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我的情感的转变
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一点体验
陈振洲
这个寒假恰巧碰上京郊实行土改，本校（清华）绝大部分的同学和我都参加了这个工作。我这次参加土改的动机，也与大多数同学们一样：要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但是，怎样锻炼？怎样改造？我是认识得很不明确的。除了这个动机外，我更想借这个机会到乡下看看农民到底是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对土改的反应究竟是怎样。我是想用“第三者”的立场，“客观”地去研究今天中国的农村经济。这次我参加土改工作的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在实际工作的体验中，我获得了许多书本中无法获得的知识。其中最深刻的就是：看问题或分析问题要从阶级出发，要有阶级立场。
我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这是在我们的政治课上，开宗明义就已讲过的。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这些理论贯穿到实践中去，所以把理论变成了教条，把马列主义变成了空洞乏味的东西。这次下乡的前夕，教我们马列主义课程的王亚南先生曾这样告诉过我们：“你们在土改中一定可以学到活的马列主义。”现在我体验到这句话的正确性。因为我在过去一学期的政治课中，存在着许多想不通的问题，而这次在土改工作中却获得解决了。从这点讲，我是学到了活的马列主义。
为了说明这一点，先让我讲一下我在参加土改工作前的思想情况。
我同其他的某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的想法一样，对这次的革命是完全赞同的。我也深深地了解只有通过土改，几千余年来中国受压迫的农民才能彻底翻身，中国才有进步富强的可能。可是另一方面，我看到自己的家庭在没落着，又不得不使自己陷入苦闷，时时闹情绪。所以我只好用“理智不能克服情感”的借口，来说明我的苦闷与闹情绪是不得已的。现在我了解这是什么原因。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与勤劳大众的生活的疏远，另一方面是由于我的阶级出身对于我的思想的限制。过去我所接触到的人，可说都是旧社会中的剥削者，所以我的情感自然有很多与他们相同。就拿以前我对土改中的地主的看法来说罢，我明知只有把地主的土地收过来交给农民，农民才能免于剥削，可是同时我又对地主寄以同情。这是因为我可以体会到土改后地主生活水准会怎样剧烈地降低，却不能体会到农民分得土地后情绪的愉快。换句话说，过去我从来没有体验到劳动人民大众的情感，所以对于他们过去所受到压迫剥削的痛苦，以及今天他们翻身后欢腾的心情，我是体会不到的，因而使我也就不能真正站到劳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处理问题。因此，马列主义对我便成为空洞的教条了。
经过了这次在土改的实践，我的情感却起了很大的变化。我深深地体验到了农民在土改中那种不能用笔墨描写得出的喜悦心情，他们白天在野外劳作，晚上还要开片儿会（小组会）直到深夜一二点钟，可是他们从不感到疲倦，他们都这样说：“那里会感到疲倦哟，我们比过年守夜（玩一通宵的意思）还不知要快乐多少呢！”有一位中年以上的妇女，掮着分配到的农具，经过一家地主的门前时，气忿忿地说：“过去我们那儿有钱买得起这些家伙！向你们借，你们不借，现在可再用不着借你们的了！”这简单的几句话，多么尖锐地表现了阶级仇恨！到处我们都可听到这样的话：“要不是毛主席来，我们那儿会有今天。”并且他们把我们当作家人一样地看待。一天，我去访问一家贫农，一位五十多岁的刘老太太看见我推门，赶忙出来迎接，请我上炕坐，并从锅内拿出一块年糕，非要我吃不可。我以刚吃过饭的理由谢绝吃她的年糕。但是她很不高兴地说：“陈同志，咱们是一家人呀！要是陈同志不是为了咱们翻身，那里会到这儿来。来，尝尝吧！”这样亲切的话，叫我再也无法谢绝了。当我们同农民们告别时，他们敲锣打鼓地把我们送了很远，有的竟落泪了。
我体验到了农民分得土地后那种喜悦的情绪，他们又那样热诚地把我们当作一家人看待，这使我的情感不再是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了。同时，现在我也认识到过去我只为了自己的家庭及个人的事情而苦闷、闹情绪，那是多么微小和不应该。过去我认为我的不愉快是由于“理智克服不了情感”。其实却是因为我没有体验到劳动人民大众的情感，而我的感情也就是非无产阶级的感情。抽象地把理智与感情割裂开来，根本就是不科学的说法。过去我体验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永远愉快的”这句话的实感，现在，我是初步地感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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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心地主转移土地的诡计
端木蕻良
在北京郊区土地改革工作中，可以看出地主们事前都有了准备，采取了巧妙刁滑的各种手段来逃避或者破坏土地改革。有的欺骗农民，把自己的土地，分别登记在农民的名下；有的拉拢群众，使工作组在群众里难于了解真实情况，或派狗腿在小组会上监视群众发言；有的甚至收买农会干部，监视工作组的活动，以及暗中操纵村政权。
济德堂自然村地主张广志巧妙的转移他的土地的阴谋，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张广志以前在北京开布店，一九四七年来住南苑京北路，经管济德堂地七顷--有一部分是自己的，他做二地主。一九四九年六月，他知道了共产党土地政策，便变着方法卖出一顷地：张玉岭四十亩，刘济增二十亩，傅海二十亩，董以珩二十亩。
这一顷地本来是一九四九年六月卖的，但是在契约上却写的是一九四八年。同时，他怕暴露出自己的名字，就冒用吴道箴的老契。假设吴道箴还活着，现在起码有二百多岁了。这样，他已经是撒了两把迷眼的沙子，但这还不算出奇。
另外，他又变了两套戏法：第一，不写地价，却叫买主写借条折合玉米，可是借条却又写的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初五日。第二，借条又不写他自己的名字，而写他妻舅朱方兰的名字。同时，他又连同利息都预先复加在里面，把他的鬼剥皮的伎俩，都藏盖在里边。
张广志这种转移土地的方法，可以说是最机密，最周到，他用别人的老契，名字不是他的，这样，他可以避免在人民法律面前负名义上的责任。定契约的时间又往上推了一年，表示他是在解放以前转移土地使用权的。不写卖价，而写借条，又用他的妻舅来顶名，自己用保人名义来讨欠追债，避免转移土地破坏土改的罪名，可以看出他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布置下来的。假如工作组要不精细的掌握情况，很难揭破他这种卑污的手法。
现在，我们再把四户被欺骗的农民里面的一个，刘济增的地契和借条照样的抄写在下面：
契约：
立卖约人吴道箴（按已死一百多年了），今乏用，将自业济德堂庄西下地东西地一段，计数二十亩。今托中人霍文林（按为佃富农）说合言明每亩地价合玉米四斗，出卖与刘济增与刘济增名下为业，四至不明……借条（其中的一张）：
立借字人刘济增，今借到朱方兰（按为张广志妻舅）玉米八石，言明至十月十五日还清，如有拖欠，由中保人负责，恐口无凭，立字为证。
中保人 张广志 霍文林
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地主的诡计是多样的。我们把这个转移土地“连环套”的诡计揭露出来，以提高农民的警觉性，不再上这些地主们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