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南海人的眼睛
丘文仲
初访南海，见识甚多。什么印象最强烈、最深刻？南海人的眼睛。
南海人的眼睛“特别”吗？是的，很“特别”！说它“特别”，并非那深凹的、炯炯有神的外表，而是说，那儿无论老人、年轻人、小孩子都有一双像孙悟空一样的慧眼：警觉、机敏、锋利！什么妖氛鬼迹，只要一触及南海人的眼帘，就会把它勾住，即刻送进人的大脑，进行“化验”，若不究出个所以然来，绝不罢休！
正是这样，不久前几小股蒋匪武装特务刚一爬上大陆，我们十一、二岁的孩子，在山上玩的时候，就捉住了敌人的足迹！正是这样，我们的民兵，从伪装成“解放军”的敌人的一些破绽，就识破了：“这是披上羊皮的狼！”正是这样，我们的渔民，从一些蛛丝马迹就判定“有敌人爬过来！”正是这样，我们的海防人民，一旦发觉登陆特务的踪迹，便“村村设岗，处处放哨，使特务匪徒们完全陷入天罗地网，丧魂失魄，无处躲藏，迅即被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报）。
南海人怎样练就这样一副穿山逾海的眼力？有天晚上，跟一位渔业大队党支部书记聊天，我问起他。
“惯了！”回答却是这样两个字！
“怎么说？”我似懂非懂，又问。
“对，是惯了。你想，咱们这儿是祖国海防前沿，可说是国内阶级斗争最激烈的一道火线！”他指了指茫茫大海，又说下去：“敌人有个改不了的习惯：它总想把黑爪子伸进来捣乱。咱们呢，也只有一个办法——跟它针锋相对。它随时随地
想来，咱们随时随地不打盹盹，瞪大眼睛
警惕着。它一来就发现它，消灭它！时时
这样，天天这样，永远这样，就成了咱们
改不了的习惯！”
“惯了！”多么普通的两个字。可在这里，却蕴含着多么朴素的真理！火热的斗争锻炼了人民洞察敌人的眼力，培养了人民的清醒头脑，熔炼了人民的战斗性格。由此而论，一个人无论处在复杂、尖锐的斗争漩涡中，或是处在“平静”的生活环境里，只要那里有阶级斗争存在，只要从思想上把自己置身于斗争的前沿，成为一种“改不了的习惯”，那末，他的眼睛必定是锐敏的，他的头脑必定是清醒的，他的斗志必定是旺盛的。
南海人的眼睛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他们永远不忘记阶级敌人，永远不忘记战斗！这是他们“改不了的习惯”。
我赞美南海人的眼睛！
第6版()
专栏：
古巴人民革命斗争的实录
葛力群
作为一个摄影工作者，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两次观摩了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古巴革命摄影展览”。
影展中展出的五百多幅作品，揭发了巴蒂斯塔独裁者的罪行，控诉了美帝国主义对古巴进行干涉、破坏和侵略的种种暴行；同时，生动地概述了古巴人民革命的整个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像一部古巴革命斗争的伟大史诗。
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古巴革命摄影工作者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他们遵循着革命的创作道路，把摄影作为自己的锐利的斗争武器，真实而又生动地记录了古巴革命的斗争历史，充分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古巴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强决心和意志。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敌人，鼓舞了士气，推动了人民革命斗争。
当我们看完这个革命的影展以后，除了更加崇敬英雄的古巴人民和他们的伟大领袖以外，也深深地感激那些和古巴人民一起战斗，并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摄影工作者。他们为全世界革命的人民提供了内容丰富，题材、风格、形式和体裁多样的许多珍贵的文献照片。
一九五九年一月，古巴起义军在古巴人民的伟大领袖菲德尔同志的率领下，直捣巴蒂斯塔反动独裁政权的老巢，解放了哈瓦那。随着古巴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我们从一张照片中，也看到了人民怎样涌向街头，向起义军，向自己的领袖，向全拉丁美洲和全世界欢呼革命的胜利。照片的作者，如果没有鲜明的爱和憎，是难以把人们从内心发出的欢呼表现得这样恰到好处的。
影展中最引人注目，也最激动人心的是那些记录古巴人民的伟大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光辉形象的作品。它们不仅有着极其珍贵的文献价值，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重返马埃斯特腊山区》，作者通过很高的艺术手段，把这位古巴人民领袖永远闪烁着光芒的伟大形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他那久经风霜的面庞，他那坚定而锋利的目光，他那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笑貌，他那纯朴而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永远使我们肃然起敬。
《五一游行》这幅巨型照片，作者适时地抓住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瞬间。从这张照片上，我们真实地、形象地看到七百万古巴人民一条心，紧紧地团结在菲德尔同志的周围。菲德尔同志站在他的亲密战友的中间，在篇幅中他所占的地位并不很突出，但他那谦虚的态度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强信心，充分表现了出来。看到这幅动人心弦的照片，不能不使我想到古巴诗人萨穆埃耳·卡尔德维略的著名诗句：“我依赖你，菲德尔，因为你是古巴革命的化身。为了无产阶级的事业，你领导着人们前进。你唱出了人民的心声，革命，革命！”这幅成功的照片和那首诗一样，具有无穷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你看，菲德尔同志那种特有的庄严、纯朴、谦虚、温雅、慈祥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完全揭示出来了。
通过古巴革命摄影展览会，使我们对古巴人民必胜的信念更进一步的加深了！最后，我在这里再一次地高呼：美国必败，古巴必胜！
（附图片）
看革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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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州搭车记
章捷
“到省委大楼。”我在车站附近坐上了一辆三轮车，对前面的三轮车工人说。
“同志，你可能记错了，这里只有一个省府大楼，并没有省委大楼。”
难道是我记错了？我迷惑了。
“就蹬到省府大楼吧！如果不对，我再帮你找。”
二十分钟后，我到了省府大楼，当我进传达室时，三轮车工人在路边等着，期待我能够顺利地找到目的地。这时正好有一个行人在大声叫三轮车。
“这位同志是外地来的，还没有找到家，请你走一段路看有别的车再雇吧，对不起！”听到三轮车工人对那位行人这样说，我感到宽心了。
地方是找对了，而我的朋友却已下班。一看表已六点钟了。于是我又坐上车让他按着传达室告诉我的地址找到我那朋友的家中去。这一次却使那位三轮车工人为难了，也许他对这一带的小巷不熟悉，绕了好几个圈子，花了半小时，才找到我那朋友的家门，而这时候，天色已黑了。
“谢谢你，没有你，今夜我可受罪了。多少钱？”我问道。
“四角八分”。
我在车上前后坐了快一个小时，而他却只要我四角八分。我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他。
“这是按地段算的，从省府大楼到这里不远，是我找不到地方，走了冤枉路，耽搁你时间，这不能算在你账上。”他和蔼地说，带有一些歉意。
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去杭州，有人对我说，城里人爱“刨黄瓜儿”，即好敲竹杠，而对付的办法是“杀半价”，比如，要价一元，你就还他五角，这就不会上当。我到了杭州，如法炮制，有时确也真灵。没想到十五年后，我重返杭州，刚下车，就遇到了这崭新的情况。
第二天中午，我想找一个饭馆，又想借助于三轮车。
“同志，从这里朝南走，见红绿灯转弯就是饭馆，你不必再费钱坐车了。”三轮车工人这样指点我。
离开杭州的时刻到了。我乘的是下午六时四十分的火车。因为临时有一件公事要谈，我带着皮箱去拜访一位老师，从老师家中出来直接上车站。不料一谈竟谈到六时十分，我匆匆忙忙地辞别出来，在小巷里正好迎头来了一辆三轮车，我叫住了他。
“我下班了，回去吃饭，同志，你雇别的车吧！”在黑暗中三轮车工人婉言拒绝了我。
“那怎么好！”我一边奔跑，一边焦急地自言自语。
我跑了一段路，没有见到三轮车，而在昏黄的灯光下，却又出现了刚才那辆车。
“你上车吧！你要赶火车，我就给你跑一趟。”原来那位三轮车工人从我的声音中听出了我的焦急的心情，特意又回头来找我。我真是说不出的感激。他问我还差多少时间开车，我说二十五分钟。他劝我别慌，说可以赶上，于是使劲地蹬车，出了小巷，在柏油马路上奔驰着。
“赶上了，赶上了”，三轮车工人一边喘着气，一边露出胜利的笑容回头看我，然后在火车站附近猛地刹住了车。我付过了车资，提着皮箱匆匆忙忙奔向入口处，而当我快进门时，一个人在背后拉住了我的衣角，回头一看，又是那位三轮车工人。
“同志，你走错了，这个入口处是到金华方面去的，你去上海要走右边的门。我刚才喊你，你只顾跑……。”
于是我又往右边的门跑去，进了入口处，我回过头来向这位三轮车工人挥手，他正在远处望着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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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烈士的后代——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剪影
王恩宇
你的像片，常年落户光荣榜，
来到你家，又见奖状挂满墙。
工厂里一杆不倒的旗呵，
你的名字像你父亲一样响。
那时候，你还是个婴儿，
睁开眼大地仍是黑夜茫茫，
你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见的是他那身血染的衣裳。
未成年，你就懂得了仇恨，
未成年，你就走进了锻工房，
抡起了父亲抡过的大锤，
恨不得一下把旧世界砸成泥浆！
以后，你怎样掩护地下党员？
黎明前，你怎样保护工厂？
你怎样使汽锤恢复了青春？
又怎样把技术难关连连闯？
这些，你一个字都不向我提，
总把前辈们的英勇滔滔来讲，
你顺手拿出父亲的像片，
看得出，它给了你多么大的力量！
谈话间你的儿子放学归来，
那红领巾托着一脸刚强；
我问长大后叫他干什么，
你自豪地把臂一抡：“跟我一样！”
前辈的血液在后辈身上流，
辈辈英雄实现着一个理想，
革命重担，一代接着一代挑，
未来的征程呵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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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缝衣曲
陈述
回家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到二表哥家里去玩。二表哥是生产队里的党支部书记，工作较忙，我去时没有碰上他，只有二嫂在灶前，低头缝着一件新棉衣。她见我去，忙端一个板凳让我坐下，我们便拉起家常。
我端详着二嫂手中正在缝制的棉衣说：“忙着缝制衣服过年？”二嫂停下了针线，故意问：“你猜这是给谁缝的衣服？”她的睫毛连着闪了几下，仿佛她的问题里包含着无穷的秘密。我淡淡地说：“是给你青儿缝的？”她把衣服摊开比划着说：“青儿？人家可穿不上这样小的衣裳，青儿过年十六啦！你再猜猜看”。我猜不出。就在这当儿，从门外跨进一个男孩子，六、七岁光景，左手拿着一张用竹片自制的弓，右手握一把高粱秆——显然这就是他的箭了。小脸红喷喷的，快活得一蹦一跳，真像位小武士。他跑到二嫂跟前，拿起剪刀在削着一个箭头，二嫂趁机对他说：“小福，穿穿看，合不合身？”二嫂边给他试新衣，边用眼睛瞟着我说：“这该猜着了吧！”我困惑地问：“你啥时又生了个小福？”二嫂听我这一说，便格格地笑起来。这时小福将那件没有领头没有扣子的棉衣脱下，天真地拉着二嫂的手说：“二婶娘，快点缝，我过年好穿啊！”说罢小脑袋一扭，拿起弓箭跑远了。……
“小福是个孤儿，前年他妈得病死了，撇下这个五岁的儿子。他妈，大概你还会记得，就是村东头那个驼背的德云嫂。说孤儿，人家可不孤，生产队里养着他，吃穿不算，还供他念书。……快过年了，队里又发给他一丈五尺布，三斤棉花。你看他长得多壮实，无忧无虑的！……”我听了二嫂的话，骤然想起了二表哥。二表哥不是孤儿，可是他的童年，并不比孤儿强多少，一年到头穿着那件污秽褴褛的单衣，冬天偎在炕上烤火。父母也只好坐视儿女受冻。记得一个下雪的夜晚，二表哥曾经冻僵过。唉，二表哥的童年真是一场噩梦。我不愿提起旧事伤二嫂的心，于是便打趣说：“二嫂！你的手艺可真不坏呀，会裁会缝的！”二嫂直了直腰说：“如今不行了。早先，还是当姑娘的时候，我一天能做两双军鞋呢！”
谈着谈着，不觉天黑了，我看见二嫂在那盏油灯下，躬着背，一针一针地继续为小福缝制那件新棉衣。透过她的背影，我仿佛看到一位热情的姑娘，在为前线赶做军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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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调”和“动”
张晓山
在我们公司召开的一九六二年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我听到了一位同志的先进事迹。他在几年当中因工作需要调动了几次。每次调动后都能安心工作，积极肯干，尽快地熟悉业务。因而在每个岗位上都做出了成绩。
工作岗位需要相对稳定，尽量使一个人长期地从事他喜欢和熟悉的工作。这样对革命建设事业才有利。但是，人员的调动有时又是难免的。没有必要的随意乱调当然不对，但是需要调而不调，也是不利于革命建设事业的。因此，调与不调，动与不动，目的只有一个——为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调动既然是工作的变动，是一个新的起点，也是一个考验，对待它采取什么态度也就很重要了。
无产阶级革命者从来是以服从革命利益和需要作为自己行动准则的。徐特立老人在一九二七年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教育工作而投入农民运动，甘祖昌少将在一九五七年解甲归田，都是为了一个崇高的革命目的。那都是很大的调动，需要他们放弃热爱和熟悉的专业。但是他们以自己服从革命建设的需要为乐，毅然投入新的战斗。解放初期大批军事人员转到生产建设岗位。一九五六年，大批干部投入了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九五七年，大批经济战线上的领导人员，奔向文教科学战线。党发出大办农业的号召后，很多城市工人回到农村，不少领导干部深入到农村的基层中去。这都是必要和正确的。那成千上万被调动的同志没有把熟悉与不熟悉、专与不专、习惯与不习惯等等看成是绝对不变的东西，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快地适应形势要求，在新的岗位上取得了巨大成绩。
当我今天在公司的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听到这位同志的事迹时，我想到了无数革命者和建设者所讲的鼓舞人心的话：“能上能下”。所谓“上”和“下”，只是工作岗位的不同，工作任务的不同，总而言之，都是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个革命干部不管是在上级机关，或者是在基层单位工作，都能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革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党指到哪里就战斗到哪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这一点，都应该具备这样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