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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
吴晗
“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99页)
我对这件事特别感到亲切、悲愤。事情隔了十几年了,现在读到这几句话,当时情景还历历如在目前。
所谓“救济粮”是这么一回事:1948年6月间,那时候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像大江东下一样,时时刻刻在贬值,买一包纸烟要几万块钱。教授的薪水月月在涨,但是法币贬值得更快,物价涨得更快,原来生活比较优越的教授们,这时候,也和广大人民一样,活不下去了。特别是家口众多的人,生活更为困难。
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也对这种情况忍受不下去了,便耍了一个手法,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
也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积极扶助日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发出诬蔑和侮辱的叫嚣。
一面是廉价收买,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国人民。我们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声明是这样的: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也和往常一样,决定每人负责联系若干人,年纪大一点的教授多半是归我跑腿的。我拿着稿子去找朱自清先生。
这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沉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日子比谁过得都困难。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他的名字。
于此,也应该交代一笔,1946年从昆明回到清华园以后,他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不再沉默了。他反对内战,讨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他曾在公开集会上朗诵解放区的诗歌,有时候还和学生们一起化装扭秧歌,弄得满头是汗。在反对美国反对国民党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我总是找他。他一看见我,也就明白来意,“是签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十次中有八九次他是签名的。也有不签的时候,原因是文字的火气大了一些。
这次,我也曾找了另外一些教授,都是平时比较熟的,或是住在附近的,大多数签了名。但也碰过钉子。有个教授只有三个孩子,但他的答复很干脆:“不!我还要活!”
他的胃病是饿出来的,人口多,要养活。在昆明的后期,有人算过账,我们这类人的薪水,折合战前的银元,大约只有十几元钱。
他对政治是关心的,但不大发表意见。要说,也是温文尔雅,没有火气。抗战时期,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对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消极抗战,对共产党却积极磨擦,掀起几次反共高潮的真实情况,大后方的人们是不清楚的。他认为只要抵抗,生活过得苦一些也应该,很少发牢骚。昆明的许多政治活动,他虽然同情,但很少参加。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闻一多,他感到极大愤慨。复员回到北平以后,又看到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发动内战,大打特打,他的态度变了,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除了很少几次的例外,他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了。
有几件事值得提出,一件是他对编纂《闻一多全集》的努力,我在全集的跋文中曾指出:
佩弦先生是一多十几年来的老友和同事,为了这部书,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搜集遗文,编缀校正。拟定了目录……一句话,没有佩弦先生的劳力和主持,这集子是不可能编集的。
在当时,编印一多全集这一举动,就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和谴责。相反,和有些人相比,这些人曾经是一多的同班或者旧时同学,有二三十年的交谊,但在一多死后,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没有写一篇纪念的文字。
另一件是他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举一个例子,有一回他系里两个学生打架,一个是民主青年同盟的,一个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打架的原因当然是政治性的,两人都到老师面前告状。自清先生怕民青这位同学吃亏,背地里劝他让一点。我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便写一封信提出意见,请他要考虑政治上谁对谁不对,大概措辞的口气尖锐了一些,第二天他就到我家里来了,非常认真严肃地说明他的用意,春秋责备贤者,他说了进步的学生几句,目的是为了保护他,免遭三青团的报复。同时,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事后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民青的同学,这个同学也很感动。
他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反对,虽然没有大声疾呼,却也可以从我亲身接触的一件事看出来。这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濒于灭亡的命运,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特务控制。为了抗议,我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明初的学校》,说的是明初,骂的是国民党反动派,送给学校刊物《清华学报》发表,学报的编辑有些是国民党员,他们当然不肯发表,认为这不算学术性文章。我和自清先生谈起,他也是学报的编辑委员,极力主张发表,写信给主编,终于发表了这篇文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他变了。由于他被胃病长期折磨,身体过度衰弱,但他也明白天快亮了,乌云就要过去了,好日子要来到了。他感到欣慰,在自己的书桌上玻璃板下,写下两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这两句诗十分恰切地表达了他晚年的心情。
七月二十三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举行“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活动。我亲自到他家请他,和他一起慢步从北院走到工字厅。他走一会儿,停一会儿,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人,还不大习惯,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开会时他也发了言,主要一段话也还是这个意思,他说:“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凶帮闲,向上爬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是向下的。知识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要许多知识分子都丢开既得利益,是不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是知道应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
自清先生在理性上知道要丢开既得利益,要过群众生活,他又进了一步了,这是大踏步前进的一步。
他拒绝购买美援面粉,在签了名以后,这天的日记记了这件事:
六月十八日,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
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决心。不止如此,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告诉他的夫人:“有一件事得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
自清先生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他不大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比较激烈、斗争性较强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具有正义感,随着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奴役、压迫的加强,和向中国人民的武装挑衅屠杀、镇压,他毕竟忍受不住了。他说话了,行动了,通过文化生活、朗诵诗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态度。另一面,他坚决不走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当时有人要他参加国民党办的中间路线刊物
“新路”,他坚决地拒绝了。但是他却带病参加了我们的座谈会。
他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在衰病的晚年,终于有了明确的立场,抬起头来,挺起脊梁,宁肯饿死,坚决拒绝敌人的“救济”,这种品德,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99页)毛泽东同志赞扬了闻一多、朱自清的骨气,说“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这是我们未死者、特别是一多先生和自清先生生前战友的责任。这种表现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的颂歌,还有待于未来。这一篇文字,只能算是重读《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所引起的一些回忆罢了。


第8版()
专栏:诗画配

奄奄一息
方成画 天马诗
一这肚皮儿呼噜直响,胀成了这般模样,寸步难行苦难当,长吁短叹卧牙床。急寻大夫开药方,大夫把脉暗思量:只怪你病毒太深,害了这恶性膨胀!
二一趟一趟又一趟,这泻肚病儿偏把咱找
上!光闪闪的黄金往外
流,肚内空空痛断肠。众人见我都讨厌,把我孤孤单单丢一
旁。想当年也曾兴风作
浪,到而今倍添惆怅!
三半身不遂躺在床,这痛苦确非寻常!看人家一股劲儿往上
长,东风阵阵百花香。咱这里满目凄凉,西风瑟瑟暗神伤!任什么神丹妙药,要挖掉病根儿那是妄
想!

一阵呻吟一阵惊慌,一个个病入膏肓。牛皮吹得怪响,全是幻梦一场!苦了你也肯尼迪,你我病情全一样!挂号手续已办好,我的床位你补上!(附图片)
老板腹胀气臌
美元跑肚拉稀
企业半身麻痺
总统中风不语


第8版()
专栏:在我这岗位上

探河记
江西井冈山管理局 唐少岳
为了把长年沉睡在井冈山上的丰富的竹木资源,很快地运送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一面修筑山滑道,一面修筑水道。这样,砍伐下来的茅竹、树木,一根根一排排顺着山滑道滑到河里,又顺着水道滑到岸上。
滑道的工程,是一面勘查,一面修筑,交替进行的。开头还顺利,但当负责斩杂架桥的先遣队来到一个名叫大缺口的地方的时候,不禁楞住了。两岸的石壁从半山腰一直插到谷底,光溜溜地,没有一棵树木可供攀援,没有一条石缝可以插脚。往上是一个急剧的“弓”字形拐弯的山势。再往上有一条水头高五、六米的瀑布,急泻直下。虽然我们站在山沟里看不见瀑布,但从满沟的雾气和轰隆隆的巨响中,可以推断水势的凶猛。
水道到此停住了,怎么办呢?
我们不久以前征服过龙潭瀑布,用的是劈山引水方法:在瀑布旁边的石壁上开凿一条水槽,使木排、竹排顺着水槽、穿过石壁流放下去。而这里呢?石壁太陡,又过于弯曲,开凿水槽是不行的。在谷底开一条水道吧?谷里太窄,炸下来的碎石势必都堆积在谷底,河水就会从石缝里流走,还是不能放排。
看来必须另想妙计了。我们决定分两组进行勘查。我负责勘查上一段河道,还要查清这条瀑布对河道的影响。
从大缺到这条瀑布的直线距离不过两华里,但却足足绕了二十多华里的圈子才到达瀑布的上游。站在那里看这条瀑布,就像是从天上垂下来的一条白绸。到了半山腰,这白绸被一堵石山撞得粉碎,变成了万条珠帘,在一片葱绿的幽黑的深谷中,分外光彩夺目。可是,这时候,谁还有心情欣赏这大自然的美景呢?我只顾低头在乱石垒垒的河谷里找路。
河谷越来越狭窄了,也越来越显得阴暗。两岸的危岩峭壁,以及从石缝里挤出来的杂树藤蔓,都随着隆隆的水声在振动,似乎时刻都会一齐塌下来。我的情绪非常紧张,在铺满了滑润润的青苔的乱石堆里一连滑倒几跤,鞋子、裤子都被水浸透了,步履更加艰难,但我的头脑倒清醒起来。我一边走,一边目测着河谷的宽度、坡度,心里计算着所需的石方工程,查看河两岸的资源。
快接近瀑布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河滩,非常光亮,一根杂草也不生,这是长年累月被山洪冲击的结果。我跳到了滩滩上,仰望这悬空直泻的瀑布,心里分外激动和喜悦,疑团解除了!原来我担心这条瀑布是不是直接冲到与它直角相交的河谷里?要是那样的话,就根本无法放排竹木。而眼前,瀑布离开河谷还有三十多米,没多大妨碍了!
但是,现在是枯水季节,洪水季节又将如何呢?还得进一步查清瀑布的主要流向和洪水季节的最大流量。我迎着像雨点一样的瀑布飞溅开来的水珠,小心翼翼地顺着瀑布的边缘向上爬。这样做虽然有些冒失,但不这样又看不出究竟来。爬到三十米高的地方,一块很陡的光溜溜的大石板挡住了去路。我想退下去重找一条路,向下一看,好家伙!深邃的谷底里,冲下去的瀑布奔腾咆哮着,浪花四溅,使人头晕目眩,顺着石壁向下滑有多么危险!幸好旁边有一条石缝斜斜通向别处,我就把身子俯在石板上,一脚一脚横着挪。这段距离不过二十米,爬完之后却已混身汗水淋漓。
当我揪着草根爬上一根陡坡之后,发现了很多野兽的粪便,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附近一定有野兽去水面饮水的道路。果然,我终于找到了一条依稀可辨的小径。沿着这条小径,我回到了瀑布身边。当我再向山上爬去的时候,已经心情舒畅,脑子里不断出现了如何整修水道和山滑道修通后流放木排竹排时的那种喧闹欢快的劳动场面。我似乎已经看到了我们那些英雄的排工们,正驾驭着一串串木排、竹排,在暴跳的溪水中飞奔而下了。这时,太阳在高山后面发出万道霞光,山林更加苍郁,洁白的梦春花和红艳艳的山桃花迎风怒放,山区的景色多么迷人啊!


第8版()
专栏:

读书札记
阿英
揭露帝国主义的“善意措施”
感慨于“大权日旁落”,而呼吁“保主权”,是郑观应(陶斋)《罗浮待鹤山房诗集》的重要主题之一。他大声疾呼:“利权落外洋”、“利权尽为外人握”。他一再具体的提供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强据税务、邮政和矿务的材料。在《保主权》篇里,特别反映了海关方面情况:
……财政大权在海关,商征邮税供天府。专司总钥为赫德,副以华员亦不许。海关税司用西人,不是西人不许雇。……
并有注云:“海关税务司兼管邮政”。赫德是英国人,任总税务司,“为敌内间”,常常对中国“要挟恐喝”(杨楫《光绪通商列表》表三引)。当时的外国顾问,基本上都是这样类型的人物。所以他的《客卿》篇揭露这些人道:“客卿竟用我,非我用客卿。所以聘顾问,各国无不争。干预我政事,反说因交情。非骗即恐吓,动辄要出京。……即论税务司,安得谓公平?华人不准充,岂无一忠诚?报关用西历(即公历),文字用大英(即英文)。……同胞如知耻,发愤练民兵”。他目击这样一些情况,甚至连决定税额中国都做不得主,因而外货、鸦片大量的输入,白银大量的外流,愤慨极了,主张直截了当的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
同时注意到这一方面主题的,还有《枯生松斋集》的作者倪在田(子新)。他“忧心如焚,念国之难”,写了《税务篇》,认为让帝国主义者管理海关,无异于“虎豹当关”,等于把中国的锁钥送给他们。他满怀忧虑,慷慨悲歌:“百川狂澜,何以制之?”诗云:
今我不乐,驾彼辕车(马车)。虎豹当关,翩然反庐。贾胡(帝国主义者)何来?短褐于思(穿粗短衣,有胡须)。都梁??(细布毛席),估值千回。翩翩小吏,白衣接篱(白帽)。纳手不入,奉籥(同钥)于夷。海水云垂,长城横绝。东西南北,夏冰春雪。搴摘菁华,如沙漏水。神龟无气,终则必死。失我利权,瞻乌谁止?欲张我弧,复筮我蓍(用草卜休咎)。百川狂澜,何以制之?
他在《六言诗》之七的题注里,指出:“诸省税厘盐课,必尸以洋人。舍诸破用者,罄其嬴以偿国债。”他慨叹“川泽污兮瑾匿(连好玉都逃藏了),山海官兮无权,百室盈兮忽罄,愁何可兮久悬?”铜山倒了(“铜山倾兮不应”),人民饥寒交迫(“婴仰乳兮我怜”),中国人的财富,被帝国主义掠夺尽了,他惊叫这样的局面,不能听它长久下去。
他认为帝国主义这样压迫中国的办法,是“如沙濿水,先漉其华;如渊殴鱼(以木击之),孰执其袪(衣袖)”(《拟古》)。他在叙引里揭出下列统计数字,说“今司我榷税者,英吉利一百五十一人,德意志二十五人,美利坚十六人,俄罗斯十一人,意大利八人,葡萄牙六人,荷兰六人,澳大利亚、西班牙各二人,瑞典六人,日本亦六人,而挪威、比利时、丹麦昔有今无者不及焉。凡一百一十二人”。这些人的年薪是:总税务司二万四千两,副税务司一万八千两。关长九千二百两至一万五千两,副关长七千五百两至八千四百两。帮办四等,从六千两至一千八百两。他感慨的写道:
“用之不为不多矣,食之不为不厚矣!总计四、五十年间天下关税之所耗者,即此岂可数耶?吾将更核其册焉”。事实上,这还只是在清末时期一个体系的数字,是多么庞大惊人啊!
其他方面也是一样。如许銮《新乐府》
(《丛桂山房诗钞》卷下)小引,就记录着当时为天津练兵的“洋教习”,“月糜饷三万余金”,一个时期“购兵器”就达千余万,买两只德国“铁甲船”就是一百六十万两,还六、七年不能交货,“电报局”也要请洋人照料,并有工头、洋学生、司事等等名目。这些人同样执行着间谍活动,所以他还写了《顾问篇》,揭穿这一方面的黑暗。
这些诗篇和随手摭拾的数字,证明帝国主义那时在中国,像虎狼一样在疯狂、残酷的掠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也证实了帝国主义国家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投资多,是为的什么,钱是从哪里来的,以及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力量之所以成长的某些因素。


第8版()
专栏:

墨竹小鸟(中国画) 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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