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最丰富最生动的一课
参加京郊土改工作的心得和感想
北京大学法律系助教 李由义
自从京郊土改工作展开以来，我和很多人一样，盼望着有个机会参加这一伟大的运动。
这一回，理想总算得到了实现，我跟北大法律系一百多位同学一起，参加了京郊第二批土改村的工作。
正月五日下乡，二月六日回来，时间不算长，恰恰一个月。可是在这一个月中，我见到了许多生平所未见、闻到了许多生平所未闻的事情，增长了不少实际知识，解决了不少思想问题。自我上学以来，这恐怕是最丰富、最生动的一课了。遗憾的是：我还没有能力把这一课的内容写成文字，让大家看了如同身历其境，我只能说一说上了这一课后的一些心得和感想，让大家知道：参加土改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最明显的，恐怕是对于几个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首先，在学校里，我们学习过《劳动观点》，知道了《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的活动创造了历史》。然而曾经有人问我：“农民重要还是知识分子重要？”我的回答是：“很难说，各有各的重要。”曾经有人问我：“你每月拿四百斤小米，算不算多？”我的回答是：“不算多，这是起码薪水。”
到了乡下，刚碰上交公粮。
“你们交公粮心疼不？”我找了一个老乡问。
“我们不交公粮你们吃啥？”他笑了笑说。
“你们种一亩地每年可打多少粮？”我又问。
“往年收成好，每亩可打一石多，今年地涝啦，每亩才收四、五斗。”他回答。
我默默计算：今年四个农民，种一百亩地，辛苦一年，全部收成才够养活一个助教（然而京郊农民每人平均分不到三亩地！），想起以前的回答，我有点汗颜了。
在家里，高兴的时候扫一回地或打一壶水，得意洋洋地问太太：“我的劳动观点怎么样？”太太说：“顶好，算得上劳动英雄。”
在乡下，开大会划阶级。
一个农民指着地主的鼻子问：“你说自己不是地主，你劳动了没有？”
地主肯定地回答：“当然劳动。”
“你劳动些什么？”农民瞪着大眼。
“我挑水、拾粪、放羊，那样都干。”地主似乎理直气壮。
“耪三遍、拔麦子你干不？”农民冷笑着问。
“这个有长工干。”地主有点狼狈。
“呸！那你还算得上什么劳动！”农民胜利地微笑。
我想起在家里的“劳动”又不禁汗颜。
其次，在学校里，我们学习过《群众观点》，承认每个人都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可是下乡时，抱着什么思想呢——我是毛主席派来的钦差大臣，我是为农民打抱不平来的英雄好汉。
因为感到使命重大，所以工作情绪并不算低，整天舌敝唇焦地向农民宣传政策，晚上躺在炕上还要动半天脑筋，希望想出个好办法早点把农民解放。可是三天、五天、一个礼拜过去了，从何着手？还是丈二金刚摸不到头。有的同志开始闹情绪了，我这个“钦差大臣”、“英雄好汉”也有点苦恼。
跑到农会去瞧瞧，村干部早已把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调查得一清二楚，准备跟地主“开火”了。见了我们焦急地问：“同志！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划阶级呀？”这时候，才真正感到做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否则，将一事无成。
下乡不久，我们就找地主谈话，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老老实实向农民低头，可是事实证明：地主把我们的话当成耳边风——隐瞒的依然隐瞒，捣鬼的依然捣鬼。只有在群众的怒吼声下，地主老差才肯向农民低头。
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农会干部黄永和揭发了甲长张洪祥一连串的罪行。张的妹妹好几次站起来想为乃兄辩护，我们一再制止，毫无效果。最后是群众一阵“今天只许你规规矩矩，没有你说话权利！”的呼声把她压下去。
这时候，才真正感到解放群众的，确是群众自己，人民的敌人只有人民起来才能打得倒。
正式划阶级的前一天，张洪祥怕群众斗他，给农会干部马贵东送了一袋白薯，希望马贵东帮他一点忙；可是这位年青的干部回答道：“你送我十条棒子（十担玉米）都没用，莫要说这一点白薯。”说罢，把白薯统通送到农会去，将这件事报告了工作组。
这时候，我看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而觉得以前“农民自私”、“农民贪小便宜”的想法只是剥削阶级的偏见。
听说我是学法律的，一个老乡诚心诚意地向我请教：“我有一个妹子嫁给板桥宋文生，婆婆太凶狠了，逼得我妹子跑回家来三四个月不敢回去，你说这事怎办？”
“假如男方同意就离婚吧！”我想了半天这么回答，但又觉得不妥当，再补充一句：“待我研究研究再给你肯定答复。”
几天以后，宋文生和几个老乡来找我们。
“听说你媳妇要跟你离婚啦！你觉得怎么样？”同志们乘机询问。
“我们俩感情并不坏，我没意见，这件事要看我妈的意思怎样。”他回答。
这可使我为难了，想遍婚姻法令找不到一条用得上的条文。
“照我的意见不如开个座谈会，让婆媳双方都检讨检讨，大伙儿也给他们提提意见，怎样把家庭生活搞得一团和气。”没有学过法律的郭继同志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郭同志的主意好，咱们就照着办吧！”他们心满意足地走了。
这时候，我遇到了革命群众丰富的创造能力，感到旧世界的知识之无能为力而觉得自己有从头学起的必要。
我们在农民家里派饭，一进门他们就热烈招待，满屋子是“请上炕！请上炕！”的声音。吃完饭，给他们开饭票，他们总是坚决不收，说：“你们为着我们农民翻身受累，我们没有好饭让你们吃，已经很过意不去，那能收饭票？”一定要我们说：“这是共产党、人民政府、解放军的纪律，我们不能违背。”他们才肯接受。
农民白天很忙，为了避免耽误生产，开会总在晚上。黑夜里，乡下的路实在不好走，特别像我这样近视的人，晚上眼镜似乎失去效用，完全变成了瞎子。每次散会总是老乡送我回去，一只手扶着我走，怕我摔交，一只手握着木棍，怕我挨揍。
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到了劳动人民深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只有当我们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时候才能巩固与发展。
虽然，我更深切地体验到：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农民群众的创造能力、农民群众的高贵品质、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启发、教育、领导之下才能得到高度的发挥。
最后，在学校里，我们学习过“阶级观点”，理论上也承认“人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都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与别的阶级进行斗争。”“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可是实际上，阶级观点还是很模糊的。
到乡下不久，有几位同学为了对付地主、富农的态度问题，与老干部发生小小的争论。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个富农欠长工几石工资，抵赖不给，长工向工作组诉苦，一位老干部勃然大怒，把富农找了来，声色俱厉地训斥一顿，要他马上将工钱还清。几位同学在旁看了，有点不习惯，向老干部提意见：“为什么不先好好跟他说理，一开头就发脾气呢？”老干部则认为：对地主富农根本不必考究什么态度和蔼不和蔼的问题，只要重重压他们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我听到这件事，有点踌躇，到底谁对呢？老是想不通。
后来，看到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过分》的问题”一段，才恍然大悟。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权力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农民群众，形成这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农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有一切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作者注）都有革命的意义。………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当然，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允许捆人、打人、杀人，然而至少可以说，对敌人是用不着客气的。特别是我们工作组，一举一动都给农民很大暗示，如果“一视同仁”，就无异给敌人打了气。
在往后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听到农民的诉苦，每天都听到地主恶霸的罪行，每天和不同阶级的人接触，观其言、察其行，深深地体会了：在农村中，由于人们对生产资料（土地、耕畜、农具）的关系不同，的确分成了很多阶级，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欲望、要求、处世方针，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正如一位同学所说：“我们只有一边倒，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这样，我的阶级观点才真正建立起来。
这是参加土改工作心得和感想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对于工作方法、学习方法也有巨大的改进。
下乡后一天，副组长王勋同志给我一项任务——宣传土改政策。心里想：我在学校里口才总算不错，“政策与法令”也研究了半年多。这项任务总可以胜任愉快吧。
吃过早饭，参考了好几种文件，写成一个演讲稿。召集农会干部，足足讲了一个多钟头，末了问大家：“听懂了没有？”大家都说：“听懂了！”王勋同志抓住一个小组长问：“刚才李同志讲了些什么？你说说看。”他瞪着眼想了半天，说：“我的脑子不行，全给忘啦！”问另一个，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可是王勋同志给他们讲话，他们都聚精会神地听，还没讲完，有些老太太就涕泪交流诉起苦来，会场情绪，高涨百倍。
相形之下，我真有点灰心。回来后我问老王这是什么道理？他说：“最主要的原因是：你不了解农民的思想情况，生硬地把一些教条往他们脑子里塞，他们听都听不进去，那能记得你说什么？！”
这时候，我才感到做事情必须看对象、看情况，闭着眼睛捉麻雀是一辈子也不会见效果的。记取了这个教训，嗣后每次讲话总先研究群众思想情况，不到半个月，老乡们都喜欢听我的讲话了。到了一处老乡们就要求：“李同志，给我们讲讲吧！”
我对老干部什么事都佩服，独有一件事不佩服——总觉得老干部做事情没条理、没计划，定了计划又不照着做。有一次我特地给马文云组长提意见，他不慌不忙，说：“如果说一般计划，那区委会早已定好，用不着我们再定，如果说具体计划，那就要根据工作发展的情况随时修正，决不能刻舟求剑一成不变，因为土改是一场最激烈的战斗，随时要估计敌我形势的变化而重新配备力量。你恐怕太注重工作的计划性而忽略了灵活性。”我仿佛听了一课“辩证法唯物论”，而感到自己的脑子十分机械、呆板。
刚参加土改时，我总认为土改是阕独奏，它歌唱出农村土地所有关系、使用关系的变更。可是搞了一阵子，就觉得问题不那么简单——我们在同一个时期内，要宣传政策、提高农民阶级觉悟，要整顿农民队伍、巩固农村政权，要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准备随时建党建团，要发动农民群众起来打倒封建势力，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同时，这些工作又互相关联、互相依赖、互相影响，不可能彼此孤立，也不能机械地划分阶段。这时候，才感到土改不是一阕独奏，而是一支交响乐，这里当然有一种主要乐器，然而没有其他乐器的配合是不成的。
在土改工作中，我们真真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而使以前所学的东西在脑子里生了根。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学校里学习一九三三年的两个文件时，怎么记也记不住，即使记住了碰到具体户也划不来，经过这一个月的反复运用，不但觉得这两个文件好记而且觉得内容无比生动，不再是以前枯燥的条文了。
末了，对我学法学的人说来，参加土改无异上了启蒙的一课，至今我才体验到新法学具体内容的一部分。因为正如何思敬同志所说：“至今的书本是向来不谈农村土地所有权关系和权利关系的大变革的。”
总而言之，参加土改是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好办法，是知识分子为农民服务的好机会，是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具体的表现。
我这里所谈的只是个人一鳞半爪的心得和感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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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何在土改中改造知识分子？
金凤
北京市八百教授学生自去年十二月起陆续下乡参加京郊土改工作。他们在数十万农民的翻身运动中，锻炼了无产阶级立场，巩固了解放一年来所获得的革命理论知识。同时由于他们的参加土改工作，改变了京郊土改干部的力量配备的面貌（他们的人数为原有干部的一倍），因而缩短了土改进行的时间，使京郊土改能于三月春耕以前全部完成。这证明了对于新解放区学校知识分子在进行了政治启发教育以后，在不妨碍正课教学的条件下，适当地组织他们参加土改工作，是能更有效地改造他们的思想，并可以部分解决新区干部缺乏的困难。
（一）突破下乡第一关—如何接近农民
大部分下乡的教授学生都有向工农学习、在工作中改造自己的高度热情。但他们不熟悉农村，不懂得农村工作的方法，不知道如何接近农民。这样，有的学生在访问农民时，和农民说了几句话以后就“相对无言”了；有的学生很热心地给农民讲划阶级，讲了两个钟头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生产关系”，结果农民一点也听不懂。因此，正确地解决他们与农民接近的问题，就成为打开工作局面的关键。
这主要有赖于老干部的具体帮助。京郊土改中的一部分工作组长是成功地采取了这样一些步骤：（一）带他们参加农村的各种大小会议作为见习；如参加村民大会使他们了解农村各种组成分子；如参加农民代表会议或农会干部会议使他们熟悉农村中的积极分子；如参加农会会员大会使他们认识农村中的基本群众—贫雇中农；通过这种种会议使他们逐渐了解和熟悉农村中各种农民的面貌。并学习了如何掌握会场和如何领导农民群众向地主进行斗争的工作方法；使他们很快地进入工作，通过工作和农民熟悉和接近起来。（二）工作组长耐心地告诉他们农民的特点，告诉他们访问农民时所须注意的要点。在他们单独去掌握一个小组会以前，工作组长先和他们谈一谈领导小组会的方法，为他们准备一些和农民谈话时所需要的当地地主压迫、剥削农民的事例，使他们可以以此为根据去教育农民，去引导农民诉苦，去帮助农民算穷帐和挖穷根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三）工作组长和他们一起坚持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学习时结合本村土改情况，与他们共同学习土改政策，以本地的具体事例来说明划阶级、斗争恶霸、分果实等问题。这样做的结果极有效地帮助他们缩短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过程，提高了他们与农民接近为农民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阶级立场的锻炼
由于这批下乡的知识分子多半是小资产阶级成份，他们长期脱离生产过程，在实际上多半是既未剥削过人也未遭受过封建性的剥削。因此他们对于地主只有空洞的仇恨，而这种仇恨碰到实际问题往往模糊起来。他们常常是看到农民诉苦就同情农民，仇恨地主；看到地主假意的哭叫，不知道这是地主进攻农民的手段而又同情地主起来。因此，通过土改锻炼他们的阶级立场，是他们下乡改造思想的中心环节。
首先是通过诉苦、控诉和斗争恶霸、划阶级、建党建团等工作来进行阶级教育。如西红门工作组中的同学在农民诉苦会上，知道本村恶霸地主刘子成借给一个农民三石黄豆，三年内，那个农民还了他二十石麦子，十二石棒子还没有还清；十四区西直河工作组的同学也从农民的诉苦中知道一家姓马的地主，在敌伪时雇了长工种地，不仅不给工钱，每天还要长工倒贴他两毛饭钱。同学们从这些实际例子知道地主剥削农民的种种鬼蜮伎俩和剥削的灾难性的残酷。又如在西红门的一个控诉斗争恶霸的三千人的大会上，三四十个农民涕泪交流、顿足捶胸地控诉恶霸陈子彬、刘子成等活埋善良的老百姓，私立公堂，拷打农民，霸占妇女等等的血泪事实，在场的徐悲鸿教授和同学们都悲愤填膺地哭了起来，增强了对于地主阶级的仇恨。在划阶级的时候，同学和教授们认真地掌握会场，和农民一起计算着地主、富农剥削、占有的数字，由此认清了地富和贫雇农的不可调和的尖锐的阶级对立，消灭了他们的超阶级的幻想。而土改中地主的隐瞒黑地，分散粮食，毁坏农具，拉倒房屋等种种狡诈无赖的破坏行为，更使他们增加了对于地主的阶级本性的了解。
其次，工作组中老干部以其多年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明确的阶级立场，随时在工作中帮助矫正了这些知识分子立场上的模糊和动摇。如十三区大郊亭北大同学在一个划阶级会上，看到富农哭得“可怜”，他也就跟着哭了，一时会场混乱起来，后经老干部当众揭发了富农撒赖的诡计，扭转了群众情绪，同时也使这个同学认识到自己立场的动摇。
（三）领导、组织和使用问题
最后，推动下乡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并在工作中改造思想，还须要学校和中共郊委、区委和工作组长对于他们的正确领导、组织和使用。
第一，学校方面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工作。有些学校师生在下乡前按政治水平及自觉自愿的原则组织起来学习了土改政策，又做了很周密的思想检查工作。大部分师生都准备下乡老老实实为农民服务，吃苦耐劳，虚心向农民和老干部学习。他们并都切实遵守分组的原则，因此每组有了适当的积极分子和党团员作为骨干。下乡后这些骨干配合了工作组的老干部帮助同学师长安心地工作和切实地进行思想改造。而个别学校形式主义地动员该校师生下乡，以致部分师生下乡时单纯抱着“为体验生活”和“为学习”的目的，因而下乡后形成“观察生活”或“旁观工作”，没有很好地工作也不能很好地改造思想。
第二，区委会与学校双方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由于区上及工作组中的老干部多半没有专门从事于改造知识分子的经验，因此在使用下乡的知识分子方面，取得学校方面的合作就成为必要的了。这是采取了下列的方式来进行的：参加到某一行政区的每一个学校的下乡师生都成立了一个中心组或称区队或土改大队，统一掌握该校师生在土改中的思想情况。中心组长参加区委书记召集的土改工作组长联席会议，配合区委及时纠正并防止了下乡的师生在土改中很多思想上及工作上的偏向。同时参加工作组的师生中的一个充当工作组的副组长，在区委与中心组长的统一领导下帮助原组长共同领导该组的工作。
第三，工作组长采取了大胆使用，抓紧检查的方法。大部分工作组长都尽量征求并尊重教授学生的意见，与他们共同制订工作组的工作计划，形成决定，放手使用他们去分头执行，尽可能让他们单独去掌握一个片儿小组或一个村的工作。一面又建立严格的会议和汇报制度，及时检查，对发生的错误随时提出纠正，再让他们在工作中去改正。这样既能充分发扬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并可以在严格的现实工作中来帮助他们切实改造思想。有些小组长还不善于这样很好地使用他们和帮助他们，工作上不肯放手，自己忙得要命，而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却觉得无事可干，以致闹起情绪来。
第四，工作组长及组内其他老干部随时以自己明确的阶级立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及艰苦朴实的生活作风来启发和教育参加土改的教授学生。如西红门工作组长胡自然在开工作组会议时，自己先作充分的准备，提出一定的意见，引导组员讨论后集中大家的意见，形成工作组的计划，并使之变为土改中的行动。在他组中的教授同学即学习运用他这种工作方法去召开农民会议，并也由此培养了农民干部的工作能力。同时，胡自然对于农民的体贴关心与对于地主的显明的阶级界限以及他的不顾家中生活困难坚决脱离生产从事革命工作的大公无私的精神，使得他组中的教授同学异口同声地称他为他们的阶级教育的活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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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工作研究
邀请群众参加支部大会的点滴经验
保定街道党委会张辅整理
邀请群众参加党的支部大会，是党公开后的一件新工作，也是党联系群众的重要方法之一。对此我们还没有成熟的经验。愿将我们在工作中已经摸索到的几点经验写出来，和大家研究。
一、会前要有充分准备。每次开会都要有一定的目的，准备解决什么问题，事先都要经过酝酿。同时要把解决的问题，事先告知被邀请参加会议的群众，以便准备意见。否则，邀请群众参加会议将成为形式。七街支部邀请群众评议新党员入党时，就是这样作的，结果很好。在会议上群众发言积极，认真。如对杨某的入党问题，就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入党的条件还不够。他七口人申请书上只写四口人。他说话不实在，欺瞒党，这就不够入党条件。”相反的，在另外一些地方，因事先未很好通知党外群众，大家无准备，结果发言很少，会议收效甚微。
二、慎重选择邀请的对象。城市居民的成份十分复杂，因此邀请对象时更须选择有代表性的劳动人民参加会议。而不能马马虎虎邀请几个人。二十街支部评议新党员入党时，邀请了几个铺子经理参加，这些人到会议上就说自己的事情，如某酱园经理说：“买卖好时可多用几个人，背月时可以少雇几个人，不然也得吃干了。”使会议离开了中心，浪费了时间。四街支部邀请了几个作过坏事的，和一个被斗的地主，结果弄得会议乱七八糟，引起群众不满，引起被评者不满。第二天就有人去质问支部工作同志：“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也叫他们参加会议。”
三、评议新党员入党的方式，最好由介绍人将被介绍人的申请书当众宣读，然后大家提供意见。但要注意有意见尽量在会议上提出，会后有意见可向支部提出，但不许在会后随便传播。十八街支部评议后，有的党员即找到被评议的对象说：“某某不同意你入党！”以致影响了团结。对在支部大会上未能通过的人，支部也应抓紧进行思想教育，说明他的优点和缺点，帮助他继续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提高到完全具备入党的条件。
四、虚心听取与采纳群众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应及时的耐心的解释。会议中应启发群众多说话。遇有不同意见支部要耐心说明自己的道理，坚持正确原则。群众初次参加我们的会议，一般是有拘束的，抱有“听听再说”的态度。支部就应注意改变他们这种态度，不然他们的意见即会放在肚里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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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信箱
共产党的支部为什么要公开？
——答唐山关仲明问
共产党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是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因此，共产党是拥护、阐明与坚持真理的，从不在群众面前隐瞒真理。共产党总是想一切办法，将自己真实的主张广泛地公开传播到群众中去。当民族的阶级的敌人，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力量尚占优势、对解放区进行军事的、特务的内外夹攻；在它统治区内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时期，党不得不在解放区的某些部门中暂时采取秘密的方式去进行活动；在敌人统治区，除了尽可能去利用在党的各个工作部门内客观上存在着合法的与半合法的可能去进行公开的活动外，其他的一切组织和工作，都需要作更严密的地下活动，从而使党获得巩固与发展这是完全必要的。现在全国已基本上解放，全国的政权已掌握到人民手中，在这个时候，如果党再不公开，就是错误的。从所有公开党的经验中，可以证明：在群众中公开党，把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公开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与拥护，这样既教育了党员，又教育了群众，使党与群众更加密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