
恢复镇坪县。以合并于平利县的原镇坪县行政区域为镇坪县的行政区域。镇坪县属安康专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一、撤销吴忠市。设立吴忠县,以原吴忠市的行政区域为吴忠县的行政区域。
二、撤销青铜峡市。设立青铜峡县,以原青铜峡市的行政区域为青铜峡县的行政区域。
山东省:
一、恢复长岛县。以现属蓬莱县的北隍城岛、南隍城岛等十八个岛为长岛县的行政区域。长岛县属烟台专区。
二、撤销聊城市。恢复聊城县,以原聊城市的行政区域为聊城县的行政区域。
三、撤销临清市。恢复临清县,以原临清市的行政区域为临清县的行政区域。
四、撤销菏泽市。恢复菏泽县,以原菏泽市的行政区域为菏泽县的行政区域。
五、撤销临沂市。恢复临沂县,以原临沂市的行政区域为临沂县的行政区域。
六、撤销泰安市。恢复泰安县,以原泰安市的行政区域为泰安县的行政区域。
河南省:
河南省东明县划归山东省领导,属菏泽专区。
安徽省:
撤销屯溪市。将屯溪市的行政区域划归休宁县。
浙江省:
一、将原属金华专区的建德、淳安两县划归杭州市领导。
二、设立丽水专员公署,领导原属温州专区的丽水、云和、龙泉、青田四县和原属金华专区的遂昌、缙云两县共六个县。丽水专员公署驻丽水县城关镇。
三、撤销绍兴市。将绍兴市的行政区域划归绍兴县。
四、撤销嘉兴市。将嘉兴市的行政区域划归嘉兴县。
五、撤销湖州市。将湖州市的行政区域划归吴兴县。
六、撤销金华市。将金华市的行政区域划归金华县。
七、恢复镇海县。以合并于宁波市的原镇海县行政区域为镇海县的行政区域。镇海县属宁波专区。
福建省:
一、恢复松溪县。以合并于松政县的原松溪县行政区域为松溪县的行政区域。松溪县属福安专区。
二、恢复政和县。以合并于松政县的原政和县行政区域为政和县的行政区域。政和县属福安专区。
三、撤销松政县。
四、设立三明专员公署,领导三明市、三明县和原属龙岩专区的永安、宁化、清流三县;原属晋江专区的大田县。共领导一个市、五个县。三明专员公署驻三明市。
湖南省:
一、恢复益阳专员公署,领导原属常德专区的益阳市、益阳县、华容县、沅江县、南县、安化县、桃江县和原属湘潭专区的宁乡县,共一市、七县。益阳专员公署驻益阳市。
二、恢复零陵专员公署,领导原属衡阳专区的零陵县、江永县、道县、宁远县、东安县、江华瑶族自治县和原属郴州专区的蓝山县、新田县,共七县、一自治县。零陵专员公署驻零陵县。
三、撤销郴州市。将郴州市的行政区域划归郴县。
四、撤销津市市。将津市市的行政区域划归澧县。
五、撤销洪江市。将洪江市的行政区域划归黔阳县。
六、设立南岳县。以衡山县的南岳、店门等十五个人民公社行政区域为南岳县的行政区域。南岳县属衡阳专区。
广东省:
设立乳源瑶族自治县。以合并于乐昌县和曲江县的原乳源县和韶边瑶族自治县的行政区域,为乳源瑶族自治县的行政区域。乳源瑶族自治县属韶关专区。
广西僮族自治区:
恢复西林县。以合并于隆林各族自治县的原西林县行政区域为西林县的行政区域。西林县属百色专区。
四川省:
一、恢复汶川县。以合并于茂汶羌族自治县的原汶川县行政区域为汶川县的行政区域。汶川县属阿坝藏族自治州。
二、恢复理县。以合并于茂汶羌族自治县的原理县行政区域为理县的行政区域。理县属阿坝藏族自治州。
三、恢复南坪县。以合并于松潘县的原南坪县行政区域为南坪县的行政区域。南坪县属阿坝藏族自治州。
贵州省:
一、将贞丰、安龙、册亨三个县划归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管辖,目前仍由安顺专员公署代管。
二、撤销镇宁县。设立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以原镇宁县的行政区域为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行政区域。
三、撤销惠水县。恢复惠水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以原惠水县的行政区域为惠水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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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心齐,泰山移”
新华社记者 莎荫
这里——山西省曲沃县杨谈公社的杨谈大队。
夏天,烈日暴晒着;风,把人的鼻孔都吹干了。年轻人光着脊梁,淌着汗水,从三十丈、四十丈深的井里绞上一小桶水来……。
大地倾斜着,田野像不规则的台阶。一万四千多亩耕地,两千九百九十九个块块,一块一块地挂在山腰里。梯田的断面上,薄薄的土层和灰褐色的石渣交替着,仿佛有意告诉人:看,多么瘠薄的土地!
重山秃岭,砂石地板,风多雨少……,但是,这不代表杨谈,也代表不了杨谈。
层层梯田,整齐,干净。茁壮的棉苗,在几十米长的田垅里,笔直地站着,一行又一行。麦穗在微风中荡漾,给塔儿山涂了一层金色,一片连一片。
三千八百五十亩棉花,在七百七十块地里,像长在一块地里一样!八千零四十五亩小麦,在一千六百零九块地里,也像长在一块地里一样。
去年,这个大队粮棉双丰收,一年向国家出售了五十万斤小麦、三十万斤棉花,集体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也在不断高涨。
这才是杨谈。

“人心齐,泰山移”。杨谈大队九个村,七百二十八户人家,两千多个社员,在人民公社的大家庭里,把步伐调整得整齐划一。而统一人们意志,划一人们步伐的旗帜就是:“一心向集体。”
要上千人干的活儿像一个人一样,生产队的干部们当然要严格要求每个社员把活儿做得合乎统一的质量标准,但是,杨谈的生产队干部们却把这种严格的要求首先放在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身上。五队副队长李来旺是个老贫农出身的社员,他的小儿子李小锁,做活儿毛毛草草。队里规定锄地寸半深,他只能锄一寸,规定不准伤一棵苗,他却做不到。社员们见他年纪小,也没说什么话。但是,李来旺发现这些情况以后,一天就把儿子喊到跟前说:“你以为多赚几个工分就好?工分不是钱也不是粮,粮是地里长的,地种不好,它的工分值几个子儿?”他把儿子狠狠批评了一顿,又通知生产队记工员,让他们把李小锁干的活儿查一下,质量不够标准的把质量工分扣掉。当时有人劝他说:“不要这样,孩子究竟还小哩!”他却说:“等大了再教育,那就费劲了!”
过去,杨谈年年种棉花,年年苗子出不齐。三队队长许德胜琢磨了几十天,到底设计出一个新玩艺:平沟器。把平沟器安在犁底下,要多深是多深,要多宽是多宽。结果,用带平沟器的犁种棉花,把全大队三千八百多亩棉花的播种深度控制在一个水平上,种上后出苗齐,长得匀。这么大的创造,不要说杨谈大队,曲沃全县都推广了,社员们自然说好。有人建议奖励许德胜,他听了摇摇头说:“全杨谈哪个人没有在生产上下功夫?只要咱杨谈棉花产量提高了,不就是对我的最大的奖励?”
这里还得讲到第十二生产队队长武德胜的一件事。虽然它从表面上看来和生产没有什么直接关连,但是,人们却可以从中看到武德胜对待集体生产的那种忠贞不二的精神。前年三月间,武德胜的孩子娶了媳妇。她叫张海梅,娘家在八倾大队。过门十二天头上,张海梅到队里的苜蓿地上采回来一堆苜蓿,刚从大队开会回来的武德胜发现了,他二话没说,抱起苜蓿就召集社员开大会。他跟社员们说:“苜蓿是咱队牲口的粮食,社员大会早就宣布过,社员拔苜蓿,拔一斤苜蓿还一斤粮,干部拔一斤还二斤,今儿个我家有人拔了,请大家过过秤,该还多少?”当场过了秤,定了还粮数,把苜蓿喂了牲口,武德胜又作了检讨。晚上回了屋,他把儿媳妇叫到跟前说:“当社员,得把集体看成自己的家,一点都不能含糊。”一次社员会,一次谈话,儿媳妇从心眼里佩服了公公,说:“爹,你往后就放心吧,我一定把队当成家!”
干部们把心都交给了集体,社员们心里乐开了花,他们也就更加热爱集体了。在杨谈,许多社员成天惦记的不光是自己挣了多少工分,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做的活儿是不是对得起集体,是不是对得起社会主义。
杨宏才是第十二生产队的社员,他有个十七岁的女儿叫杨稳娃,去年高小毕业后回家参加了生产。杨稳娃头一天回家,第二天就扛着锄头下了地。她和一伙年轻人在一块地里锄棉花,一早晨锄了六垅。姑娘挺高兴,觉得自己没叫别人拉下。不想,在另一块地里锄地的杨宏才却把稳娃的活动都看在眼里,再不让女儿跟上别人干了。稳娃不知道父亲是啥意思,就说:“怎哩?人家锄得挺来劲的!”杨宏才说:“光凭来劲能把生产搞好?我种了半辈子地,一早晨没歇,才锄了五垅,怎么你头一天上地,一早晨就锄了六垅?光图快能给队里多收棉花?”爸爸一开导,稳娃后悔了。说:“就是哩,咱光顾赶人家,有的草就没锄净。”晌午,别人休息她不休息,又抽空把早晨锄的六垅棉花重过了一锄。
第五生产队种了二亩高粱,中耕时候,队长杨发家忘了安排。这事让队里黄天德几个老社员想到了,他们也没吭气。中耕棉田时要路过这块高粱地,他们就去时捎一垅,回来捎一垅,一天三晌捎六垅,几天工夫就把二亩地中耕完了。他们既没有告诉人,也没有到生产队开工票。过了些天,杨发家忽然想起了这二亩高粱,到地里一看,吃了一惊。他以为这一定是四队或三队的社员耕错了,就跑去要给人家补工,不想这两个队都说没这回事。回来他又挨个问,问到黄天德老汉时,黄天德说:“那还值得三番五次打问,社员就该替队长操一分心!”杨发家急得不行,说:“还没给人家开工票哩!”黄天德说:“那有啥要紧!又不是搭整晌干的,捎捎带带还记啥工!”
千人一条心,一心向集体,这就是杨谈大队干部和社员们的精神状态。 

杨谈大队的几千条心变成一条心的过程,也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反复斗争的过程。这是一场有破有立的斗争,而且是思想领域中一场长期的时高时低的斗争。
杨谈大队的社员也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在他们身上不可能不留下旧思想的烙印。他们当中有的人爱占点小便宜;有的人想着多挣几个工分,却不大注意农活质量;有的人也希望把生产搞好,却不很关心生产大队为提高产量所作的那些努力。杨谈大队党支部在长期工作中觉察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如果不反复地教育社员破掉资本主义的旧思想,树立社会主义的新思想,集体经济的基础就不稳固。
一九六○年的夏天,杨谈大队发生了这么两件事:五队社员李锁娃上了地,懒懒地抡起锄,隔三苗过一锄,在他锄过的地里草照样长着,地皮照样结着。四队两个社员用小平车送粪,规定一晌送五车,一车六百斤,送到地里分两堆。他们为多赚工分,一车分了三堆,怕检查,就把土填上。党支部认为这两件事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有人在用旧思想从事社会主义劳动。长此下去,生产队是办不好的。于是,支部就把这两件事交给社员,一连讨论了几个晚上。讨论的事情只有两件、讨论的问题也只有两个:用自私自利思想能不能做好集体活儿?农活质量不高是技术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讨论的方法是把社员按十四个生产队分成十四个组,摆事实讲道理,从思想上深入分析,找出旧思想的阶级根源。这次讨论,思想挖得深,问题钻得透,大部分社员的思想提高了。有的说:“农活质量不在手上,是在人的心里。”有的说:“自私心的老家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贫雇农有了自私心就忘了本,要把大队生产搞好,就要反对自私心。”
经过这次大讨论,社员干活儿变了样。大队党支部见这办法有效,就当回事办,建立了经常的讨论会,并且根据社员意见定名为“开心会”,让各生产队常常召开“开心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劳动为了谁?”“思想往哪里走?”每一场讨论都以一件事为中心。五队社员陈宝善是个富裕中农,自私心太重,不关心队里生产,让他锄地锄不死草,让他间苗留不全苗。他有一张耧,偷偷把耧铧下了,不让使。社员们就讨论“陈宝善用什么心眼对集体?”第十二队社员任学廉,本是逃荒到这里给人扛长工的,这几年生活好了,有了自私心,锄地划个地皮皮,把苗苗硬是糟蹋了。社员们就开会讨论:“任学廉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社员们分析得深,把任学廉说得流了泪。说:“这两年,我把集体忘了,把车开到了岔路上!”
社员中经常讨论思想,党员干部中也常常讨论思想,而且讨论起来比社员的要求更严。大队党支部委员张发魁是一个一贯认真负责的干部,整年整月地操心地里的庄稼和集体的财产。可是,一九六○年秋天,有一次他路过桃园,随手摘下两个桃吃了。党支部认为:数量虽然不大,性质却很不好。支部马上就开党员、干部会,让大家讨论:两个桃说明什么思想?大家讨论得非常认真。有的队干部说:“两个桃是尺子,能量出人的思想觉悟有多高!”有的干部说:“不怕两个桃,就怕支配自己去摘桃的思想!”
革命是有破有立的斗争,杨谈大队党支部在领导社员严肃地批判自私自利思想的时候,也十分注意从正面树立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他们创造了一种经常表彰人们热爱集体事业思想的活动,叫“表功会”。谁做了有利于集体的事,都在“表功会”上表表功,可以表自己,也可以表别人。社员们把这叫“传播先进思想”。去年,二队送粪买不到围车的笆片,老社员贾孔利趁看瓜的空闲时间,一个人不声不响编了十二个笆片给了生产队,使生产队送粪有了围车的东西,又省下一百三十多块钱,社员都说好,就把他送上了“表功会”。夏收打场,场里堆下成万斤麦子,突然下起雨来,社员史春广、韩武德几十个人,从各家抱来四十多条被子盖了麦,大雨过了,麦子没湿。这事也上了“表功会”。就这样,从一九六○年以来,杨谈大队有一千一百多名社员去“表功会”上表过功,被表过的好事就有四千多件。
“开心会”把人们从旧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表功会”又让人们受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的洗礼。日子一长,人的精神就有了飞跃,全大队的几千条心就像几千股流水汇向大海一样,汇成了一条心。
 三
精神变物质,物质又变成精神,在人们集体主义思想一天天增长的过程中,杨谈大队的集体经济就像安上了翅膀,飞快地发展了。
人人用先进思想学先进技术,先进的生产技术就一推而“广”了。
人人用先进的思想参加集体生产,严格的质量要求,就一推而“行”了。
人人用先进的思想看待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各种制度,许多规章制度就被顺利地执行了。
于是,杨谈大队两千多名社员干的活像一个人干的了,两千九百九十九块地种得像一块地一样了。
于是,一九六○年平均亩产皮棉四十九斤,平均亩产小麦一百四十四斤的杨谈大队,在过去两年中有了一个突变。去年,三千三百零三亩棉花平均亩产一百零五斤,七千九百六十五亩小麦平均亩产二百二十斤。
于是,杨谈大队社员们的收入增加了,集体经济越发壮大了。去年,全大队总收入比一九六○年增加二十万元,平均每人纯收入比一九六○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三,公共积累增加百分之十七,集体还储备了二十万斤粮食、五千斤食油。
集体经济的日益巩固和发展,也带来了人们集体主义思想的不断提高。当然,在杨谈大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车子开到集体经济的轨道上了。还有那么极少数尚未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他们不仅不喜欢集体,甚至恨着集体。但是,在这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变了,他们用集体主义思想武装起来了。这,也就是使集体经济久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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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手上和心里
农活质量不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思想问题。“农活质量不在手上,是在人的心里。”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手是听心指挥的。先有先进的思想,才会有先进的行动。心里把“集体看成自己的家”,手上的好技术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手上没有好技术,也会热心去琢磨。反之,如果一个社员心里天天想的只是屋前房后一小块自留地,或者想的只是多争几个工分,那么,即使他手上有好功夫,也不会用在集体的农活上。杨谈大队党支部在解决技术和思想的关系问题的时候,把思想摆在第一位,摆得很恰当。
杨谈大队党支部还向社员提出了一个更有意义的要求:不能用资本主义思想从事社会主义劳动。
要做到这一步,看来很难,但又不难。说它难,就是要克服千百年来小生产者的自私自利心理,代之以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对待集体生产劳动,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思想改造过程。说它不难,只要认真细致地对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因势利导,就会收立竿见影之效。杨谈生产大队经常用“开心会”和“表功会”的方法,用具体的人、具体的事,通过讨论,划清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界限,对于错误思想,予以适当批评,对于热爱集体的好人好事,予以表彰。这样,日久天长,千条心变成了一条心,上千人手上干出来的活儿像一个人一样,集体经济就会更加巩固和发展。(附图片)
杨谈大队党支部经常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这是党支部副书记侯登山运用实物,向青年社员讲本村地主陈鸿恩过去用大斗大秤剥削农民的情形。他右手拿的筐子,是本村贫农刘小路过去讨饭时用的。
杨谈大队党支部每月每季每年都坚持评比模范的制度。这是公社主任焦奇峰在给模范社员们发奖。
新华社记者 花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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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六年来全组职工认真执行制度精心保养机车
“毛泽东号”安全行车一百五十万公里
包乘组人员几经更换,但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像接力棒一样一直下传。他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月月全面超额完成运输任务。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著名的“毛泽东号”机车包乘组从一九四七年到现在的十六年多的时间里,已经安全行车一百五十万多公里。安全运行的里程等于环绕地球赤道跑了三十七圈。“毛泽东号”机车是我国货运机车中安全行驶里程最多、时间最长的一台机车。
这个机车包乘组长期安全行车的秘诀在哪里?司机长对记者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这台机车上工作的每一个职工,都有高度的责任感。
司机在每次行车中,都全神贯注,遇到大风大雪大雾天气,更是加倍警惕,不看准信号决不开车。有时候,夜间行车困倦了,他们就站起来开车,或者用冷水洗脸,振作精神,坚持执行铁道部颁布的安全行车制度。
有一次,这台机车在丰台机务段转盘上掉头,当时机车行驶的速度比人走的还慢。副司机陈福汉看见车下有一团旧棉丝,想拣来擦车,不在意地从车上跳下来,被同组司机看见了。组内马上对这件事进行了讨论,指出这看来是小事,但违反制度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思想上对制度的不重视。在慢速度情况下跳车没出问题,下次在行车速度较快的情况下也敢跳车了,许多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
这种严肃认真执行安全制度的精神,使他们避免了几十次意料不到的行车事故。
十六年来,在这台机车上工作的乘务人员,无论在严冬酷暑,或是在狂风暴雨中,从无一日间断过对机车的维护保养。一个小螺丝松了,也马上扭紧,决不让机车带一点“小病”行驶。他们常说:没有高质量的机车,要保证运输的绝对安全是很困难的。在他们精心保养下,机车质量一直保持全国先进水平,为安全运输创造了条件。
这台机车的司机长虽然五次更迭,人员轮换了七十多个,但是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却像接力赛跑里的接力棒一样,一直传了下来。
新司炉骆志祥刚上车的时候,擦车不认真,不是擦得不干净,就是漏擦了一些地方。司机长蔡连兴立即把保养机车和安全行车的关系告诉他,并向他讲述了在艰苦的战争年月里,老司机们克服困难,精心保养机车的故事,使骆志祥改变了劳动态度。蔡连兴向骆志祥说的一席话,正是十年前的司机长李永对他讲过的。
这台机车的乘务员们经过长期摸索,创造了一套安全、高效、低耗的操作方法。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现在,他们月月全面超额完成运输任务,为国家多运了五十六万多吨货物,节约了五千五百多吨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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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挥中小车站支援农牧业生产的作用
呼和浩特铁路局加强中间站工作
新华社呼和浩特二十三日电 呼和浩特铁路局加强中间站(即铁路沿线除大站以外的中、小车站)工作,充分发挥了这些车站在支援农牧业生产方面的作用。上半年这个铁路局超额完成了农牧业生产所需物资的运输任务。半年中共运输农牧业生产所需物资三十万二千九百多吨,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五。
今年年初,呼和浩特铁路局有计划地抽调一批政治和业务水平比较高的干部,充实了一些中间站的领导力量。全局六十六个中间站,有六十五个成立了支援农牧业领导小组。集宁、呼和浩特等车务段还设立巡回政治指导员或区段政治指导员,教育各中间站职工把支援农牧业生产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各车站职工对农牧业所需物资,特别是一些抢种、抢收、抗旱等物资,做到随到随运。有的车站专门设立了支援农牧业接待室,热情为农牧民介绍运输手续,为他们代写货物标签。
中间站比较分散,不便于组织专业装卸力量,临时有任务又缺少装卸人力,影响货物及时运送。针对这种情况,呼和浩特铁路局在铁路沿线设立六个装卸区,分工担负临近若干个中间站的装卸作业。另外有三十二个中间站同附近农村人民公社、搬运公司等单位建立了联系,有装卸任务就请他们派人帮忙,保证了物资的及时装卸。呼和浩特铁路局还有重点地帮助一些业务量较大的中间站新建了零担货物仓库六座、货棚三座,并在一些中间站安装了夜间作业照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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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大娘千里探亲记
不久前,一个带着小孩的老大娘,从山东省到福建省探亲,途中下错了车站,又找不到了钱包。但她在沿途的铁路工人、三轮车工人、旅社服务员和汽车站值班员等人的热情帮助下,终于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
这位老大娘从山东省掖县出发,带着一个六岁的女孩,要到福建省莆田县探望在那里工作的丈夫。
她刚坐上上海到福州的快车,忽然发现钱包找不见了。她非常着急,只希望车子快点到福州,再想办法。
列车广播:杭州车站到了。她匆忙下了车。等到她向一位名叫刘西阳的铁路工人查问去莆田的路途时,才发现自己下错了站。这时火车已经开走了。老大娘直怪自己太糊涂。
刘西阳是福州火车站的工人,这次送车轮到杭州来修理,当天就要回福州。他安慰了老大娘,并在几小时后带着大娘母女上了车,一路上又给她们买了餐票,在车上像亲人一样地照顾着她们。
列车到达福州,刘西阳把大娘母女扶下车,请她们在三轮车站等候他。原来,刘西阳想到她们去莆田还要买汽车票,急忙跑回家去拿钱。
在三轮车站上,三轮车工人们从大娘口中打听出她途中的困难处境,便帮她出主意。大家主张先把她们送去住旅社,第二天早晨再买张汽车票送她们去莆田。青年三轮车工人潘则同和另一个工人陈振华争着要尽义务送大娘。两人争执好久,最后还是让潘则同去了。这时候,刘西阳赶来了,把八元钱塞在大娘手里。
潘则同踏着车子,把大娘母女送到了旅社,路上又给她们买了点心充饥。旅社里不巧又客满了,潘则同把大娘的困难向服务员说了一遍,服务员一口答应另想办法。这时另一个旅社的服务员赵依海正好进来,他听说老大娘的情况后,就热情地把大娘接到自己旅社里,给她们安排好床位,旅社里还决定只收大娘一半住宿费。
第二天一早,潘则同又赶到旅社和赵依海争着送大娘。他把大娘母女送到汽车站后,又听说当天往莆田的车票已经卖光了。他把大娘的困难告诉了车站值班员杨锦华。杨锦华有些为难地说,票子还有一张,但另一个旅客先要了,要商量一下。这位先来的旅客是一个干部,他听说大娘是千里省亲,便一口答应把车票让给大娘。大娘感动地说:“真是新社会,什么好事都会有!”
几天后,大娘的丈夫写了几封感谢信,叫他的女婿带着款、信,分别送上门,向刘西阳、潘则同、赵依海等热心人道谢。并且说:其实他岳母的钱包并没有丢失,只是不知什么时候放到竹篮底下,一时慌乱找不到,到莆田后才发觉。
(新华社福州二十三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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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行政区划变动情况
新华社讯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全国行政区划变动情况如下:
河北省:
撤销宣化市。将宣化市的行政区域划归张家口市。
山西省:
一、撤销榆次市。恢复榆次县,以原榆次市的行政区域为榆次县的行政区域。榆次县属晋中专区。
二、撤销侯马市。恢复曲沃县,以原侯马市的行政区域为曲沃县的行政区域。曲沃县属晋南专区。
内蒙古自治区:
一、将呼和浩特市领导的土默特旗划归乌兰察布盟领导。
二、恢复化德县。以合并于镶黄旗的原化德县行政区域为化德县的行政区域。化德县属锡林郭勒盟。
黑龙江省:
一、恢复北安县。以合并于北安市的原北安县行政区域为北安县的行政区域。北安县属黑河专区。
二、恢复德都县。以合并于北安市的原德都县行政区域为德都县的行政区域。德都县属黑河专区。
三、撤销北安市。
陕西省:
恢复镇坪县。以合并于平利县的原镇坪县行政区域为镇坪县的行政区域。镇坪县属安康专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一、撤销吴忠市。设立吴忠县,以原吴忠市的行政区域为吴忠县的行政区域。
二、撤销青铜峡市。设立青铜峡县,以原青铜峡市的行政区域为青铜峡县的行政区域。
山东省:
一、恢复长岛县。以现属蓬莱县的北隍城岛、南隍城岛等十八个岛为长岛县的行政区域。长岛县属烟台专区。
二、撤销聊城市。恢复聊城县,以原聊城市的行政区域为聊城县的行政区域。
三、撤销临清市。恢复临清县,以原临清市的行政区域为临清县的行政区域。
四、撤销菏泽市。恢复菏泽县,以原菏泽市的行政区域为菏泽县的行政区域。
五、撤销临沂市。恢复临沂县,以原临沂市的行政区域为临沂县的行政区域。
六、撤销泰安市。恢复泰安县,以原泰安市的行政区域为泰安县的行政区域。
河南省:
河南省东明县划归山东省领导,属菏泽专区。
安徽省:
撤销屯溪市。将屯溪市的行政区域划归休宁县。
浙江省:
一、将原属金华专区的建德、淳安两县划归杭州市领导。
二、设立丽水专员公署,领导原属温州专区的丽水、云和、龙泉、青田四县和原属金华专区的遂昌、缙云两县共六个县。丽水专员公署驻丽水县城关镇。
三、撤销绍兴市。将绍兴市的行政区域划归绍兴县。
四、撤销嘉兴市。将嘉兴市的行政区域划归嘉兴县。
五、撤销湖州市。将湖州市的行政区域划归吴兴县。
六、撤销金华市。将金华市的行政区域划归金华县。
七、恢复镇海县。以合并于宁波市的原镇海县行政区域为镇海县的行政区域。镇海县属宁波专区。
福建省:
一、恢复松溪县。以合并于松政县的原松溪县行政区域为松溪县的行政区域。松溪县属福安专区。
二、恢复政和县。以合并于松政县的原政和县行政区域为政和县的行政区域。政和县属福安专区。
三、撤销松政县。
四、设立三明专员公署,领导三明市、三明县和原属龙岩专区的永安、宁化、清流三县;原属晋江专区的大田县。共领导一个市、五个县。三明专员公署驻三明市。
湖南省:
一、恢复益阳专员公署,领导原属常德专区的益阳市、益阳县、华容县、沅江县、南县、安化县、桃江县和原属湘潭专区的宁乡县,共一市、七县。益阳专员公署驻益阳市。
二、恢复零陵专员公署,领导原属衡阳专区的零陵县、江永县、道县、宁远县、东安县、江华瑶族自治县和原属郴州专区的蓝山县、新田县,共七县、一自治县。零陵专员公署驻零陵县。
三、撤销郴州市。将郴州市的行政区域划归郴县。
四、撤销津市市。将津市市的行政区域划归澧县。
五、撤销洪江市。将洪江市的行政区域划归黔阳县。
六、设立南岳县。以衡山县的南岳、店门等十五个人民公社行政区域为南岳县的行政区域。南岳县属衡阳专区。
广东省:
设立乳源瑶族自治县。以合并于乐昌县和曲江县的原乳源县和韶边瑶族自治县的行政区域,为乳源瑶族自治县的行政区域。乳源瑶族自治县属韶关专区。
广西僮族自治区:
恢复西林县。以合并于隆林各族自治县的原西林县行政区域为西林县的行政区域。西林县属百色专区。
四川省:
一、恢复汶川县。以合并于茂汶羌族自治县的原汶川县行政区域为汶川县的行政区域。汶川县属阿坝藏族自治州。
二、恢复理县。以合并于茂汶羌族自治县的原理县行政区域为理县的行政区域。理县属阿坝藏族自治州。
三、恢复南坪县。以合并于松潘县的原南坪县行政区域为南坪县的行政区域。南坪县属阿坝藏族自治州。
贵州省:
一、将贞丰、安龙、册亨三个县划归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管辖,目前仍由安顺专员公署代管。
二、撤销镇宁县。设立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以原镇宁县的行政区域为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行政区域。
三、撤销惠水县。恢复惠水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以原惠水县的行政区域为惠水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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