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鱼兽的命运
秦牧
有人说:“钓鱼可以锻炼性格。”这或许也有一些道理吧!看渔翁像一座石像似的模样儿,你会想到钓鱼那玩意对于锻炼一个人的耐性,机警也许真有点作用。
从钓鱼使我想到打猎。我们如果有时能够清清脑子,代鱼儿、野兽总结一下它们落网和被擒的经验,对于改进我们的思想方法,也许不无好处。
在渔村里我曾经见过渔人们在刻造木头鲳鱼,一问,原来是用来引活鲳鱼的。把一条上了漆的闪闪发亮的鲳鱼坠下海去,就常有成群的活鲳鱼跟着来了。盲从往往使这些深水里的鱼儿变成了人家盘里的肴馔。
乌贼是在大雾的时候自己浮到海上来的,在平时不容易捉到。但有些渔人掌握了乌贼的“生活规律”,也尽有在好天捕捉它们的方法。那就是准备一条活的雌乌贼,用小绳子缚住它的后缘,把它坠到海里去,这样,就有雄乌贼冒冒失失地来追逐了,甚至还有其他的雄乌贼妒忌,要来打架了。这可好,渔人把细线慢慢地向海面上收,准备好捞网,就可以把那些沉醉在爱情和妒忌中,完全不理会客观情况的雄乌贼捞起来了。
打猎也和捕鱼的道理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有些猎人捕猎黑熊,往往在它冬眠的洞口埋藏了利刃,等到黑熊出洞,设法拉起利刃,黑熊见不到人,腹下却异常疼痛,凭它的蛮劲就是一直向前冲,这样,猎人正好利用它自己的勇力剖开了它的肚皮。
苏联一些猎人作家写的故事也同样使我们感到意味深长。苏联有一些最勇猛的制熊者,碰到大熊而且见到它直立起来的时候,往往把一顶帽子或者什么不相干的东西丢给它。熊是一定要接过来看看的,就在它接过东西来端详的一瞬间,制熊者的猎刀已经插进了它的肚腹了。还有猎狼,那情况更加微妙了。狼是最会猜疑的,这猜疑有时偏偏成为它的弱点。苏联有一种“小红旗猎狼法”。在发现狼群的区域,猎人先不忙着开枪,而是用大串缀上小红旗的绳子沿着树林把那个区域围了起来。然后猎人在红旗圈的范围内搜查狼踪,一头一头地打。狼本来只要走出那个红旗包围圈,就可以安然逃命的。但是它们偏不,它们猜疑,以为这个红旗圈有什么玄妙的把戏,决不肯窜过去。这样,猎人就可以把全部的狼搜捕净尽,没有一头狼能够逃生。自作聪明的狼群至死也不知道那个红旗圈对它们原是绝对无害的。
像这样的故事是很多很多的。那些鲳鱼啦,乌贼啦,熊啦、狼啦,种种的水族兽类,它们所以落网,所以丧生,是它们无法了解客观的真实情况。因此,它们的癖性、爱情、勇猛、猜疑……这一切东西都把它们推上死亡的陷阱。
不了解客观情况,对于它们的生命来说,那祸害就是这样的严重。
也许有人会觉得好笑,难道这些动物还懂得什么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那一套东西么?自然,根本没有脑子的乌贼,头壳里仅有一个水肿物似的小脑球的鲳鱼,虽然有较像样的脑子,然而那“脑沟”和“脑回”都很简单的熊和狼,是谈不上什么去真正研究客观实际的。
但是,人,却尽可以从它们落网被捕的经验中,代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不能认识客观实际,乱碰乱撞就要倒霉。
其实何止动物们不认识客观实际要倒霉,人在同样情形下又何曾不倒霉呢?有些猎人不是捉到猛兽,而是给猛兽吃掉,当他们不能掌握猛兽的性格和特征,使用不适当的行猎方法和挖了不合格的陷阱的时候,有时被猎掉吃掉的就不是野兽而是猎人自己了。因为在这种场合,猎人比野兽认识客观实际的情况更差,因此,倒霉者的角色就不是由野兽而是由人来担当了。
人的脑子自然是顶呱呱的,这一千多公分重、“沟回”错综、有着机巧到难以形容的大脑皮质的脑子,它出现在我们脑壳里真不是简单的事情呀。这是几十万年人类劳动的成果,是我们几千代、几万代的祖先一代代遗传给我们的。但一个人假如不多学习,多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周围的一切,使自己的认识尽量和客观事物的实际相一致,有了这样的脑子也是徒然。鲳鱼和乌贼的悲剧,熊和狼的悲剧,也一样会来临到我们头上。而且何止是这样的悲剧而已!鱼兽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实际,充其量不过祸及一身。因为它们不会拟计划,订制度、立章程,搞运动。而人却是会搞这一套的,如果他所根据和掌握的不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而是主观一套,那他就正像旧时代的讣文所写的:“侍奉无状,不自陨灭,祸延……”,延给谁呢?当然是群众了。
讲来讲去,有一种我们很容易从娘胎里带到坟墓去的东西,现在到处在反它,而它的潜势力仍然异常惊人的东西是非切切实实来反不可的。它的丑恶的名字就叫做:
“主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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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里的驴
刘争笑
一阵“呜呜”的火车汽笛声,使阎生福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是怀来县新保安镇新华农业社的社员。他睁开眼看看,上面是车顶,两边是车窗,觉得挺奇怪:“怎么跑到火车上来了,驴呢?”
“大伯,大伯,你看我是谁?”一个年青人轻轻地问。
阎生福一看,是社员范葆春,忙问:“葆春,咱社的驴呢?”
“好好的连根毛都没碰着。”
“哦!那好,好……”他慢慢地阖住了眼。
“大伯,你觉得好点了吗?”范葆春不放心地问。
“我,我怎么啦?”他睁开眼,神智不清地问。
“你受伤了。”
“我受伤了?”他想抬抬胳膊,可是像有千斤重,身子动了一下,便澈骨似的疼。半个脸紧紧包着纱布,火辣辣的像针扎。疼痛使他记起了发生过的事:
这天下午,他赶着五头驴往城北送粪,中途要经过铁道。这几头驴刚入社不久,还不怎么合群,有两头走得很快,跑到前面去了,有三头走得很慢,拉后了几十步。
前面的两头驴挨近铁道了,突然,转弯处出现了火车头,“呜呜 ”吼叫着由东向西急驰而来。他立刻“吁,吁”地大喊着冲上去挡驴,他不能让社里的驴碰着啊!可是,驴被汽笛声吓惊了,他不但没挡住,驴反而顺着铁道边向西跑起来。列车越来越近,眼看驴要有危险了。他像疯了一样向驴扑去……
驴被救了,他却在火车的“轰隆”声中倒了下去……。
现在,听范葆春说社里的驴好好的,连根毛都没碰着,他放心了,惨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时,在他眼前仿佛又出现了社里那几百头牲口,大骡子、大马、小毛驴,一个个欢蹦乱跳,滚瓜溜圆,那一个他不喜爱啊!他这个四十一岁的贫农,从小就渴望自己能有一头牲口,可是过去想了几十年,连根牲口毛都没想望上。入了农业社,才有了这么多牲口,虽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但他总觉着是他的,他说:“社就是我的家,社里的事哪一件跟我没关系,哪一宗财产没有我的份!”
列车在前进。等他醒来,已躺在铁路医院的病床上。范葆春告诉他,医生刚给他动了手术,说是外伤,不要紧,让他安心静养。
“安心静养?”他摇了摇头,“不行,葆春,咱回社去吧。”说着他就“唿”一下子坐起来,要下床。范葆春急忙扶住他,连说:“不行,不行呀!医生说你得养几天才能走哩。”
“不,这几天社里正缺人手,咱不能呆在这儿。”葆春看看劝阻不住,只好喊医生。医生仔细考虑他的伤势还可以回家休养后说:
“那这样吧,你得带些药,明天出院。”
“不,医生,我的伤不要紧,我们今天夜里就回去。我一会也离不开社……”
他们回到了家里。可是社干部、社员们一个跟一个跑来看望,还埋怨范葆春不该放他回来。阎生福心里热乎乎的,紧紧握着社主任的手说:“大伙放心吧!不要紧,过两天我就能下地了。”
几天后,阎生福出现在生产队里,他脸上还裹着药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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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瓜做甑子
唐昌
我忽然想到这么一个为大家所熟悉的故事:一个严冬的夜晚,月淡星稀,甲乙二人行路。甲忽然大声叫喊:“有蛇。”乙马上接着应声:“嗨哟!还在动!”
“哟!原来是草帽子圈圈。”
“我也说冬天哪来的蛇呀!”
这虽然是一则笑话,但只要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稍加注意,是不难发现像乙这种类型的人的。别人说烫,他便说挺烫;别人说冷,他便说冰冷。毫无己见,一味讨好。自然这种人也不是逢人都是这样,而是要看人——特别是上级说话。如果上级这样问他:“也许东瓜做得甑子吧?”
“做得!”他决不迟疑的答应。
“蒸垮了呢?”
“那我怎能负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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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破男女“礼教”之防
——孙中山先生学生时代逸事
罗冀群
孙中山“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1885),始决倾复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中山自传)。当他二十一岁肄业广州博济医学校的时候,已有男女学生同学,但分左右座,并且挂一个帐幔隔开。一天,诊察妇科,照例由教师带领学生临床实习,但只许外国学生实习,而不许中国学生去。中山大愤,闹到校长室,校长是美国人嘉约翰,就是久任前岭南大学教授嘉惠霖医生的父亲。校长问故,中山说:同是学生,为什么歧视我中国人不许往妇科实习?校长道:你们中国人,向来“男女授受不亲”、有“礼教”之防,我们美国人则无须拘此。中山道:学医是否治病救人?校长只好说是。中山道:那么中国学生学医不是治病救人吗?中国妇女有病中国医生不能救吗?究竟救命为重?还是不合理的“礼教”为重?校长再也没有什么话可以难倒他。从此打破了中国学生不许看妇科之例,而教室所设隔别男女的帐幔不久也撤除了。从这事也可以看出中山青年时代便富于革命性。
又中山原名日新,取大学汤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到了医学校后,老师区凤稚先生给他改号逸仙,从此这个名字便传遍了世界。后来博济医学校亦曾改名为孙逸仙纪念学校。至于中山之名,系革命失败避居日本时改名为“中山樵”的省略。
上举中山逸事一则,是我从中山后一期的同学刘谦一医生处听到的。刘医生小中山五岁,现年八十五,而精神尚健,他虽原习西医而后精研中医,著有“中药分类药性歌”、“植物古今异名考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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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也谈买书
若望
西谛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漫步书林”,有一节专门谈到买书;他批评了有许多人跑进书店,连书的内容是什么也不问,就大包大揽的说:“每一种给我挑一本”。及时指出这种近乎荒唐的行径是很有好处的。我这里谈的是目下走进书店挑选书籍也确实困难,当我们翻开一本书来,首先看“内容提要”,而内容提要是千篇一律的几句话,不超过二百字。如果要寻找典型的八股文字,我提议诸位不妨去领略一下各书的内容提要。
过去出的书,一般的在卷首都有一篇序,有的是别人写的序;如果没有序,在书后有“跋”或“后记”之类。这对于买书的人有很大的好处。卷首有序就好比穿衣裳有领子是一样。近几年来,却很少看到有序或后记。取而代之的是不少写得不好的内容提要。我怀疑这些提要倒底有没有人要看。我觉得这不是进步现象,而是倒退。
“序”或“后记”可以告诉读者这本书怎样写成的;或者像鲁迅在他的杂文集后面的“后记”中,说明他的一些文章遭到过什么样的命运,他在写某篇文章时的心境如何;我们研究古典作家在他们的巨著上写的“序言”,可以更明确了解作者的构思和创作的主题;这对于文学史家是最珍贵的材料。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所在。把写“序”或“跋”看做浪费是万万不可的。据说出版物上面不写“序”或“后记”,倒并不是为了节约;而是著作人本身有顾虑:怕在“序”和“后记”中流露自我欣赏的情绪;如果请别人写吧;别人也感到赞扬知己朋友的作品,恐有小圈子之嫌;如果赞扬不当,该书受到批判,连代序的人也得一同连累,谁愿意招惹是非,多此一举呢?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绪之下,才出现了千篇一律的“内容提要”;而“序”和“跋”乃宣告失踪。
我倒并不主张每本书一定要有“序”和“后记”,有些书是可以不写序或跋的。我只是为了买书的人着想,作者不妨在卷首和书后大胆的向读者直接说话,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请人写序也未始不可,写得有偏颇不妨展开讨论。当然,那种自我捧场和广告式的告白是不应该写进去的。至于对自己的作品以自信的口吻向读者介绍其中的内容,我认为不能把这当做“自我欣赏”或“自我表扬”。如果没有自信,他能写得出这本书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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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渔家姑娘在歌唱
荒山
太阳落了,
天空的彩霞已经消失,
星星刚闪烁起白光,
渔村里的夜闹嚷嚷。
渔民俱乐部里的灯火明亮,
小伙子们正在伴奏,
姑娘们正在歌唱,
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忙。
姑娘们尽情地唱,
小孩子们天真地模仿,
老年人坐在一边夸奖:
“姑娘们的嗓子真脆亮。”
1956,4,于舟山东升渔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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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扫街的人”使我受到教育
10月24日八版上江车同志写的“扫街的人”一篇文章所讲的清洁队员柏保安热爱工作、辛勤劳动的精神,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我希望人民日报今后继续登载类似的文章,介绍人民经济警察、交通警察、消防队员、货票员、售货员、护士、保姆、乡村小学教师……的工作和生活,让人们了解他们,并向这些平凡工作岗位上为群众勤勤恳恳服务的人学习。 (北京 申述)


第8版()
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倍数”用错了
人民日报10月13日第七版“科学成就”栏里有一则“同步稳相加速器”,其中一段写道:“利用‘强聚焦原理’的同步稳相加速器的磁铁比普通的又可以轻几十倍。”用倍数来表示“轻”,是不正确的;既然“轻”了,怎么还能成为“倍”呢?应该写成“利用‘强聚焦原理’的同步稳相加速器的磁铁重量又只及普通的几十分之一”才对。
(税务总局 王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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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注意选登各地读者的意见
人民日报辟有“读者论坛”专栏,使报纸上充满群众的声音。但发表的多是北京读者的,如10月18日发表的以“支持鲍惠尔等人的正义斗争”为题的三篇稿件,都是北京读者所写。发表北京读者的稿件也许及时些,但有些“读者论坛”是事件发生后好几天才见报的。人民日报是全国性的报纸,可以注意选登各地读者的意见。
(武汉大学 陈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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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我们需要机关党组织的工作经验
我在机关里做党务工作,常常感到苦恼的是,机关党务工作不易做好,在工作方法上很少有新的变化,形成“老一套”。因此迫切需要更多的指导,需要从其他机关的党组织工作中吸取经验。但在我的印象中,人民日报很少发表这方面的消息和文章。希望今后对我们的要求,能给予适当的满足。
(江西 卢盛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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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廖仲恺先生未曾到苏联学习
本报10月24日在第四版登的“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思想和伟大人格”(同盟会老会员周震鳞先生的谈话)文中谈到:“中山先生曾派廖仲恺先生到苏联去学习”,与事实不符。据周震鳞先生于11月1日来信称:“这是原来的计议,但因当时廖仲恺先生的任务极其繁重,未能实现。可是此时中山先生已多次与列宁函电往返,联系日益密切,终于1923年派廖仲恺先生到日本和越飞见面,商定了中苏携手的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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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请注明引文出处
我们收到很多稿件,有许多作者没有注明引文的出处,这在发表的时候,给编辑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我们热切地希望,为我们写稿的作者多多地协助我们,在自己的文章里,如果有引文就一定注明出处:作者、书名(或文章题目)、页数(或刊物、报纸的期数日期),以便于我们进行查对原文,减少报纸上的引文错误。
(文学艺术和副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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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集会(套色木刻) 赵宗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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