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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协作
“新华日报”社论摘要
发展经济协作，就是要求各地区、各生产部门以及各厂矿企业之间建立正常的经济联系。这种以产品加工配套或物资供应为内容的经济联系，不仅是国家计划的重要补充，而且是实现计划的保证。国民经济计划是个有机的整体，它既体现了各地区、各部门、各个企业单位之间复杂的社会分工，也体现这些地区、部门、企业单位之间的经济联系。这就是说，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的主要生产协作关系，都包含在这个有机体中。这种关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国家计划以内的协作关系。但是，在成千上万种生产活动中，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生产配套和物资供应，并不可能全部包罗在国家计划之内，这就需要在各地经济计划的指导下广泛建立各地区、各单位之间的经济联系，发展经济协作，作为国家计划的补充。不论是国家计划规定的或各地经济计划规定的协作关系，都是保证完成国家计划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积极开展经济协作，发展正常的经济联系，才能使各个生产单位在生产上步调一致、紧密配合；在物资供应上互相调剂、取长补短，保证产销衔接得更好，多快好省地完成国家计划。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协作，还是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三年大跃进，生产建设事业大大发展了，许多原有的生产和供应的协作关系也起了变化，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只有通过调整才能够把老协作关系，继续保留下来；把中断了的协作关系，尽量恢复起来，并且积极发展和建立新的协作关系，才能保证各个厂矿企业的生产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保证产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协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协作的最本质、最明显的特征。有的同志说：“协作不离计划”。这是千真万确的。所谓不离计划，就是协作应当是为了完成国家计划，而一切协作活动，又都应当纳入各级经济计划。我们知道，协作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独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协作，但它是盲目、自发、无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各种生产活动都是按照统一的计划组织起来，只有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协作，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协作，才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如果离开了计划，随心所欲乱搞协作，就会打乱国家计划，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发生某些破坏作用。这样的协作，就同无政府无计划的资本主义协作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样的协作，不是我们所要求的，而是我们一向坚决反对的。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协作，必须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政策，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这就是说，在协作活动中，既要贯彻等价交换、自愿互利的原则，又要发扬克己利人的精神。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个团结互助的大家庭，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分工协作、紧密配合，共同保证生产高涨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协作活动必须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不能只顾本地区、本单位的需要，漠视对方的需要；应当克己利人，先予后取，济人之急。这样，才能有助于经济协作的开展，才能有利于生产的共同高涨。但是也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分配上还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同时社会生产水平和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还有一定限制。这就决定了经济协作必须贯彻执行等价交换、自愿互利的原则，无论哪个单位在进行生产协作或是物资供应协作时，都要认真进行财务结算。否则，就会妨碍各单位实行经济核算，造成经营管理上的混乱，甚至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也不能使协作双方的生产达到共同高涨。
经济协作是一项重要而又复杂的工作，牵涉面广，政策性强，必须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首先，必须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凡是专区和市的内部协作活动，应当由专区和市统一安排进行；专区和市之间的协作活动，以及各地与省外的协作，应当通过省的有关领导部门，以保证协而不乱，收到良好的经济效果。其次，要调查摸底，通盘规划，有重点、有目的地进行。第三，由于协作是保证生产正常进行的经常性工作，因此在协作形式上，必须尽量采取固定协作的形式。凡是生产上所不可缺少的物资供应渠道和生产加工关系，都应当通过合同形式固定下来，并严格遵守协议，按合同办事。当然，其他如举行物资交流会，互派协作代表团，材料互通有无，生产来料加工等等临时协作活动，也可以广泛开展，以补固定协作之不足。
（摘自11月16日《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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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提高思想入手
鲍彤
不论做什么工作，都需要从提高思想入手。
工作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大家对工作的想法不一样，或者想得不清楚，那么，即使一再督促，三令五申，花很大力气，工作却进展不大，收效不显著。要是换一种方法，首先敞开思想，把各种疑问和意见都摆出来：凡属糊涂的认识，一一加以澄清；思想上的疑虑，一一给予答复；各种不同的方案，一一仔细比较，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大家的思想真正通了，工作就顺利得多。
工作中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对没有做好工作、犯了错误的干部，如果简单地斥责一顿，处分一下，把他调开，重换新人，工作不一定就有起色。要是换一种方法，首先帮助他分析工作没有做好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团结他，鼓励他，工作就能很快转变。
这里边有深刻的道理。
思想是人的灵魂，人的行动要受思想的支配。各人的觉悟水平不同，认识问题的能力有高有低，工作的效果也大不相同。一个人的自觉性高，思想对头，认识清楚，就有了做好工作的基础。工作起来，就有力量，有干劲，有积极性。即使遇到困难，他也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我们在做一件重要的工作以前，总要分析形势，学习政策，弄清楚工作的目的、意义和做法，弄清楚可做和不可做的界限，也就是为了提高认识水平，能够自觉地去做工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思想通了，一通百通，就无往而不胜利。而且所做的工作，一步一个脚印，经得起考验。不然，即使有了正确的主张，但是人心不齐，就做不好。不管思想通不通，硬要去做，不是强迫命令，就是包办代替，就算一时做得像个样子，迟早要“回生”，做了也等于白做。
当然，即使一开始就注意思想工作，也难免还有一些干部会犯错误。对犯错误的干部，也应该着重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人犯错误，是常有的事。立场错了，固然一定要犯错误；认识不符合实际，也会做错事情。就一般情况说，犯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好人。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分清是非，认识错误，接受教训，坏事就可以变成好事，错误就成了一面镜子，使犯错误的同志，也使别的同志，知道怎样去鉴别正确和错误。以后，大家再遇到这一类事情，就等于打了预防针，有了免疫力。如果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仅仅从组织上处理一下，调动一下，犯错误的人还是糊里糊涂，别的同志也未必清楚，对干部、对工作都没有好处。
部署任务，组织力量，都是很要紧的。否则，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也会流于空谈。但是，如果把领导工作仅仅局限于组织上的领导，不注意思想上的领导，就不能够完满地实现真正好的领导。
从提高思想入手这一种领导方法，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孔夫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朝历代的剥削阶级，都奉行这种愚民政策。他们对老百姓实行愚民政策，对统治集团中的被领导者也实行着愚民政策。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害怕真理。我们共产党人，则一反其道而行之。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闹革命，搞建设，都必须拿革命的真理去启发、教育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真理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形成最伟大的物质力量。因此，我们的党在一切工作中总是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对人民群众如此，对干部、对党员也是如此。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毛泽东选集》第一○九五页）这是一个极宝贵、极重要的指示，需要我们认真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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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讨论辛亥革命史中的若干问题
不久前，在武汉举行了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对于辛亥革命史中的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如下一些问题。
资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农民对清政府的斗争在这次革命中起了显著的作用。资产阶级同农民在辛亥革命中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有些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一定程度上同农民建立了革命的联盟，这种联盟的共同基础就是这两个阶级都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而资产阶级则是通过会党去同农民建立联系的。但是有些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看不到农民群众的力量，他们联络会党不过是想利用会党来发动武装起义，这是跟同农民建立联盟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有人还举例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也利用过会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同农民建立了联盟。此外，也有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注意了发动会党和新军，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发动农民群众；他们对会党和新军的发动，只是资产阶级同农民的一种特殊结合。
会党的阶级成分和性质
关于会党的阶级成分、组织性质和所起的作用，有些人认为会党以农民为其主体，因此它是农民的组织。有些人认为在会党的组织成员中真正的农民较少，而无业游民、散兵游勇、亡命之徒居多，它的首领人物又往往是游民，甚至是地主豪绅分子，因此会党是代表流氓无产阶级的组织。也有些人认为会党是比较复杂的秘密结社，它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阶级内容，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因此，对会党的成分和性质，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而不能一般地称它为农民的组织或流氓无产阶级的组织。有些人还根据实地调查的材料，来说明会党成分的复杂性以及它的上层分子和下层群众在政治态度上的区别。资产阶级若干代表人物
对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某些代表人物的评价，争论较多的主要有三个人物。
章炳麟在驳斥改良派、鼓吹革命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这是大家一致肯定的。但是，在章炳麟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问题上，有人认为章炳麟是农民小生产者代表，因为在他的许多言论中，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利益和要求。有些人认为章炳麟是地主阶级反满派的代表。理由是章炳麟的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是“反满”，而反满的结果不是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是复古。他虽然也曾提出过不耕者不得占有土地和反对苛捐杂税的主张，但是，他并不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提出这些主张的。此外，有些人认为章炳麟是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有人说他是“站在孙中山右边”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而他的思想中的封建性和他后期在政治上的倒退，是同他没有彻底摆脱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有关的。他们认为章炳麟的思想和政治经历是相当复杂的，在他的思想中既有民主主义的东西，也有封建的东西，因此要把他的思想言论和他在各个阶段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考察分析。
对于宋教仁的功过是非，大家一致肯定宋教仁在创立华兴会、同盟会以及同清朝政府、立宪派作斗争中的功绩，他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具有很大代表性的人物。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宋教仁后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一种意见认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宋教仁就走上了同反动派妥协的道路。他过分醉心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躯壳——内阁制和政党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软弱性的突出的表现。因此，宋教仁在后期的种种妥协行动为当时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至南北议和之后，仍然积极地进行斗争，他搞政党政治也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需要的。他在承认袁世凯政权的前提下，为实现临时约法而斗争，这比投降袁世凯或在政治上消极倒退要好得多。他被袁世凯暗杀，是他坚持斗争的结果。因此，无论在前期或在后期，宋教仁始终是资产阶级标准的革命家。
在讨论张謇［jiǎn］的时候，有一种意见认为，张謇虽然作了许多抵制和破坏革命的勾当，但是他所办的企业如大生纱厂等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不大，而且同帝国主义是有矛盾的。无论从政治上或从经济上看，他都同完全依赖于帝国主义的盛宣怀有很明显的区别。因此，他虽然是革命的敌人，但是从阶级属性上来说，他仍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而且正是从官僚、地主转化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张謇属于官僚资产阶级，因为他办的企业是有垄断性的，同时又得到封建政权的支持，而且他本身又是一个官僚。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种意见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更加深入，但是它们是采取比较温和的形式的。因此，民族矛盾又表现了相对的缓和，而国内阶级矛盾则显得特别尖锐。辛亥革命直接打击的对象正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另一种意见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而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则是民族矛盾的表现形式。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同盟的矛盾。如果不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提，就会产生片面性，即或者忽略了反帝的方面，或者忽略了反封建的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由于大家对毛主席著作中有关指示的理解不同，对矛盾的若干基本概念的认识也不一致，所以争论较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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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学派
吴斐丹
凯恩斯主义是垄断资本的思想体系，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庸俗政治经济学最典型、最重要、最反动的一个流派。
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极端尖锐化，经济危机日趋严重，企业的经常开工不足，从失业后备军变为失业常备军的千百万失业大军的存在，劳动群众日益贫困化。同时在这个时期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传播，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垄断资本的辩护士，现代庸俗的经济学家们，就不得不采取新的方式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解。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很大一部分庸俗经济学家，一方面被迫承认经济危机和失业等是“和今日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只要国家担负起干预经济的任务，就有可能使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用凯恩斯的话来说，就是“可以医治了疾病，同时保留了效率与自由”。①
凯恩斯编造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灵活性偏好”等一整套的“理论”，作为解释产生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原因。所谓“消费倾向”，即在总收入增加时，储蓄的部分会增加，消费的部分会相对地减少的说法，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劳动者收入不足维持生活的客观现实。而把危机和失业的原因，推诿于所谓由“消费倾向”所造成的消费不足。所谓“资本边际效率”，是指对追加投资的将来估计的预期收益率，认为资本的边际效率总是趋于降低，因而投资会减少，结果使就业减少，造成经济危机。这完全是无视垄断资本利润大量增加的客观事实的谬论。至于“灵活性偏好”，凯恩斯把它说成是人的自然倾向，认为人们总喜欢保持随时可以使用的现金货币，只有在利息的引诱之下，才会放弃它。由于人们有保存现金货币的自然倾向，既会减少消费，也会减少投资，结果会造成失业和经济危机。凯恩斯捏造这一套谬论的目的，就是要为国家干预经济、所谓“可调节的资本主义”建立理论根据。就在这一套荒谬理论的基础上，他提出一系列国家干预经济的具体政策和克服危机消除失业的措施，来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以反对马克思的只有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解决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的科学论断。因此，他成为垄断资本的宠儿，为许多庸俗经济学家所拥护，并在三十年代中凯恩斯主义逐渐形成了流派。正如福斯特同志所说：“凯恩斯因为是病入膏肓［huāng］的资本主义的救急医生，最后就变成资产阶级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②
凯恩斯主义的发源地是英国③，但是，它却在美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不是偶然的现象，是有其社会经济基础的。
英国是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现象在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英国多年来把它的超额利润的来源，集中在资本输出、坐收证券息金等方面，已使英国的工业趋于衰落；同时，由于美国在战时的经济扩张，使英国的资本输出以至商品输出异常困难，为了解脱这种经济上的困难，英国的垄断资本不得不拚命地寻求办法，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但是不久，美国同样地陷于深刻的衰落过程，尤其是1929—1933年的世界大经济危机的爆发，表现出美国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场所，于是成为凯恩斯的庸俗理论发展的温床。
凯恩斯提出的解脱经济危机的办法，是由国家担负起干预经济的责任，实行所谓“可调节的资本主义”，来增加和保证垄断资本的利润。具体的措施主要是依靠国家预算，赤字财政，对企业主给予低利贷款，举办创造国民收入的公共工程，来对垄断资本进行大规模的国家资本的注射。因此，实施凯恩斯所提出的一系列措施的理想场所，是财力和资源较雄厚的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债主的美国，正是这样的场所。实际上，当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爆发以后，罗斯福所实行的克服危机的“新政”，正是由国家实施经济干预，以赤字财政举办公共工程，资助私人企业，进行社会保险等。从这时起，凯恩斯主义就成为美国庸俗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中心了。
由于美国和英国的客观情况的不同，凯恩斯主义移植到美国以后，也就有一些改变。正如福斯特同志在1956年《政治月刊》的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目前笼罩一切的意识形态，是用美国的特殊形式表现的凯恩斯主义。”
从凯恩斯“理论”在美国发展总的趋势来说，主要有两种倾向。第一，就是把凯恩斯的所谓“短期停滞论”改变为“长期停滞论”。凯恩斯认为失业与经济危机，只是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末期的经济停滞现象。美国凯恩斯的信从者更进一步把它长期化。1929—1933年大危机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在美国则特别深重，1937年美国又发生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接二连三地爆发了经济危机；再加上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日益强大，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市场日益缩小，使美国经济遭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美国的经济又因特殊的情况而有某些发展的可能，因而使从英国已完全接近末日的腐朽衰老的经济为出发点的凯恩斯主义，到美国的凯恩斯流派的手中，就变为“长期停滞论”。
第二，就是所谓凯恩斯“理论”的动态化。凯恩斯在进行经济分析时，是以技术不变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说是静态的，所谓“宏观的静态论”。凯恩斯反对以极大原理为基础的，对于消费者的极大效用和生产者的极大利润，进行分析的微观分析方法，而主张以社会经济的总体的经济行为、国民收入、物价水准等集合概念，进行研究的宏观分析方法。这种宏观分析方法，一方面是他为垄断资本的利益，进行国家经济干涉的理论基础之一，同时也是他抽去社会经济现象的阶级内容的一种欺骗手法。凯恩斯的信从者的所谓发展，就是把它动态化。
在动态化中有两种趋向，一种是把经济过程采取唯心主义解释，认为心理因素在经济变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种是唯技术论，强调技术进步对于经济进步和劳动人民福利增长的决定性意义。他们故意把经济发展的基本环节即生产关系避而不谈，他们完全抹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阶级关系，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必然趋势。在凯恩斯“理论”的动态化中，由美国凯恩斯主义者所特别发展的，有所谓“宏观的动态论精密化”的方向，所谓“精密化”常常和数学化相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都不曾否认经济研究上数学的应用，但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数学化的目的，却在于更加便于掩盖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质量特征、阶级内容，否定一定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
此外，和这两种倾向有关，特别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注意的，所谓“倍数理论”和“加速度原理”相结合的庸俗理论。原来“倍数理论”的最初研究者是卡恩，他在1931年就发表了《投资与失业的关系》一文。凯恩斯就是以“倍数论”来说明投资增长与收入增长，消费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把捏造的所谓“消费倾向”，当作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心理规律，无论是长期的或短期的都相当稳定，于是在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之下，收入的增加，为投资增加额的倍数。“加速度原理”最初由毕卡达克所提出，他在1914年就发表了《就业的非货币因素所起的变动》一文，想要确立生产资料的需要量和消费资料需要量的增加率的关系。因为生产资料一旦设置之后，在它的耐用时期内，能够继续的生产消费资料，如果消费资料的需求（消费）不增加，则生产资料的新需求（纯投资）就不会产生。纯投资量是依存于消费量的增加率，只有消费以加速度增加的情况之下，前者才能扩张。相反的，消费停止增加，纯投资停止了，消费减少，生产资料就要过剩，这时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就要陷于深刻的萧条。“倍数理论”和“加速度原理”的结合，就是以凯恩斯在“倍数理论”中所说的投资对于消费（收入）的影响，和“加速度原理”的消费对于纯投资的影响结合起来，说明经济相互影响的关系。当然，做经济研究工作必须分析经济的各个部门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他们却故意略去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的关系，内部矛盾，只谈投资的增加，可以引起就业，国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刺激生产资料生产的扩大，完全不谈在资本主义剥削下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现象。所以“倍数理论”和“加速度原理”的结合的目的，只为了更加便于作欺骗的宣传，制造以国家预算为杠杆来增加垄断利润的“理论”根据。
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的凯恩斯主义者很多，如果从凯恩斯学派系统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流派。一、汉森到多玛尔和希琴斯的长期停滞论，即绕过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而从人口增殖系数缩减与美国自由土地的耗竭，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现象；二、萨末尔逊、克来因、高特文为中心的景气变动论，即避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抽去阶级内容的国民收入分配形式，来谈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周期性经济危机；三、穆迪格里尼、杜森贝、托平、弗里曼等相联系的消费函数论，他们把由资本主义生产力无限增长和有限的群众消费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危机和失业，只从消费方面来做文章。现在简略介绍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
首先要说的是汉森，他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并在美国政府中担任专家和顾问等重要职位，为美国垄断资本经济上最重要最反动的谋士和辩护者。他是凯恩斯主义最初的介绍者，同时也是使凯恩斯的“理论”更能适合美国经济情况和垄断资本要求的庸俗理论的捏造者。主要著作有《完全恢复或停滞》、《财政政策与景气循环》、《经济政策与充分就业》、《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等。在1929年后美国的经济发展就急剧的趋于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汉森就提出“经济成熟”的概念，认为美国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周期性萧条，而是“长期停滞”。实际上“经济成熟”的概念和“长期停滞论”，正反映出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老和腐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汉森却认为“经济成熟”和“长期停滞”的原因是：（1）技术进步的停滞；（2）可以开发的土地的耗竭；（3）人口增殖率的下降。由于这些原因而使投资减少，结果造成经济停滞与危机。汉森认为在经济成熟阶段，私人投资已经几乎没有出路，因此必须以公共投资来补充，就能使经济恢复繁荣，并达到充分就业，结果会影响消费支出，由于消费支出的影响，再影响私人投资。在这里表现出上面所说的“倍数理论”与“加速度原理”的结合，就是由国家预算所造成的政府公共投资，由于“倍数理论”，形成民间消费。而民间消费和政府消费，则由于“加速度原理”，引起诱发的民间私人投资，因此更引起民间的消费。汉森捏造的这种理论，完全是为垄断资本的利益进行说教。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停滞、危机和失业的原因，决不是汉森所提的这些。很明显的，战后的技术发展，并不能阻止经济危机愈来愈频繁的发生，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只是使失业人数日益增加；而且美国今天的问题，不是可以开发的土地的耗竭，而是已经开发的土地的不能充分利用；尤其是人口增殖率的降低，是劳动群众由危机和失业所造成的贫困化的结果。上述所捏造的“理论”，不过是为了掩盖危机和失业的真正原因，同时要国家干预经济，通过国家预算，更进一步地牺牲劳动群众的利益，来充实垄断资本的钱袋。
其次来讲多玛尔，他的重要著作有《资本扩张，增长率和就业》、《资本积累问题》等。他在讨论经济发展时，是从凯恩斯的如果公众没有保藏的欲求，就有可能达成充分就业的论点提出疑问开始的。多玛尔认为要解除失业的压迫，必须利用增大的生产能力，只是没有保藏的欲求，能否保证生产能力的利用是很成问题的。从这点说，维持充分就业的必要条件问题，也就是维持充分就业所必要的国民收入增长率问题。由此多玛尔从所谓“宏观动态”的观点，对收入，投资，贮蓄，生产量和资本量进行了研究。同时多玛尔又研究了“时间的迟延”问题，就是在经济上采取某种措施，给经济过程以刺激，它所引起的影响，会有时间的迟延；由于“倍数理论”，要求对生产资料的投资所产生的收入的增大，以促进经济繁荣。多玛尔从这种捏造的理论出发，把维持充分就业的条件说成是国民收入的增长率问题，这就是说，失业的产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并从投资与贮蓄等的关系来研究，显然是要撇开资本主义社会国民收入在不同阶级间的分配问题不谈，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关系。
在目前美国庸俗政治经济学中有着特别重要地位的，可说是萨末尔逊，他是麻省理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美国现任总统肯尼迪的经济顾问，景气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忠顺的辩护士。他在今年为肯尼迪政府做了一个《1961年美国的经济和经济政策》的书面报告。他的重要著作有《倍数分析和加速度原理的相互影响》、《高速度原理和倍数的结合》、《经济学—分析入门》等。他是“倍数理论”和“加速度原理”的结合最重要的代表者。他提出政府倍数的概念，认为倍数并不是表示政府支出所引起的国民收入总额和最初货币支出额之间的关系，而是表示纯投资总额和国民收入变动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了公共投资对于国民收入变动的关系的模型。同时他也以加速度原理，研究了消费的增加引起投资，投资更引起消费增加的震荡过程。此外，萨末尔逊的经济的“稳定条件论”，在美国凯恩斯流派中，是最有特色的。在他看来，充分就业问题虽然重要，但不是现代社会经济的唯一问题，并且认为失业是维持劳动纪律，刺激劳动生产率，保持“经济制度灵活性”和“稳定经济的积极性”的必要条件。这正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最反动的一面，他们把失业看作是“稳定经济”的条件，压迫工人阶级的鞭子，剥削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
克来因是美国垄断资本辩护士的新进者。他的重要著作有《宏观经济论和合理行为的理论》、《凯恩斯的革命》等。他以出版《凯恩斯的革命》一书而出名，在这本书中，他把凯恩斯和马克思比较，他歪曲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说什么马克思的景气变动论，是由五个方程式和五个变数所构成的一个体系，就是（1）消费依存于工资和剩余价值；（2）投资依存于剩余价值和当时经济中被积累的资本量；（3）工资和剩余价值成正比；（4）国民收入等于消费和投资的总计；（5）国民收入等于工资和剩余价值的合计，在这五个方程式中，有消费，工资，剩余价值，投资，国民收入等五个变数，一起成为一个体系。克来因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混淆凯恩斯的谬论和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以欺骗工人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最后，简单地提一提美国凯恩斯流派中的“消费函数论”者。原来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中的“需要函数”的概念，是指消费和决定消费的诸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凯恩斯是以收入决定储蓄和投资的理论为核心，其中消费函数的稳定性是其重要的假定。穆迪格里尼进一步在消费函数上应用了循环所得指数，他在《贮蓄收入比率的变动——经济预测问题》一文中，一方面说明，消费函数在繁荣期和萧条期的不同，同时也指出消费函数在繁荣期和萧条期中的密切关系。杜森贝则在《收入、贮蓄与消费行为的理论》一文中，比穆迪格里尼更进一步，认为消费函数不仅在不同时间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认为各个人的消费函数也是相互依存的。“消费函数论”和一切资产阶级的庸俗的数理经济学家一样，用数学的函数关系来说明经济问题，抽去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性与阶级性，掩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324页。
《政治月刊》1948年1月号，《凯恩斯主义的政治意义》。
凯恩斯主义的创始人梅那特·凯恩斯（1883—1946年）是英国剑桥大学讲师，主编《经济杂志》，曾任英国财政顾问，英格兰银行理事等职，是垄断资本家的忠仆。主要著作有《货币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另外，在英国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主要有哈罗特、罗宾逊、卡尔多、希克斯等。
* 斐［fě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