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关于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
——读毛泽东同志关于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的评论 黎澍
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毛泽东同志关于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的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是我国反帝斗争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在这些评论中，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作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结，尖锐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活动，批判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志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这些评论所涉及的问题是很广泛的，本文谈到的只是其中关于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几个最主要的观点。
一、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
造成了自己的对立物
中国革命怎样发生的？按照艾奇逊在给杜鲁门的信里面所作的解释，第一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第二是因为西方思想的刺激。艾奇逊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当然不愿意说中国革命是一件跟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关系的事情，把原因归之于人口太多和西方思想刺激，完全是撒谎。毛泽东同志反驳说，人口太多从来不是发生革命的原因。“华盛顿杰佛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①这是完全正确的。一切革命都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而不是因为人口过剩，所谓人口过剩是社会分裂为阶级，富人的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的结果。只有消灭了剥削制度，这种现象才会趋于消灭。资产阶级学者和政治家喜欢把革命和战争的原因归之于人口过剩，不过是要掩饰革命和战争的阶级根源而已。
那么，是不是“西方思想的刺激”引起了中国的革命呢？这也是胡说。如果中国社会内部没有革命的客观需要，任何思想都是不起作用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这种需要，新的思想才有可能出现和传播开来。如果要问中国革命的外部原因的话，那么这个原因不是“西方思想的刺激”，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侵略。毛泽东同志指出，“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②这个恐怖的方法就是最残忍的暴力的掠夺，就是战争。西方侵略者发动了一连串的战争，强迫中国割地赔款，承认他们在中国的一切殖民地特权。他们就利用这种特权对中国人民进行榨取，使中国的旧的社会经济结构陷于瓦解。中国的许多城市手工业被淘汰，或者被排挤在一边，大量手工业工人成了失业者。农民因为他们的产品和外国商品的不等价交换，并被剥夺兼营手工业的活路，生活不能自给。但是国家对外赔款的增加反而加重了他们所负担的捐税和地主对他们的剥削，使他们成千成万地荡家破产，变成农村半无产阶级。这个空前未有的变化把整个社会卷进了一个大动荡的漩涡。在这样一个国民经济崩溃的废墟上出现了中国的和外国的商品制造业。外国资本的竞争甚至使得清朝的反动政府也不能不以提倡实业来粉饰门面，表示振作。许多官僚乘机利用职权开办工厂，企图成为中国新工业的控制者。那些曾经帮助外国人在中国进行掠夺的人，服务于外国商人的中国买办，贩运外国鸦片和外国商品的中国商人和走私贩子，发了财，也开始有人与官僚地主结合起来或者自发起来，转变为资本家。中国劳动者除了受封建剥削以外又加上了资本主义的剥削。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殖民主义暴力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是特别严重的，“就是发展本国大工业也丝毫不会在相当程度内弥补这种害处，因此数万万民众将处于完全不能生活的状态。”③大量的人无法生存，新兴的工厂不但不能容纳他们，而且还经常由于外国资本的排挤而倒闭，工人经常受到失业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破产的和失业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痛苦的，在业的人也是痛苦的，开工厂的资本家也不能不感受到外国资本的压迫，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对立物。毛泽东同志说，“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④
这就是近代中国革命的社会条件。这个条件是在西方资产阶级造成的大破坏中形成的。在这个条件下发生的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斗争，都反映出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的重大必要性。这种必要性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任何思想所能“刺激”出来的。参加义和团的农民没有受过西方思想的任何影响，但是外国教士欺侮他们，压迫他们，他们就联合起来，对侵略者进行了震动世界的坚决的反抗。这种反抗，甚至也不是反动宣传所能防止或缓和的。清末以来，中国政府办了许多学校，外国教会也在中国办了许多学校，美国的教会办得尤其多，这些学校的学生天天在课堂上受中国的和西方的反动思想的灌输，当然出了些奴才、走狗，但是多数人没有完全被反动思想俘虏去，当革命斗争发展起来特别是接近胜利的时候，他们就走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方面。几乎可以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侵略活动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既然要侵略中国，剥夺中国人民的生计，同时就会引起中国人民的憎恨；既然要在中国办工厂，并且用灭亡的恐怖迫使中国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成千成万破产农民和城市平民变成产业工人，同时就会使他们成为有组织的群众；既然要在中国修铁路，把外国的商品运进来，把中国的原料运出去，同时就会使本来互相隔绝的各个地区的革命人民之间的连系加强起来；既然要用枪炮武装中国的反动派，让他们屠杀中国人民，同时也就会迫使中国人民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武装的革命。这说明帝国主义的内在的矛盾是不可解决的。按其本性，必须对外进行侵略，如果不侵略别的国家，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可是侵略的结果却是帝国主义本身的灭亡。这是帝国主义的历史命运，要避免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
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从开头就是普遍存在和不可调和的。但是要正确地认识这个矛盾，有效地展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有先进的革命理论作指导。中国人民找到先进革命理论的指导，经过了长期的努力。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⑤
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的产物，用这种思想武器去反对外来的资本主义的侵略，当然是不能制胜的。民族资本的生长是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条件。但是中国的民族资本是后进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以为很可以救中国，实际上是不能救中国的。因为这时中国资产阶级已不可能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榜样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还可以用掠夺其他民族的手段使本国发展起来。甚至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日本，由于内部经过了迅速的改革，也还来得及掠夺中国和朝鲜，把自己改造为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国不但落后于西方国家而且落后于日本，不能用对外掠夺的手段来进行建设，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只有依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中国资产阶级人士长期以来所念念不忘的“英美援助”，实际上就是这种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是财政寡头扩张和侵占销售市场、夺取原料产地和扩大投资地区、进行经济和政治统治的主要手段。依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只能达到一个结果，就是继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保持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状态。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学来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不能挽救中国并且老是要在帝国主义面前吃败仗的根本原因。然而中国的民族资本还不仅是后进的，而且是软弱的，既不能完全独立于外国资本，也不能完全独立于封建势力。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要革命的，因为他们需要独立；又是怕革命的，因为他们害怕革命的群众。毛泽东同志说：“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⑥有了这种互相矛盾的两面性，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在革命中采取真正有力的行动，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
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这样想，清朝统治是腐败的，不中用的，学了西方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就一切都好了。他们甚至相信帝国主义会帮助他们，把中国发展成为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资本主义强国。他们不知道，正是这个倒霉的理想，触犯了帝国主义的忌讳。事实很快表明出来，先生并不乐于培养学生，而乐于侵略学生。在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重新建立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他们支持反动派，不支持革命党。这样，辛亥革命推翻二千年专制制度固然是一个胜利，但是经过这次革命产生的“中华民国”却是一个失败。有人讽刺说，“民犹是也，国犹是也”。这是说，跟清朝差不多。孙中山甚至认为比清朝还不如，因为清朝至少在表面上是统一的，“中华民国”就连这点表面的统一都没有了，它完全按照帝国主义划定的势力范围分裂成了许多军阀统治的各自为政的国家。辛亥革命的失败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同时也表明，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条件下，不可能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最初几年间，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还没有兴起，资产阶级除了共和制度，已经不可能从西方找到更好的现成的政治方案，也没有能力发明更好的社会制度了，结果他们就只能在军阀统治下面从事于争约法、争国会的徒劳无益的活动。
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就在它唤醒了中国的新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和广大的革命人民，使中国跳出了民主主义革命的旧的轨道，走上了新的轨道。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描述中国在这个转变时期的内部条件和外部影响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⑦这个崭新的时期中的崭新的事变就是在中国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对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的响应。这个时候，西方资产阶级侵入中国已经有八十年了，中国人仍然没有法子把他们赶回去，也没有法子打倒本国的封建反动势力。中国共产党必须把这个历史任务担负起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第一次提出了包含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的明确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迫切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这个革命的性质依然是民主主义的，但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过去，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将不再停留在一般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上，而是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以后，不停顿地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废除一切剥削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鼓舞了全中国的革命人民，因为他们已经从辛亥革命的教训认识到只有经过一次彻底的革命，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解放。这样的彻底的革命已经由伟大的十月革命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它使人们相信共产党主张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正确的。特别是这个道路带来了真正的国际援助，就是苏联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援助。这种援助使中国人亲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和全世界的连系的真实的意义，也感受到了中国对全世界的责任。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人们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无法改善国家的状况，充满了失望的情绪。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广大的革命人民真正团结起来了，帝国主义和他们的中国走狗们就遇到了致命的死敌，整个中国现代历史因此不能不成为革命和反革命作殊死战的历史。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⑧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一种西方思想，但是它是西方无产阶级的最先进的最科学的革命理论，所以它高出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知几多倍。我们认为单纯的观念是不能引起革命的，但是革命不能缺少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革命党人就要像列宁所说的，“失去生存的权利”。正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具有不可估计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三、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精神条件
艾奇逊和所有的帝国主义分子一样，习于把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说成是从外国输入的，本来可以不发生的。这是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在中国发生作用，是因为中国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中国人民有了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奴役状态的迫切的要求。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包括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工厂、铁道、枪炮等等，这些是物质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的物质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从日本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自己制造的。
“自从一八四○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接着就是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领土内进行的战争，一九三一年开始的日本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一九三七年开始继续了八年之久的日本进攻中国全境的战争，最后是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这最后一次战争，艾奇逊的信上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质帮助占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国供给了中国军队（指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品’。这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⑨
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必然要引起中国人民的革命，把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埋葬掉，这是客观规律。但是在革命斗争的开始，革命的人民是一无所有的。人民要由被统治者变成统治者，就必须跟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必须具备进行这个斗争的精神条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在中国人民中引起的反抗情绪和民族自觉，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的深刻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就是这样的精神条件。但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指出：“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真正运用别国的经验，单单了解这种经验或单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独立地加以考查。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获得了多么大的发展和多么广泛的传播，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⑩中国革命的历史生动地说明了列宁这个思想的深刻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是在革命斗争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和对于外国经验的独立的理解也是在革命斗争中加强起来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复的斗争。
右倾机会主义在对待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1927）末期和抗日战争（1937——1945）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或者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或者认为国民党是抗日战争的主力和领导，因而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行动”。他们在两个不同的时期，反映出一个相同的思想，这就是放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不敢放手发动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为的是不要“吓跑”资产阶级。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右倾机会主义甚至发展到解除工农武装，放弃军队工作，对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阴谋毫无戒备，这样，就使得党在反动派突然袭击下处于被动地位，革命的失败成为无可挽救的。
“左”倾机会主义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特点缺乏认识，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发展游击战争的策略，拒绝贫雇农以外的革命同盟者，照抄西方工人运动的经验，原封不动地搬用到中国来。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七年间，“左”倾机会主义连续三次出现，使中国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反复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伟大力量。毛泽东同志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并且依据这种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卓绝地坚持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同志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是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没有进行议会斗争的可能性，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但是敌人是强大的，不能盲目冒进，必须准备作长期的艰苦的斗争，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力量，造成包围城市的形势，才能最后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统治这个大国的内外反动势力是不统一的，它们的内部矛盾往往爆发为公开的分裂和战争；同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和工人阶级利害相同的，他们贫穷迫切要求革命，并且有进行武装斗争的传统，只要有正确的领导，就可以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这是武装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但是如果只有武装斗争，没有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的配合，也还是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所以必须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在政治上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才能造成革命势力的绝对优势，彻底孤立敌人，便于武装斗争的发展。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艰苦的，但是中国人民是有信心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纸老虎是一切反动派的本质，他们是一定要灭亡的。革命的人民有理由藐视他们。毛泽东同志在1928年进军井冈山，就表现了对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信心。那时毛泽东同志就已经预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的到来是“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的时候，它是强大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持久战，日本虽强，将愈战愈弱；中国虽弱，将愈战愈强。所以抗日战争最后一定是日本失败，中国胜利。当蒋介石在1946年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他有从日本侵略军接收来的大量装备，又有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力量也是很大的。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断言蒋介石反动派是纸老虎。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蒋介石也好，日本帝国主义也好，美帝国主义也好，都在中国革命的烈火中暴露了他们的纸老虎的实质。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是战胜敌人的条件。如果因为反动派暂时强大，不敢跟它作斗争，当然谈不到战胜敌人。但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必须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是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从全体上说，必须敢于跟敌人作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同时在对敌斗争的战术上，在夺取胜利的策略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必须重视敌人，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只有这样，才能使胜利得到可靠的保证。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大大地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威力。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正是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发挥才真正为中国的革命人民所掌握，真正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这个事实表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表现了中国革命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需要，也表现了中国民族的伟大的创造力量。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党彻底消除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肤浅和错误的了解，获得了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这是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中国走狗们的最高的和最根本的精神条件。由于有了这个条件，中国的亿万人民形成了自觉的革命的力量，最后地结束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根深蒂固的统治。四、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捣乱到灭亡的
逻辑和人民的斗争到胜利的逻辑
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横冲直闯达一百零九年之久。时间是很长的，对中国的损害是很严重的，但是最后还是被中国人赶回去了。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毛泽东同志关于美国白皮书的评论这样形象地描绘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中反映出来的西方殖民主义在中国最后结束的凄凉的景色：“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就是一百年前汹汹然打到中国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下场。
马克思在1858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面说：“资产阶级社会第二次遭逢了自己的十六世纪，这是不能否认的；我希望，现在这第二个十六世纪将葬送资产阶级社会，正如第一个十六世纪产生了资产阶级社会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就在创造世界市场，——至少是在大体上创造世界市场，并创造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生产。既然地球是圆的，那末，移民于加里佛尼亚和澳大利亚以及中国和日本的开放，大概是完成了这个过程。”?历史的讽刺就在于，中国和日本的开放是资产阶级创造世界市场的过程的完成，而资产阶级殖民主义走向崩溃的严重的一击恰好是从世界市场的终点即从中国打出来的。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大大地推动了世界殖民体系的解体。自从1949年以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系列的国家挣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新的独立国家正在继续出现。尽管这些新的国家的独立的程度是不同的，但是西方资产阶级安然剥削殖民地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西方资产阶级在一个世纪以前靠了武装力量的保护，到处打劫，所向无敌，现在他们到处遇到了自己的对手。全面的猛烈的危机已经把西方资产阶级包围起来。许多殖民地的欧洲统治者感觉到他们快要被“淹没”了。这是好消息。他们应当被淹没，也必然要被淹没。
世界斗争的一切发展指向殖民主义的灭亡。但是它决不会甘心灭亡，一定还要继续挣扎。毛泽东同志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司徒雷登在他的使命彻底失败以后还想开设新店，艾奇逊在写给杜鲁门的信里面主张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再显身手”，使中国摆脱“外国的羁绊”，都是想在中国恢复半殖民地统治。后来美国换了共和党执政，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又表示了相同的抱负。这种期待显然已经落空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长期封锁也没有发生效果。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十一年来的发展，以及它同伟大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互相支援的关系，已经证明这种封锁决不可能迫使中国人向美国讨乞，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决不会因此延缓速度。相反，中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强国的时间，将要比人们预料的大为缩短。但是美帝国主义并没有从事实得到应有的教训，放弃它对中国人民的敌意。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封锁。美国继续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美国军队继续侵犯我国领海领空。美国继续在联合国排除中国。因此，中国人民不能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我们对美帝国主义的唯一的回答。
现在美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放弃对中国人民的敌意，而且正在把它的不能得逞于中国的手段运用于新近获得独立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美国对古巴的军事威胁、政治阴谋和经济封锁就是一个显著的事实，足以说明任何国家的摆脱殖民主义羁绊的努力，都是为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所反对的，他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加以破坏。美国还积极利用其他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软弱进行欺骗，企图保持变相的殖民主义制度。由于新兴的民族国家的情况还没有稳定，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还有可能到那里去做坏事，甚至暂时取得某些局部的成功。但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不论它所能造成的困难有多大，人民的斗争终于会要实现马克思的希望：葬送资产阶级社会，首先是彻底葬送西方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建立的罪恶的殖民主义制度。这是无可怀疑的。
毛泽东同志关于美国白皮书的评论，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鼓舞社会主义建设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我们必须依靠这个武器继续展开斗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世界人民的胜利，只有在坚持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才能巩固和发展起来。
〔附注〕
①《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514页。
②同上，1517页。
③恩格斯给达尼爱松的信，1892年9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论
中国》，143页。
④《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517页。
⑤同上，1517—1518页。
⑥《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67页。
⑦《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75页。
⑧《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518页。
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87—
1488页。
⑩《怎么办？》，《列宁全集》第五卷，337页。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98页。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193页。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10页。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193页。
?《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500页。
?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论中
国》，143页。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90页。
?同上，1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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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内蒙古写出《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和《蒙古族简史》
最近，内蒙古的有关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用集体力量写出了《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和《蒙古族简史》两部书的初稿。
《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是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的同志们主要根据游猎于内蒙古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的调查材料编写的。此外，他们也适当地利用了其他部分的鄂温克人以及与鄂温克人有历史渊源的鄂伦春人的调查材料。全书约十五万字，共分五章十七节，另有附录一篇。
这部书的编写者试图正确地反映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面貌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鄂温克人的历史提供直接材料，而且有助于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历史和我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又由于鄂温克人虽长期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但今天正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准备条件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以研究他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形态，对于帮助他们解决如何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也将会有所帮助。
《蒙古族简史》是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的指导下，以内蒙古分院历史研究所为主，组织了有关单位集体编写的。编写者试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正确地反映蒙古族在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状况，蒙古族与国内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蒙汉两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悠久关系，以及蒙族对缔造祖国大家庭的伟大贡献，等等。
这部书以蒙古族近代、现代史为编写重点，编写时曾参考和利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全书约十五万字。
（筱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