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11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游记

一个新发现的神话世界
——桂林芦笛岩参观记
左海
举世无双芦笛岩,
彩云宫阙久沉埋。
元和题壁名犹在;
嘉定留诗句亦佳。
梦入太虚游幻境;
神驰仙苑拥裙钗。
天开洞府工奇巧,
炼石何须问女娲!
这一首小诗,是一个月以前参观桂林芦笛岩的时候即景之作。这个岩洞的美妙景色,令人恍如置身于神话世界。可惜当时行色匆匆,诗不尽意,心中颇觉遗憾。现在补写这篇短文,如能使读者对于这个新发现的雄奇壮丽的岩洞,引起兴趣,那就是我的最大希望了。
到过桂林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个七星岩,是我国喀斯特地形分布区域中,最突出的巨大石灰岩溶洞;它的迷人景色,中外闻名。然而,谁也没有预料到,桂林还有一个比七星岩更加巨大、更加美丽的洞府——芦笛岩。这个岩洞的发现,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
我们走出桂林城北,向西不远,就到了阳江岸畔。这里有一座外表并不奇特的山峰,在半山腰的地方有一洞口,两旁生长着一些芦草。当地群众常喜欢用这些芦草做笛子,吹起山歌小曲。因此,他们就把这个岩洞叫做芦笛岩。在位置上,它正好同著名的七星岩东西遥遥相对。
乍看这个洞口又矮又小,似乎是很平常的岩穴,但是,一走进洞里,印象马上大变。满目琳琅的红、绿、黄、白各种颜色的钟乳石,构成了这个神话世界的万般奇景。整个岩洞分为两大部分,也可以叫做前洞和后洞。前洞是一组又深又大的由马蹄形通道联成的洞穴;后洞则是一个宽广深邃的大岩。在前后洞衔接的地方,有一个水潭,把岩洞分成两个部分,中间乱石堵塞,还要经过一番修理,才能顺利通行。
芦笛岩的钟乳石,分外鲜艳玲珑,光辉耀眼,处处表现出五彩缤纷,如花似锦。红的如珊瑚,绿的如翡翠,黄的如琥珀,白的如玉石。整个洞府好像全都是用宝石、珠翠、珊瑚、象牙、绸缎和脂粉堆积起来的,简直和神话传说中的阆苑仙宫一样。
走进岩口不远,面前耸立着一座巍峨的台阁。周围奇峰突出,衬以浅红色和橙黄色的岩壁,像晚霞和夕照掩映在乱山疏林之间。正面出现一组乳白色的石雕,好比汉白玉砌成的宝座。上边有一位端庄美丽的瑶池仙女,身穿绫罗的衣裳,长裙曳[yì]地,吴带当风。她的眼睛闪射幻想的光辉,含情脉脉,如有所待。在她的背后,挂着锦绣的帐幔,前头悬着两盏宫灯。站在这个宝石花的景色和人物面前,真要使游客如醉如痴了。
沿着马蹄形的通道前进,有时要钻过又低又窄的石门,有时要经历一段羊肠小道,有时左右削壁形成了钟乳石的山峡,有时上下相连树立着擎天的石柱,有时平地突起一丛一丛的石笋,有时路边石室挂着一层一层的珠帘,有时万笏[hù]垂空,有时九龙戏水,有的地方群仙聚会,有的地方猿猴戏耍,还有石狮子、石犀牛、石马、石龟、石鼓、石琴、以及花果山、水帘洞等等,无不维妙维肖。
在前洞接近水潭的地方,有一个广场。这个广场的四周,有许多顶天立地的石柱,一节一节大小粗细不等,很像镂空的象牙雕刻。也有半截的石柱,上端似乎放着花盆,花枝招展。这个广场,大约可以容纳两三千人,正面像是一座大宫殿,又像是一个大舞台,广场就等于是大戏院的池座。在广场中间地面上,几十道石埂纵横交错,像是一个大沙盘,又像一幅天然图画,如果把它叫做“陇亩图”大概是可以的,因为它很像城郊稻田的缩影。
广场旁边石壁和通道两侧,有几处字迹比较明显的古代题字。在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发现的题字中,值得特别重视的有唐代元和年间、南宋嘉定年间等几则。听说后来又发现了“贞元八年十月”的题字。这是公元七九二年,即唐德宗时候的墨迹,应该算是这个岩洞中最古的题字了。可惜它只剩下这六个字,全句已经看不清楚了。
这些题字多半都属于纪游的性质。其中最可注意的是下面的一则题字。它写道:
“无□
僧怀信
□□
惟□
元春
惟亮
元和十二年
九月三日同
游记”
这中间的僧怀信,是唐代著名的高僧。据高僧传载:“怀信者,居处广陵。……会昌三年,癸亥岁,武宗为赵归真排毁释门,将欲湮灭教法,有淮南词客刘隐之,薄游海上,……信凭栏与隐之交谈。……隐之归扬州,即往谒信,信曰:记得海上相见时否?”这个和尚在南方各处云游,时间都在公元九世纪初年。而元和十二年即是公元八一七年,与公元八四三年之会昌三年,相隔二十六年,恰恰都在僧怀信云游的期间。可以想见,他当年云游桂林,曾与同伴到过芦笛岩,留下这一则题字,历时一千一百四十五年,至今墨迹虽已剥落了许多,大体却还完好,实在难得。
还有一则纪游的题字写道:
“元和十五年
僧昼
道臻
□□□□”
其中僧昼大约也是唐代著名的高僧。据高僧传载:“僧昼,姓谢氏。……幼负异才,性与道合。……登戒于灵隐戒坛。……后博访名山,法席罕不登听。……贞元初,居于东溪草堂。……五年五月,会前御史中丞李洪,自河北负谴,再移为湖守。初相见,未交言,恍若神合。……”我手头材料还不能确切查明书上的记载和洞里的题字是否同一个人。
在宋代的题字中,有一首七言绝句,颇堪注目。它的原句是:
“□□□□□□□
今日吾侪得快观
姓字□□□□□
好同大众共参鸾
嘉定九年
丙子冬后五日
□应时笔”
这首诗虽然不算好,从残留的句子看来,作者也还有相当的文化水平。末尾署名“应时”,上头一个字看不清,不知道他姓什么。如能查明这个作者,我想也很有意义。除此以外,洞内各处石壁上,唐宋两代的题字还有许多,应该设法一一查对明白,并加以保护,不要损坏才好。
照这些纪游的题字看来,芦笛岩早在公元八世纪末和九世纪初,已经吸引了许多游客。这一段历史过去虽然没有在古籍中记载下来,但是,它却因此更显得可贵了。
至于元、明、清以后的题壁文字,除了纪游性质的以外,还出现了许多纪事性质的题字,而且集中于后洞大岩里边。例如,下面一则题字写道:
“景泰七年义宁西盐二处返(反)乱被鲁(掳)?女无数”又一则是“景泰七年丙子岁人民有难”
这两则反映了公元十五世纪中叶,即明朝代宗朱祁钰、方瑛等大汉族主义者与少数民族的武装冲突。从题句中错别字和文法不通看来,这些显然是当时避乱的难民所写的。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明末清初的一则纪事。它写道:
“因为壬辰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广西桂林城各官兵马走纷纷空了省城个多月各有四乡人民抢尽省城又有
□线都爷带达兵入城
又到癸巳年二月初十日达兵入村各处四乡八洞搜捉老少妇女牵了许多牛只总要银子回赎又征灵田四都东乡人民杀死无数百姓人民慌怕逃躲性命入岩逐日不得安生
于家庄有众人?截草命众人梁敬宇等题”
于思山
所谓壬辰年就是南明永历六年,公元一六五二年;癸巳年即永历七年,公元一六五三年。当时正值李定国收复桂林,不久又为清兵攻占的时期。上述题壁的文字恰恰反映了这个历史情况。
可以断定,元代和明末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这个岩洞完全变成了当地人民避难之所,平时洞口用乱石堵塞,外来游客根本无由问津,一直埋殁几百年,如今才重见光明。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在从前许多著名的游记中,我们始终没有找到有关这个岩洞的记载。有人问:明末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是否到过这个岩洞呢?据我的判断,徐霞客根本不知道这个岩洞的存在。徐霞客是在公元一六三七年,即明代崇祯十年闰四月八日离湖南境,二十八日到达桂林。他游遍了桂林城东和东北、东南的各个岩洞和其他名胜古迹,考察了漓江主流的形势;于五月十九日乘舟游阳朔,五月二十八日返抵桂林;六月二日至九日,再游七星岩、栖霞洞、独秀岩等处;十日取陆路向桂林西南行,至苏桥登舟,向柳州而去。徐霞客在他的游记中,很确切地描写了七星岩地区的石灰岩地貌特征,但是,他却没有提到桂林西北郊有什么名胜,这就证明,他并不注意桂林西北面阳江岸畔的这一块地区。
现在我们按照芦笛岩的地貌看来,桂林西北郊的石灰岩溶解作用,比之东边的七星岩地区,恐怕是决无逊色的。芦笛岩的钟乳石,下端往往露出白色的“鹅管”。它们很像从地皮内层长出来的毛细管,不时地流出水珠。这显然是石灰岩被地下水溶解以后,沿着毛细管排出的碳酸钙等溶液。这个岩洞里钟乳石的颜色比七星岩的更为复杂多样,可见这里地下水中所含的矿物质一定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个洞内景色特别艳丽夺目、玲珑透剔、丰富集中,也证明这个地区的石灰岩溶解过程,似乎是在比较剧烈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们由进洞的时候起,到出洞的时候止,匆匆两三个小时内,边走,边看,边谈,简直觉得眼前的一切,尽是光怪陆离,目不暇接;脑子里联想到千年古史和天上地下的传说与科学珍闻,随时发出各种议论。直到出洞下山以后,大家还是赞不绝口。我自己好像真的做了一场美梦,永远不能忘记这神话世界的迷人景色。(附图片)
芦笛岩内的钟乳石 陈亚江摄


第5版()
专栏:医生手记

略谈中医标本治法
秦伯未
中医治病强调标本,特别是重视治本。这里面包括轻重、先后、缓急等含义,也是从整体出发辨证论治的一个主要原则。
治本有好几种方法,常用的为原因疗法。每一疾病的发生都有原因,无论在治疗上和预防上必须消灭这致病的根源,是一个根本问题。中医就把病因称作本,因此而出现的症状称为标。一个病因可以同时产生多种症状,只要病因消除,一系列的症状也随着消失,因而重视治本,不重治标。比如伤风感冒的原因是感染风邪,它的症状有头痛、咳嗽、鼻塞,治疗时针对风邪及其性质(伤风的性质有偏塞、偏热等)处方,不用止痛、止咳和局部治疗的药品。即使对比较重的复杂的感冒兼顾标症,也是分别主次。如重感冒出现高热、口干、烦闷、睡眠不安和全身沉困疼痛等更多的症状,中医认为高热不退能影响体力消耗,并能促使口干、烦闷等加剧,便抓住重点,根据疏风治本的原则加入清热治标,对其它症状估计热退后自然减退,不再枝枝节节的治疗。《内经》在治则里说:“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这是中医对一般疾病的治本大法。
一个病因可以有多种症状,一个症状也有多种原因,这就必须探本求源才能达到根治的目的。明代王应震曾有一首诗歌:“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毋耗气,精遗勿?[sè]泄,明得个中趣,方是医中杰。”意思是见到咳痰和出血等病症应当给予化痰和止血,但是首先要明确咳痰和出血的病因,如果不了解发病的因素,便用一般的药物去治疗,不仅庸俗化而且是不解决问题的。例如感冒症的咳嗽多痰,必须先去风邪,肃清咳痰的根源,否则化痰不生效力,愈用止咳药将会使痰不易出更觉难受。所以归根到底也是原因疗法,就是所说的治本。
另一方面,中医以外来致病因素如风、寒、暑、湿等为外邪,认为外邪的感染和患者本身正气有密切关系。有的正气先虚,遂使外邪有隙可乘,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有受邪之后,正气逐渐削弱,所谓“邪气胜者,精气衰也”(均引《内经》)。所以疾病的发生不能专顾病邪而忽视正气,尤其对疾病的发展正气实起主导作用。因此,有时候又将正气为本,病邪当作标,虽然开始时病邪为本,在某一阶段又改变正气为本。再将感冒为例,本来是人体抵抗力不能适应气候急剧变化所引起的轻浅疾患,一般均以风邪为本。但是有人容易感冒,或尚未全愈复受感染,有人感冒后不易即愈,往往拖延较长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中医惯常考虑到患者正气,不用一般祛[qū]风方剂,而用扶正来加强本身祛邪能力,或用扶正和祛邪双管齐下的方法。大家熟悉“银翘解毒片”是治感冒的成药,但中医在临床上并不一概使用,或用调和营卫的“桂枝汤”,或用补气疏风的“玉屏风散”,便是这个道理。
不属外来因素,由于内脏虚弱、功能障碍和关系失调等引起的疾病,中医概括为内伤杂病,则以内脏为本,症状为标。常见的如肝气引起的头痛,治主平肝,心血不足引起的失眠,治主养心,也很少用止痛、安神等对症疗法。但发现有痰饮(如老年痰多)、症瘕[zhēng-jiǎ](腹内硬块)等症,虽然也是由于内脏不和形成的局部病理产物,又将整体的正气作为根本。原因是这些病症已经形成以后,极不容易消除,并且影响全身精力很大,对正气来说,也可称为邪气。治疗上必须扶持正气来消除邪气,防止正气的损伤和病情的恶化,不能专治内脏的局部病变了。
中医着重治本,不等于忽视治标。为了缩短疗程和减少病人痛苦,根据病情的轻重、先后、缓急,经常采用标本兼顾治法。特别是如抢救大出血一类病症,也用止血为主,所谓“急则治其标”。问题在于使用这种治标法时,同样探求病因及考虑正气,因而有用犀角清热止血,有用炮姜温经止血,有用人参[shēn]益气止血,再在这基础上配合一些止血药。这说明中医的治标仍不离开原因疗法,含有治本意义,把治标和治本密切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特点。这样,“治病必求其本”,就成为中医的名言。
中医在具体治疗中,还有更多标本之分。《类经》上指出:“血以气为本,症以脉为本,内者外之本,下者上之本,真者假(指症状的假象)之本”等,临床上均有一定的意义,兹不悉举。总之,中医治病极其重视标本,尤其重视治本,主要是一面注意病邪,一面注意正气消长和内脏不平衡。从整体出发,把邪正的力量作对比,并观察其力量对比的变化,确定治标和治本方针,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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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小品

春水一池巧喂鱼
——谈混合养鱼
薛奕明
在那绿荫深处,清水池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群群的鱼儿往来穿梭,那里喂养着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鲤鱼和鲫鱼。
为什么要将这些鱼混合在一起饲养呢?因为这些鱼儿有着各不相同的食性和生活习性。青鱼主食螺蛳、蚌、蚬等底栖软体动物,为了觅食方便,一般栖息在水的底层;草鱼喜食青草和藻类,经常在水的中、上层游行寻食;鲢鱼喜食细小的浮游植物,极易跳跃,生活在水的上层;鳙鱼食微小的浮游动物,一般生活在水的上、中层;鲤鱼、鲫鱼都是杂食性的,常食软体动物、底栖动物以至细小的藻类,它们生活在水的底层。将这些鱼饲养在一起,不仅能够使它们分居水的上、中、下层,互不干扰,充分发挥立体利用水面的作用,而且由于它们不同的食性,其饲料还能互为作用。“一草管三鲢”,这是我国民间的渔谚,这就是说一条草鱼可以养三条鲢鱼。草鱼食草量大,排泄的粪便量多,在粪便中含有大量未经消化的植物茎叶,能沤肥塘水,繁殖大量的浮游生物,供鲢鱼、鳙鱼摄食;而鲢鱼、鳙鱼食去大量浮游生物后,又能减低水的肥沃程度,有利于草鱼喜食清水的生活习性。鲤鱼、鲫鱼爱食残屑食物,能扫清食台,防止水质变坏,改善池塘卫生;它们翻动底泥,还能使泥底的肥料加速分解,对鲢鱼、鳙鱼十分有利。青鱼的排泄物也有肥水作用。
各种鱼的不同的摄食器官,形成了它们不同的食性和相适应的生活习性。草鱼的咽喉里长着一排像镰刀般的牙齿,能把水藻切碎送进肠内消化;青鱼的喉骨上有一列臼齿状的咽喉齿,能把螺蛳、蚌的外壳压碎,吞食其肉。而鲢鱼、鳙鱼的鳃却像海绵一样细密,能挡住微小的浮游生物,并将其送入食道。鲤鱼的咽喉齿呈臼状,还带有刻槽,能压碎切断食物,所以是杂食性;鲤鱼还用那比较发达的鳃耙来滤食底泥中较小的底栖动物和碎屑。
我国池塘养鱼大约始于殷纣王十三年,即公元前一千一百四十二年。当时主要饲养生活力特别强的鲤鱼。从单养鲤鱼到混养青、草、鲢、鳙鱼,约始于唐代。唐代皇帝姓李,“李”和“鲤”同音,为了避讳,将鲤鱼改名赤鯶公,并以法律明定,捕到鲤鱼要放生,谁出卖就要受罚六十板子,于是渔民群众就只能寻找青、草、鲢、鳙鱼为主要养殖对象了。唐昭宗时(公元889—904年),刘恂的《岭表录异》中载:“……买鲩子鱼(即草鱼)散水田中,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这说明草鱼的食性已为群众所熟悉。到宋代,青、草、鲢、鳙鱼的饲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它们的食性和相互关系也有了更多了解,南宋罗愿著的《尔雅翼》中载:“鱮、鳙、鲢鱼也……鲩性食草,鳟食螺蚌,鱮乃食鲩[huàn]矢”。到明代,养鱼的经验更丰富了,在黄省曾、徐光启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当时对鱼池的建造、放养密度、搭配比例、饲料、施肥等,都有了良好的经验。到清代,《广东新语》中载:“……长至针许,已能辨其鱼类:浮者为?(即鳙鱼),在中者?(鲢),在下者鰀(鲩),最下魿也。”这些记载说明,我国对青、草、鲢、鳙鱼等的混养,已有悠久的历史。
青、草、鲢、鳙鱼是我国特有的优良品种。它们产卵繁殖时要求的环境条件较为严格,所以主要只在我国长江和西江流域产卵。过去全国养鱼需要的苗种绝大部分都由江内捕捞后运转各地。直到1958年,我国水产科学研究单位结合广大渔民生产经验,创造了催青与环境条件相结合的方法,使鲢鱼、鳙鱼能够在池塘内产卵。目前,这种人工产卵的方法已在较多地区内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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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风物

芦笙
张之遴
芦笙,是贵州苗族人民的良伴。那儿有一种说法:“如果青年后生不会吹或吹不好芦笙,就很难得到姑娘的爱情。”
在苗家每年的三月午日、七月半和九月吃新节等盛大节日里,跳芦笙是最受群众欢迎的节目。许多地区干脆把这三个节日称为“芦笙节”。节日那天,芦笙场上人山人海,后生们带吹带跳,姑娘们载歌载舞,情绪十分热烈。在黔东南的谷垅和黔南的谷立等地,参加跳芦笙的少则千余,多则盈万。不仅本地的芦笙手竞相参加,就是方圆百余里外的邻州、邻县,也有芦笙手赶来献艺。苗族人民在平日劳动之余或婚丧嫁娶的场合里,吹芦笙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在黔东南的清水江一带,很多苗族村寨都有一个中心院坝,那就是跳芦笙的地方。在夏秋的月明之夜,芦笙鸣响,全寨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闻声聚集拢来,或翩翩起舞,或谈古论今,尽情地享受着劳动后的欢乐。苗家后生对芦笙更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当他约会姑娘时,芦笙便是
“红娘”;当他倾吐爱情时,芦笙又成了一种美妙的“语言”。往往姑娘们劳作归来,掩上窗户在灯下绣花,忽然听到某种熟悉的芦笙音响,就会一跃而起,穿户踏月而出,向那发出音响的地方疾步走去……。
苗族人民视芦笙为密友良伴。但在旧中国,它却与它的主人一样,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歧视和摧残。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害怕苗族人民借吹芦笙、跳舞来聚众造反,蛮横地下令禁吹芦笙。当统治者逐寨搜缴芦笙时,苗族同胞就把它埋藏起来,待搜缴者一过,又取出来吹奏。咸丰、同治年间,苗族英雄张秀眉领导的抗清起义中,芦笙成了进军的“号角”,激励着起义者前仆后继,奋勇斗争。
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扶持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优秀的艺术传统,经常举办民间器乐演奏会,对芦笙加以介绍和传播。在苗族聚居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舟溪和镰刀湾等地,还设立了芦笙生产合作社,专门为兄弟民族制作芦笙。
芦笙属于竹簧乐器,以苦竹为原料,几枝竹管装在一个气斗上,除吹奏管外,外形近似笙。贵州的芦笙以前只有六管和八管两种,能发出六个或八个不同的音响。这两种芦笙因流行地区不同,在大小、音色、音量和调式上又有所差异,有高达丈余的低音芦笙,也有仅二三尺的高音芦笙。黔东南榕江、黄平一带的芦笙音色高亢粗犷,黔西毕节、水城一带的芦笙柔和抒情,黔南谷立的芦笙音色雄浑健朗。芦笙的音域比较狭窄,只能吹奏一些比较简单的乐曲,不能完美地表现今天绚丽多彩的现实生活。贵州省歌舞团已改革成功的芦笙有十二管、十一管和八管等几种,经过改革后的芦笙,音域从原来的八度增加到九、十一、十二以至十六度,音节由五声增加到七声,这样,就大大丰富了芦笙的自然音阶,加强了芦笙的表现能力。这种初步改革的芦笙,音色变化仍比较单调,调性的变换也还较贫乏。这有待于将来更进一步改进。(附图片)
苗地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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