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福利经济学的反动本质
汪友泉
福利经济学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产物，现已发展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近年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以“福利国家”相标榜后，这个理论更是风行一时，并获得统治阶级的喝采。他们越来越企图利用这个理论来蛊惑劳动群众，掩盖阶级矛盾，从而瓦解和分裂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理论还引起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共鸣。南斯拉夫经济学家马克西莫维奇曾无耻地宣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福利理论的基础上才能建立。
福利经济学虽然都是以最反动的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率论为基础，但直到现在，还缺乏完整的体系和一致的认识。一般说来，福利经济学根据它的“理论”的形式和发展可以划分为新旧两派。旧福利经济学派以英国的庇古为代表，新福利经济学的奠基人是意大利的巴莱多。他虽是洛桑学派的重要人物，但他首先提出最适度条件论，因而对新福利经济学有很大影响。新福利经济学派包括补偿原则论和社会福利函数论两派。
“福利经济学”名称的由来可以归之于庇古，他在一九二○年发表了他的臭名卓著的《福利经济学》，第一次从理论上来论证经济体系中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值的可能性。庇古的理论大部分是建筑在马歇尔的理论基础上。马歇尔曾力图找出一种对经济福利进行数量测量的工具，他主张用货币来表示人们满足的多寡，并且杜撰出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两个概念，而且用这两种剩余的极大值来代替国民收入作为经济福利的检验器。庇古接受马歇尔用货币来衡量经济福利的观点，但他重新把国民收入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尺度，认为福利的大小决定于国民收入的总量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国民产量越多，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也就越大。庇古的理论是根据效用递减律和边际效用的概念，以效用的基数论为基础的。他认为效用是可以衡量的，以及一元钱对于穷人的效用比对于富人大，从而宣扬收入均等能使福利极大化，假惺惺地主张将钱从富人向穷人的转移。但是这种伪善姿态最后还是为他自己所揭穿，他焦急不安地说，缓和国民收入的不平衡，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损及资本主义利润。并且更露骨地说，“转移收入可能会阻碍富人的积极性，减少他们的储蓄，这样就会引起利息率的上升和投资的减少，从而减少国民收入，这不但不能增加福利，反而减少福利了”。
庇古还主张用社会价值而不是私人价值来衡量生产的合理性。他将产品划分为边际私人纯产品和边际社会纯产品两个概念，认为两者相等就表示资源配置十分恰当，如果边际私人纯产品超过边际社会纯产品，则应通过捐税使该工业缩小，反之，则应通过补助金使该工业扩大。这全属无稽之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是根本无法调和的。而且经济危机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使得大量资源的浪费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庇古企图避开生产关系来谈资源的适度配置是枉费心机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生产资源才能得到合理的配置和使用。
在巴莱多的影响下，新福利经济学者主要是围绕最适度条件论作些阐释和补充的工作。他们和旧福利经济学派的分歧点在于对效用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强调效用的序数论，认为效用只能有高低之分，而不能有绝对数值；他们认为可以在建立生产和消费的最适度条件的同时，不需要作个人效用的比较。新福利经济学派的反动性较旧福利经济学派尤为露骨，他们侈谈社会福利最大化和建立最适度条件，但是却借口效用不能衡量的“理论”，反对将钱从富人向穷人的转移。为了摆脱效用的基数概念，他们采用艾奇渥斯的无差异曲线的分析法来代替马歇尔类型的分析法。
无差异曲线分析法是从唯心主义出发，表示消费者的行为图表，可以在不同价格——收入情况下，对消费者购买情况的观察而制造出来。这就要求注意到不同市场状况下的大量个人选择行为，并且从这些行为中概括出几条无差异曲线，这些曲线中每一条都表示个人在两种商品的选择中可以得到同等的满足。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的比率称作边际替代率，形成了曲线的曲度。但是，最大限度的满足不能像基数论那样，能得出最大满足的总和，而是达到满足的最高水平。这种分析法企图用偏好的概念来代替效用，把个人偏好或自由选择作为增进福利不可少的条件。不难看出，这种凭主观所观察的偏好图，包括着不同时间内所出现的相互矛盾现象。为了克服这个缺点，他们假定人们的嗜好不变，否则，按照他们的说法，一个政策的目的在于使某些人增加福利，如果政策实行后，人的嗜好已变，就可能使政策成为错误的了。这真是荒唐得可笑！人们的嗜好怎能不变呢？它不仅随着年龄、经验、广告和新产品等影响时时在变，而且还会受到别人消费的影响，这就使得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根据消费者行为所作的分析成为毫无成果的活动。
巴莱多又根据效用的序数论，捏造出最适度条件论。他认为，在最适宜状态，社会资源的任何重新配置，不可能使任何人的情况变好，而不使有的人情况变坏。这里主要包括交换的最适度条件和生产的最适度条件。所谓交换的最适度条件是指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如能达到边际效用和价格相等的一点，就能使满足极大化，否则，有可能增加某种消费或减少某种消费来增加福利。所谓生产的最适度条件是指生产者在已定的原料价格情况下，要想使利润极大化，只有靠调整产品的数量，来使边际成本和产品的价格相等，否则，有可能通过增加某种商品的生产或减少某种商品的生产来增加利润。最后，他得出一个极为荒谬的结论，即任何改革必须能使每一个人的福利都有所增进，或者有些人的福利得到增进，而其余人的福利没有受到损害。从字面上看，多么的冠冕堂皇！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富人家产亿万，奴仆成群，而穷人负债累累，流离失所。试想，在这样社会中，提出任何改革不得使任何一个人受损害的建议，不是要剥削人的资产阶级永远保持他们的既得利益，宣布他们的神圣财产不得遭受侵犯，又是什么呢？最适度条件论的荒谬性还在于把人类的福利完全归之于经济因素。实际上，在人类相互影响的福利中，只有某些是通过价格机构，还有许多方面是通过不同的其他途径。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完全竞争的不可得，最适度条件也不可能实现。
按照巴莱多最适度条件论的说法，经济改革只有在不损害任何人的情况下才能实行，这实际上等于堵塞了任何经济改革的可能性。补偿原则论派企图对这点加以纠正。这一派主要是以卡尔多、希克斯和西托夫斯基等为代表，他们认为任何经济改革都会在市场上使一方得利，另一方受害，但是，只要通过租税或货币政策，使得利的人补偿受损者而有余，那就不失为适当的经济政策。这个理论是一九三九年由卡尔多首先提出，而由希克斯加以赞助和发展的。希克斯还别具用心地强调补偿不一定要实行，只要提高效率，所受的损失在长时期内都可补偿过来。这全是自欺欺人之谈。补偿原则论无论在理论上还在实践上都很难自圆其说。实行实际的补偿意味着个人间效用的比较和价值判断，这不但是补偿原则论者口头上假装要反对的，而且实行起来也有很多困难。因为人们的偏好是很难测知的事，即使能反映在市场上的选择中，那也只是事后的现象，不能作为分析的依据。至于长时期内，每一个人都会好起来，也是骗人的说法。在长时期内，社会上部分成员会由于死亡而改变，从而不可能在不同时代的人中加以比较，而且人们的嗜好也肯定会改变。为了掩盖阶级矛盾，鼓吹阶级调和论和超阶级国家论等滥调，补偿原则论者妄图避开分配，孤立地谈生产，诡称生产只是效率和资源分配问题，而分配则牵涉到主观评价，应由政府作“公正”和“公平”的考虑。并且还恬不知耻地宣称，他们已找到探知福利和效率增加的客观方法。补偿原则论的这一套“理论”，完全是迎合资产阶级的意图的，因而受到垄断资本家的热烈喝采。它竭力颂扬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财富，并且露骨地为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工人贵族的政策辩护，甚至把为了麻痹工人群众所实行的一些小恩小惠，也说成是福利的增进。这些骗人的鬼话，有时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一文中，希克斯也不打自招地说，“在历史事实上，当进行经济改革时，往往是在敌对利益的双方互相冲突中进行的，因此，补偿并没有实行，而经济进展中却积累了一长串受害的人，足以给正确的政策以坏的名誉”。
巴莱多的最适度条件论具有相对的性质，它代表着在不同收入分配下，一系列不能计算，不能比较的最适宜地位，它不能指示出福利最大值的一点。于是社会福利函数论派就吹嘘自己能够弥补这个缺点。这一派是以贝格森、塞缪尔逊和格拉夫等为代表。首先捏造这个理论的人是贝格森，他在一九三八年一篇《关于福利经济学的某些改革》中提出，而由塞缪尔逊等加以热烈赞助。和补偿原则论派一样，社会福利函数论派也否认效用可以衡量，但强调伦理观念的重要性，以及反对补偿原则论者仅注意生产，忽视分配的作法，认为即使生产和交换符合了最适度条件，社会福利不一定能极大化，原因是，福利极大化还和分配的型式不能分开。他们假定在一定的嗜好、技术和资源的情况下，依据收入分配而对社会有无数的适度地位，社会福利函数就是这些适度地位的依次序排列。这个理论主要是建筑在两个基本命题上。其一是，社会福利是个人福利的递增函数，而个人福利又是个人偏好的递增函数，也即社会福利是随着个人福利的不变、增加或减少，也同样不变、增加或减少，个人福利既依靠个人偏好或效用（指个人所消费的产品数量和所提供的服务等），也依靠每一成员对福利分配的评价和整个社会情况而定。其二是，如果个人是处在选择的地位，他的福利就会增加。他们通常在一定目标下，编制一种社会福利函数，将所有影响福利的因素（也称变数）都罗列出来，其中有些是属于非经济因素，观察它们各种配合的可能，这种工作就为政策决定者提供判断的资料，从而找出最大福利。他们狂妄地宣称，社会福利函数能解决福利经济中的所有问题。
在影响社会福利的因素中，主要是个人偏好，其他还有分配型式及资源配置情况等等。但是，个人偏好次序（也即个人的无差异曲线图）是如何得来的呢？按照社会福利函数论派的说法，它们既可以由个人伦理上的信念所决定，也可以由个人认为是他人的信念所决定，还可以由观察者从消费者在市场上所表现的选择行为来决定，甚至可以完全不根据什么“行为”而凭空臆造。不难想见，在资本主义阶级矛盾对立的社会中，由于偏好的不同，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个福利函数，要想将这些五花八门相互矛盾的福利函数作为政策的依据，从而得出代表全社会利益的福利函数，完全是一种骗人的鬼话。
综上所述，福利经济学者纯粹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为其研究根据的，他们妄图根据什么伦理原则、个人偏好和自由选择等心理因素作为经济福利的标准。这些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企图使人们相信，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客观经济规律，而是一小撮统治阶级的意图或人们的心理因素。他们明显地表示，个人是自己福利的最好判断者，如果给人们以自由选择的机会，就会使福利极大化。在这种荒谬的论点上，他们吹嘘资本主义社会有许多自由选择的机会，并且鼓吹“自由选择”就是“随心所欲”的论调，企图借这些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这里面既没有说明是哪一个阶级的选择，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富人和穷人的选择不一样。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富人是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的，但是穷人为什么要“选择”饥寒交迫，奄奄一息的生活呢？他们企图采取不以社会关系为转移的自主的个人意志作为对经济分析的说明，他们企图不顾个人的阶级地位和收入分配而侈谈自由选择，到头来，只有矛盾百出，不能自圆其说。
一切福利经济学者不能客观地分析现实生活的客观过程，而是主观地认为历史的主体不是人民，虚构出具有独立意志和内在目的的“超人”——统治阶级，仿佛这个“超人”的意志决定着一切形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李特尔在《福利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曾说，“获得最适宜地位的最好条件，必须在所有个人中有一个合理的福利分配，但怎样才算是合理的分配，只好找出‘超人’来回答，由‘超人’来指出一定的经济结构，而且说，那就是合理的福利分配”。社会福利函数论派也是明目张胆地在企图以统治者的“明智”来代替人民的“偏好”。这些都和实用主义者认为真理不是来自客观规律，而是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同出一辙。
福利经济论者表面上以反对垄断组织、主张自由竞争相标榜，他们宣称自由竞争是保证最好地利用生产资源和获得最高限度的效用的理想制度，而垄断和不完全竞争却由于阻挠价格和生产费用相等，因而和福利的标准不能相容。事实上，福利经济学者却在自由竞争的烟幕下，为有利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干预经济进行辩护。马歇尔和庇古一方面宣扬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资产阶级受自利心的驱使，可使资源不断移动，从而达到理想的配置。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一定要在适当收入分配的条件下，完全竞争才能导致生产和消费达于最适宜点，而他们所谓的适当收入分配，就是主张国家通过租税和货币政策来实行。希克斯也是一方面主张给企业主以自由，一方面主张国家调节经济。
福利经济学者还搬出边沁的庸俗功利主义的观点来。功利主义者一直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基础，他们把狭隘的个人打算和露骨的利己主义当作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并且认为社会福利是个人福利的总和。马歇尔和庇古都重弹“社会福利是个人福利的总和”的滥调。这些福利经济学者口头上装着要为社会谋最大的幸福和合理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却用各种抽象的心理因素来代替物质福利作为福利的标准。他们对于什么是幸福也缺乏一致的见解，有人认为幸福意味着满足，有人认为它意味着效用，更有人认为它意味着偏好或自由选择。他们用这些来掩盖阶级矛盾和贫富不均的现象，并企图证明垄断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可以导致社会的最大幸福。这些都是毫不新鲜的阶级调和论的翻版，妄图以狭隘的阶级利益冒充全社会的利益，以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的利益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不能调和的，阶级斗争不但不能消灭，反而要一天一天地加剧，社会利益同个人利益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和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后，才能使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
为了否认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福利经济学者如巴莱多和希克斯之流，都企图使工人相信，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能够通过增加生产或技术改进而不断提高，从而诱使工人甘心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放弃阶级斗争，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从资本主义的大量统计材料中可以看出，在生产私有制的条件下，生产增加的果实几乎全部为资本家所占有。例如美国国民财富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是属于百分之一的资本家，而百分之八十七的美国人民却只拥有百分之八的国民财富。同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自动化的推行，劳动生产率虽然得到了增长，但却引起大量的失业。在美国，仅仅由于技术的改进，每年有三百五十万人失去工作。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不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分配和失业情况，而且取决于劳动强度、职业病、居住条件和劳动条件等。在美国，每三秒钟就有一个美国工人因工伤事故而招致死亡或成为残废；在美国的居民中，百分之三十三是住在贫民区。在这些铁的事实面前，妄图推翻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是枉费心机的。
新福利经济学派、特别是社会福利函数论派以数学分析作为工具，他们往往在概念还没有搞清楚以前，就采用讳莫如深的手法，搞一大堆难懂的微积分算式来掩饰它们的反动性和伪科学性，企图用数学分析来代替生产关系的研究，用函数关系当作因果关系，用量的分析来代替质的分析，其结果只有成为脱离现实毫无内容的数学游戏。
在社会主义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形下，福利经济学者往往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来对人民进行欺骗，并借此达到他们诬蔑和诽谤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在所谓“平均收入”、“生产计划化”和“社会福利极大化”等幌子下冒充社会主义。他们还把一切改良主义措施，包括累进税、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等都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他们甚至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也宣布为社会主义。贝格森曾经在一篇以《社会主义经济学》为名义的文章中，大肆贩卖“福利经济学”的货色。这些都与现代改良主义者的论调合拍。英国工党分子道格拉斯·贾埃曾经宣扬，公有制不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社会主义意味着平等，而通过税收措施以及在货币范围和经济生活的其他领域内的监督措施，有可能实现国民产品分配上的更大的平等。但是，这些改良主义者们异想天开地企图在资本主义统治的地方建立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是改良主义的资本主义，它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近年来，当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日益过着美好的生活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们却利用福利经济的理论，大肆颂扬自由、平等和“福利国家”，妄图利用一些改良主义措施来迷惑工人阶级视线。实际上，这些措施无非是工人阶级通过坚决顽强斗争的结果，从资本家来说，只是被迫施舍一些残羹罢了，它们丝毫也不能改变资本主义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的本质。肯尼迪在一九六○年曾经承认，在美国，每天有一千七百万人是饿着肚皮上床睡觉的。在美国经济危机的阴影下，美国失业人数今年四月份已达四百一十万人。连肯尼迪也不得不惊呼，失业问题已成为美国“第一号国内问题”。他还忧心忡忡地说，如果不能替那些“正像潮水般涌向劳动力市场的男女”提供就业可能性，那么美国“就将面临长达十年的麻烦和衰退——其特点是：失业所引起的经济浪费和人的悲剧，更大量的救济费开支和更虚弱的消费市场，犯罪行为的层出不穷以及不安定的劳资关系”。就在他们自己所描绘的凄凉景象中，所谓“福利国家”的神话已不攻自灭，而福利经济学的靡靡之音也将在雷霆万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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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湖北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等问题
湖北省教育学会不久前举行了年会，会上着重地讨论了如下两个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规律？有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规律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以及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法，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特征，多快好省地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表述可以显示出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及其本质特点，显示出社会主义教育得以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以及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反映了教育事业的质与量之间、适应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有的人认为，方针与规律是有区别的。方针是根据规律制定的，所以探讨规律时必须研究方针、政策，但不能用方针、政策代替规律。
如何在中小学教育中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有的人认为，不能说一个中学的毕业生升入高等学校的比例大，就标志着这个中学办得好。如果大多数毕业生对于服从祖国需要、坚决走上农业生产第一线，既有正确、热烈的愿望，又有实际的生产知识与技能，那就更能标志出这个中学的质量和水平。
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必须由普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出发，从总体上来考虑上述方针的贯彻问题，不能认为中学毕业生升入高等学校就不是为农业服务。教育学生服从国家需要，是包括升学和就业二者在内的。关于在中小学教育中贯彻“以农业为基础”方针的途径问题，有人认为，贯彻的途径是：一、通过各科教育内容；二、通过实际参加生产劳动；三、通过课外、校外活动与农业生产的有机结合；四、开设农业生产基础知识课。有人认为，我国中小学有多种类型，具体任务有所不同，课程设置也有差别，因而上述方针的贯彻，在要求和作法上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有的人认为，在各科教学中贯彻上述方针，必须严格控制在教学大纲的范围以内，以免妨碍正常的教学任务的完成。开设农业生产基础知识课，应该兼有工业知识。普遍的意见是，在中小学教育中贯彻“以农业为基础”方针，主要是贯彻中小学工作条例，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实现培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