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一二九”的歌声，“一二九”的道路
郑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二十五年前的今天，在古老的北京城，到处响彻了这支震荡人心的歌声。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从东北又踏进关内，蒋介石反动集团坚持独裁、内战和卖国的政策，使整个民族濒于万分危急的境地。面对着国土沦丧，国难日亟，青年学生们的心头，燃烧着悲愤的怒火。“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北平学生“一二·九”宣言）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冲破了黑暗，点起了抗日救亡的火炬。“一二·九”激昂慷慨的歌声，唤起了广大民众，同心协力来挽救垂危的民族。“一二·九”的青年战士们投入到广大的工农队伍中，对抗日运动的新高潮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毛主席曾经英明地指出：“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224页）
“一二·九”的歌声，教育了一代又一代，永远是激励人们勇敢地投入革命斗争的号角。人们慷慨高歌，举起反帝爱国斗争的旗帜，开拓了从“五四”以后的新的战斗道路。青年们用自己的爱国心，用自己的热血，在我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章页。“一二·九”运动，在这条道路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这块里程碑上刻下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革命青年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从“一二·九”到抗日战争，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在党的指引下，意气如虹地奔向农村，奔向抗日根据地，同工农群众在一起，在革命斗争的大洪炉里，千锤百炼，把自己逐步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知识青年革命化，同工农结合是唯一的康庄大道。别的路是没有的。试看“一二·九”运动当时，也有不少拒绝同工农结合的知识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结果呢，有的堕落了，有的腐朽了，有的甚至叛变了人民，沦为反动统治者的走卒。《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不就是这些人的一个代表人物吗？
今天，党为新的一代青年劳动化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途，创造了无比优越的条件。这也正是今天青年人最大的幸福。只要坚决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在自己的工作、劳动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下决心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或是倒退，那么，他就跨上了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康庄大道，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里，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又红又专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我们的工厂和矿山里，在广大的农村人民公社里，在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里，在人民解放军部队里，在千千万万青年人发光发热的各种建设岗位上，都不断地、成批地涌现，闪烁着新时代的青春的光彩。他们是“一二·九”的出色的继承者。
二十五年几乎是整整的一代，在“一二·九”的歌声里，后一代人正踏着前人的脚步，艰苦奋斗，发愤图强，进行更巨大的战斗。在“一二·九”的道路上，后一代人正在肩负着新的时代使命：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快地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当前，党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到那最广阔的天地去，参预一场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变革。这项使命比起前一代人所完成的，更加深刻，更加重大；这条道路，比起前一代人所开拓的，更加宽广，更加光辉。“一二·九”的道路，造就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千万革命战士、革命干部；在今天的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大道上，将要造就亿万个共产主义一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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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下宣传（素描）
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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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农村去战斗和学习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史编写组
“一二·九”以后，北平学生运动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为了使得已经发展起来的学生运动能够巩固起来和持久下去，并加速向全国推进，扩大影响；为了把学运中的骨干力量保存下来，提高他们的觉悟，能够自觉地有力地进行斗争，党及时地指出：学生的斗争必须和工人、农民、士兵的斗争结合起来，青年学生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和革命的主力军工农结合起来。“到农村去”，党的号召立即变成了群众的革命行动。
12月下旬，平津学联便立即着手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南下扩大宣传团”共分四团。第一团以北京大学为领导，包括东城各大、中学校；第二团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为领导，包括西城、南城各大中学校；第三团以清华大学为领导，包括燕京大学及北城朝阳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第四团由天津各大中学校组成。各校参加南下宣传的大多是“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共计五百余人。准备沿平汉路南下，先到固安汇合，然后分头至保定集中。
1月初，正是北平最冷的日子，寒风怒吼，尘土迷天，南下宣传各团，避开了反动军警预先埋伏下的阻拦，纷纷出发了。
深夜，第一团在城外农学院集中起来之后，借着微弱的星光奔丰台，绕南苑。次日晌午过黄村，夜宿青云店。一昼夜间走了一百多里路，没有休息，忍冻挨饿。许多同学脚磨破了，仍然咬紧牙关，紧紧跟上队伍。一路上还要警惕地避开军警的追踪。身体十分疲乏；精神十分紧张。由于百十来人一下子涌到青云店，住宿一时难于解决，大家就发挥互助互让的精神，把土炕让给女同学，男同学背靠着背坐在冰冷的土地上打盹。许多女同学，双腿肿得连炕也上不去了。在艰苦的生活里，密切了同学之间的关系。集体的关怀，温暖了他们的心。
离开学校的头一天，生活整个变了样。在学校里，有温暖的宿舍，吃的是大米白面。而今天，仿佛走入了另一个天地。这样长途的“急行军”、睡冰冷的土房、啃冻硬了的大饼和咸菜，对于每个同学来说都是第一次。这是和工农群众结合的第一关，是个严重的考验。但是，这点痛苦哪能比得上整个民族的痛苦？为了挽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们还准备忍受比这更大千万倍的痛苦，甚至不惜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夜越深，天气越冷，有的同学睡不着，对着无边的黑夜，低声地哼着救亡歌曲，同学们的思潮像海洋那样地起伏着，他们想着战斗的明天：怎样去宣传呢？农民不识字，宣传会有效吗？
在南下出发以后，有的学校就一致议决不穿皮鞋，不穿夹克，一律穿蓝布大褂。但即使如此，他们刚在农村出现的时候，仍然引起了农民的惊讶。他们望着这些足登胶鞋、头戴航空帽、烫了头发的“小姐”和“长袍先生们”一路走一路唱歌，有的农民说：“大冷天，吃教的还下乡来宣传，嘴里还唱着赞美诗哩！”他们讲演、唱歌、呼口号，老乡们也听不大懂。由于摸不清他们的来意，有的人见他们来，就把大门关了，只是从门缝里看他们。
宣传团遭到了困难，有些同学感到苦恼！究竟能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呢？
党的组织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感到同学们虽然有满腔抗日热情，但是他们并不懂得封建剥削，不懂得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王老太爷的租子收得太多了”。因此必须引导同学首先向农民学习，要深入到贫苦农民中去进行调查访问，认识反帝和反封建的一致性，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关系。在党的领导下，同学们白天进行调查访问，展开宣传活动，夜里宣传团内讨论着：农民为什么穷？地主为什么富？
当同学们一走进那阴暗冰冷的小土房，就看到了一片难以想像的痛苦生活情景。在这严寒的岁月里，同学们穿皮袍还冷得发抖，但有的农家小女孩只穿了一个单布片，一家五口只有一床破棉被，吃的是稀薄的糠菜粥。同学们看见这种情景，想到自己下乡吃了几天大饼白菜汤，就觉得苦得难以下咽，甚至要写通讯登报了。
一个农民告诉同学：糠菜只能吃到阴历年底，过年便没的吃了，每年的收成，“倒二八分粮”，地主拿走八成，再加上数不清的苛捐杂税，还能剩下几粒粮食呢？
一个佃户告诉同学：他用高利借来的二十块洋钱佃了三亩地，一场大水全淹掉了，收成没有，东家又来讨债，保长说：“七天交不出，就不客气！”
有一家人已经两天没吃饭，孩子们哭着，孩子的妈妈告诉同学们：孩子的爸爸出去给地主打短工，要等他回来才有饭吃，什么时候回来？谁也不知道……。
农民们血泪的倾诉深深地震动着同学们的心。大家默默地走出一家家破旧的土房，许多思想在脑海里翻腾着，激烈地斗争着。
许多同学想：“我们每天吃的大白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我们穿的棉衣皮袍是一阵风吹来的吗？不是，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们在皇宫一样的大学里享受着一切，却不知道我们是过着多么可耻的寄生生活！”“我们每天在谈论着抗日，谈论着发动民众，如果占全国80％的农民都被压在封建剥削的大山之下，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怎么能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呢？”
通过调查访问和讨论，大家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吃人的封建剥削制度，才能发动起广大民众，才能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反帝和反封建的革命必须结合起来。同学们懂得了农民的疾苦后，宣传就变得有血有肉，显得更加有效，进行得更活跃了，并且从中进一步受到了教育。
三团在码头镇宣传的时候，同学们充满感情地通俗地讲解农民兄弟饥饿贫困的根源，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地主的剥削，而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反动统治，便是蒋介石卖国政府。特别是，当同学们讲到沦亡后的东北同胞如何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时，农民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的眼里流出了热泪，愤怒地喊出了“干掉这些日本鬼子！”街头剧“打回老家去”的演出，更激起了群众的民族仇恨，群众齐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娘怒不可遏地走上台去，激愤地喊道：“大家要齐心打日本，不要当亡国奴！日本鬼子来一个毙一个，来十个杀十个！”
农民开始把他们看作自己人了。他们演讲时，就给他们烧水喝，有的老大娘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咸菜，也拿出来给同学们吃。青年农民热情地把同学请到家里，倾诉对地主的仇恨，秘密地告诉同学们附近农民起义的活动。
这一切使得同学们认识到民族革命的力量是深藏在工农群众中间，许多同学说：“过去以为农民愚昧、落后、觉悟低的想法是多么错误。”同学们又兴奋又惭愧地说：“今天认识到了农民，认识到工农群众才是抗日的主力军，学生运动如果不与工农结合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夜晚，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召开着“生活检讨会”，大家围在一起，辩论着、思索着生活道路上最重要的真理：知识分子要不要与工农结合？青年学生应如何走向革命？
一位同学想起了自己的家庭，爸爸是资本家，叔父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在他们的生活中追求的是如何赚钱，如何享受。整天谈论着某人做了官，某人讨了姨太太；在他叔父的机关里，买一枝铅笔也要层层揩油；“爱国”对他们只是装门面，他们认为只有“傻子”才会为国家去操心，这个同学愤怒地说：“我痛恨这个生我养我的阶级，它是腐朽的寄生的，它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工农群众才是革命的力量，只有工农群众才是我们的前途和希望。”“尽管跟着工农走，就要抛掉优裕的生活，经受艰苦的考验，但我宁愿如此，这是一条唯一的光明大道。”
随着对农村阶级斗争的逐步深入了解，大家越来越感到：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是正确的；过去秘密阅读过的马克思、列宁的书籍是活生生的真理。在座谈会上，宣传团的领导同志向同学们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英勇事迹。同学们开始感到中国共产党确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只有依靠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拯救国家于危亡之境。
同学们经过党的教育和在实际斗争中的教育，大多数同学的思想迅速地进步着。也有的同学，因为吃不了苦，中途跑回学校去了。但是，回到学校一看，学校却依然是沸腾的救亡生活，有的到工厂去作宣传，有的则忙于支援南下的后勤工作。而且他们回到学校之后，都受到同学们热情的包围，请他们讲沿途见闻，讲如何发动农民起来斗争。这些，对他们是个很大的推动，使他们感到要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终于又回到了南下宣传团。
但是，有极小部分同学，由于政治主张上的分歧，坚持反苏反共，离开了这一革命队伍。南下以后的第四天，燕京大学就有少数同学在大会上提出不同意歌唱共产党和苏联，要求宣传团放弃两个最受老乡欢迎的节目——话剧《打回老家去》和《时事打牙牌歌》。这个提议被大多数同学所否决。燕京大学同学为了避免内部分裂，团结一致进行抗日，所以在大会后又单独召集燕大同学开会，在会上反复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和作了必要的批评，但少数同学仍不接受，竟于次日清晨，独自返校了。
这是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青年知识分子紧紧跟着党坚决走抗日救亡道路的时候，遭到了少数落后和反动学生的反对。可是，通过这场斗争之后，南下的队伍觉悟更加提高了，抗日的意志更加坚决了。（附图片）
1935年12月9日北京学生在王府井大街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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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资料
“一二·九”运动
1935年“一二·九”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更形加紧，南京国民党政府在订了塘沽、何（应钦）梅（津）两个卖国协定之后，又颁布了所谓“睦邻令”。对一切抗日爱国者都安上了“危害民国”罪，加以打击迫害。这时汉奸到处横行，冀东成立了伪组织，日本宪兵、国民党特务到处捉人。这时，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团结一致抗日，这一主张得到全国人民响应。青年学生义愤填胸，都想挺身出来表示爱国人民的真正心意。11月18日诞生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以开展爱国抗日活动，打击汉奸的无耻活动。
12月3日，学联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以行动表示华北青年意志。同日，清华大学第二次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的决议，并发动北平各校同学请愿游行，向南京国民党政府特派来平的何应钦申述人民的要求。
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在严冬的劲风中，精神振奋，愤怒异常。但，何应钦并未接见，国民党反动当局并对爱国学生横施镇压。先以水龙冲散，继以大刀驱赶。城外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同学，则一直被拒于西直门外，在冷风中冻饿一整日。组织和团结起来的青年学生们，冲破了铁网，怒吼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武装保卫华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
10日、11日，各校又联合举行大罢课，并纷纷组织起学生会，开展讲演会，座谈会，讨论时事，组织各种宣传队下乡宣传等。
12月16日，北京学生又举行大示威，但被反动军警开枪拦阻。便在正阳门外召开市民大会，提出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收复东北失地，要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会后队伍游行，终被国民党军警以武力驱散。在敌人大刀、皮鞭下，许多人受伤、被捕。“一二·一六”是继“一二·九”之后的第二次大示威。自此以后北平和天津学生又在学联号召下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民间，发展群众运动。
“一二·九运动”在全国各地学校和知识界引起了回响。上海、广州、武汉、南京、杭州、西安、长沙、济南、南昌、开封、成都、太原等地学生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推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一二·九运动”标志了中国抗日民族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