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报纸述评
开展中的读报组工作
最近三个多月以来，由于各地报纸重视了建立和领导读报组的工作，读报组在各种有组织的群众中有了初步的发展。在老解放区如东北华北固然有了比较普遍的组织，即在新解放区如浙江、绥远、广西以及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都已经展开了建立读报组的工作。
建立读报组的第一个收获就是报纸开始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了。鞍钢重机厂第八分场工人写信给沈阳劳动日报说，以前该厂“虽然每月订了很多报，但发到车间里也不及时，工人不爱看陈报，就这里那里的乱丢一气”。建立了读报组之后，这种现象就没有了。山东盐山县流谭区南流舍村干部收到报纸放在家里，老婆用来剪了鞋样子，经农民提出意见，才进行成立村的读报组。有了有组织的群众读报工作，就制止了那种报纸只在干部中打圈圈的现象。而在老解放区中并形成了群众读报的文化热潮，黑龙江省泰来县十区新生村一百八十户人共订了五十八份农民报，五份黑龙江日报，平均每三户有一份报纸。
读报组工作的展开，使报纸的宣传和鼓动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重大的效果。沈阳劳动日报八月十五日报道：东北佳木斯检车段重视读报工作，买了扩音机，合组了广播读报组，成为动员完成生产任务的有力工具。最近该段的清点普查工作就在事先经过了广播读报组的反复宣传，对动员工人胜利地完成任务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农村中这种作用也极显著、河北日报在无极崔村的读报组，在四月间通过读报发动了全村四十九户一百六十亩麦苗全部治好了火蜘蛛虫。种棉时群众不积极，又通过读报达到了全村种棉的计划。浙江农民大众报在嘉兴高照乡组织了五个读报组。高政村小组在田间农作间歇时组织读报，报纸号召生产与除虫结合，读报组就订出计划，推动全村捉了十二万多条虫，荣膺模范村称号；在读了防汛防旱的消息后，就推动成立了水利委员会，并检查出二处水利必须重修，立即动工修理。这样，读报组就自然地在车间里、农村中形成了宣传鼓动的中心。黑龙江日报六月一日创刊一周年时检查读报工作时说：“根据各地反映，凡是认真读报的，都推动了工作。”读报组的这种巨大作用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同样应该重视的是读报组使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大为密切。报纸所面对着的已不仅是一些个别的读者，而是有组织的读者群了。读报组给报纸带来群众中的种种经验、智慧和创造，带来工人和农民对种种问题的意见和主张。黑龙江农民报时常发表读报组的来信。当各地进行治虫的时候，读报组就把农民治虫的实际经验写来了，起了发扬农民的创造性和交流经验的作用。同样，东北日报也在社会服务栏中经常刊载读者来信摘录，读者对报纸上发表的新闻提出了积极的意见，建议报纸注意那些方面的报道，帮助报纸改进工作，并对报纸上的批评表示支持，提出主张，发挥了群众舆论的作用。这些意见和主张经过读报组集中到报纸上来，使报纸的内容趋于丰富，尤其重要的是使工农群众的积极性为之提高，开始以负责的参加政治生活的态度与报纸一起工作，成为改进我们的建设事业的巨大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的报纸执行建立和领导读报组这一任务所得到的收获。这种收获虽然还只是初步的，但是已经足够说明读报组是宣传鼓动工作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应当坚决地大量地推广和发展起来，以建立从工厂直到穷乡僻壤的宣传鼓动的组织。
然而，也还有一些报纸对于组织读报组的工作是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的。他们大抵是订出了一个优待读报组订报的办法在报纸上公布出来就算了。读者并没有真正组织起来。报社也没有加以注意。西安群众日报发现了这个缺点，因而也正在着手展开群众中的读报工作。该报在八月十七日的短评中检讨过去的情形说：他们“只是在报上公布了一个优待读报组的办法，召开了一次通讯员代表座谈会，而没有进一步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和步骤，从事这种艰苦的群众组织工作”。其他报纸也有同样的情形。不改变这种单纯号召而不做具体组织工作的作风，将要使这些报纸不可能很好地成为集体的组织者，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集体的宣传者和鼓动者。
无论是已经组织了读报组的报纸，或者是还没有真正组织读报组的报纸，都应该设法加强这种组织工作。在组织读报组工作中，根据各地报纸的一些经验，以下几种方法是可以采用的。
为了首先在有组织的群众中开展读报组的工作，报纸应该努力取得党组织的、政府机关的和群众团体的帮助，在工厂车间中，农村中、学校机关中，组织起读报组来。用集体读报，研究和讨论报纸内容的方法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经验证明，这样的读报组只要有很好的领导，一般地是能够巩固的。加里宁在回忆起他的丰富的鼓动工作的经验时说：“四十年前我自己就当过读报人。当时在我那个秘密小组里，一共有十四五个人。假如我只是读报，那事情就行不通了。我的办法是，读报只读十五到二十分钟，以后就让大家来讨论。我问道：‘怎样，你们懂得这个或那个问题吗？’有人回答说：‘不懂。’我说：‘那我们就来弄清楚一下吧。’于是大家座谈起来，一点钟，一点半钟，或者更多的时间不断地过去。当我读着的时候，听的人一个也不打瞌睡，因为他们都知道，读完之后就要进行讨论。”（《论共产主义教育》第一五七页）
但是报纸如果单纯依靠机关团体“自发”地来组织读报组，那么读报组的发展还会是有限的。报纸本身必须作极大的努力，主动地进行组织工作。在这一方面，报纸的地方特派记者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些特派记者不应该单纯是报纸的采访员，而且应当是以报纸代理人的身份，成为在一定地区中进行工农通讯员、读报组和读者来信的组织工作的组织家。青海日报驻乐都记者就作了一些这样的尝试，他争取了乐都县各工作组的同意协助，并在村的妇女会上提出组织读报组，立刻就有八、九人自愿参加，于是“读报组就在大家拥护下成立了”。可以想像，如果不是报纸特派记者的推动，在这些地方是不容易成立读报组的，这也可以说明特派记者为什么有同时担负组织工作任务之必要。
此外，读报组的组织工作与读者来信工作的联系也是必要的。给报纸写信的读者一般地都是读者中的积极分子，读者来信是丰富报纸内容的无尽的宝藏，而来信的读者积极分子也可能成为工农通讯员和读报组的积极分子。报纸不应该满足于单纯地刊载来信或答复来信，而应该不放松每一个读者积极分子，和他们进行经常的联系；对于连续与报纸通信的积极分子，就应该鼓励他们组织周围的人成立读报组，或者鼓励他们担任报纸的通讯员。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读报组，其与报纸的联系将是更为密切的。
读报组是发挥报纸的宣传鼓动作用的重要工具，也是报纸加强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重要方式。读报组广泛地建立起来了，报纸就可以有计划地周密地了解各阶层读者中的情况和问题，进行适合实际情况的宣传鼓动。我们应该使这个工作更加广泛和深入，尤其是那些现在还没有进行建立读报组工作的报纸，应该根据可能的条件立即展开工作。
第5版()
专栏：
论地方特派记者
高烈里克
一 作为报纸代理人的地方特派记者
报纸的地方特派记者——这是被我们叫做“地方通讯网”的一个特殊部门的工作人员，读者可以从报纸上注有“本报特派记者”的地方辨别出他们的通讯来。
在这个附注后面，隐藏着巨大的意义。这就是报纸告诉读者，它在某省、某区里有着自己的代表，这不是“过路”客，而是常驻的记者，他就是以这一省、这一区的生活为生活的。
报纸仿佛介绍地方特派记者给读者说：在你面前有着我的全权代表，他是把我和你省、你区以及你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
另一方面，地方特派记者仿佛是某省、某区驻在报纸方面的代表。如同报纸编辑部机构的一切工作人员一样，地方特派记者当然也是以报纸全体人员的生活为生活的。但是，在他的地位上也有着重要的不同，就是说，他不是在出版报纸的那个城市里，而是在别的城市或者区里的什么地方工作的。所以我们不但把地方特派记者称为驻在某一个区里的报纸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称为驻在报纸方面的某区的代表。
既然他是这样的代表，那么他的基本的职责便是，使报纸编辑部有最广泛的可能以他所代表的那些区的生活为生活。
地方特派记者，并不单单是记者，并且也并不单单是常驻记者，说得意义完整些，他是报纸在某省、某区的代理人。
报纸的代理人！提到这几个字，就使人想起现在的地方特派记者的光荣的先辈们：一九○○年——一九○三年列宁的《火星报》的代理人，斯大林的《斗争报》的代理人，一九一二——一九一四年的《真理报》的记者和组织者。
在这里我们想起伊凡·瓦西里维奇·巴布什金。大家称他为第一名工人通讯员，并且也有充分根据可以称他为全俄罗斯的革命马列主义者的《火星报》的第一名地方特派记者。
列宁写道：“只要伊瓦·瓦西里维奇还自由，《火星报》就不会感到纯工人通讯的不足。请看看《火星报》前二十期吧，所有这些通讯都是从俄国苏伊、伊凡诺夫、伏兹涅森斯克、奥列赫夫、祖耶夫以及俄罗斯其他的中心地点来的：这一切几乎都是经过伊凡·瓦西里维奇之手，他曾努力使《火星报》与工人之间建立最密切的联系。伊凡·瓦西里维奇是《火星报》最热心的记者和它最热诚的拥护者。”（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三九六——三九七页）
因此，可以看出，列宁指出了巴布什金活动的两个方面：个人给《火星报》写通讯和使《火星报》与工人们、与当时存在于各地的《火星报》组织发生联系。
列宁的这些话，给我们指出了我们的地方特派记者们的当前任务。我们已经说过，这些记者并不单单是记者，而是报纸的代理人，是使报纸与地方工作者、与地方党的和苏维埃的公众发生联系的组织者（这种联系对于报纸何等重要）。
《火星报》的天才的主编教导该报驻俄国各地的代理人学习的正是这些。例如，列宁于一九○三年一月六日给巴布什金的信中写道：
“是否已设法使得从彼得（即彼得格勒——译者）来的通讯增加十倍。”（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一五九页）
列宁于一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又把这件事情向依·德·斯塔索娃指出：“对于通讯，彼得的工人是非常需要的，请你多多争取。”（列宁全集第一七一页）
列宁于一九○二年七月十六日给依·依·拉得琴哥的信中说道：
“……使你的工人小组，并使曼尼亚（按“曼尼亚”——系指当时在彼得堡存在的工人组织的委员会的秘密称号——高烈里克注）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既可以大大巩固他们与《火星报》的接近，也可以巩固您在他们中间的地位。”（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一四二页）
列宁于一九○三年一月十五日给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哈尔科夫委员会的信中说道：
“……建立报纸编辑部和地方工作者的……有机的联系。”（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一六三页）
列宁给《火星报》代理人的许多信，一般地对于布尔什维克报纸工作组织的理论与实践，特别对于报纸通讯网组织的实践，都是极其宝贵的贡献。
如果地方特派记者只使人们从报纸上署名的地方知道他，那是不够的。他应当使人们知道他是这样一个报纸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永远能和他谈论地方生活问题、通讯问题，并且能从他得到必要的帮助、建议和指示。
加里宁于一九三八年曾向《社会主义农业报》的地方特派记者说：“如果该省的人不知道你是记者，那是不对的。应当使人民知道你。你不应该固步自封。”（《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第二部第三○八页，国家政治出版局出版，一九四五年）
所谓知道地方特派记者，就是从报纸上的通讯中以及从他的巨大的组织工作中知道他。地方特派记者的工作是不能一一分开的。甚至应当大力强调地方特派记者工作中的组织的要素。
试举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二日颁布的《关于雅罗斯拉夫省〈北方工人报〉地方特派记者的工作》的决定为例。请注意中央委员会是如何强调指出地方特派记者的组织作用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正就是把《北方工人报》地方特派记者与当地积极分子脱节的现象称之为《北方工人报》地方特派记者工作中最严重的缺点之一。
该决定说：“《北方工人报》记者没有把报纸读者中的积极分子组织在自己周围，没有对工农通讯员进行有系统的工作，没有吸收党的积极分子成为报纸的撰稿人。”（《党关于报刊的决议》汇编，一七一页，一九四一年版）
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于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颁布的《关于省、边疆和共和国的报纸工作人员》的决定，也相当肯定地规定了这个任务。
“地方特派记者的基本任务，应认为是把编辑部以外的广大作者积极分子组织在报纸周围，吸收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苏维埃知识分子、工人通讯员和农民通讯员参加工作。”（《党关于报刊的决议》汇编，一九三页，一九四一年版）
“基本任务”——这几个字就完全说明：地方特派记者的组织工作对报纸编辑部说来是具有何等意义。
斯大林同志曾在《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一文中写道：
“假如像《贫农报》这样的通俗报纸，有时召开该报驻在我国各地的主要代理人的会议，以便交换意见和总结经验，而每个代理人自己也为了同一目的而召开本区、本地和本乡的通讯员会议，——那么不仅在建立党与工人阶级之间、政府与我国最偏僻的角落之间的组织关系方面，而且在改进和加强报纸本身、改进和加强我国期刊的全体工作人员方面，都因而完成了头等重要的步骤。据我看来，这样的会议远比召开‘全俄’和其他新闻工作者代表大会更富有现实的意义。”（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二八三页）
当然，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指示，直到现在，对各地报纸通讯员的工作说来，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地方特派记者的组织工作丝毫不会减轻他亲自写作的意义的。
地方特派记者是应当写作的，他应当写他的思想、他的创造和他的研究的结果。他应当写他所研究过而熟知的东西。但是这完全不是说，一切都应当由他自己去写。
“编辑部给我很多任务。怎么又命令我不要一切都写呢？”许多记者有时会这样问。
“我为完成编辑部给的各项任务而感到非常忙碌，我没有时间去和积极分子‘来往’啊。”有些地方特派记者说。
我们应当答复这些同志。
确实，地方特派记者通常要接到编辑部很多的任务。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报纸的每一部门都有权期望自己的常驻记者寄来有关该部门的问题的材料。但是地方特派记者不必把他所担当的任务完全由自己去写。编辑部的任务，一方面要靠自己，另一方面也要靠在当地组织起来的编辑部以外的作者积极分子的帮助来完成。
地方特派记者应该知道在他的省内、区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地段内发生的一切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事情。无论是这个或那个工业企业中的状况，某个集体农庄的工作，地方出版局出版的新书，剧场的新的演出等等，——就是地方特派记者所应当关心的一切。
所谓关心一切，就是说要和最广泛的阶层的人们来往，要有能以该省、该区各角落的情况、消息和新闻源源不断供给报纸的广大的联络网。
地方特派记者应当给报纸以丰富而多样的关于地方生活的材料。因此他应当这样进行工作，以便使这些材料从各地向它源源寄来。也就是说，需要有数百人帮助地方特派记者来进行这件工作，而不是一切材料都应当由他亲自搜集。
地方特派记者应当保证向报纸及时报道经济政治运动的过程，批评落后现象，表扬先进现象。如果地方特派记者企图由自己包写一切稿件，那是不正确的。
地方特派记者自己可以不写关于当地剧院上演新节目的评论。但他可以看看上演的戏剧，并与内行人谈谈演出的优劣，请他们给报纸写评论。
地方特派记者自己可以不写某一党组织的有意义的经验，但是他应当从他所联系的党的积极分子方面知道这个经验。而且可以由编辑部以外的作者去写出和总结这个经验。
不应该分裂作为报纸代理人的地方特派记者的各种不同的职责。个人要给报纸写通讯，组织编辑部以外的作者积极分子，向编辑部报道当地工作情况——这一切都是地方特派记者应当在自己日常工作中结合起来的。只有这样结合的地方特派记者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地方特派记者。
组织工作也可以充实文字工作，反之，记者的积极的文字工作也可以促进与人们的密切来往，引起更多了解、见闻、观察和研究的兴趣。譬如，如果地方特派记者着迷于自己的写作而脱离当地的积极分子的话，那么他将失去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资格，结果写出来的都将是老生常谈，空洞无物，而且在文字方面也停止进展了，如果一个记者停止写作的话，那么变成只会改稿、不会写稿的“文字工作指导者”的命运便在等待着他了。
总而言之，地方特派记者的责任，一方面是写作，另一方面正如列宁所曾说过的是组织本省、本区的积极分子给报纸写稿。
二 通讯写作
（编者按：此节长二万余字，已编入《新闻工作丛书》，故略）
三 地方特派记者和编辑部以外的作者积极分子工作
正如我们所说过的一样，组织工作是地方特派记者最重要职务之一。地方特派记者应当以当地积极分子、工农通讯员和知识分子的通讯、论文和短论供给自己的报纸。地方特派记者应当帮助作者写出好的、能说明问题的通讯。
我们坚决劝告地方特派记者不要机械地、形式地来作这件事情：向地方工作人员约定了论文或通讯以后，一接到它就马上寄给编辑部，不管在那里“收效如何”。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个地方特派记者把地方积极分子所写的内容不能令人满意的文章寄给报社。编辑部没有登这篇文章。把这样的一篇文章寄给编辑部来有什么意思呢？结果才知道文章不好的错处不在作者，而在地方特派记者身上。因为他把转寄编辑部以外作者的文章的工作看得很形式。
确实，这位地方特派记者无论是在论文的思想方面，它的计划方面或它的结论方面，都没有与作者共同研究，就匆匆地约定了稿件。可是作者还没有给报纸写稿的经验，他还不善于照论文和通讯的格式简短地、压缩地叙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经验。于是作者就信手写了。
编辑部没采用这篇论文。作者等得很焦急。他几次地问这位地方特派记者：“你听到了什么没有，关于我的论文？”地方特派记者避开说：“我也不知道，待我问问编辑部吧。”不愉快的回答终于来到了。地方特派记者再与作者见面时说：“您的文章不登了，编辑部没有用它。”地方特派记者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自己“摆脱”了窘境。
不，他并没有离开窘境，作者对编辑部的代表是不满意的。他说：“地方特派记者作弄我。”这位作者是有理由的。
当地方特派记者向编辑部转寄自己的积极分子的论文时，他不应将自己当做“转送站”。当他寄出论文的时候，应当像编辑部的组长、像准备把这篇论文登出的文字工作者、像决定这篇论文的评价的主编，最后，应当像读者那样地来对待这篇论文。
为使编辑部以外的作者的论文写得好，第一，必需正确地挑选作者。这就是说要寻找很好知道这个题目的、对它发生兴趣的并能以精通这个题目的态度去写论文的人。
第二，必需与作者共同讨论和研究这个题目，与他研究应如何在通讯中记述和从那一方面来写这个题目。
下面引证的克鲁普斯卡亚关于列宁在《火星报》如何与作者进行工作的一段话，是很有意义的。
“乌拉基米尔·伊里奇认定这个或那个作者适于写某某一篇论文。但他并不立刻提出要他写，却首先与这位同志谈这个题目所涉及的问题，并详详细细地讨论它。乌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各方面发挥并阐明这主题。然后伊里奇突然提议：‘你来写写这问题吧，你是会写得好的。’于是这位同志就写了，而且写出来的常常是乌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
克鲁普斯卡亚说，这种论文的成功在于：
“在委托作者写这篇论文之前，乌拉基米尔·伊里奇就长时间地和作者谈论这个题目……论文虽然是作者写的，但研究和讨论却是共同进行的。”
这对每个报纸工作者是一个何等鲜明而富有教育意义的例子！
能够并愿意与作者去“泡”，与他共同选择并很好地想题目，讨论题目，制订写作大纲，提示一个容易了解和容易接受的论文通讯的形式——这就是对地方特派记者与编辑部以外的作者积极分子和工农通讯员进行工作时所要求的。
如果在约写论文或通讯时，对作者采取了不正确的、形式的态度，那么应当把地方特派记者代替作者写论文的现象认为是极粗鲁而不能容许的错误。这是与布尔什维克报纸的传统和原则水火不相容的。
报纸和它的读者需要作者自己动手写文章。其价值就在于他们了解所写的问题，他们自己有经验进行选择和提出题目、分析题目并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许以报纸工作者越俎代庖的方式来代替对作者的写作辅助——与作者合作。写作辅助乃是直接从报纸工作者的责任中产生出来的、高贵的工作。帮助作者给报纸写稿，这就是说，以自己的写作经验、以自己的写作习惯（文字熟练）来帮助作者。
还应当特别谈到与作者积极分子进行工作时的最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说过特派记者的责任是用各种方法发挥作者的创造的主动性给报纸提供新的问题。但问题应该这样提出，即使报纸的积极分子不必而且也不用总是等待约定他写作指定的题目。报纸需要编辑部以外的积极分子、工农通讯员群众所提出的各种题材的论文和通讯。在地方生活和地方经验中常常涌现出新的问题。因此编辑部就不能只按照自己的计划和自己的看法去预计。编辑部对编辑部以外的作者和工农通讯员所应评价的正是他们的敏感、新鲜事物的感觉、生活知识和善于给报纸提示所需要的各种题材。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向作者提出“你是不是写一写这个题目”以外，也应当经常地提出这样问题：“你还能写些什么样的题目？”
四 编辑部对地方特派记者的领导
地方特派记者的活动不在编辑部的中心机关里。他不常“出现”在编辑部。因此要特别防止编辑部与地方特派记者有些微的脱节现象。在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关于雅罗斯拉夫省〈北方工人报〉地方特派记者的工作》的决定中曾指出，对地方特派记者的一切工作的重要性，不容许过低估计。党中央委员会斥责了某些编辑部所发生的“把自己的记者当作报社工作机构中次要的、意义不大的一环的错误态度”的现象。这个决定还斥责了对报纸地方通讯员网的不管不顾的现象，由于不管不顾的结果，使他们的工作陷入了自流。
我再说一遍，地方特派记者不是在编辑部中心机关里。因此更需要使他每天地和每时地都感觉自己是编辑部全体人员中间一个成员。因此编辑部更其需要研究对地方特派记者的这样一种工作方式和方法，这样一种联系的方式和方法以及这样一种结合的方法，以便地方特派记者完全过着编辑部的生活并熟习它的日常工作。这就是领导地方特派记者的《关键》之所在。
但是，与地方特派记者联系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首先，这就是使地方特派记者了解编辑部的计划，了解那经常伴随编辑部工作而来的各种曲折和转变，了解编辑部从党的领导机关所得到的指示，了解中央的、共和国的、边疆的，省的机关和团体的工作方针。
其次，必需详细制订每个地方特派记者的工作计划和他在当地工作的未来计划。地方特派记者应当为自己制订他打算在报纸上阐明的那些问题的计划，吸收作者和工农通讯员进行组织工作的计划。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雅罗斯拉夫省〈北方工人报〉地方特派记者的工作》的决定中曾特别指出编辑部有责任正常地规定地方特派记者的工作计划。地方特派记者的个人计划，对报社的计划来说，也是很宝贵的，它将为编辑部提示新的题材。
领导地方特派记者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按时地检查地方特派记者的稿件，并指出其缺点以及某篇通讯未被采用的原因。因此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就特别指出了这个领导地方特派记者的方式。
例如，《真理报》编辑部给自己的地方特派记者寄出许多批评性的信件，在信中具体地分析他们的作品。写批评性信件的作者都是编辑部的负责的工作人员，而组织这个工作的则是地方通讯员网部。批评者用一个厚纸夹保存着地方特派记者寄来的一切稿件。这就使得批评者有可能看到该记者的工作的优点和缺点。
正如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所说的一样，必需按时的召集地方特派记者到编辑部来，如像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说的一样，“为了指示和提高报纸的质量”。党中央委员会规定召集地方特派记者——至少每三个月一次。
再谈一谈关于《真理报》编辑部对与地方特派记者建立经常联系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经验。地方特派记者——通常是个别的——在编委会上作定期的工作报告。在这里，地方特派记者报告本省的工作情况、他如何阐明该省的生活以及如何吸引地方积极分子参加报纸工作。在这里编辑部听取地方特派记者对编辑部的“要求”，而编辑部向地方特派记者作批评，并根据编辑部的计划和当前任务来指导地方特派记者。类似的召集地方特派记者作报告的意义就在于地方特派记者使编辑部能够更正确地领导地方特派记者，和考虑地方特派记者在该省的工作条件。
地方特派记者的会议要在一定的地区内分别举行。应当就地举行这种会议。例如，《真理报》编辑部曾在基辅召集乌克兰各省的地方特派记者的两次会议。《真理报》编委会特别派出了它的委员主持这些会议。
为了执行编辑部的特别任务而被派出的特派记者，对地方特派记者也有相当的帮助，特派记者吸收《真理报》的地方特派记者参加自己的工作，经常和他们共同完成编辑部的委托，共同写通讯以及与积极分子举行会议等等。
正确地给地方特派记者分配任务，是具有重大的组织和教育意义的。记者怎样完成任务以及他的论文和通讯的水平如何，这都取决于每个这样的任务是如何被研究、制订和解释的。
编辑部在提出自己的任务的时候，常常是匆忙、紧迫、没有考虑地方特派记者对这个或那个委托的理解如何。当编辑部委托记者报道某个问题时，必须使这个任务所包括的编辑部在当时的意图是明确的。必须使这个任务能够向记者提示编辑部对这个题目的态度和所希望的报道形式。
假如你愿意的话，那么，任务同时也就是地方特派记者的学校，如果编辑部向记者指出所提问题的政治上的和业务上的意义，并根据他们的情况来布置工作，那么任务就是编辑部与记者每日的、经常的和正规的联系形式。
不应当滥发紧急指示。应当及时考虑到把什么样的委托给与什么样的地方特派记者，以便使他有时间并有可能去深入研究问题，用尽全力，既不潦草，也不浮面，而是熟练地去写作。并且应当考虑到个别地方特派记者的喜好和专长：即在某方面这个记者要强些，那一个记者对这个问题较另一个记者更有兴趣些。
使任务的实现不妨碍记者在报纸上提出当地问题的创造的主动性，也是很重要的。编辑部常常打破记者自动地找寻和选择新的有意义的题目的爱好。这种现象多半是在编辑部只发表他所“预订”了的题目的通讯的时候发生的，而且当地方特派记者或积极分子的通讯越出了编辑部的计划时就受不到重视，也不能发表。
报纸的责任就是用各种方法启发并鼓舞地方特派记者和编辑部以外的积极分子不仅按照任务写稿，而且也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写他们自己所找到的和所研究的题材。
（李丛林、毕克译）
第5版()
专栏：新闻信箱
读报小组是学习时事的最好组织形式
北大三院读报小组来信编者同志：
现在我们向你谈一下组织读报的经验。
我们是北大三院的读报小组，在读报中摸索到一些经验。要搞好读报小组，必须明确两点：第一是读报组在群众中应起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这种作用；第二是读报组本身如何进行读报。
不能否认的，目前某些同学对报纸的重视是不够的。以我校为例，有许多同学只瞧大字标题，甚至有的同学四五天不看报。有一次一位同学告诉我，曾经有位工友问他：“既然我们说原子弹并不可怕，为什么还签名禁用？”这位同学不但不能解释，而且他自己也感到怀疑。其实，这个问题只要是多留意一下报纸的人是可以解答的。又一次经济系考试，某教授出题问：“现金管理对金融和物价影响如何？”有一个同学问：“现金管理是指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的呢？还是指新民主国家？”可见他完全没有看报。因此，领导组织大伙学习报纸，并广泛地宣传报纸的内容是很必要的。读报的方法方式应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我们上期曾采取“划报张贴”的办法（用红墨水把当天重要消息划好贴出供大家阅览）。开始时，许多同学说不应把工厂和生产方面的消息划的太多，经我们讨论结果，仍继续这样做，后来看报的人就逐渐留意生产方面的消息了。过去不喜欢看工厂农村消息的人，也开始对这方面发生了兴趣。而且我们收到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意见与问题。有些问题我们转请你们解答后公布出来。这样，我们已经改变了不少同学的旧的阅报观点。读报小组最初成立时，仅由对读报有兴趣的同学组成，再吸收愿意参加的同学参加。在每天课余进行读报之后，即可互相交换意见，不拘形式地漫谈问题。还可与报社联系，受到报社的帮助与鼓励。这样一来，必然会引起大家对读报的兴趣。有些组曾经采取“时事测验”的办法，对推动同学组织读报，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次，读报小组本身如何进行学习呢？这也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决定。除大伙在一起进行学习并定期讨论外，每个人应建立一种“以自学为主”的观念，读报时侧重他所好的那方面，作深入钻研（但这不等于就不看其他方面的报道）；在课余、业余时间，大家可以随时交换意见，漫谈问题。这样便能启发与提高同学们钻研问题的兴趣。为了交换经验，鼓励学习，应随时座谈读报心得，组织组员作专门问题的发言，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同学们的分析综合问题的能力，还可以使其他的人能够有系统地明了这个问题（譬如学法律的可以知道现金管理是怎样一回事，学经济的可知道一些婚姻法知识）。同时，还应当有重点的进行时事讨论（譬如美国侵略朝鲜的问题），这样可以使同学对自己不了解的问题获得比较圆满的解答，在政治上提高一步。此外，读报组的讨论会或报告会，最好能约请一些组外同学参加。只有这样，才能使读报组成为学习时事的最好组织形式。
余后
第5版()
专栏：
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华东各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采用的几种方法
对于报纸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综合华东各报情况，大体上采取了如下几种方法：（１）扩大社会服务栏（或社会服务栏与副刊合并后的新副刊）的地位，以主要篇幅登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稿件。（２）召开通讯员座谈会，报告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并动员在报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３）处理读者的批评稿件，一般是派人调查，并通知有关机关，把来信和调查结果或检讨同时刊登。（４）值得重视的批评稿件，配合都发表言论，提到原则高度，加强批评事件的政策性和思想性，并启发被批评的部门和个人进行深刻检讨。（５）对于检讨不正确或不深刻的部门和个人，编者加按语，或者发表评论，坚持原则，帮助其纠正错误。（６）对待公开抗拒压制批评的，采取在报上坚决斗争办法；对被批评者不理不睬，拖延批评的，采用公开登报催促，写信催促，或派人催促办法。对以上两种不正确的态度，必要时并组织读者集体力量，实行群众舆论监督，以达到批评的目的。（７）遇有不易解决的问题，报告领导部门，要求协助解决。（解放日报八月二十二日）
对在报纸上展开批评的两种错误思想
宁夏日报在《进一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社论中写道：“近来发现有个别单位和机关，存在着严重的‘报喜不报忧’‘报好不报坏’的错误思想，记者表扬他们的成绩时，非常高兴，主动供给材料，给以很大的方便；当记者批评他们的缺点时，则拒绝不谈，予以很大的阻难。另外，还有一些同学认为错误和缺点只有在作了纠正后才能报道，稿件才有指导意义。其实，这是一种变态的阻挠批评。这些人他们之所以要求有‘结果’和‘完整’，是怕自己在群众中失掉‘面子’，如果有个‘结果’，那末‘你看我已经处理了’，就好像比较光彩一些。”（宁夏日报八月十日）
群众对报纸上进行批评的两种反映
南方日报读者来信组七月份工作报告中，提到读者对批评的反响。报告中举例说：我们在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对顺德三区政府的批评后，该区群众就有二种不同的反响，一是觉得报纸“揭发”了这事，很惊奇。认为南方日报才是共产党，区政府不是共产党，那投函人，一定与南方日报有关系，而且是“大官”；另外有一些人觉得很高兴，认为被批评的人“坏透了”。从这里，可见我们还得更好地更正确地和更经常的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使群众能明白这一武器的效用。要端正人民中对这问题认识上的偏向，只有经常的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把那些根本上属于犯法的、破坏性的反革命的活动加以区别，才能使人民分清敌我。如果把革命政权犯的错误和带着革命政权假面具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不加区别；对于作风上思想上的缺点和对于各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同样地都是批评，这就是混淆了敌我，客观上是把一切反革命的阴谋破坏活动都加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身上。（南方日报八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