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宝石
杨朔
锡兰素来号称“东方的珍珠”,确实不愧是个宝岛。海里产珍珠。岛子上漫山漫野是一片印度洋也似的绿色,尽是茶园、咖啡园、椰子林、橡胶树林,还有铁一般坚硬的珍贵乌木。最难得的要算洛塔纳培洛城出产的宝石,五光十色,跟星星一样闪着光彩。临我离开前,邀请我们访问锡兰的檀柘夫人特意托人寻到两颗上好的宝石,赠送给我。一颗是乳白色,另一颗是紫红色,托在手掌上,闪闪发光。
檀柘夫人能写富有雄辩性的政论文章,能画一笔出色的画,又是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承她送我这样珍奇的礼物,自然要谢谢的。檀柘夫人笑笑说:“谢什么?你们送给我们的宝石,比起这点来不知要高贵多少倍呢。”
我一时没领会她的话,檀柘夫人接着又说:“在人类生活的矿层里,有些东西也会凝结成光芒四射的宝石。你到过安纽洛培洛古城,应该访问过法显的遗迹吧?”
我访问过那座叫阿拔亚吉瑞的古塔,高得像小山,足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当年晋朝的高僧法显翻山过海,流转十几年,辗转来到锡兰,曾经在这儿住了两年多,钻研佛经。他的住处究竟在哪儿,已经寻不见一点踪迹。可是想像得出,在一千五百多年前,风晨月夕,时常有一位清癯的老僧,披着黄袈裟,赤着脚,绕着古塔徘徊沉思,追索着人生的哲理。有一天,有人送他一把扇子。他望着扇子,久久地沉思不语。一别多年,不想在海外又见到故国的东西,他不能不怀念起自己的祖国。终于他携带着从海外搜集的经典,漂洋过海,重新回到自己的国土。他走了,他的名字却留在锡兰,一直到今天。正当我在古塔前流连忘返的时候,一群穿着雪白衣衫的少女,每人拿着一朵白莲花,飘飘而来。她们一见我,一位姑娘摇着白莲花,笑着喊:“法显!法显!”那位古代高僧万想不到他会变成中国和锡兰人民之间深远友情的化身。谈起友情,必然要谈起法显。
法显死后一千五百多年,另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又流传在锡兰人民中间。
我头一次听见这个人的名字是在科伦坡郊外的苞枸达湖上。几位锡兰朋友原想邀我们去欣赏湖上落日的美景,不想去晚了,太阳沉入湖底,倒游了一次夜湖。大家坐在湖心的一座水亭子里。湖水轻轻拍着亭子脚,大家也在轻声絮语,谈着锡兰的历史。从很古很古以来,锡兰就在不断遭受着异民族的侵略,到十六世纪,便落到葡萄牙手中。锡兰人是有血性的,如何甘心受人奴役?当时有位民族英雄叫罗达·僧格,人称“狮子王”,跟葡萄牙人整整打了一生。“狮子王”是这样饶勇善战,葡萄牙人一听见他的名字,就胆战心惊。当时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当你听到‘狮子王’的战鼓,葡萄牙人堡垒里的猫肉就要涨价。”“狮子王”一直活到百岁高龄,最后在一次战斗里负伤,死在战场上。他的一生,真是一部英雄的诗篇。
“狮子王”之后,锡兰人为着自由,跟葡萄牙斗,跟英国斗,前仆后继,不知又洒过多少英雄的热血。直到1948年,英帝国被迫无奈,才不得不让锡兰独立。独立的签字仪式正是在我们畅谈锡兰历史的这座水亭子里举行的。
这时一位叫库马鲁的锡兰朋友说:“在我们近代争自由的斗争里,也有催阵的战鼓,最有力量的鼓手还是个中国人呢。”
我不禁问道:“这是谁呢?”
库马鲁说:“他叫米欣达(译音),是从西藏来的一位和尚,在锡兰住了多年,写了许多激昂慷慨的诗歌,鼓舞着我们人民的斗志。你听,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诗句——”他便抑扬顿挫地背诵起来:
别国人民正为自由而战,
世界人民都为自由而生,
僧伽罗人啊,你们看不见么?
你们也在为自由而献出生命。
米欣达的诗写得又多又好,确实不愧是位战斗的鼓手。后来我在锡兰旅行当中,曾经见过他的画像,不止一次听见人背诵他的断句。他最有名的诗集叫“自由之歌”,一位锡兰朋友替我找到一本。我带着诗集走进科伦坡一家旅馆的餐厅,侍者看见了。立刻拿起来,好几个别的侍者都围上来,一齐低声念着。可见诗人的诗是十分深入人心的。可惜他死的太早,四十岁时便与世长辞了。他的遗体葬在苞枸达湖边上,墓前经常供着各色新鲜的庙花,莲花,娑罗花,飘散着醉人的浓香。他用心血浇灌过锡兰人民的自由,锡兰人民自然会记着他的。
檀柘夫人提起法显,我连想到米欣达,这两个人的名字在锡兰都是发光的。也许檀柘夫人说我们送给他们的宝石,正指的是这两个人吧。
檀柘夫人却说:“不,我指的是中国人民对锡兰人民的友情。真正的友情是人类生活的结晶之一,比宝石还要透明,还要高贵。从法显起,特别是今天,你们的友情是那样深,那样重,早已凝结成一座宝石山,相形之下,我现在送你的这两块小宝石,又算什么呢。”
原谅我,檀柘夫人,我不能同意你的话,自从来到锡兰,锡兰人民对我们的情谊,就是万丈深的印度洋水,也不及这种情谊深。表现这种深情厚谊的是金银丝编织的花环,是乳白色的椰子花,或者是跳着大象舞捧送给我们的一叠布辣支树叶。现在这两颗光彩夺目的宝石,不更象征着锡兰人民纯真的友情么?我细心地珍藏起这两颗宝石,正是要珍藏起锡兰人民友情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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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拿起砍刀跟他们干
——介绍哥斯达黎加小说《绿地狱》
王寿彭
《绿地狱》是一本描写哥斯达黎加香蕉工人在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压榨下的悲惨生活的小说。提起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拉丁美洲的人民是切齿痛恨的。这家臭名昭彰的美帝国主义垄断企业,对拉丁美洲人民,特别是对中美洲各国人民的剥削、掠夺和压迫,其残酷、野蛮的程度,是骇人听闻的。这个联合果品公司于1899年成立后,六十年来,在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巴拿马等地,霸占大量土地,开辟种植园,驱使当地人民为他们从事奴隶的劳动。他们控制公路、铁路、海港等运输线,使这些国家只生产香蕉、可可、咖啡等单一作物,把经济命脉完全垄断在他们手里。每年不知有多少劳动者被吸干了血汗,丧失了生命,不知有多少金元装进了美国垄断资本家的钱袋。美帝国主义者把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主权,看作是联合果品公司的私产,任意宰割。这些国家的人民只要稍稍起来维护自己的一点点权利,与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稍有抵触,就会遭到毒手。但联合果品公司却欺世骗人,说什么这家公司雇用的当地工人可以得到“优厚的工资”,享有种种“福利措施”,设有
“现代化设备的医院”,为工人治病等等。哥斯达黎加的工人作家卡洛斯·路易斯·法拉斯写的长篇小说《绿地狱》,彻底揭露了联合果品公司残酷剥削、血腥压迫哥斯达黎加工人的真相,戳穿了他们的谎言。
小说的主角何塞·弗兰西斯珂和同伴埃密尼奥与卡莱罗一起在联合果品公司修筑铁路的工地上工作。他们在炎热的林莽沼泽地带像奴隶一样地干活,吃的是腐臭的香蕉、黑豆和大米,喝的是沼泽地的污水,晚上成群的蚊子叮得不能入睡。他们流着汗干活,生了疟疾就吞服奎宁;在悲惨、苦闷的生活中,借酒浇愁。他们的同伴白亭勒想积一笔钱回家过活,但是到头来是两手空空,他得到的一点点微薄的工资,也被公司的店铺用种种方法剥夺了去。公司给他们的唯一的“福利措施”,便是麻醉工人的劣质烧酒。作者愤怒地写道:“烧酒像泉水一样在种植园上奔流,工人们用他们的鲜血换来了公司里出售的甜酒。住在遥远的华尔街上那些吃人的生番,他们的保险箱里却塞满了金元,钱上涂满了眼泪和汗水,涂满了带着血丝的浓痰,也隐隐带着恐惧的叫喊,还散发着脓水、腐骨和劣酒的臭气。”在这个沼泽地带,伴随着美国垄断资本家的到来,流行着恶性疟疾、疥疮、毒疮等可怕的疾病。在这里奎宁比粮食还要紧,一天也缺少不得;毒疮的为害更大,能把人活活地烂死,许多男男女女烂死在沼泽地的香蕉园中。一个工人的生命还不及一串香蕉值钱。发工资的日子到了,奸诈的工头带着钱逃跑了。埃密尼奥去找公司讲理,却被毒打了一顿。他们三个人的名字上了黑名单,不得不逃到另一个香蕉园去干活。他们给这个香蕉园在原始林莽中开辟土地。他们的朋友卡莱罗在砍伐树木时被活活压死,但美国佬不准葬埋,让尸体烂在香蕉园里做肥料。给那些香蕉园做肥料的人何止卡莱罗一个,不知有多少人的白骨喂肥了这里的土地,其中有尼加拉瓜人的白骨,哥斯达黎加人的白骨,黑人的白骨,和所有工人们的白骨!埃密尼奥在怒火燃烧下,用刀把工头砍伤了,他被关进了监狱。何塞·法兰西斯珂又到处流浪,寻找新的活干。这三个朋友就这样分了手。
小说的第三部描写了主角何塞·弗兰西斯珂和他的朋友埃密尼奥的重逢。分别了十几年后,何塞·弗兰西斯珂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他参加过罢工,坐过监狱,在监狱里学习到了很多东西,现在他正为了他祖国美好的未来而斗争。何塞·弗兰西斯珂在几年的斗争中,看清了美帝国主义的联合果品公司和它所豢养的走狗的真面目,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人民必需团结起来,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才能得到解放。
小说描写了何塞·弗兰西斯珂以工农联合阵线的监选员身份,到泰拉孟加去监督选举的情况。这是美帝国主义在哥斯达黎加的代理人所玩弄的骗人把戏。工农联合阵线是这次选举中提出候选人的唯一反对党,因此,执政党就想尽种种办法,阻挠他去参加监选。他冒了很大危险,靠着他的机智果敢,才找到了执政党暗中迁移的选举地点。那里是泰拉孟加印第安人的聚居地,这些从来被遗弃在荒山密林中的印第安人,突然间,政府官员和政客们都上门来找他们,请他们饱吃一顿,灌得他们酩酊大醉,送给他们烟草,催他们入眠,以骗取他们的选票。被欺骗的印第安人在威胁利诱之下投了票,或者就干脆只让几个被收买的醉汉代替所有的人投票。何塞·弗兰西斯珂回来后,和一个香蕉工人谈起这场“选举”说:
“在他们操纵和控制这些选票的时候,你认为人民可以通过选举而获得解放吗?”
“我们只有拿起砍刀跟他们干,此外没有别的办法!”那人握紧拳头,高声地喊。
“拿起砍刀跟他们干!”这是哥斯达黎加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呼声。事实证明,哥斯达黎加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正在日益高涨。1953年一万多香蕉工人的大罢工,使联合果品公司在太平洋岸的二十九个大香蕉园停工,迫使美国垄断资本家不得不做某些让步,联合果品公司的忠实走狗总统乌拉特也被赶下了台。1955年,美帝国主义者阴谋颠复菲格雷斯总统,镇压人民运动,唆使叛乱分子从尼加拉瓜进行的武装进攻,也在哥斯达黎加人民团结一致的反击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哥斯达黎加人民和拉丁美洲全体人民在一起,在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必将得到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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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扬子江的暴风雨”观后感
王晋
从剧场走出来,心中怀着深深的激动,同时也听到观众被感动的纷纷议论。这里首先是对中央实验歌剧院同志们的感激和赞扬。他们为了这部作品的演出,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使得这部作品能够在第一次演出的二十五年之后,重新出现在舞台上。经过这样的长时期,今天要把当时的生活、时代气氛,甚至艺术风格忠实地传达出来,使观众受到感染,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我们看到参加演出工作的同志们胜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而且在许多方面是更进一步发挥和发展了原作的精神。例如在音乐方面,茅沅同志根据聂耳原作进行的音乐构成(这是聂耳生前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使得原有形象更为鲜明,更为统一,这都是值得我们称赞的。
通过这个难能可贵的演出,作品把我们带到二十多年前的现实环境中去了。那正是中国人民头上压着三座大山,灾难异常深重的年代,帝国主义、国贼汉奸、特务走狗横行无阻,杀人如麻,执行高压和恐怖统治;另一方面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觉悟了的工农和知识分子在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这样,就在黄浦滩头的背景上,给我们展开了一幅惊心动魄的斗争画面。这里有码头工人、纱厂女工、卖报儿童、革命青年……他们以智慧和勇敢牺牲精神向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特务展开斗争,在敌人枪弹下,战士倒下去了,但人们坚决不屈,抱起死者,挽着臂膀,挺起胸膛,对着敌人高声唱起“我们并不怕死,不要拿死来吓我们!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从这坚强自信的诗句和铿锵激荡的音调中,使我们看到了一场暴风雨的行将到来,使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在斗争中的胜利前途和光明的远景。
田汉同志在这部作品中所描绘的斗争场面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特别是加上了聂耳在音乐形象上的发挥,使得作品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量。看过这个歌剧的同志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觉得虽然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今天看来还是非常亲切,引起强烈的共鸣。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虽然生活在幸福的今天,但从未忘记苦难的昨天,从未忘记那些前仆后继的先烈和战士,而当我们看到经过巨大艺术概括的这些现实形象在舞台上再现时,就无法按捺这满腔激动了另一方面,我们虽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但我国的领土台湾还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蹂躏下,那里的人民还过着这部二十五年前的作品所反映的生活,而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没有解放,因此,这部歌剧在今天还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这部歌剧,以及聂耳和其他先行者们的优秀作品,不论是作为革命音乐传统的宝贵遗产,或者是作为在帝国主义走向灭亡、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世界历史阶段的现实反映,都值得我们继续推广、传播,用以策励我们埋头苦干,用以鼓舞我们持续跃进和教育青年一代。
最后,从这部歌剧也可以得出结论来驳斥过去某些人对聂耳作品的歪曲。他们说,聂耳没什么了不起,不过写了二三十个“调调儿”,言下之意,无非是说聂耳作品风格单调,技巧贫乏。这里我们且不说聂耳的几十首歌曲在无产阶级音乐艺术上的伟大奠基作用,且不说他在这些歌曲中对新的民族音乐语言的天才创造和深刻的形象刻划,甚至也不说他在每一首歌曲中所表现的各不相同的风格独创性……单就他在短短几年的音乐创作活动中对于各种音乐体裁的兴趣和尝试来说,也足以证明那些对他的歪曲和轻蔑完全是荒诞无稽的。聂耳除了写战斗性的歌曲以外,还从事器乐的创作与改编,《金蛇狂舞》是大家熟知的例子。从《扬子江的暴风雨》更可以看到他对歌剧的重视,而且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天如假年,我们相信他会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宝贵遗产的。当然,如果从传统欧洲歌剧的标准来看,这部作品免不了又要被贬为“话剧加唱”。但我们是不能同意这种一味崇洋的教条主义观点的。这部歌剧,为了迅速反映那个时代的革命形势,及时取得宣传鼓动的政治效果,而采用了这种表现形式,应该说是一种创造,一种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并不是说它在艺术性上已经无可非议了,但那种强烈的政治感情,深刻而鲜明的形象,富于战斗性和群众性的表现形式,是首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特别在新歌剧的创作上,我们应该肯定这种歌剧是我们新的传统中的一种风格,一种很有特点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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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文物

世代相传的充电机
这台老式的充电机,在革命队伍里使用了近三十个年头。
1931年,红一方面军电台开始使用这部充电机,电台人员和运输人员对它爱护备至,在几次反“围剿”的频繁战斗中,抬来抬去。下雨时先给机器穿上雨衣,泥泞中怕骡马滑倒,战士们自己抬着它走,防空时机器先入防空洞,突围时可以丢掉自己的一切行装,可是充电机一定得安全撤走。在史无前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战士们带着它越过了终年积雪的海拔五千米的高山,跨过了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红色英雄们忍着饥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带着它爬过了荒无人烟的水草地。一路上许多抬它的同志光荣牺牲了,但机器仍然完整无损用到陕北,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它仍然为我军电台充电放光。
这个世代相传的革命充电机,在那被战争硝烟熏黑了的机身上沾满着行军路上的尘土,好像是在向人们述说着那些舍己为公,爱护器材的红色英雄们的功勋。   (晓白)(附图片)


第8版()
专栏:

在美国大使馆里 叶学潜


第8版()
专栏:

锻(套色木刻) 曹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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