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南京部队组织戏剧创作的几点体会
何秋征 石言 潘井
十三年来，我们南京部队的作者能够陆续写出一些剧本，主要是由于在军委、总政及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坚持了党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文艺方向，贯彻了党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政策，并在这方面学习了各方面成功的经验。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部队建立了一支专业的文艺创作队伍。但是，到底应该怎样组织他们从事艺术创作，这完全是一个新的课题。十三年来的斗争和实践，证明了这一条真理：凡是遵照毛泽东思想办的事，遵照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办的事，都办对了，办好了。反之，就会坏，甚至犯错误。这里，我们就组织戏剧创作问题谈几点粗浅的体会。
一定要配合现实斗争任务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所以，对现实斗争任务配合得好不好，也就是文艺为革命服务得好不好的具体表现。
（一）直接配合也好，间接配合也好，总之，要密切地配合斗争任务。只有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才能谈到方法问题。
开始，我们并不是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有个斗争和摸索过程的。前线话剧团于一九五五年成立后，演了自己写的第一个戏：《东海最前线》，这个戏是东山岛战斗以后产生的，它迅速反映了当时的海防斗争。剧本写成后，不少专业人员认为它是个活报剧，信心很不足，但演出以后，却受到了各级领导与广大群众的重视，肯定了这个剧本，同时又提供了许多帮助修改的意见，这就给了作者和组织领导干部很大的启示：如果创作能努力反映现实斗争，配合部队当前的任务，即使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仍会得到领导和群众的热情支持，只要不断加工修改，一定能使作品趋于完善。刘川同志是全国解放时入伍的，到一九五六年以后才陆续写出三个作品。他深入生活很长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锻炼问题有了感触，写了第一个剧本《青春之歌》，刚好在排演时，党提出了上山下乡的号召。这个剧本的内容是好的，艺术上却有不少缺点，但发表后受到了各方面的注意，除我们演出之外，各地有不少剧团也上演了这个戏，给了作者很好的教育。一九五八年时，领导上发现了一个奋发图强、白手起家的题材线索；他第一个要求去写，以后就出现了《烈火红心》。
我们从实际工作中更进一步明确了：军队的文学艺术必须为军队的政治任务服务，必须密切配合部队的现实斗争，这原是我军文艺工作的革命传统，我们应该努力保持这个传统。我们感到，写现代题材能更紧密地配合当前的革命斗争，所以，从我们的创作题材来看，都是属于现代题材的，当然，并不排斥历史题材。虽然，在我们的创作中，也有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但大多数是反映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品。如九部话剧（《东海最前线》、《杨根思》、《青春之歌》、《烈火红心》、《东进序曲》、《我是一个兵》、《布谷鸟又叫了》、《第二个春天》、《霓虹灯下的哨兵》），其中八部是反映建国十三年来的斗争生活的，而大多数又是写的武装斗争和军队的现实生活。部队创作只有对当前斗争任务起了直接或间接的配合作用，使部队真正感到了这项工作的需要，才能得到领导和群众的重视和支持。而且，越是写了配合现实斗争任务的作品，越能为领导和群众所理解、熟悉，因之，他们就表现出极大的关怀，往往能对作者提供大量的、宝贵的意见、材料，这也是帮助作者写好作品的很重要的因素。
（二）交代任务与自愿创作、领导“出题”与作者“选题”相结合。部队的文艺工作必须服从整个政治思想工作的部署，哪个方向需要，就向哪个方向“突击”，但是领导上又必须照顾到这一“兵种”的特殊性能，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我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领导上根据当前斗争的需要及剧团演出任务的需要，向作者“出题”交任务，请作者考虑；一种是作者根据个人的兴趣和愿望，自己选了题目，征求领导上同意。领导上交的任务、出的“题目”往往反映了当前任务及广大群众的需要，如果作者认清了当前的形势，在生活中了解了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就会主动地去选择领导上所出的“题目”的。事实正是这样，最近部队领导上感到迫切需要有反映知识分子参军锻炼的作品，实际上我们有两个作者也正在动手写这个题目。我们有好几个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如《东海最前线》、《烈火红心》、《霓虹灯下的哨兵》等。
领导的要求和作者的要求，有时是统一的，这样就好办些；有时也有矛盾，但是只要思想工作做好了，方法对头了，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统一的。统一的基本关键是从思想上着手，帮助作者加强政治责任感，培养作者为政治服务的热情。我们的作者为了当前斗争的需要，是愿意去熟悉他们所不熟悉的东西，去写他们所感到难写的题材的。好八连的题材，经过许多次写作，许多次失败，但后来的作者继续坚持，最后写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过去，作者们都感到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最难写，写不好。近几年来，作者们用主要的精力，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这就是由于在服从革命斗争需要的前提下，作者和领导从思想上统一起来了。其次，除了做思想工作外，领导上应该多倾听作者的意见，用民主的方法共同商讨。所谓领导上的“出题”交任务：就是在一定时期内，领导指出方向，提供线索，提出一些要求文艺来作解答的问题。有时也出具体的题目，但不作硬性规定，不要求作者一板一眼按照题目去扣。领导上既照顾到斗争的需要，又照顾到作者个人的素养、生活积累、兴趣和习惯；既照顾到剧团上演剧目的计划，也要照顾作者熟悉什么，愿意写什么，在题材、风格、形式方面给作者充分的自由。如我们的剧团首先强调和鼓励作者多到部队、海岛、边防去生活和创作，同时又照顾到有的作者的愿望，适当安排力量写一些反映工农业战线上的斗争生活的剧本。因此，使剧团基本上保证了配合部队教育的需要，又保证了题材、样式、风格的多样化。
抓好思想、生活，带动创作
毛主席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指示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彻底解决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抓思想、生活，就是具体地执行毛主席这个指示。
（一）抓思想、生活，领导上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坚持下去。
抓思想，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也就是抓政治方向、方针政策、文艺思想。除了注意组织作者阅读经典著作外，更重要的是学习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部队领导上特别重视要作者学习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要作者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参加各种政治学习运动和文艺思想整风；十多年来始终坚持。有的作者远在外地，也总是要求他们按期赶回；有的作者正在写作，仍要他们投入运动中接受教育。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现在，作者们参加了每一次文艺思想整风运动和政治运动。有时集中学习，有时分散下部队、下农村、下工厂，在参加实际斗争中，与战士、农民、工人一起学习。平时，部队首长还给作者讲解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文艺界召开了重大的会议和作出了有关文艺政策方面的重大决定，就组织传达学习，让作者及时了解文艺领域内的斗争形势与任务。抓好了思想工作，就能帮助作者认清形势，了解时代的动向，提高政策思想水平，扩大政治视野，使他们更深刻的认识现实生活。
能不能抓好这一工作，主要的问题在于领导上要有决心，在于作者对方针政策的意义、作用，有没有正确的认识。有的作者只强调生活素材和创作技巧的重要性，忽视了政治学习，甚至认为对创作题材和生活素材作政治分析多了，会形成“框框”、“条条”，造成作品的概念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有决心，不为一时的工作繁忙而放松，不为某些作者的错误认识而摇摆，深入地帮助作者在创作实践中，把政治思想和生活素材结合起来，确实提高了对生活的认识，深化了主题，突出了形象，作者一旦得到了提高思想的好处，就会更
自觉地提出这方面的要求。《东进序曲》在编排过程中，部队首长唐亮上将几次观看此剧，同作者共同细致地研究了剧中人陈秉光在“舌战群顽”这场戏中，如何正确地掌握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如何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有充分的灵活性。作者明显地感觉到首长高度的政治思想水平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使陈秉光这个人物在原来的基础上逐步有了提高。
抓生活，最重要的是让作者到生活中去联系群众，参加实际斗争。我们采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带职、有的半带职、有的访问。作者中有下连当兵的，有在部队中当副政治指导员的，有在舰艇上当副政委的，有在农村、工厂参加工作、参加劳动的。我们作者的主要生活方向是部队、海岛，但也照顾了作者的不同愿望与需要：如有个作者写工业建设的题材较多，他就多下工厂；有个作者对农村比较熟悉，就把生活据点安到农村去，他不懂江南话，领导上又同意他到家乡河南去“落户”。同时，也需要跑“面”，扩大眼界；既用较多的时间蹲点，也利用部队野营、舰队出航以及开展教育运动等机会，临时下去生活。
能不能抓好深入生活这一重要方面，主要的问题在作者肯不肯丢开比较舒适的“书斋”生活和小家庭生活，做到能上能下，在群众中长期生活下去。入城以后，作者们的生活方式和工农兵群众逐渐有了距离。要缩短这个距离，是需要经过斗争的。一九六○年末至一九六一年初，我们大部分编剧人员，到农村去参加工作。他们与农民同吃同住，有的还担负了一个队的工作，到处奔波。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获。今年三、四月份，我们有些编剧人员参加了海防部队的野营训练，同战士们一起长途行军。有的同志年近四十，有高血压症，身体较胖，行军途中两腿磨破了皮肉，仍不甘落后，坚持到底；有的扭坏了脚，也坚持到达了目的地。在此期间，他们完成了机关工作组交给的任务，辅导了业余文艺活动，受到了干部、战士的好评。这对作者来说，是经受了一次考验。有些作者长期在海岛、军舰、农村中与群众一起生活；有的经常随着军舰出航执勤，经受大风大浪的锻炼。
深入生活问题是作者的百年大计。领导上必须月月提，年年提。一方面要给作者写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另一方面要在思想上帮助作者和安逸、停滞的倾向作斗争。作者们最初深入斗争生活，长期落户，往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迫的，直到在群众中受到激励，交到了知心朋友，在创作中又得到了深入生活的益处，“下去”就会逐渐成为自觉的、迫切的要求。近两年来，我们有些作者，深入生活的时间比写作的时间长了；安心蹲点比“走马看花”的时间长了，与群众谈心比单纯收集材料的时间长了，就是因为作者对于深入生活有了较深体会的结果。
（二）抓好思想、生活，带动创作，使作者的思想改造、生活积累和创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领导既要帮助作者改造思想，跟上时代，又要指导作者的创作实践。要尽量具体地帮助作者把政治思想教育与深入生活的成果“化”在创作中。这就要求领导上深入创作实践，了解作者的生活、素材、思想和问题，在研究这些事物时，尽力帮助作者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生活和创作中的原则问题。这是组织的工作，简单了就可能出偏差，但决不能因为怕出偏差而不管。我们体会到：领导上如果把抓思想和生活结合起来，并具体地帮助、指导作者的创作实践，不但丰富了作者的创作源泉，提高了作者的创作水平，而且使领导更加熟悉了作者，提高了领导水平，也就能更好地领导创作，少犯粗暴和瞎指挥的错误。
创作、实践、修改，再实践、再修改，直到作品完成。
毛主席指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文艺创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相同，也需要有这种过程。社会主义时代的斗争生活是错综复杂、日新月异的，新英雄人物在迅速成长，作者要把它准确地、生动地表现出来，并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就要求作者首先将剧本放到生活中去不断检验、考察、充实、修正，同时还要放到舞台上去不断实践、不断修改，然后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一）边生活、边修改，不断生活，不断修改。一个作者想写出好作品，必须勤改、多改。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因之，应该首先到生活中去反复修改。我们一些写成了的作品，都是这样经过三次、五次，甚至十多次才完成的。如《我是一个兵》，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到一九六二年一月发表，作者下去了六、七次，修改了十二遍。《第二个春天》的最初稿，作者想写保卫上海、建设上海，经过反复下去生活，有了新的创作意图，以制造万吨轮的题材，写出了《东风万里》。后来，又在生活中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彻底改变计划，作了大修改，就成了《第二个春天》。直到现在，剧本已公演了、发表了，作者仍在生活中继续实践，继续修改。
但是，也有的作者在一个作品基本上被肯定以后，修改的热情减退了，或者急于考虑发表、出版、公演，或者计划写作下一个作品。这时领导上又要教育作者虚心对待作品，要作者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然后，安排他再下去生活，进一步地进行提炼、修改。
（二）一定要结合舞台实践，不断修改。一切创作都要到生活中去检验、修改，但各种不同形式的创作，还需要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修改。戏剧创作是集体性的创作，它需要通过导演、演员、演奏员及舞台工作者的再创造表现出来。有些剧本从文字上看去还可以，但一上舞台，却暴露出很多问题。我们所以坚持把剧作者编在演出团体内，就是为了使戏剧创作能与舞台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领导上发现了一个剧本在整个倾向性上基本上站得住，大概有七成基础，就要争取通过舞台实践，再修改、再创造，不断地反复。在舞台实践过程中，我们的作者始终参加排练演出；领导上一边发挥导演、演员的创造性，帮助补充剧本的不足；一边又听取观众的意见，帮助作者考虑、修改。过去，我们上演的剧目，几乎都是这样排了又改，改了又排，像《霓虹灯下的哨兵》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排演、修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们也走过弯路：一九五八年后，有的剧本没有达到七成左右的基础，就花力量排练，边排边改，由于基础差，意见特别多，作者没有充裕的考虑时间，所以，越改越成问题。另一方面，也不能说作品一定要到十分成熟以后才可排演。我们的作者创作经验不是很丰富，有时写到一定的程度，的确已经精疲力尽，暂时无力突破现有的水平，如果这时有了七、八成基础，领导上就争取排演。在排练、演出中，让作者能很好考虑，修改后再演，这样会使作品一步步获得提高。
（三）积极扶持，帮助修改；修改不成，则要肯定收获，总结经验。修改作品是一件艰难的事，领导上要积极扶持，不能轻易的拣一个甩一个。我们有些作品开始不太像样，问题很多，但只要有一定的基础，领导上总是鼓励作者继续加工。《我是一个兵》在风格上作了大胆尝试，最初不少人要否定这个剧本，但领导上加以肯定了。通过排练，帮助修改，后来终于成了一个较好的剧本。但也有扶持不成，最后仍旧“报废”的。这时，领导上就肯定作者的收获：“本子”被否定了，但作者在不断修改中磨练了技巧，他所熟悉的生活、人物、语言仍是有用的，它们可能在今后的创作中发挥作用。在肯定收获的同时，还要帮助作者总结经验教训。这样，写了成功的作品可以提高一步，写了失败的作品，也可以提高一步。
积极争取领导帮助，虚心考虑群众意见
文学艺术创作基本上是“个体劳动”，但社会主义文艺是一种新型的文艺，它是集体的事业，又为集体服务的，它又带有一定程度的集体劳动的生产过程。因此，要求领导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帮助作者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一）有了号召，肯定了题材，还要有个别帮助。《我是一个兵》开始时不少人认为肤浅，不深，领导则认为这个题材反映了部队的现实生活，过去还没有描写这种题材的作品，风格上也有独特之处，就予以肯定了。但光有肯定是不够的，以后还经过了许多次个别帮助。往往从作者深入生活开始，就要不断地了解情况，从各个方面给予具体帮助。有些领导同志，特别是业务领导干部，不仅从思想原则上帮助作者，并且还经常与作者个别研究作品的主题思想，直到艺术处理上的一些问题。这些意见是共同探讨性的，对作者没有压力，没有束缚，相反，帮助作者提高了信心，打开了思路。过去，当新的剧目出现后，部队首长总是亲临观看，看后或者召开座谈会，或者个别交谈。除了政治性问题外，他们总强调说明对艺术创作的意见不是行政命令，作者完全可以自由处理。《东进序曲》带着不少缺点第一次彩排时，唐亮上将就邀请一些部队首长来观看，并且细致地同作者作了研究。这个戏上北京演出以前，部队首长又作为普通观众，先后看了五、六次，每次都提出具体意见。其中有政策方面的意见，就要作者修改；有艺术方面的意见，就供作者参考。由于领导上站得高、看得准，问题提得全面而深刻，往往给作者很大的启示，所以，作者很喜欢首长们提出意见。我们体会到：领导在帮助中既要有会议的形式，又要有个别交往；既要表示领导的意见，又要进行同志式的探讨。
（二）重视了集体讨论和群众的意见，还要重视作者的个人努力和个人意见。领导上从一个作品开始到完成，要注意组织集体讨论，吸收群众的意见，要作者甘心当小学生，不要以专家自居，如果能十分虚心地听取、考虑群众的意见，对提高作品质量会有很大帮助。《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连长，是塑造得比较好而受到观众欢迎的人物，但在剧本初排时，群众对这个人物的意见最多。如花园中一场戏，作者为了让矛盾继续下去，连长始终不让赵大大说出阿香可能被劫去香港的事情，观众认为这个连长太粗鲁；又如袜子的细节，原来只是从窗内扔到窗外，以后就不再出现了，群众提出这个细节没头没尾。后来经过作者的思考，修改了情节，而且让这双袜子最后从连长手中交到排长陈喜的手中，说出了很有分量的话，从而提高了这个人物的艺术形象。
但是，群众的意见，终究要经过作者的接受、消化，然后通过个人的感受表现出来，不能听到多少改多少，弄得作者无所适从。《烈火红心》中的许国清是个敢想敢说敢为的人，个性刚强。开始，许多人提出了意见，认为这个人火气大，不稳重，不老练，考虑问题时不够冷静，于是作者就根据这方面的许多意见作了修改，结果，把当时特有的精神面貌改掉了，这个人物特有的性格磨平了，最后只好又重新改回来。当然，作者经过这样反复修改，对个人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但这里说明，也不要因为群众有了意见，就束缚了作者的手脚。所以，有的作者不接受集体讨论的某些意见时，也没有被批评为违反集体主义精神或是没有群众观点，这要与思想上的确存在骄傲自大的个别作者区别开来。有的作者习惯于个人创作，有的企图摸索个人的创作风格，领导应该鼓励，这样才能使作者敢于创新，敢于探索。
（三）领导、群众、作者三方面的很好结合，要贯穿到整个创作过程中去。这并不意味着“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也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或半年召开一次总结会议。领导、群众与作者，必须从酝酿题材、写出初稿、排演、修改、公演、再修改，一直到最后完成，自始至终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商讨，全面研究。凡是比较受到群众欢迎的作品，都是这样写成的。
以上几点体会，很不成熟，今后我们将克服缺点，继续努力，提高创作水平。最近，我们正组织创作队伍深入生活，大写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新人新事以及海防斗争；大力组织中、小型作品的创作，把群众性的业余创作活动开展起来，加强薄弱环节，进一步做好部队的文学艺术创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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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青年生活的道路
——推荐话剧《年青的一代》
陈其通
最近，在我国的话剧舞台上，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好戏不断出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正在演出的《年青的一代》，就是最近接连出现的许多好戏中的一个。这个戏，是青年剧作者陈耘同志写的。我读了剧本，看了演出，觉得戏写得好，演得也好，不少地方使我很受感动。
这个戏的最大特点，是有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什么是好作品？政治标准、艺术标准不同的人，对作品的评价和要求也就不同。我们认为，能密切为现实斗争服务的、能鼓舞人们前进的、能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能培养人们的高尚品德的，就是好作品。《年青的一代》恰恰符合这些要求。它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青年人应该如何生活、走什么道路和追求什么样的幸福的重大问题。在我们共产主义者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中，在当前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千方百计地对青年进行麻醉、欺骗的条件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战略性的任务，是如何教育青年的问题。对于一切革命者来说，对于我们所进行的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来说，是如何将革命的好传统传给下一代和下一代如何继承革命的传统、父兄的遗志继续干革命的问题。目前我们的青年人应该如何生活呢？什么是青年人应该追求的幸福呢？是脱离现实斗争、脱离群众、呆在个人的小家庭里讲享受、图安逸呢？还是和广大人民在一起，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做一番事业、建立功勋呢？是把父辈兄辈费尽千辛万苦、经过流血牺牲建树起来的革命成果继承下来并使它不断地向前发展、壮大呢？还是停滞不前、甚至向后倒退，使已有的革命成果遭受毁灭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一种人，接过革命的担子，继承革命的传统，把革命进行到底；另一种人，认为革命已经差不多了，该享受了，于是就贪图安逸，不再前进、不再革命了。我国绝大多数青年属于前者，但也有极少数青年人的情况并不那么好。应该承认，在这一小部分青年人的身上，既有旧社会因袭的重担，也有资产阶级的现实影响。青年人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不可能不在他们身上得到反映。在如何对待青年人身上这些旧的和资产阶级的东西的问题上，老一辈的人也往往有不同的态度：原则的、革命的态度，和非原则的迁就、妥协，甚至纵容的态度。多数长辈属于前者；但也有一些长辈属于后者。
面对着上述的现实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不予闻问、避而不谈？还是面向现实、严肃对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态度也是如此。《年青的一代》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严肃地提出了这些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这个戏所写的故事内容虽然简单，但它包含的思想意义却非常重大。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各行各业的人看了这个戏都有好处，因为它提出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不仅青年人看了，可以知道一个社会主义的青年应该怎样生活，走什么样的路；就是对于老一辈的人也有教育意义，使他们懂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应该怎样爱自己的子女，怎样教育自己的子女，自己又应该如何在生活和斗争中为子女作出表率。小朋友们看了这个戏，也可以从中认识到：应当学习什么，不应当学习什么。
这个戏里，不论歌颂的人物，批评的人物，都很值得我们学习，或引以为戒。
首先，它歌颂了这样一些人：他们艰苦奋斗，任劳任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发扬传统，保持光荣，为党为人民的事业，随时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像林坚、萧继业、林岚等，就是这样的人。
萧继业这个人物，在戏里是作为和林育生强烈对比的形象来写的。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很大的热情，歌颂了他大公无私，只知帮助别人，不顾自己的高贵品质。在情节上，作品着重写了一点，就是他的腿同样有病，而且比林育生严重许多倍；可是他的精神状态和林育生不同，对待疾病的态度也不同。作者把两个人的问题都写在腿上，这个构思是很巧妙的。我们看，他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工作和疾病的。他是一个血统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他有革命事业心和高尚的理想。当林育生反问他为什么也没有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的时候，他回答说：“我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不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工作。我的才能也许很有限，也许我的一生永远做不出什么大的贡献，但是我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工作，给社会主义添上一砖一瓦。”正因为这样，他在勘探队里才夜以继日忘我地劳动。正因为这样，他的腿生了严重的病症，他还不顾一切地东跑西颠；甚至当他的腿有可能被锯掉的时候，他还顽强地表示：一定要咬咬牙关熬过来，绝不向困难低头。正因为这样，他看到林育生的思想有了毛病，才顽强地不顾一切地去帮助他。在他的身上，闪烁着新青年蓬勃向上、一往无前的光辉。这样的青年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非常多的，他们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林育生的妹妹林岚，这个姑娘写得活泼可爱。在她思想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胸有大志（她哥哥则是胸无大志），虽然年龄还小，却自觉地担当起了建设国家的责任，本来她可以去争取重考高等院校、或做其他的工作；妈妈和哥哥也都希望她这样作。但是她看到我们的国家农业战线上需要人，就下定决心去搞农业。由于帮助别人，误了考试，农学院没有考取，她就毅然要到乡下去参加劳动。这个女孩子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她既有远大的理想，又能严格地要求自己。
在老一辈的人物当中，令人敬爱的也是写得比较好的一个是林坚。这个人物的最大特色，是数十年如一日，永远不知疲倦地在工作。尽管他对革命有功，又有相当高的职位，但生活作风却非常朴实。林岚说他，“总是什么地方最需要，他就到什么地方去”，现在，又没日没夜地呆在工厂里。回到家，还要忙家务事。在他修理木桶的时候，没有考上高中的青年李荣生和他那段对话，就很好地写出了这位老同志的心境和作风。这种作风和林育生连帮助阿姨做点事都不愿意去，也是个很好的对比。看起来，这个人因为长年在外，而又忙于工作，对子女的教育也有注意不够之处。正像他自己所检讨的：“这些年来，我在教育子女这个问题上有些麻痹啊！”他的检讨正是对我们的警告。
和这些人物相对立的，是林育生等人。这样的知识青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在我们革命家庭出身的子弟中有没有呢？肯定是有的。但作者在创造林育生这个人物时，并没有去罗列大量的事实。因为艺术创造的任务并不在于罗列现象，而在于挖掘事物的本质。事实上，在这个戏里作者为创造林育生这个人物，统共也不过只写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是，他借口腿上有病，从青海逃回上海来，准备在上海呆下去；另一件事是，他为了自己生活的舒适，阻挠自己的未婚妻服从组织的分配到边疆去工作。然而就从这两件事情上，作品却深刻地展示了这个人物的灵魂，生动地创造了一个具有较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的形象。我们看他一出场，为给自己的爱人做生日买了几大包东西，妈妈说：“这得花多少钱！”他马上顺口回答说：“这有什么！现在有条件了，还不得好好庆祝一下。”话说得多么轻松。在这种人的思想里过艰苦生活的观念是很淡薄的，依靠艰苦的劳动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观念，也是很淡薄的。他不关心政治，也不让别人关心政治，妹妹说他这样只关心个人的生活是精神空虚，他马上骂妹妹是“小教条”。他不愿意到艰苦的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也阻止别人去。妹妹要考农学院，他不同意；爱人要到矿区去工作，他也不同意。他自己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呢？就像他对爱人夏倩如说的：“白天我们一起去上班，晚上回来就听听音乐，看看小说，读读诗，看看电影，星期天上公园，或者找几个朋友聊聊天……。”想得多美！可是他忘记了祖国正处在轰轰烈烈的建设浪潮中，青年人应该志在四方，而不是躲在某个角落里贪恋个人舒适的小天地。为了达到他个人主义的目的，掩盖他可耻的想法，不仅产生了一系列错误的行为：如假造医生证明信，要求父母替自己说情，突击结婚，甚至怀疑别人对自己的爱人有不良的企图……等等，而且，他还有一套荒谬的理论：什么一个人做事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呀；领导上也会犯官僚主义呀；在哪儿工作都是一样为人民服务呀；在城市工作条件好，在科学上可以做出更多的成就呀；他甚至振振有词地向批评他的人反驳说：“解放都十多年了，你该不至于要我们去过山沟里的日子吧？大家辛辛苦苦地劳动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使生活变得更好，更幸福吗？”说得多么头头是道，可是他不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刚刚开始建设，如何把生活变得更好呢？是积极的去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取得呢，还是呆在个人的安乐窝里，等待享受别人的成果？他尤其不懂得一个革命者所追求的，应该是集体的幸福，而不是个人的享乐。当然，后来这个青年受到多方面的教育转变过来了。戏里关于他的转变写得也还合理。但他的思想是值得我们深刻警惕的。
他的那位养母夏淑娟同志，是一个好心人。她受过革命锻炼，也热爱自己的子女。可是，她脑子里还有那么一点点旧思想的残余。她认为，育生是烈士留下的孩子，对他应该比对自己亲生的孩子更爱护，这样也许会免得别人说闲话。再者，她还认为，育生既然是烈士留下的子女，国家就应该多加照顾。可是，她没有弄清楚，怎样才是真正的爱护，怎样才是最好的照顾。在丈夫林坚批评她对育生过于宠爱时，她不是这样回答的吗：“我们从前吃苦受罪不就是为了让他们今天能过好日子吗？社会主义嘛，怎么能跟我们从前比！”她对孩子的态度是：溺爱多于管教，遇事迁就多于严格要求。有时为了迁就孩子的落后意识，连原则也放松了。大家想一想，这样“好心”的妈妈，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是可以找到不少吗？
除了在人物创造上的成就以外，这个戏还有些优点：它的情节简炼而思想深沉；它的人物不多而各有性格；它的场次少，布景少，演起来轻便易行。而且，差不多每场都有戏。我们目前的话剧创作，也正需要在这些方面进行探索和努力。
空政文工团话剧团对于演出这个戏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这是由于他们对于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学习得好，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理解得深，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演出上的成就也很显著。演员在艺术创造上严肃认真，有强烈的政治责任心，他们都相当好地完成了角色创造的任务。像张蕙英同志饰演的林岚，活泼可亲，上进好强，对人物性格掌握得很好。赵振涛同志饰演的萧继业，演得质朴淳厚，不失工人子弟本色。韩秀黎同志饰演的夏淑娟，王贵同志饰演的林坚，都很注意挖掘这一对革命老夫妇内心的东西。阳忆同志饰演的林育生，在刻划人物上分寸掌握得也还不错。这次演出，对话比较清楚；灯光比较明亮；装置比较简炼；说明他们实践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是作了努力的，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