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意大利印象
彭迪 高集 张扬
应意大利发展与中国经济和文化关系研究中心的盛情邀请，我们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于9月下旬到意大利进行友好访问。在十八天期间，我们访问了罗马、巴勒摩、波伦亚、拉温那、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七个城市。
在罗马，我们参观了意大利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同各党派的议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同志在百忙中接见我们。在西西里、波伦亚、拉温那、佛罗伦萨和米兰，我们受到当地议会和政府的隆重接待。代表团访问了意大利总工会和农民联盟，各地的工会组织以及工人和农民的家庭；还同各地的文化界人士举行了多次座谈，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代表团在旅行时还访问了报馆和通讯社，受到记者组织的友好招待。这些访问和接触，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联系。
在意大利的十八天，是令人难忘的十八天。意大利的明媚绮丽的南欧风光，古罗马的历史遗迹，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意大利的艺术大师们的丰富多采的艺术遗产，都是十分令人倾心的。然而，给我们以最深刻的印象的，是意大利的热情而智慧的人民，以及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烈友好的感情。他们不断询问新中国的各方面的情况，表现了渴望了解新中国的殷切心情。不少意大利的政界人士热情地赞扬我国人民、我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著名的独立的天主教人士、佛罗伦萨市长拉彼拉，在接见代表团时就赞扬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一定会作出伟大的事业。从天主教民主党分裂出来的西西里社会基督教联盟的一位领导人科洛，在我国国庆前夕招待代表团的宴会上举杯祝贺我国国庆，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是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意大利发展与中国经济和文化关系研究中心和西西里发展人民之间友好关系协会，为祝贺我国国庆，分别在罗马和巴勒摩举行了酒会。我们在远离祖国的地方欢度自己的国庆，衷心感到意大利朋友们的友情的温暖。
在西西里、波伦亚和米兰，我们曾访问了农民和工人家庭，以及工人群众自己建立的“人民之家”（俱乐部），在这些家庭中，我们受到亲如家人的款待。他们娓娓不休地向我们叙说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探问中国工人和农民在解放后的幸福生活。特别当我们访问西西里的两个市镇平诺德阿尔巴尼斯和阿尔特方特时，当地的劳动人民，甚至老人和小孩，都涌来同我们见面。人们向我们欢呼：“人民中国万岁！”“中意两国人民友好万岁！”意大利劳动人民对新中国的这种真挚的感情，使我们深为感动。
意大利是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但是近代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只有一百年的历史。而仅在本世纪头五十年中，意大利就曾发动或参与了五次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承受了战争的破坏，并且经历了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的灾难。同其他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意大利的经济相形之下是落后的。北方虽然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工业，但是南方至今还残存着封建关系。最近几年来，意大利的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逐年上升，但是农业却处在停滞和危机的状态中。每年都有成千成万的破产农民，从南方流往国外和北方的工业城市。最近十年，流往国外的达二百五十万人。在意大利，失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据统计，意大利目前的全失业人口是一百二十万，半失业人口达一百五十万。意大利人民，特别是工人和农民，为争取民主和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进行了并且继续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我们在意大利访问期间所遇到的意大利朋友，无论是知识分子，或者是工人和农民，都怀着强烈的反法西斯情绪。他们往往以极大的兴奋，向我们谈起去年夏季意大利人民为反对塔姆布罗尼政府向法西斯转化而兴起的风起云涌的斗争的情况。在那次斗争中，许多城市的人民，如都灵、巴勒摩，以及罗马的一些地区，曾经构筑了街垒，来反抗武装警察的血腥镇压。人民的英勇斗争终于迫使塔姆布罗尼政府垮台。不少的反法西斯英雄，在斗争中牺牲了。当我们访问巴勒摩的一个工会时，办公室的墙壁上就悬挂着在那次斗争中牺牲的三位工会领袖的遗像。人们怀着极大的敬意追念这些死难的烈士。他们的英勇斗争精神，是意大利人民的光辉的榜样。
意大利最近几年来垄断企业的扩张，是靠着残酷剥削廉价劳动力得来的。意大利的工资水平要比西欧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低得多。北方的工业中心米兰的情况较好。但是，米兰的工人同我们谈起来，也是一肚子苦水。一个工人的妻子说，她丈夫的工资收入，除了付房租（这项开支一般要占一个工人收入的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上），其余的80％以上要花在吃的方面。工人的工作很紧张，而为了满足最低生活需要，大多数工人不得不加班加点来弥补开支不足。
同工人比较起来，农民的情况就更为困苦了。在农民中，约有二百五十万人的雇农和对分农是最苦的阶层。西西里的雇农，一年中只有三四个月可以工作，其余的三分之二的岁月，只能靠不足以糊口的社会救济金来生活。对分农由于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终年辛苦劳动，还要为生产支付一半的资金，境况比雇农还要差。我们在波伦亚曾访问过一个对分农家庭，他们说，他们的斗争目标就是要实现耕者有其田。意大利农民争取土地的要求是极为强烈的。南方的农民在斗争中曾占领地主的土地，而同警察以及地主雇佣的土匪武装搏斗，历年来有不少农民在斗争中惨遭牺牲。但是，尽管如此，斗争还是在继续着。
在意大利所谓战后“繁荣”的表层下面，还潜藏着北方和南方经济发展极端悬殊的矛盾，南方是意大利垄断资本的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和销售商品的市场，因而他们用尽各种方法阻挠南方的发展，使南方停滞在贫穷和落后的状态中。西西里区议会的一个社会党议员举一个例子来向我们说明这种情况。他说，一百年前，西西里有七万五千工人，而现在却只有七万工人。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在战后的年代中，意大利的统治集团曾经企图把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西西里的最大的工业单位——巴勒摩造船厂关闭掉，由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斗争，这个企图才未能实现。在南方的各阶层中，反对北方垄断资本和要求发展南方经济的愿望，十分普遍而强烈，西西里要求自治的运动，正是这种矛盾在政治上的反映，虽然，在1946年就制定了西西里的自治法，并在翌年成立了自治的区议会。可是，据区议会的一些议员们说，由于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中央政权的阻挠，自治法的规定并未能够实现。自治运动的发展，使一部分主张自治的人士在1958年从天主教民主党中分裂出来，成立了社会基督教联盟，即著名的米拉佐派。在经济上，西西里当地中小资本联合起来，组织了西西里金融协会，同北方的垄断资本对抗。
由于最近几年经济上的恢复和发展，意大利的垄断资本对外力图实行扩张，对内力图巩固它们的统治。我们参观的几个大厂的厂主，最关心的就是国外市场问题。他们当前的主要目标是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意大利的商品和资本的输出，最近几年来在上述的地区中逐年都有增加。经济实力的加强，使意大利垄断资本同美国的矛盾也有所发展。一个意大利著名的评论家同我们谈起意大利的对外关系时说，意大利已不甘心于像战后初年那样充当美国的一个小伙伴，它现在要在北大西洋集团中争取一个适当的地位。在内政方面，去年夏季塔姆布罗尼政府向法西斯的转化失败后，意大利的统治集团采取了进一步分化民主力量的政策。
无论从经济情况或者是政治情况来看，意大利的社会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图景。在这个矛盾重重的局面下，意大利的劳动人民为争取民主和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进行着持续而艰难的斗争。
我们的短期访问已经结束了，但是意大利人民对新中国的友好感情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深信，中意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将会随着岁月的推移而不断地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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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争狂人和上帝
袁先禄
“美国在下跪”——9月18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用这个标题刊登了一幅颇为引人注意的广告。在广告的右下角，画着一个正在仰首合掌地向上帝祈祷的“山姆大叔”；旁边印着一篇祷祠，祈求“天父”把人类从黑暗中拯救出来，里面还有着这样一些忏悔的语句：“我们已经躲开了您而走向我们自私自利的道路”，“我们已经离开了您的祭坛而信奉金钱、享受和权力的假上帝”。
刊登这幅广告的人，是美国赫赫有名的富豪之一、数十所大旅馆的所有人康拉特·希尔顿。这个旅馆大王是不是由于对自己过去用自私自利的手段获得金钱、享受和权力感到内愧，因而要求上帝赦罪呢？不，不是这样！广告中貌似虔诚的姿态，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冷战”宣传加上一些迷人的装璜。
且看广告的上面一截，在那里希尔顿吐露了他真正的心事。
“让歌利亚来吧！共产帝国主义，像《圣经》里的歌利亚一样，威胁着自由的人们。那个巨人也是吓唬、欺凌和恫吓懦怯的人。大卫在似乎无法取胜的情况下走上了战场，但是在上帝的力量的支持下，他是胜利者。共产党的威胁将在类似的状态下被击败，如果我们同上帝的力量一起对抗这个巨人。”
著名的以色列王大卫，当他还是一个年青的牧羊人时，靠着上帝的帮助，用一块石子射杀了身高八尺、全身武装的非利士巨人歌利亚，这是《圣经》里的一个故事。用《圣经》来煽动“冷战”，并不是这个美国阔佬的新创造。早在1957年，已故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曾经从《圣经》中“找出”了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和“大规模报复主义”的“道义根据”；他所引用的是耶稣的话：“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现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也曾一再要人们相信，他执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意志”；他在就职演说里就表示，他是“真正以上帝在地球上的工作作为自己的工作”。
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上帝”。战争狂人的上帝带着“冷战”气味，也是无足为怪的。不但如此，上帝还曾经多次被战争狂人们拉进“热战”中去。
远在四十多年以前，当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刚刚诞生，帝国主义国家的那帮战争狂人就决定要把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他们宣称，这是一次奉上帝之命来讨伐异端的“十字军远征”。直到1951年11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还津津乐道地追述当时的一个“奇迹”说：教皇庇护当时曾经看到天神显灵，命令上帝的信徒去“拯救俄国”。
大约二十年以前，纳粹德国的军队闯进了苏联。当时的那帮战争狂人们高呼：希特勒是“上帝派来的人”，对苏联的进攻是为了“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下保卫基督教文明”。
这两次“受命于上帝”的行动，结果如何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华盛顿的战争狂人马上又在“上帝的名义下”准备一场新的战争。例如，当时美国统治集团的一个御用物理学家阿瑟·康普登竭力鼓吹用原子弹来扩展美国的“世界霸权”。他说：“上帝不仅会原谅我们投掷原子弹的行为，而且正是由于上帝的帮助和启示，这项工作才得以完成。我把美国之能够第一个制造和使用原子弹看作是上帝的一种直接的行为。”
人们常常说：“形势比人强”。看来，即使是战争狂人塑造的上帝，在形势面前也是无可奈何的。希尔顿在9月18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说明，他在报刊上刊登“美国在下跪”这幅广告已经不止一次了。早在1952年7月4日，当时华盛顿用作军事讹诈资本的原子垄断已经被打破了，而朝鲜战场上的局势又反映了美国在称霸世界的道路上开始走向下坡路；于是，美国的这个富豪由于美国“处在严重危险”中而第一次刊登了他的广告。但是，“下跪”又有什么用呢？上帝并没有“显灵”。历史的潮流继续前进，1957年末终于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东风开始压倒西风。这就使得旅馆大王哀呼美国面临“更大的灾祸”而第二次刊登他的广告。这次“下跪”的结果又如何呢？上帝仍然没有作什么“帮助”和“启示”，而美国的处境却是越来越不利了。这就是希尔顿最近重登这个广告的原因。
当然，华盛顿的战争狂人心里也明白，祈祷并不能使他们得到什么好处；他们正在进一步开足马力来扩军备战，企图挽回日益没落的前途。目前美国充满一片战争歇斯底里气氛，一个名叫卜比·李森的英国记者看了不禁发问道：“美国人都疯了吗？”
这种做法能够给华盛顿的战争狂人带来什么呢？虚无缥缈的上帝不能作出答复，可是有一句关于上帝的谚语却颇能够说明这帮战争狂人的结局。这句谚语就是：
“上帝要谁灭亡，首先使他发狂！”（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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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尼亚美见闻
冯之丹
西非的一条母亲河
宁静的尼日尔河，蜿蜒四千二百公里，从容不迫地流过西非的心脏。她为西非人民哺育了中世纪马里、松加依和贝宁等王国的文明，灌溉着西非广袤的土地，并且在撒哈拉大沙漠面前筑成了一道防卫的屏障。尼日尔河从几内亚山脊发源，向东北，流入苏丹平原（马里共和国）。她的中游，在靠近撒哈拉的沙漠之岸，突然结成一个大河套，有如中流砥柱，抵挡住来自北方的荒沙的侵袭。河套尽处，尼日尔河折向东南，出马里国境，流经尼日尔的西部，擦达荷美的肩膀而过，然后直下尼日利亚，与大西洋的万顷波涛相汇合。
尼日尔河这个名字，是法国殖民者给起的。她所流经的土地上的人民，一般都是用当地的语言，赋予各种动听的名称。在几内亚和马里，人们称她为朱莉芭河。“朱莉”，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伟大的血液；一为伟大的歌手。芭为河流之意。而在尼日尔，查尔马语称之为伊萨河；在尼日利亚，豪萨语称之为库阿拉河，这两个名称的涵义，都是“巨大的河流”。的确，尼日尔河是西非的一条大动脉，那取之不竭的生命的血浆，通过她输送给两岸的人民和国土；她也仿佛是一个伟大的歌手，日日夜夜在歌唱着她的儿女们所曾遭遇过的悲惨命运和进行过的英勇斗争；她那柔情的歌声使人憧憬着一个幸福光明的新世界的来临。
在河岸上
4月下旬，我们从阿克拉飞往尼日尔共和国的首都尼亚美。尼日尔河穿过尼日尔的国境约六百公里，尼亚美正好座落在这一段河的中途，河水流经她的西南面。据当地人的解释，尼亚美的意思就是：一个猎人的母亲，头顶水坛，到河边去汲水。
每年4、5月之交，正是干旱季节的后期，尼日尔河的水几乎被烈日蒸发了一大半，浅浅的水位，只有半个人深。尼亚美的对岸，地势低洼，雨季来临时，河水泛滥，淹没了对岸一片绿色的草原。干旱季节，从尼亚美隔岸望去，只看到河西岸的树林和草地，看不到任何人烟。但在东岸的尼亚美市区这边，河滩上熙熙攘攘；独木小舟缓缓地漂浮在河面上，从一个村镇到另一个村镇。岸边有一珍珠鸡、野山鸡、毛驴子走在沙地上。到了伊斯兰教徒祈祷的时刻，一些穿着长袍的非洲男人就在河岸上跪下来面向东方，向着伊斯兰教圣地膜拜。河边还有一些男人跪着在捣洗衣衫。据说，这些本地人是有组织的，他们从尼亚美各区收来衣裳，就在河边晒洗。这里的阳光是如此灼热，不消五分钟，洗好的衣衫就全部晒干了。
尼亚美的气温白天是在摄氏四十五度左右，最热可到五十度。坐在汽车上，迎面吹来了热风，有如置身在鼓风炉的旁边。直到夜晚，如果睡在没有冷气设备的屋子里，就像是睡在蒸笼里一样。
漫游尼亚美
尼亚美，是个不大的城市，位于尼日尔的西部边缘，约有四万人口。原来它是尼日尔河上一个集散货物的商镇。当法国殖民者在1897年开始入侵尼日尔以后，一直以东部的桑代尔——尼日尔的第二大城市为其统治中心。到1926年，尼亚美才成为尼日尔法属殖民地的首府。
从西城区沿着尼日尔河漫游全市，首先看到的是一些政府机关。一座大围墙里边是尼日尔共和国的总督府，即前法国的殖民总督府，大门前站着戴红帽子、穿黄色卡叽制服的卫兵。附近就是国民议会大厦。还有一些新的政府机关的楼房正在建筑中。沿着一条主要大街，一幢幢小巧玲珑的法国式别墅，映入了人们的眼帘，这些都是部长们的住宅。
市的西部，有一座黑人市场。这个市场被称为“下市场”。它的旁边已盖好了一座新市场，待安排就绪后，这个市场将要迁入新址。至城市东南角，另有一个大约可以容纳千人左右的较大规模的非洲市场，被称为“上市场”。这个非洲人市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生产展览会。市场的摊子上放着小米、玉米、大豆、葱头、枣子，还有西红柿、辣子、芋薯、尼日尔河中的小鱼虾、非洲的可拉、盐等等。市场上还有各种手工艺品，如画着花纹的土陶器、草席、一些极简单的铁农具，像锄和铣之类。
我在市场上发现了几个独特的摊子，那里放着各种草药和用鸟兽骨头制成的各种药物。乍一见，还以为是在非洲看到了中药。陪同我去逛市场的一位尼日尔官员，似乎发觉了这些摊子对于我的吸引力。他解释道：“这些药物是非洲传统的东西，一般老百姓有了病，都去找土医。尤其是在乡村。”这位官员看来不太信服非洲的医术。他说：“这些土医很神秘，他们都有家传秘方，不向外传，所以连卖药的人也不知道这些药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也认为，有些土药确实有疗效：“譬如毒蛇咬伤，西药是无效的，而土药一治就愈。骨断了，西医治有痛苦；而非洲的医术可以接骨却没有任何痛苦。”看来，非洲的土医和土药也和中医、中药相似，同样是人民传统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尼亚美整个城市，只有一两条通向飞机场的柏油路，其它的路都是土马路。房屋建筑除了少数几栋洋楼，主要是土房屋。有一家规模较大的医院，原来是法国的军医院，据说这里经常接收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侵略军的士兵。我曾在这家医院里遇到那些仍然是非常傲慢的法国军医。有一个法国医生对我说：“现在，这并不是尼日尔政府的医院，而是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委托我们法国人办的。”原来法国的军事医院在尼日尔宣布独立后摇身一变，成了联合国委托的机构了。当然，尼日尔政府在尼亚美也有自己的一家规模较小的医院和几个门诊所。
尼亚美市郊，一片荒漠。郊外有一块荒地，那里临时搭着一些遮阳的草棚，有一些骆驼停在沙地上，那些骆驼客是来自北方沙漠边上的游牧民，他们带来了枣子、盐等产品，打算在这里盘桓几天，然后再带些小米之类回到北方去。我也曾访问了郊区的一个村庄，这里的居民都是从外地到尼亚美当临时工的。全村近百户，均住草屋。据村民告诉我，两个月以前，这里发生了火灾，草屋一扫而光，成了一堆废墟。但是，这些勤劳的人们，很快地重又在废墟上盖起他们新的简单的茅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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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冷战骑士”阿登纳
林生
一个“没有羞耻的人”
经过一个多月幕后的讨价还价，西德下届总理的安排总算大致确定了——阿登纳继续当一两年总理，然后辞职让现任副总理的艾哈德继任。
自从1949年西德政府成立以来，总理职位一直是由阿登纳独霸的。今天阿登纳不得不忍痛表示要在一两年后让位，是因为这次西德大选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失去了绝对多数选票，必须同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但是自由民主党提出联合组阁的条件是阿登纳不得当下届总理。而基督教民主联盟内一些有势力的“反叛者”也乘机活动，“阻止阿登纳在选举后重登总理宝座”（西德《明镜周刊》）。
但是，尽管有这些“逼宫”活动，八十五岁的阿登纳却官兴正浓。他通过他的儿子出来说：“他相信他的父亲没有想到辞掉总理的职位。”据说，由于“反对派”要赶他下台，阿登纳甚至还伤心地哭了。
这种心情倒是不难理解的。阿登纳当上西德总理时虽然已经七十三岁了，但是根据一家西德报纸的说法，这正是这位总理政治生命上的“青春时期”。因此阿登纳对于任何缩短他“青春时期”的企图是最恼火的。前几年基督教民主联盟内曾经有人要把阿登纳抬上有职无权的总统席位，就受到阿登纳的死命反对。
阿登纳恋栈不去已经受到了不少的非议。但是，为了高官厚爵，他是从来不知羞耻为何物的。1906年阿登纳为了爬上科隆市政府秘书职位，就曾向当时德国中央党一个领袖毛遂自荐：“你为何不推荐我？我和别人一样好”。战后，在1945年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次集会上，当大会尚未开始时，阿登纳自己坐上空着的主席位置说：“我生在1876年，想是这里最老者，如无人反对，我就以老人资格主持会议。”当时会场上无人作声，阿登纳也就当了党的领袖。事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另一位领导人霍尔察浦菲尔曾经这样说：“阿登纳博士是一个有政治才能，而没有羞耻的人。”
莱因河水洗不干净的罪行
阿登纳有个著名的外号——“冷战骑士”。这个外号源出于几年前阿登纳的一次演说，当时他叫嚷：“我宁愿做最后一个冷战战士，而不愿做第一个投降的人”。的确，战后以来，阿登纳对于制造“冷战”是不遗余力的。他曾经叫嚷：有了西德师团，就可以在“可能时向东方进攻”，“盟军长期占领德国是十分必要的，这是由于德国无法管理自己”，“我是唯一的宁愿欧洲统一而不愿德国统一的总理”。正因为如此，十几年来这位骑士一直被美国认为是“最忠实的朋友”。
其实，阿登纳这种反苏反共、叛卖德国人民利益的“业绩”有着悠久的历史。还在1919年，他就高叫“我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士”。1918年德国工人阶级十一月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德国水兵起义成立基尔士兵苏维埃进入科隆时，身任科隆市长的阿登纳就曾经是主张镇压革命最力的人物之一。当时士兵苏维埃还特地为阿登纳立一座假坟，墓碑上写着：“阿登纳葬于此”。1919年，鲁尔区大垄断资本慑于国内高涨的工人革命运动，企图防止“自东方传播过来的社会主义”，曾经阴谋把德国莱因区分裂出去，在法国保护下建立一个傀儡国家。而阿登纳正是这个“分裂运动”的主要策划者。那时他叫嚷：“或者我们直接依附法国，或者我们作为一个缓冲国去加入法国，或者我们成立一个西德共和国。此外没有其他道路。”一位西德记者在回忆这件事时曾说：阿登纳“主张莱因省脱离德国的行为在我心目中，简直是出卖祖国的罪行，这些污点，就是用莱因河水也洗不干净的”。
垄断资本“马厩中的老马”
阿登纳热中于扮演“冷战骑士”，当然有其原因。这个西德总理就像一只蜘蛛一样，身边错综复杂地交织着一张垄断资本利益的大网。阿登纳本人在第二次大战前曾任德国最大的德意志银行董事，并参加十五个大公司的董事会，是西德金融资本的代表人。阿登纳的女婿属于西德有名的矿业巨头、油业大王兼银行家维·维尔汉家族。阿登纳的侄子库尔特·阿登纳是恢复起来的容克飞机及发动机制造厂股份公司的负责人之一。阿登纳称之为“三十年老朋友”并且对之言听计从的费尔德门格斯是西德“最有钱的人”，也是阿登纳党的后台老板。阿登纳曾经说：“费尔德门格斯的事业就是我们党的事业”，费尔德门格斯则公开把阿登纳叫作他的“马厩中最好的马”。
当然，还不能忘掉阿登纳同美国垄断资本特殊的亲密关系。阿登纳的妻子古丝·辛塞尔有个美国堂兄约翰·薛尔曼·辛塞尔曾经是摩根银行总裁。阿登纳的连襟，曾任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是摩根财团一家保险公司经理。阿登纳的另一位连襟，战后任美国驻德高级专员麦克洛埃则是洛克菲勒财团大通银行的董事长。
然而，尽管阿登纳为垄断资本利益效劳了一辈子，今天垄断资本却还是决定换一下这匹“老马”。当然，这个并不会使西德局势发生多么了不起的变化。但是人们从阿登纳的身上看到，这位曾经被称誉为“坚定得像石头一样”的“冷战骑士”，在时代激流中多么像一块可怜的朽木，他高叫反对共产主义“到最后一口气”，但是终究阻止不了共产主义滔滔奔流的前进。这对于阿登纳和他的后台老板来说，该是多大的悲哀啊！（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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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血腥的“红手”
——揭露法国殖民主义分子一个恐怖组织的罪行
乐山
穆米埃遇害
1960年10月15日，在日内瓦“旧城”著名的“银盘”酒店里，一个自称为新闻记者的人——威廉·贝斯特尔，招待几天以前到达瑞士的喀麦隆民族解放运动杰出领袖、喀麦隆人民联盟主席费利克斯·穆米埃。用餐以前，贝斯特尔领着穆米埃参观了他的“工作地点”——一家“通讯社”的办公室；并且慨然表示要在日内瓦的报纸上大力宣传喀麦隆人民联盟的斗争纲领。
用餐时，贝斯特尔给穆米埃斟了两杯酒。穆米埃在喝第二杯酒时感到有些涩口。
穆米埃回到他所居住的“太平洋旅馆”以后，不久就感到一阵剧烈的胃痛。第二天，他被送进了医院。就在穆米埃入院以后，旅馆接到了一个电话，询问穆米埃身体可好。
接电话的人回答说：“穆米埃先生病得很凶”，接着就简单地说了一下病情。可是对方没有把话听完，就慌张地把电话挂断了。
10月17日，穆米埃病情恶化，被转送到日内瓦坎多纳医院。在那里，他对医生说：“我中了铊毒……这是‘红手’干的事！”
医生的治疗，并没有使穆米埃的情况好转。11月2日，这个喀麦隆人民忠实的儿子终于停止了呼吸。
确凿的罪证
在穆米埃中毒以后，瑞士警察当局搜查了贝斯特尔所租住的屋子。这时，贝斯特尔已经离开了瑞士。小屋子里留下了一些重要物件：穆米埃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其他一些领袖的照片；贝斯特尔在印度支那战争时期的日记，其中有杀人灭迹的方法；军事情报、军事设备照片；招募特务计划和按照“红手”的惯例拟定的暗杀计划。在贝斯特尔匆忙中丢下的一件上装的衣袋里，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药片，经过化验正是烈性毒药——铊。
1960年12月30日，瑞士联邦司法当局所发布的侦察报告，证实穆米埃是被铊所毒杀的。报告说：“无数的事实材料指出一个简称威·贝（按：即威廉·贝斯特尔）的人行迹极端可疑。……搜查提供了犯罪确凿的许多证据……。”
在凶犯背后
据西欧一些进步报纸在事后揭露，贝斯特尔是个六十六岁的老牌特务，曾经同时为英，法两个殖民帝国的特务机关效劳，并且在战后领受了两国特务机关颁发的勋章。贝斯特尔在法国情报机关——第二局的指挥下干过许多不可告人的勾当，参加过印度支那战争。在法国海外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贝斯特尔又投身“红手”，以汽车推销员、化学家、新闻记者等身份为掩护，在瑞士等地活动。
贝斯特尔依照“红手”指示蓄意谋杀穆米埃已久。他选定10月15日，是因为穆米埃已经预订了次日前往几内亚的飞机票，而铊的毒性要在二十四小时以后才发作，这样，穆米埃就会死在几内亚。但是，由于穆米埃在那天多喝了一点酒，使毒性的发作提早了，不能乘飞机启程，贝斯特尔嫁祸于人的卑鄙阴谋没有实现，因而就匆忙逃离日内瓦。
“红手”的罪行
谋害穆米埃，只是“红手”大量罪行中的一件。这个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法西斯组织，在西欧、北非等地不断地进行着反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恐怖活动。
“红手”在比利时杀害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一个重要成员阿克利·艾伊苏。在波恩，“红手”的成员公然在汽车上架设机关枪，杀害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另一名重要成员艾伊·阿塞内。
被“红手”谋害的也有些法国的进步人士，1959年3月，“红手”杀害了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有联系的法国商人乔治·布歇。1959年5月，“红手”在巴黎杀害了法国进步律师乌耳·亚乌迪亚，因为他曾经多次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成员进行辩护，并且公开反对法国殖民者对阿尔及利亚人施行酷刑。
此外，“红手”还在北海和地中海一带爆炸了十几艘据说是装运军火给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船只。
垂死的挣扎
“红手”的头子马赛尔·梅西埃上校，原来法国特务机关——“军队与军需”的首脑，一度担任法国驻瑞士大使商务随员。“红手”不但和法国比利时等殖民主义国家的特务机构互相勾结，也和西德联邦情报局有着联系。1959年9月底，梅西埃就曾亲到慕尼黑拜访了西德联邦情报局首脑、美国占领当局的宠儿盖伦。西德总理阿登纳和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对“红手”的活动进行公开的掩护。
“红手”的罪恶活动，表明了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刻骨仇恨和疯狂心理。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垂死挣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火焰是扑灭不了的。穆米埃遇害已经一周年了，一年以来，喀麦隆人民的觉悟空前提高了，武装斗争的范围愈来愈扩大了，连法国官方的报纸也只得承认：“我们原来以为喀麦隆的流血事件已经结束，不料喀麦隆游击队越来越有组织了，可以说那里正进行着一场真正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