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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想政治工作要有的放矢
在进行思想教育过程中，注意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切合实际和富有成效的重要一环。在职工中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有些可能是由于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当前形势认识不清产生的，有些可能是由于在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碰到了实际困难产生的，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两方面的问题又常常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既然，思想问题的产生，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我们在解决思想问题时，就不能简单草率从事，就不能光从表面看问题，应当注意从多方面了解和具体分析，从而真正找到产生思想问题的根源，然后对症下药、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我们知道，做一切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和走群众路线，做人的思想工作当然更应如此。因为人们的思想是多种多样的，而人们的思想问题的产生又是从具体问题引起的，如果不看对象，不问具体情况，千篇一律地去进行，就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人的思想不同于一般的具体事物，它不仅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而且是摸不着、也难以看得到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了解群众的要求，懂得群众的心思。可是，群众的要求和心思并不是轻而易举随手可得的，必须下苦功夫，从加强群众观点，改进工作作风入手，亲自深入下去，充分发扬民主，和工人打成一片，同他们交知心朋友，才能够真正了解到群众的要求，摸透群众的心思。经验证明，同样是进行思想教育，如果领导上关心群众，注意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群众就会从切身感受中体会到集体的温暖和领导的关怀，愿意讲心里话，并且自觉地接受教育；相反地，如果领导上忽略了解决实际问题，没有关心群众的困难和端正他们对待困难的态度，只是一般地泛泛地去讲大道理，尽管话说得再多，也不会有效地打在他们的心坎上。在工厂企业里，职工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主要来自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搞好生产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战胜农业连续三年受灾带来暂时困难的根本办法，是广大职工的迫切要求。工厂企业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生产。但是，对于职工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企业领导者也要满腔热情的对待，给予高度的关怀，尽可能地帮助解决。要把抓生活和抓生产很好的结合起来，通过解决职工的实际生活问题，使他们更加深切体会到党对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正确解决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从而鼓足干劲，坚定信心，心情舒畅地努力搞好生产。
我们强调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通过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促进实际工作的顺利解决。要想使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必须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指导思想，所以也必须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同时，要认识到群众中的思想问题，有共同的、带普遍性的；也有个别的、带特殊性的。在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时，要抓住当前带普遍性的主要问题，也要注意不同类型人员中的不同思想问题，切实防止一般化和简单化的作法。（摘自11月3日《湖北日报》社论《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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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合理调整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
郑州纺织机械厂发动群众，修订工时定额，调整劳动组织，初步进行了定员工作。这项措施实行的结果，使全厂今年压缩了八万五千个工时，相对地提高劳动效率11．3％，基本上解决了完成生产任务和实际生产能力的矛盾。
用更少的劳动时间，生产质量更好、数量更多的产品，是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的重要原则。最近一个时期，河南省有许多厂矿企业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指导下，挖掘了企业内部的劳动潜力，抽调一批年青力壮的职工，支援了农业生产战线。这种作法，不仅是一项保证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力措施，而且将促进这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企业减员以后，很自然地会产生工种与工种、工序与工序以及生产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的不平衡问题，这就要求这些企业相应地及时调整劳动组织，组织新的平衡，以保证生产正常的进行。这样做，才可能为合理和节约使用劳动力创造有利条件。河南省目前多数厂矿企业，在抽调人员支援农业战线以后，都注意了劳动组织的调整和整顿工作，但是也还由于企业的管理水平不同，人们的思想认识不同，因此调整劳动组织的作法也不完全相同。目前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哪里叫喊人手紧张了，就往哪里调配补充；一种是从修订工时定额入手，根据合理的工时定额，该补就补，该减就减。事实证明，前一种挖东墙补西墙的作法，其结果只能是表面的暂时缓和一下生产中的矛盾，并不能通过调整劳动组织，进一步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后一种作法，由于将调整劳动组织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此它能达到积极组织平衡、挖掘劳动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这就是郑州纺织机械厂的作法。
从修订定额入手，调整劳动组织，是一种积极的组织生产平衡的措施。定额是企业管理工作的基础，要作好企业的计划、技术、劳动和财务成本管理，就要有工时、材料消耗、技术等一套完善的定额管理。有了定额管理，领导指挥生产和职工从事生产，就胸中有数了，企业管理工作就具体了。在各项定额管理工作中，尤其重要的是工时定额，因为正确的工时定额是企业编制生产计划和实行定员的基础。从修订工时定额入手，就能够更好地揭露和解决劳动组织中的问题，从而为调整劳动组织找出科学的依据。同时，由于企业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职工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特别是随着技术革新运动的发展，以及产品和产品工艺的改变，所以工时定额也要随着这些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进行适时地修订。否则，落后的工时定额就会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工时定额的修订，一般来说，每年都应当按照国家年度计划的要求，作一次调整修订。
要合理地调整劳动组织，必然涉及到一部分人员的工作调配问题。但是，如何使调出单位和工种积极地挖掘劳动潜力，将所有富余的人力无保留地抽调出来，支援那些人力薄弱的单位和工种，并且使调动的人员愉快地走上新的岗位，这就需要深入细致地作好人的工作。事实上，目前仍然有一些企业和一部分干部，对于合理使用和节约使用劳动力重视不够，因此企业党委应紧密结合调整劳动组织工作的进行，在职工群众中深入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家真正认识到合理调整劳动组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关键性的措施。进而教育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骨干，克服本位主义和片面观点，从整体出发，积极地抽调一切可能抽调的力量，教育职工群众服从生产需要和组织调配。在人员调配中，一般要本着先同工种、再近似工种、而后其他工种，使调整工作力求合理，使被调配的工种工人，尽可能地发挥已有的技术专长。对于一些因生产需要确实无法照顾原有技能的，接受调配的部门和工种，要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尽快地熟悉业务和提高技术水平，以便更快地使生产薄弱环节得到充实和加强，使企业生产得到稳步的上升。
调整劳动组织的目的，在于不断地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机构庞大，行政管理人员和生产辅助人员过多，则直接妨碍着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生产工人减少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就相对的增大，根据这个情况，在调整劳动组织的同时，还需要依靠群众，正确确定企业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直接工和辅助工的合理比例，达到精简上层，充实基层；精简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管理机构和非生产人员的比例安排得适当，不但能够使企业职能部门和职能人员，明确职责范围，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进而形成精悍的生产指挥系统，而且还能够使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得到更切实的保证。所以，在进行劳动组织调整工作中，还需要发动群众，通过查机构、查任务，改进工作方法，精简多余的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人员，进一步明确职责范围，初步进行定机构和定人员的工作。
工业企业的劳动管理，是一项复杂和细致的工作。合理地调整劳动组织，又是厂矿企业在当前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企业党委要重视对这一工作的组织领导，根据本企业的具体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地合理地调整劳动组织，保证生产正常进行，使企业劳动生产率不断地得到提高。
（摘自《河南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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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间、混、套作的理论基础
陈戈平
在正常的情况下，作物的生物产量高低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即：单位土地上的叶面积、叶片进行光合作用的时间及其强度。而这三个因素又与农业“八字宪法”的综合应用密切相关。叶片是植物吸收光能、同化二氧化碳的主要器官。同种作物各植株的叶片分布在同一个空间，生长速度比较一致。生长前期，地面上的绿叶不多，绝大部分的阳光为土壤所吸收或反射掉。在生长后半期，地面又往往显得过分郁蔽，大部分阳光被上层的叶片吸收或反射，而中下层的叶片则处于较微弱的光照条件下，光合作用效率低，严重时它们会由“生产器官”转变为“消耗器官”，过早枯黄。如果把外形不同的几种农作物间混作在一起时，植物对光能的利用情况就好得多。
实行高矮秆作物间作或混作，一般对高秆作物都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矮秆作物生长的地方变成了高秆作物通风透光的“走廊”。通过这条“走廊”光线可直射到高秆作物的中下部，同时由于矮秆作物的反射，田间的漫射光也大大增加。与马铃薯间作的大豆，行间中部的光强相当于自然光照的11．1％，行间下部的光强相当于自然光照的2．45％，而单作大豆在相应部位的光强分别为自然光照的1．63％和0．6％。
不可否认，间、混作时矮秆作物往往处于较微弱的光照条件下，生长比较差。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遮光都是有害的。众所周知，各种植物对光照强度的要求是不同的。喜荫和耐荫的植物含有较多的叶绿素，呼吸强度较低，能够顺利利用微弱的光线。在农作物中，绿豆、大豆和马铃薯等都比较能够耐荫，适于和高秆作物实行间、混作。还应该看到适当遮光有益的一面。炎夏中午的光照强度对多数植物来说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遮光可以防止植物体温过分上升，减少叶面蒸腾。
投射到地球表面的太阳光能数量是很巨大的，但目前植物对光的利用率还很低。据计算，即将封行的玉米田，大约利用全部落到它表面的太阳光能的2．3％。在整个生长期间，植物对光的利用率还要低，通常只有1％至2％。其主要原因是在封行以前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植物尚小，绝大部分光能被土壤所吸收或反射。其次，约占全部太阳光能20％至40％的红外线和紫外线，不能被植物用来进行光合作用。玉米、棉花是喜温、株大的作物，需要的行株距较大，苗期生长缓慢。因此，在播前一个多月以及播后到发棵前约四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地面是很空旷的。如果早春先播下一季耐寒早熟的作物，如豌豆、蚕豆、大蒜、小萝卜等，然后在它们的行间套种玉米或棉花，生长季节就会利用得更经济一些。
须根系作物的根入土不深，但分枝发达，在耕作层内形成一个庞大的吸收网。圆锥根系作物具有明显的主根，能很好利用土壤底层的养分和水分。根的生长速度因作物而异：有的前期快后期慢，有的恰好相反，另一些作物根的生长在整个生长期中表现得很均匀。各种作物对养分的要求不同。禾谷类作物需氮最迫切，磷、钾次之；豆科作物由于根瘤菌的固氮作用，从土中吸收氮素很少，需要磷、钾、钙肥较多；薯类作物对钾肥有良好的反应。各种作物从土壤中吸收养分的时间有先有后，有长有短。如果单作时作物的根系分布在同一土层内，吸收同类的养分，那么当根系构造和需肥不同的几种作物生长在一起时，各土层中的养分和水分就会利用得更合理，更均匀，不致使某种元素消耗过度。
植物在生命活动过程中，都能分泌出某些液态的或气态的物质。叶尖泌水和某些植物发出的特殊气味都是我们所熟知的。植物分泌物具有选择性作用，它对周围的其他生物的生长可能是促进的，也可能是抑制的，甚至是致命的。大蒜含有杀菌的蒜素，与葱蒜间作的农作物病虫害减轻。
间、混作后田间小气候的改变也可能是病虫害发生减轻的原因。大豆蚜虫喜欢干燥的环境。间作在玉米行间的大豆，由于田间空气湿度的提高，蚜虫发生较少。套种在玉米田中的大白菜，由于玉米行间比较阴凉湿润，日夜温差少，软腐病、毒素病和霜霉病的总发病率比单作区减轻90％。
某些间、套作物对害虫的发生和蔓延有机械的阻隔作用。试验结果，在麦棉宽幅带状间作区，发生蚜虫的棉株占12％，而在棉花单作区却达到65％。与春小麦混作的胡麻，由于麦芒的防护，棉铃虫仅有少量在地边发生，而单播的胡麻田，平均每平方米有棉铃虫四至十只，被害花蕾达35％。
（摘自《中国农业科学》1961年第九期，原题为《间、混、套作的理论基础及其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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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互相转化
冯友兰
毛主席指出，同一性有两种意义。这是大家所共同承认的。可是，一谈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同一性，有些人就感觉到困难了。他们觉得这两种“主义”是对抗的，怎么会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而且互相转化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回答。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观和形而上学观是相反的；但是它们相反，正是由于它们所要回答的是一个问题，前者是关于物质和思维的问题，后者是关于运动和静止的问题。它们的回答相反，所以它们斗争。但因所答的是同一的问题，所以它们之间就有互相依存、互相贯通等的同一性。就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说，这是比较容易了解的。
可是有很多人对互相联结等具体内容的了解，还感觉有困难。
困难的一个原因在于，在谈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时候，他们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离开哲学史的具体的哲学体系，而只想到抽象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其实，这种抽象的“主义”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哲学史中具体的哲学家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如果从这些具体的体系出发，就很容易看出它们之间的同一性。
困难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只有唯心主义中的正确部分，才可以与唯物主义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但是唯心主义中不会有，或不一定有正确部分。只有唯物主义中错误部分，才可以与唯心主义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但是唯物主义中不一定有错误部分。对于“贯通”和“渗透”的这样的了解，也是片面的。
就哲学史中具体的体系说，例如儒家和墨家是互相批评的。墨家对于儒家的批评，构成墨家体系中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这两家之中，正是“你中有了我；我中有了你”，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这一对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和互相依赖。如果说离开儒家，墨家还可以有它的唯物主义体系；离开墨家，儒家还可以有它的唯心主义体系，这当然是可以的。不过，那就不是中国哲学史中的墨家和儒家了，这样地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还是抽象地谈，不是对于具体的体系作具体的分析。抽象地谈永远不能了解二者之间的同一。
如果一方为对方所批评的那一部分思想确是错误的，这些错误思想也就是对方的借以发展它的正确思想的资料。因为有这一批评，正确思想就更明确、深入。这就是说，毒草转化成为肥料。这也可见统一和斗争是分不开的。离开统一而言斗争，那就是抽象的斗争；离开斗争而言统一，那也是抽象的统一。
更难了解的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互相转化。有人认为，如果承认有性质的转化，那就很难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恐怕会流为相对主义和诡辩。
为要免除这样的误解，列宁有一段话可以引为说明：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也可以转化为民族战争。……只有诡辩家才会根据一种战争可以转化为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法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列宁全集》第22卷，302—303页，重点是原有的）。
一个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体系，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可以向着它的对方转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于这种转化举了不少的例证。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是一回事。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正是因为他的哲学体系是倒立着的。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顺过来”，也包含着把他的哲学体系“顺过来”。这就是说，黑格尔的哲学有向唯物主义转化的可能。其所以有这样的可能，是因为“自然科学和工业日益迅速和日益猛烈的强大发展”。像恩格斯所说的。这就是具体的条件，没有有利的具体条件就不会有转化，也不会有转化的可能。
在批判波洛丹诺夫的时候，列宁说：“普遍代换说”表明波洛丹诺夫从他的出发点起差不多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比起先前的几个阶段，波洛丹诺夫哲学的这个阶段离辩证唯物主义更远还是更近呢？如果他停留在一个地方，当然是更远了。如果他继续顺着他九年来走的那条曲线前进，那就更近了。现在他只需要认真地前进一步，就是说，只需要普遍抛弃他的普遍代换说，就可以重新回到唯物主义。因为，就像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把康德的唯心主义的一切矛盾和费希特主义的一切弱点集中起来一样，这个普遍代换说把摇摆不定的唯心主义的一切过失和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切弱点集中起来，编成了一条中国式的辫子。以前费尔巴哈只要认真地前进一步，就是说，只要普遍抛弃，完全根除绝对观念这个黑格尔的“代换物理自然界的心理的东西”，就可以重新回到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剪掉了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国式的辫子，也就是说，他把自然界当作基础，而没有任何的“代换”（《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中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化的关键。正是如列宁所说的，它处在转化的“前夕”，其所以能够如此，大概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像恩格斯所说的，“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已经包含了不少的唯物主义内容”；另外一方面是像列宁所说的，黑格尔把过去的唯心主义的矛盾和弱点都集中起来，“编成一条辫子”，可以说是集唯心主义之大成。这就使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能够把唯心主义的体系一举而扫除之。
黑格尔哲学这两个方面，都给后来唯物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就整个哲学史的发展说，这就是唯心主义的内部发展，使其自己向其对立面转化，好像资产阶级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时也产生了它自己的掘墓人。
（摘自《学术月刊》1961年第十一期，原题为《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相互转化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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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评《孟丽君》
李健吾
丁西林的六幕长剧《孟丽君》最近在《剧本》七、八月号上刊出。
孟丽君这个人物，对老的一代说来，并不生疏。她是《再生缘》的女主人公。老实说，《再生缘》前半，并不引人入胜。从皇甫少华封王拜爵之后，女诗人对自己虚构的局势显出有力的擒纵本领，矛盾达到难分难解的地步。细致的性格刻划和呼之欲出的喜剧气氛，让人感到女诗人确有出人头地处。两个假孟丽君的出场，分外显示女诗人擅长制造喜剧情节。主线自然全在郦［lì］君玉（孟丽君的化名）这方面，她有复杂的内心活动。发现未婚夫和刘捷的女儿私订终身，已经很不愉快了，何况她又十分自负呢，何况圣眷正浓呢。但是，她到底是一个女子，决不可以给后来留下丝毫口实，因而又和皇帝亲近不得。“因惭夫子嫁门生，怎反臣妻侍圣君？”女诗人这两句话，道破她的女主人公的矛盾和处境。
丁西林先生的《孟丽君》，与其说是改编，不如说是创作。他从皇甫少华得胜还朝开始，冗［rǒng］长的铺排变成轻快的进行。他保留浪漫色彩，接受几个主要场面，取消一夫三妻的情节，改变人物的历史与社会关系，同时让语言经过千锤百炼，成为文学的、喜剧的语言。《再生缘》是诗体制作，然而我们不得不说，诗体并不保证本身处处都能是诗。丁西林先生的喜剧语言的特色是有含蓄，虽然他用的工具是散文。《再生缘》的工具是诗句，诗句在这里往往既不明快，又不含蓄。明快与含蓄并不对立。拖泥带水反而妨害含蓄，细致是一种美德，然而不知道选择，就会像“舌无留言”一样，成为一种缺点。
丁西林先生在《前言》里，把《孟丽君》看成一出虚构的历史剧。《再生缘》是有特定的朝代的。女诗人看中了元朝。她很可能以为元朝的情形，一般说来，读者不怎么熟悉，对她的安排有不小的便利。尽管如此，她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蒙古族统治者和汉官员之间，在当时决不会融洽无间，也决不会全部搬用汉官仪的。丁西林先生取消元朝字样，一方面弥补了这种遗憾，一方面由于泛指起见，增加了普遍应用的意义。任何一个朝代都在这里分担到被揶揄［yé-yú］的机会。他的现实主义精神还可以不必停留在特定的历史细节上。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由于人物的历史与社会关系的改变，主要人物的性格因而也就有了改变。我们读《再生缘》，不时泛起一种疑问，孟丽君真爱皇甫少华吗？他是她的未婚夫。她必须从一而终。他有灾难，她必须帮他解除灾难。这是一种责任。责任自然也有感情包含在内。但是这种感情是男女相恋的感情吗？他们先前并不相识。所以如果说有感情的话，不是我们有意挑剔，真还怕她对皇帝有几分怜惜的心思。她的尴尬［gān-gà］地位和她的矛盾心理让他变成全部情节进展中最有决定性的关键人物。丁西林先生的孟丽君还是那样十全十美，然而性格却有了很大的差异。他在序幕中首先肯定她和未婚夫的恋爱关系。她在改装逃难前，亲手把她的画像送给他作纪念。她明白自己颠倒阴阳，协理朝政，有欺君之罪，但是她愿意嫁给她的情人，决不有意刁难皇甫少华。饮酒脱靴那场戏，看上去她很被动，其实她很主动。她显得分外聪明，也分外有情。然而这样一来，她的尴尬地位和矛盾心理却就轻轻转让给爱慕她的少年皇帝了。在喜剧里，皇帝一跃而为情节转变的关键人物。他比他在弹词里取得更中心的地位。
《再生缘》里的孟丽君，就性格而论，深致多了。而《孟丽君》里的孟丽君，在完成喜剧的任务上，却顺利多了。两位孟丽君各有千秋，让她们都永生下去吧。
最后，我们附带指出一点。丁西林先生在《前言》中，除去谈真实的历史剧和虚构的历史剧之外，还说起喜剧与闹剧的区别，而很难欣赏喜剧。为什么？能不能这样说呢？闹剧是一种感性的感受，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感性的感受可以不假思索，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根据观众各人自己的生活经验，通过演员的表演，而和剧作家发生共鸣？对吗？有几分对，还是根本不对？确实值得进一步考虑。
《孟丽君》是一部匠心独到的喜剧作品。《团圆之后》在悲剧方面的成就，《孟丽君》在喜剧方面的成就都为现代人在处理封建社会的题材上取得可贵的写作经验。
（摘自《文艺报》1961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