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激越的时代凯歌
——谈刘白羽的报告文学作品
易征
报告文学作为一个新型的、具有独创性的文学样式，其正式的诞生和发展，是和近几十年来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密切锲合在一起的。特别是从左联时期起，到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建国十一年来，它始终以轻骑兵和突击队的姿态，在我们广阔的时代生活中纵横驰骋，愈来愈发挥其高度的战斗力。以报告文学著称而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刘白羽同志，可以说正是这支轻骑兵和突击队中出色的战士之一。他的作品曾给予读者以很大的鼓舞力量。
作者的作品，正像我们许多其它优秀作品一样，有如一团熊熊烈火，点燃我们同时代的英雄战士的心，鼓舞他们在和敌人进行英勇的格斗中夺取胜利。在这些作品里面，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强劲的鼓动力量，看到了字里行间那奔腾往来的浓烈战斗气浪，同时也看到了作为一个革命作家严肃的政治责任感。
作者始终是把自己置身在大时代的前列，全身心地充当一名战士的，并且不懈地磨炼自己手中的武器，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给我们时代的“广大读者作个通讯员”（《早晨的太阳》序）。正是基于这种崇高的目的，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建国以来，在漫长的斗争岁月中，作者总是握紧着一支热情的笔，从不疲倦地奔驰在战斗的第一线。“永远应该到前面去！一个创作者的位置在那里。”（《答文艺报问》）正是这样。你可以在松花江那风雪深夜的炮车群里看到他；你可以在烽烟匝地的朝鲜前线坑道里看到他；你可以在福建海岸的冲天火光中看到他；你也可以在那昂头飞驰着的银灰色鱼雷快艇上看到他。
这种非常可贵的革命精神和战斗热情，使得作者的作品，不仅优质，而且高产。斗争前哨上新鲜的、锐进的生活激流，战胜困难的巨大热力和劳动创造的幸福，是如此剧烈地激动着作家，渴望迅速而大量地表现它们，讴歌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作者的创作中，报告文学占据着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的原因。我们所读到的他的报告文学作品，仅仅从解放战争以来，就有这样一些单行本：《时代的印象》（1948年），《为祖国而战》（1953年），《对和平宣誓》（1954年），《熊熊的火焰》（1957年），《万炮震金门》（1959年），《早晨的太阳》（1959年），《莫斯科访问记》（1960年再版），《火炬与太阳》（十六年选集，1956年）。这还没有包括作家的全部报告文学作品。如果仅仅从作品的数量上去看一个作家劳动的成就和意义，那自然是不够的。但是这个数量也可以告诉我们，作者对报告文学的创作，是多么勤奋，多么热忱。我们时代有着许多优秀作家，已经不仅仅凭质量抓住读者，而且也勤奋地源源不绝进行写作，白羽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个。
作者在一篇谈自己的创作体会的文章里，有一节话写得非常深沉感人。他说：
“在神话中说，普罗米修士盗火使人间有了火种；我们现实中的英雄，却是从人间消除那灾难的火，而升起胜利的火焰。……”
这种高尚的感情，可以说也就是他的报告文学作品的基调。它不仅仅是作者深刻把握了伟大人民革命斗争的本质的表现，并且也说明了，为什么作者能够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我们现实生活斗争的丰富内容及其深刻意义，鼓舞人们为创造新世界而英勇战斗。这个特色，像一根红线贯穿在作者的全部报告文学创作、特别是一系列人物特写中。
在这里，我们要首先提到《熊熊的火焰》。这是一部关于著名无脚拖拉机手李来财的中篇特写。我以为，较之作者早年的人物特写如《陆康的歌声》等等，这部作品显然是大大的成熟了，丰满了。李来财的英雄事迹，早在几年前已为广大读者所熟知，许多报刊杂志曾经为我们介绍过。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一读再读《熊熊的火焰》。这部中篇特写的成就不特在于出色地勾画了一位时代英雄的生动风貌，而且贵在以准确的概括和浓重的抒情引导人们去思考生活中许多严肃的问题。作者不是一般地为人物立传，而是突进了英雄的心灵深处，去把握并表现他所包孕的突出的时代精神和工人阶级的美的情操。
从《熊熊的火焰》的主人公，年仅二十二岁的青年志愿军战士身上，作者不光看到了我们时代最美好的精神和情操，而且看到了这种精神和情操何以能够产生，以及它所派生出来的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李来财经受过旧社会的深重苦难，更有着新世界给他带来的无限欢乐。从一个在旧社会里自幼失去母亲、辗转漂流的孤儿，成长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一个荣获军功章的志愿军一等功臣，这个激变的全部生活内容是多么瑰丽、深广和丰富。因此，要使得作品不流于一般的人物草图，而达到准确的概括，就非常需要作家具有高度观察力和与之相适应的概括手段。作者一方面不放过李来财在斗争中的逐步觉醒和走向成熟的那些主要过程；另一方面，更着力地突出了英雄在严峻考验面前的巨大的革命坚定性，突出了英雄共产主义大无畏的精神品质，突出了英雄人物博大的革命胸襟。
特别是从第六节开始，英雄李来财在长时期的对敌斗争中不幸倒了下来。朝鲜战地奇特的酷寒，使他受了严重不治的冻伤：下肢如果不及时截掉，那么生命就危在旦夕。年轻的英雄这时是非常痛苦的，他深深怀恋自己的部队：“同志们呢？现在在哪里？在平壤？在汉城？是作战？还是宿营？反正，不管怎么样他再也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了。”——尽管李来财十分痛苦，但是他更是十分清醒的。他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负伤是光荣的。肉体的折磨和痛楚，对于一个共产党人说来，只是促使他更加坚定，更加以刚强的毅力去准备着迎接新的风暴。所以，李来财才能在常人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中高唱“东方红”，而当别人向他说：“老李！你还高兴，明天早晨，腿就要截掉了！”他的回答是如此响亮和坚定：“就是把我们全身截掉，我们也要高兴呀，同志！”作者深深地热爱我们的英雄，也深深地了解我们的英雄。他没有回避英雄向艰难痛苦作顽强斗争的激烈的心理冲突，恰恰相反，是高度真实地再现了它。通过一连串斗争的描写，表现了英雄胜利地达到了党性的高度，达到了自己生命的高度。这种闪耀着思想光芒的描写，我们在作品的许多章节里都可以看到。李来财被截肢以后，只剩下半条左腿和半个右脚。这个时候，在病房里有一段动人的谈话：
徐医生：不要想得太多，同志！你自己是为了祖国才残废的，祖国当然会负责到底……祖国会养着你一辈子……
李来财：是，一辈子，吃、穿，可是，我难道就为这个吗？我才二十二岁，一个人就这样过一辈子……
小薛：那也是应该的，你们是有功劳的人。
李来财：你们快走吧！——你们都快走吧！……
如果说，医护人员是怀着一片“好心”，那么，这种“好心”显然不能理解我们的英雄，也不能安慰我们的英雄的。真正深刻地了解英雄的是我们的党，是像医院徐主任那样的老布尔什维克。当李来财发现自己截肢以后两腿不一般齐，装上了假腿也不能行动自如的时候，他不但不灰心，而且，一个新的、非常勇敢的决定，在他的心里酝酿成熟了。他坚决地向医院领导要求：重新把那条完好的右腿也截掉！他说：“不截掉我永远只能架着双拐，要是双腿截齐就能装上假脚，就能真正站起来……”他多么“希望自己还能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工作。”李来财终于在党的关怀支持下站立起来了。这样的英雄，慢道是开拖拉机，就是再困难千万倍的事情，也同样能够办到。作者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写道：“他恢复的是两支脚吗？不，他恢复了整个的生命，整个像火焰一样熊熊燃烧的生命。”惟其是像火焰一样熊熊燃烧的生命，它发射的光和热，才是最强烈的，最高度的。由于作者在《熊熊的火焰》中贯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所以它也就能够强有力地打动读者，而读者也酷爱这部作品，从它里面汲取鼓舞自己前进的坚强的力量。
白羽同志报告文学创作的题材，是多样而广泛的。但是其中绝大部分是描写战争的作品。人民革命战争，这是一个极其伟大庄严的主题。他努力表现了这个主题。他在1950年《答文艺报问》这篇谈话里说：“就拿战争来说吧！对某些人只是死亡与恐惧。对我们来说，我们所进行的正义的人民的战争，正是英雄与光荣的行动。”这种信念成为鼓舞作者描写人民战争的力量，在人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福建前线严惩蒋军的炮战中，作者写下了为数很可观的富有生命力的报告文学作品。它们分别收在《时代的印象》《火炬与太阳》《万炮震金门》《对和平宣誓》等集子里。
尽管时间的长河飞逝而去，但是这些描写战争的作品，读来仍然是那么新鲜、刚劲和丰腴。其原因，还在于作家深刻地写出了人民战争的本质，写出了人们在战争中丰富多采的精神世界，写出了英雄们豪迈的革命乐观主义。无论是《新社会的光芒》中三次激荡人心的西线旅行或者《英雄的四平街保卫战》中壮阔的斗争图景；也无论是《横断中原》里的大兵团纵横驰骋，或者在《火炬映红了长江》的时候的胜利的欢乐……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出作者描写战争生活的这个特点。它的鲜艳的色采，它的强烈的现场感，与作家澎湃的战斗热情是浑然统一着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作者这个特色，我们可以集中到他1958—1959年写下的一册《万炮震金门》来谈。因为，这个集子显然是标志着作者在描写战争方面所达到的新的水平的。
这本包括了十一篇全部描写福建前线战争生活的特写和报告，处处都翻滚着作家无法抑制的战斗热情。鲜红的炮火，英雄的斗争，浓烈的爱和恨，冲击着作者，促使他迫不及待地提起笔来。这种心情，在《火光照红海洋》里，作者说得非常明白。他写道：“当然哪，讲到围头前线的精神，这是值得专门写一部巨大的书的，而且我认为写这部书的人将是最幸福的人。可是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刻，当大炮正在震撼着天地，炮火的闪光正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孔上闪亮着，它为那些为自由、解放等美好理想而在森林中，在灾难的土地上，奋战的人们带去希望；它为那些在华尔街阴暗的洞窟里，妄图最后挣扎的人们传去送丧的钟声，在这样的时刻，还是让围头前线的人立刻站在所有人的面前吧！”这声音何等激越！可以看出，一册《万炮震金门》正是这种澎湃汹涌的战斗热情的产儿！
《万炮震金门》一个突出的特色，是善于在广阔的斗争生活中去揭示我们当代英雄的丰功伟业和他们壮丽的精神世界，而且非常信实，不妄加增损。在繁简浓淡安排有致的描写中，作家既写了“群山”，又突现了“主峰”；而对于斗争生活中那些崭新的事物，更是倍加渲染。我们知道，司马迁在一万字左右的《项羽本记》中，光写“鸿门宴”就占了一千二三百字，其他如巨鹿之战，乌江之败，也都莫不倾全力描摹；因为这三件事很能够表现项羽的为人，所以司马迁不吝惜他的笔墨。而我们现实中的英雄，该需要多少倍于此的笔墨才能表现他们于万一啊。
我们跟随着作者的笔尖，来到了福建前线烫热的土地。在这里，拓展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帧正义的铁拳狠狠捶击敌人的大快人心的画卷；也是一幅帝国主义落日图。轰响在我们耳鼓的是惩罚蒋军的隆隆巨炮和英雄人民的怒吼。而作者就在这样激浪滔滔的宽广背景上，把多少炽热的感情向众多的英雄倾注。他们是那样令人难忘。炮长崔德恒和弹药手张仕发，都是在炮弹烤得发烫的时候抱着它冲出阵地，用生命的危险来保证重炮对敌的连续发射的；炮长尹大安是在敌炮的弹片飞迸中，扑向正在打电话的营首长，用鲜血保护了阶级兄弟的生命的；装填手管祠聪，在炮位上一口气装添了三百多发炮弹，昏厥了，然后在身上浇上点冷水又爬了起来；而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安业民、王邦德，以自己鲜红的热血燃烧出了一片灿烂的晴空……在作者的笔下，这些英雄人物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他们像钢，可以敲得铮铮作响；他们就是我们时代的尖端人物。以至于在炮火弥天的阵地上，“无法分辨清楚：是火比人亮，还是人比火亮！”面对这些高大无匹的英雄，作者这样写道：“人，在这儿要不具有这种精神，他会耻辱的不能生活下去。”
然而，作者依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他写英雄们艰苦的战斗，写胜利的狂喜，写第一线阳光的欢乐，写天风海涛，写滚滚不绝的硝烟烽火，写前线一切叫人振奋的东西，但是，他在任何时候，都是拨开了战争的烟雾，去发掘英雄们广阔而富丽的精神世界的。作者认定自己必须“透过波澜看到生活之海底的宝藏，不但看到而且把握到，不但把握到而且表现出来。”（《早晨的太阳》序）
举一个例子。在万炮震金门的日子里，作者深知：我们的英雄们不仅是在把一股股仇恨打出去，而且在同时还把一朵朵理想的花蕾开放。在他的笔尖下，他们都是亮着红心，胆略兼备，情愫高尚，思想丰富的人。听听开篇《万炮震金门》里面这位炮兵高级指挥员在电话里下达的开炮命令吧：
不要碰那个塔，塔是个古迹。将来我们去了还要好好看一看呢！对准军事目标打，民房和营房不要打，烟太大，等烟消了，看准目标再打！
这是何其豪迈的气魄！这充满了胜利信心和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强音，深刻地反映了伟大人民战争的实质，也深刻地写出了我军强大的威力和英雄们美丽而丰富的感情世界。事实上，这种气魄和力量已为福建前线军民所共有。在秀丽的围头前线，虽然是遍地瓦砾，透天屋顶和累累弹坑，但是作者看出了，这“只不过是围头村生活的表面现象，而真正的生活是火热的，是闪烁着青春光芒的，是洋溢着笑声的。”因为屹立在福建前线的不光是叫敌人头痛的大炮，而更有着一批批崭新的人，一批批对社会主义祖国无限赤诚的、年青的战士。一位前线政治部主任这样谈到了他们：
你还记得吧！从前有些这样的兵，他们在火线上非常勇敢，但是平时却吊儿郎当。（这样的兵，早年就曾经在白羽同志的小说里出现过。那个《无敌三勇士》里面的“老油条”李发和不就是吗！——笔者）现在可不是这样了，你去看看，他们是那样纯洁，可爱，在你面前甚至还有点儿腼腆，可是行动起来是那样勇敢，你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
就是这些继承着和发扬着董存瑞、黄继光、丘少云、安业民精神的祖国的新生代，——毛泽东时代的英雄群像，构成了白羽同志作品内容的基本范围。
作者不仅以极大的革命热忱和辛勤的创作劳动，反映了人民战争，歌颂了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地摧毁旧世界的伟大历史功勋，同时在反映人民群众缔造新世界，新生活上，也同样地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的强烈责任感。为着这个，作者跑过许许多多的地方，去迎接那“早晨的太阳”，去“追寻英雄的足迹”，去遍访那些勇猛飞翔着的人们，大风呼啸的郭尔罗斯后旗草原，千里冰雪的白茫茫的北大荒，莺飞草长的江南，欢唱的森林，喧闹的集体农庄……
亲身参与了缔造新中国的艰巨斗争，而在长年的火与血里锻炼出来的人们，会多么深刻地理解创业的欢乐与可贵呵！白羽同志就是怀着这种开朗而奔放的心情，在1958年—1959年沸腾的大跃进岁月里，写下了许多新的报告文学作品的。一册《早晨的太阳》就是它们的结集。在这本作品里，首先吸引我的是那《一幅灿烂的生活图画》。
梅山水库灰白色的高大水坝，在大别山的一条河谷里摩天而立。谁个来到这里，能不为它的雄伟和妩媚而动情呢！但是作者是从这样的深处来爱这个水库的：他看到了“雪亮的电灯光里不也包含着我们历史的闪光吗？”他的感情激流，闯进了早年大别山区的革命烽火，闯进了大别山区最初接受真理火种的日子。水库上珍珠般晶亮的灯火，高架上银丝般的电线，发电站的机器轰鸣，这样的良辰美景固然叫人陶醉；但是水库上的人，像对党无限忠诚的昔日红色女游击队员张尚久这样的人，则更加叫人热爱。这位巾帼英雄，当年正是在这里为了保护自己的同志而献出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作者写道：“不错，我们是从血里、火里斗争出来的人，我们不但懂得什么叫奴隶，我们更懂得怎样粉碎帝国主义者对人民的奴役。历史总是在教育着我们，悲壮的往事不断给我们以力量；正是穿过暴风雨的人，今天，在我们自己的大地上，以无比舒畅的心情、热情奔放的脚步前进。……”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图画何以能如此灿烂的准确的回答。十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总是透过现实中那些色彩缤纷的生活画幅，概括出我们事业的崇高意义，并且善于把现实生活中一切新鲜事物的成长壮大，同党的传统，同艰苦的革命斗争历史深刻地联结起来的。他的作品从不停留在就事写事，表面和浅薄地歌颂的地步，因为这是和我们现实生活的壮丽、深厚不相称的；而是以巨大的热情揭示我们现实深处的美，显示它的无比丰富。
其实，又何止一个梅山水库如此叫人动情！在《早晨的太阳》里，那个睡在病马棚里，三更起来刨粪的社主任“杨半夜”，是多么可爱；那有利社的男女老少几几乎是“倾巢而出”的积肥运动，其热情又是多么振奋人心！而肇源县的中共县委委员们，钻研农业科学的劲头何等叫人动容，……。作者只写了不多的几件事，便立即把我们引进了一个沸腾的，欢乐的，朝霞绚烂的天地。而这里十多年前正是烽火最红的地方。它的激变，何尝不是我国大跃进的一幅缩影！
白羽同志报告文学创作的特色，还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他观察事物的触角，延伸得十分宽广；他的作品除了着力描摹人物而外，那真挚的诗意和浓烈的抒情，那生气勃勃，创造精神，都融贯在他的作品里。但是，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的报告文学创作中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精神。这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他的作品中是看得更清楚了。
作者努力站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高度来看待、观察和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斗争；这就是他的作品表现的崇高革命理想，巨大的阶级热情，豪迈乐观的基调，无限热忱地歌颂我们生活中的新鲜事物，歌颂共产主义的萌芽，把它们照得更亮，更突出，从而不只是反映了我们伟大的时代，并且起了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而这一切，又都是立脚在作者对现实生活正确的认识和分析上的。
这个极其可贵的特色，除了显然见之于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一些作品而外，还可以在作者其他的不少作品里看到。他固然不可能像创作小说、戏剧那样，在报告文学作品中去“塑造”革命的理想人物，去“塑造”各种典型形象，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作家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发挥。相反，这使得作者在运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上，具有了自己的特点。
《火光照红海洋》，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丰富的。在这篇特写里，作者描绘了在福建前线看到的一种壮丽的景象——炮击金门的火光和前线大炼钢铁的火光交映在一起了。就在这一片通红的火光里，他看到了一种比火光还明亮得多的事物，那就是我们的英雄炮手。在作者笔下，他们坚定的必胜信心和浓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从庄严而又艰巨的战斗中表现出来的。他们既是在自己的岗位上一丝不苟，在激战中赴汤蹈火的现实的英雄；更是具有共产主义豪迈胸襟，蔑视一切困难和艰险，高视阔步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决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而是剧烈的搏斗和严酷的考验。然而，当敌人雨点般的炮弹在前线猛烈爆炸的时候，我们的英雄想到的是：“蒋军官兵净傻瓜，用炮光打大地瓜，像这样炮弹多打几炮，明年下种省深挖。”他们嘲笑敌人是多么富有风趣：“金门蒋军瞎胡闹，没有目标乱打炮，钢铁送来真不少，同志们见了哈哈笑。”他们在敌人的炮弹碎片还没有冷却下来的时候，就大批大批地收拾起来，投入了炼钢炉；而在把美蒋的炮群揍得哑口无言之后，他们尽情地奚落敌人“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这气概，难道不正是植根于深厚的斗争土壤中强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表现吗！他们的豪言壮语，他们的哈哈大笑，是产生自对美蒋敌人的本质的深刻认识；是产生自对自己强大力量的充分自信；是产生自心灵深处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这一切，又都是和作家对现实深湛的观察、奔腾的战斗热情溶为一体的。正是因为如此，在前线上那“比彩色缤纷的北极光还引人入胜的”各种火光里，白羽同志看见了“那奔腾、闪耀的不仅仅是铁的火焰，钢的火焰，而更重要的是人的火焰。”
高瞻远瞩，格调爽朗，全力突出英雄们在艰苦斗争中的革命乐观主义和他们壮美的情怀，这就是白羽同志报告文学作品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突出特征。这个特征是时代的，也在作者的作品里体现出来了。
作者在报告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我想对于我们是具有深刻的启发的。首先是，这种成就的取得，是因为作家牢记着党的教导，严肃地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庄严事业。他说：
让我们的作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最积极的战士吧！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让我们的作家都用巨大的热情和精力去培养青年吧！这是一个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的起码的责任。因为人是不能永生的，但每个人却都能够为共产主义明天作出他应有的贡献。（《文学杂记》18—19页）
这就是一个文学工作者最可贵的革命自觉；这就是一个文学工作者党性的表现。而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文学创作的方向才更加明确，思想才格外成熟，步子才越加坚定了。他说：“革命不仅仅改造人们的社会生活制度，更重要的是改造人类的灵魂。一个作家，在从革命到革命胜利的过程，自己也一定是被改造的一个。不但如此，同时正因为他是作家，时代的喉舌，他应该更敏感，更彻底地改造自己，才好引导旁人，改造旁人。……读者向你要求热与力，你必需永远追求光明，然后播散那芬芳的热与力。你必需走在前面，你的路必需正确，才能使你的路愈走愈广阔。”（1942年5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四版：《与现实斗争生活结合》）十多年来，作者正是在这样一条党所指引的正确广阔的道路上前进，踏踏实实地身体力行，在不懈的斗争中以自己的作品放射出光和热的。我想，我们可以从白羽同志的创作中学到不少东西，而惟独这一条才是最为重要的和最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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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人物的对白和形象、性格的创造
倪强
历来在文学术语里，都称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从形式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定义是有道理的，文学作品离开了语言，就没有了自己的表现形式。但是，我觉得那以文学剧本为基础的戏剧和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语言艺术。自然，文学作品的语言和戏剧、电影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功效，各有自己的特点。
譬如人物的对话，在戏剧艺术和电影艺术（除去文学剧本）里，它恐怕是唯一存在的语言形式了，但是，使人物对话真正能显示出语言艺术的特点而又具有创造形象、创造性格的作用，这却是很不容易的。我就看过一些话剧和影片，其中有的对白（特别是话剧，对白是它的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之一），就缺少艺术的特点，对塑造形象、塑造性格，也不一定有好作用。这些对白大都不是形象地表现性格、表现人物思想感情，而是作者用来说明性格、说明人物思想感情的，这就不能不削弱了对白的艺术手段的作用，因为在舞台和银幕上，人们所要看的，是行动着的人的形象和性格，对白在这里不能离开形象、性格的直接表现。杰出的艺术家，都是善于把握各种艺术形式的特点，结合着行动着的形象、性格的需要来运用人物的对白，用精练、准确的对白，来表现人物的鲜明的思想感情。像剧作家曹禺同志的许多作品，在这方面就具有显著的特点。他的名作《雷雨》就是例子。大家都知道，《雷雨》里面人物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成长史。当这些有着复杂关系的人物聚集在同一场面上的时候，如果让一位缺乏修养的艺术家来处理，那势必需要大段的对白来说明他们的思想感情，而其结果是不会很好地塑造出形象、性格来的。曹禺同志则不然，他是用很简练的对白，结合着舞台形象的创造，深入地刻划了人物的性格。像第二幕鲁妈和周朴园对白的场面，这是《雷雨》里一段精采的对白，那对白是何等精练啊！在这里，绝没有累赘的语言，即使是事件的叙述（像鲁妈叙述别后三十年的遭遇），也都是那样紧密地结合着人物性格的刻划。往往几句对白，就能突出地表现了人物性格的鲜明特点。这段对白就既表现了有着复杂感情却很倔强的鲁妈的性格，又深刻地揭露了周朴园的伪君子的精神面貌。
出色的艺术家，总是使人物的对白显示出语言艺术的特点的。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善于结合着形象、性格的创造，严格地选择人物对白能够揭示典型性格的个性化的语言。最近有机会重看了《董存瑞》和《战火中的青春》两部影片，当然这两部优秀的影片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我觉得它们在这方面的成就也是很突出的。
像《董存瑞》，作者为了多方面地描绘这个青年英雄的形象，那能形象地反映人物思想感情的对白的选择，真可以说是在刻划董存瑞的性格发展上起了主要艺术手段的作用。董存瑞、郅振标要求参军的几个镜头（先是向王平、赵连长要求，后是向指导员要求），那对白既富有性格化的特点，又充满了生活气息，而且有着动人的喜剧效果，活画出两个在党的长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英雄少年的生气勃勃的形象。
《战火中的青春》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它的人物对白并不多，但都是用在刀口上的。譬如高山刚到雷振林排里的那些镜头，高山和雷振林的几段针锋相对的对白，是何等深刻地刻划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性格。对于高山来说，有些个性化的对白，不仅显示了她的在战火考验里成熟起来的深沉的性格，而且含蓄地表现了她虽然男装却是女性的细腻的感情特点。
总之，在戏剧艺术和电影艺术里的人物对白，也必须重视语言艺术的特点，必须结合着创造形象、创造典型性格的需要，严格地选择富有个性化的语言，不能把人物对白当做作家的说明词。自然，对白的选择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决定于艺术家对于人物性格把握的深度，也同样决定于艺术家对于生活理解的深度，像《董存瑞》和《战火中的青春》的人物对白所以那样富有性格化，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离开作家对于生活的熟悉，是很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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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革命斗争回忆录的写作问题
张爱萍、李立、朱道南、黄良成等同志的谈话纪录
写作革命斗争回忆录的目的和动机
为了要教育后代懂得革命的艰苦，懂得胜利和幸福来之不易；为了阐明毛主席思想如何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使人认清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了表达自己对党、对战友、对人民群众及一切英雄烈士深切的敬爱和感念之情，对敌人的深刻的憎恨，这是革命斗争回忆录的作者们共同的写作目的和动机。
例如我们访问《从遵义到大渡河》等篇回忆录的作者张爱萍同志时，他谈道：“做任何一件事总是要有个目的。把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的真实事情写出来教育后代，这就是写回忆录的目的。我们要让全国人民和我们的后代，以及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中国革命几十年的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党，中国人民是什么样的人民，中国的人民革命军队是什么样的一支军队。任何强敌是打不倒我们的，而我们曾经打败了许多强敌，克服了许多困难。这都是由于我们有伟大英明的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广大军民、革命干部前仆后继的艰苦斗争。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革命的成功，幸福生活的获得是多么不容易，应该懂得过去斗争的艰苦，应该对革命的先烈永志不忘。
张爱萍同志具体谈到他写《从遵义到大渡河》的目的和动机。他说：“那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我心里就有个想法：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伟大的行动，不仅在政治上有极大的意义，在军事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事迹。它曾经震动了世界，受到世界人民的歌颂。今天应该把它写出来，让我们的人民，让全世界的人民，以及我们的后代都知道。这里尤其应该表现的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他天才的料敌如神的作战指挥艺术——灵活机动的大规模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在遵义会议前，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红军处于被敌人堵截、包围与追击下，濒于全军复没之境，革命处于极危险的时刻。在这时候党召开了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从此红军战胜了强敌和一切困难，转危为安，从失败走向了胜利。历史的经验证明了：革命凡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就胜利，而在‘左’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下则失败，且付出很大的牺牲和代价。在毛主席领导下虽然也付出牺牲和代价，但是付出的是极小的牺牲和代价，换来的是更大的胜利”。接着，张爱萍同志又谈道：“几十年的斗争使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正确。就是基于这种感情，我写了《从遵义到大渡河》。”张爱萍同志又谈到，除此之外，还想通过这篇回忆录表现人民军队的政治品质和士气，表现战士们的英勇、上下团结的阶级友爱以及亲密无间的军民关系。尤其要表现那些为革命英勇牺牲的同志们。
《转战南北》、《四十八天》等篇回忆录的作者李立同志、《回忆“广州起义”》等篇回忆录的作者朱道南同志、《忆长征》的作者黄良成同志等，谈到自己写作回忆录的目的时也都发表了类似的见解。
黄良成同志说，他写作《忆长征》的目的是为了“启发青年更加热爱党，热爱新社会，兢兢业业地继承和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怕困难，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此外，他还特别谈到他是怎样由于忆念长征及长征中的战友而写作的。
他说：“伟大的长征（从江西出发到陕北，我经历了二年又八个月）培养了我，锻炼了我，如同一个幼儿不会忘怀自己的母亲一样，我永远怀念长征。长征的每一段里程都是不平凡的，都永远深深铭记在我心中。红军是一个团结战斗的大家庭，在长期共同艰苦的战斗生活中，阶级兄弟情谊，胜过同母兄弟百倍千倍。特别是那些同生死、共患难，天天在一起形影不离的战友和那些与自己有关的事件，更在脑海里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如负伤、雪山草地、西路军失败、脱险归队等事件，我都记得很清楚；像李白烈士和其他战友，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还历历如在眼前。如果不把这些东西写出来，我心里就不能平静。
“……李白同志像活着一样，高高的个儿，温柔的声音，稳健的阔步，满脸的笑容……老在我眼前出现。就是基于对长征、对长征中的战友这种难忘的感情，就是处在这样深沉的回忆中，我写出了《忆长征》。”
朱道南同志也谈到他是怎样基于对革命战友刻骨铭心的怀念和对青年人进行教育的责任感，写出了《回忆“广州起义”》等篇回忆录。他说：
“我从1926年到1929年这三年间，亲身经历了‘马日事变’、‘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又和参加起义的同志奔向海陆丰去找彭湃同志。在中途，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成立了，经过无数次战斗，又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师会师。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看到了工农革命群众无比高涨的革命热情和无比坚定的斗争意志，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赤着膊用红缨枪和尖串（削尖的毛竹）与反动派搏斗。我也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是怎样破坏大革命的，他们是多么残暴，又多么外强中干。在这一段时间里，受到了恽代英、张太雷、彭湃、叶挺、叶剑英等党的领导同志的教导，使我的认识和觉悟很快的提高起来，他们的光辉形象使我终身难忘。我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险，进行了无数次的残酷战斗，付出了巨大代价。和我从山东一道出来的几位最亲密的战友——刘辉是在‘广州起义’失败时，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坚守观音山时用肩头做炮架的公今寿，是在打普宁时牺牲的，当时他负伤数处，仍然坚持战斗，并用自己的身子吸引住敌人的注意，掩护我们攻上城头，腿上负了重伤，仍不肯放下枪杆；一直坚持在部队里的杨的，是在陆丰遭的难；1928年当了营长的谢拙民，领导部队在新区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后来部队失败，他的音息全无，估计也是牺牲了。所有这一切，三十年来我一直铭记在心。一想起他们，我就不能平静。在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使我增长勇气；在工作顺利的时候，他们帮助我克服骄气。我常常这样想：过去所走的道路是多么的崎岖艰险呵。现在我们走着的道路又是多么宽广平坦，这是那些不惜牺牲自己的先烈们用鲜血给我们铺平的，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前进时，如果遇到某些暂时的困难，难道应该有一点犹豫和畏缩吗？在自己的工作顺利和取得某些成就的时候，难道可以有丝毫的骄傲和自满吗？因此，我总想要把那些已牺牲的战友们的高贵品质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这样就觉得对不起这些无名英雄。”朱道南同志又谈到他所以想把这段经历写出来，还因为他发觉每次向人谈到这段经历时，都使对方受到感动和教育。
总之，这几位回忆录的作者就是在这样崇高可感的动机下，在浓郁的革命热情中拿起笔来写作的。
如何反映历史的真实和时代精神
关于对待革命斗争回忆录的真实性问题，张爱萍同志谈道：“回忆录既然写的是革命斗争历史，是真人真事，因此回忆录的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革命历史事件本身就是可歌可泣，使人感动的，用不着作者再去虚构什么。我们有许多回忆录作品中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就是因为我们革命事业本身就富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中国人民碰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样凶恶的三大敌人，而我们手无寸铁，赤手空拳地就敢于向敌人作斗争，推翻他们，打倒他们，敢于为将来要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而英勇顽强的斗争，这本身不就是富有革命的浪漫主义么？既有远大理想，又实事求是地和敌人作斗争，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再胜利，直到取得中国人民革命的完全胜利的革命斗争史实，就使得斗争回忆录可以有着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因素。”
张爱萍同志又谈道：“回忆录的真实性固然重要，但真实性并不意味着，要把任何东西都写进去，而是要突出表现历史的精华。要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写历史事实。”
黄良成同志在谈到如何对待历史的真实时，也说：“我认为，根本方法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去研究问题，分析历史，总结历史，并有所剪裁和取舍，而不应该用机械地抄袭历史材料的方法，流水账似的去描写。”
李立同志特别指出：“我们应该抓住那些阶级立场鲜明，有远大理想，斗争坚决，为革命胜利而出生入死的英雄人物来写；抓住那些散发着共产主义精神的细节来写，以期把有代表性的、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表现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面貌。”
朱道南同志谈到他是怎样通过写人物来反映时代精神的。他说：“我认为人、事件、时代精神是融为一体的。在写人的时候不能离开事件，不能忘记时代精神；除了那些别人看了不易理解的地方，要向读者作一些交代外，其余都尽量通过人物的活动把它反映出来，把它连贯起来。实际情况也是这样，人物的活动是能反映时代面貌的。”
艺术加工及作者对个人如何处理的问题
几位同志都谈到回忆录要进行一些艺术加工，要形象地生动地来表现人、事件、环境气氛，否则不容易引起读者兴趣，扣住读者心弦，从而达到更有效的教育目的。但是艺术加工并不是随意虚构，它只是在符合历史真象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具体形象的艺术描绘。张爱萍同志还特别谈道：“形容和描绘是从属的，作品的思想意义才是基本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的东西，只为从写作技巧上吸引读者，或把故事情节写得异常惊险曲折，甚至虚构一些神奇古怪的故事或夹杂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与低级趣味的东西，那不但没有意义，而且是极端错误的。”
关于作品中对个人如何处理的问题。张爱萍同志谈道：“写回忆录是为了表彰革命先辈，教育人民。因此，不要有个人突出的感觉，不要借机表现自己。更不能把过去斗争中党和同志们的功劳都拉在自己的身上。这在政治上是一种‘贪污行为’，是揩革命的油。个人在历史上固然能起一点作用，但个人作用是有限的，任何个人如果离开党和群众都不会有多大作用。关键在于是否执行了党的路线，运用了毛主席的思想，如果执行了党的路线，运用了毛主席的思想，那么，同一件事哪一个人来做都可以做好。因此表现个人是很不好的。”
对这个问题黄良成同志除与张爱萍同志有相同的看法外，还谈到，必要时可以以自己的经历作为一条线索，去牵动整个故事，而主要把党的领导、时代背景和周围群众（战友和同志）的英勇斗争场面写出来。他并且指出：不要因为害怕“个人突出”、怕“出风头”而不肯写与自己有关的革命故事。只要观点正确、分寸掌握恰如其分，这个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摘自《人民文学》1960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