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日本广岛６日电】出席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朱子奇今晚在长达一小时的舌战中声称俄国背弃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在这期间，俄国人指责中国人忘恩负义。
朱子奇在今晚的最后一次讲话以后作出一个姿势，意思是让俄国人回家去。
俄国代表团长茹科夫站起来答辩。
朱举起了一只胳臂。
朱的胳臂举了五秒钟左右。
茹科夫不理朱举起的手，激昂地说，苏联代表团将留下来参加会议。
外国代表是在今天下午的没有日本人参加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发言的。这次会比原订时间晚了四个小时。
俄国代表的发言是排在会议接近结束的时候。
欧洲和美国的代表都为莫斯科条约辩护。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发言人一般都支持中国的反对这个条约的立场。
在摊牌时，朱子奇首先发言。他显然对早些时候欧洲代表发表的声明感到恼火。这个声明对中国人和他们的朋友的资格提出异议。
朱说，“这是国际会议。这不是西方为所欲为的地方”。
朱在提到禁试条约时说：“它违背了苏联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它保护美帝国主义，给了美国一个合法外衣，使它可以继续进行地下试验，而这是一个犯罪行为。”
茹科夫反驳说，苏联在１９５７年曾为了中国而干预福摩萨海峡的危机，还救了古巴使它没有为美国所征服。
他举出了过去俄国人对中国的援助，并说中国和苏联现在仍然是盟国。他说，苏联的核武器是用来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集团的安全的的。
【美联社广岛６日电】苏联首席代表星期二指责共产党中国赞成继续用核污染大气层。
激怒的中国代表反驳说，苏联在古巴问题上犯有“出卖”之罪和“投降美国”之罪，还犯有援助印度、帮它侵犯中国、在安理会投票让联合国军到刚果杀害卢蒙巴之罪。
茹科夫在回答朱子奇关于禁试条约是不让中国获得核能力和削弱共产党集团的指责时说，像中国那样，光说是不够的，也还需要有采取行动的勇气。
他又说，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在反对禁试条约方面同戴高乐总统站在一边。
朱从位子上站起来并发言答复茹科夫。
他在提到茹科夫关于行动比言词重要这一教训说法时举出了中国对朝鲜战争的干预。他问道：“你们何时有过那种向帝国主义者斗争的勇气呢？”
朱接着说，你们说用核武器保卫中国，你们应当感到可耻。
他又说，他可以举出“成百个你们投降美国帝国主义和美化美国帝国主义的例子。你们能否指出一个中国的背叛行为。
茹科夫慢慢地站起来用俄语说了点什么，这使得朱子奇又激怒地站起来。译员说这位俄国大个子说的是“我太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因此不屑予以回答”。
【路透社北京６日电】今天这里举行群众大会欢迎索马里共和国总理前来访问。当中国的主要演讲者激烈攻击苏联政策的时候，苏联大使、东欧各国大使以及蒙古大使退出会场。
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看他们退出。
舍马克总理坐在周恩来和陈毅之间。
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第一个离开大会堂。在这之前不久，他看了散发的北京副市长万里讲话的文稿。
十分钟后，东德代办站起来退席。
再过十分钟，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蒙古各国大使也都退出会场。
万里当时攻击部分禁试条约。
当这些外交官们走过灯火辉煌的大会堂的过道离开时，一万多名中国人惊讶地喃喃而语。
在８月１日，两名苏联记者退出过在大会堂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当时郭沫若也攻击苏联同意禁试。
当时，观察家们说，俄国人退出会场还是第一次。
出席大会的非共产党国家外交官后来说，这次规模很大的退席反映出中苏关系极其紧张，因为万里在一小时的讲话中从未指名攻击苏联，虽然他的目标很明显。
他用“某些所谓共产党人”的字眼来指俄国人。他批评他们的政策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他们对非洲国家和“革命斗争”的态度。
【新华社卡拉奇６日电】四家巴基斯坦报纸在昨天和今天刊登了周总理就禁止核武器问题给世界各国首脑信件的全文。
《晨报》的标题是：《中国关于结束核竞赛的极其简单明了的规定》。《黎明报》的标题是：《召开裁军问题的世界会议》。《军民报》的标题是：《中国要求召开讨论核武器问题的会议》。《巴基斯坦时报》的标题是：《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要求全面销毁核武器》。
【新华社大马士革６日电】叙利亚《群众报》今天在第二版全文刊载了周总理给各国首脑的信件。
【本刊讯】《纽约时报》５日在第二版上在小字号的标题《北京信件全文》下刊登了周恩来总理致各国政府首脑的信件全文。
【共同社东京７日电】广岛电：在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受到人们注意的是：国内社会党、总评系统和共产党系统的对立；外国代表环绕评价中苏争论特别是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的动态。在６日下午在广岛和平纪念馆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国际会议上，中苏两国代表使用最最激烈的言词进行争论，公开暴露出深刻的中苏争论的一面。中苏代表在公开的国际会议上，象这样互相对骂，还是没有前例的，据料这种情况在日本国内自不用说，就在海外也将引起巨大的反响。
会场上大约七十个外国代表和观察员、大约五十个日本旁听者，每到演讲的高潮，猛烈鼓掌，支持各自赞成的意见。
在这以前，其他各国代表的发言也在评价部分停试条约的问题上明显地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色彩，一种是中国色彩的发言，另一种是苏联色彩的发言。
发言人的派别划分如下：
属于中国派的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和平联络委员会（新西兰）、怯尼亚、喀麦隆、印度尼西亚、新西兰、桑给巴尔、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南非）、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印度尼西亚）、亚非作家会议（加纳）、锡兰、苏丹、北朝鲜。
属于苏联派的是：印度、世界和平理事会（法国）、锡兰、世界工联（印度）、南斯拉夫。
此外，两位锡兰代表分裂成了两派。
说中苏分歧“是关子对世界正在经历的历史时期的性质的，关于为了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能够采取的行动的”；苏把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为现时代压倒一切的问题，我把反帝革命斗争放在首位。
【本刊讯】５月号的美国《每月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世界的分裂》的社论，详细摘要如下（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编者）：
《每月评论》在１９６１年的１２月号上曾就中苏争执问题发表社论。在这以后，发生了许多事情，大量的新材料或者以前人们不大看到的材料发表出来了。鉴于这些发展，我们必须十分坦率地说，我们以前对争执的分析是不能成立的。那种分析有很不确切的说法，重点没有放对，现在我们觉得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比这更严重得多的是，整个论点是以对争执所存在的错误概念为基础的。争执所在
发生争执的问题并不是战争是否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怎样把战争危险减至最少限度，或者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等等，虽然争执牵涉到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归根结蒂，争执是关于世界正在经历的历史时期的性质的，是关于为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和应当采取的行动的。
俄国人和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人（包括大多数非亚洲共产党的领导）认为，我们时代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是战争或和平问题，与此相比，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他们说，如果发生热核战争，文明本身将被毁灭，或者无论如何将倒退几百年，即使不是几千年，现在似乎向社会主义国家招手的光明前途将被葬送。另一方面，如果战争能够避免，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十年或二十年内将会明显地表现出来，整个世界将不可抗拒地被吸引到社会主义阵营来。
根据这种分析得出的政治路线主要强调三个目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裁军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例如，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苏共２２大通过的新纲领中，这些目标不仅被看作是适宜的，而且被看作是实际上可以达到的。这是一个必须经常记住的极为重要的特点。社会主义阵营中发生争执的并不是这些目标是否适宜，而是这些目标能否实现，而能否实现取决于现实，而不取决于愿望。战争与帝国主义
中国人强调支持和平共处政策。我们在对陶里亚蒂的第一篇回答中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向支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我们还读到：“社会主义没有对抗性的社会矛盾……根本不需要、也不允许进行向外扩张的战争。世界战争绝不会由社会主义国家挑起。”（《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以下简称《再论》一本刊编者）但是他们同样强调他们一贯坚持认为，帝国主义并不赞成和平共处，帝国主义充满了对抗性的社会矛盾，进行扩张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世界战争。这些的确是列宁主义的一部分最根本的原则，这些原则已经为历史所充分证实。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帝国主义冲突所引起的，而且“战后十七年的历史表明，各式各样的局部战争就一直没有间断过。”（《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单单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２年这三年中，中国人就举出了约莫二十次局部战争或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再论》）他们根据严格的逻辑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消灭一切战争，达到‘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只能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制度，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之后，而不可能在这之前。”（《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抱有别的看法就不是列宁主义，而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更不意味着中国人认为世界将在一场热核浩劫中毁灭。在这些问题上（这些问题不同于完全禁止战争的问题）他们是十分乐观的。他们的推理实质上是这样的：正如头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丧失了大片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一样，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最后把帝国主义从地球表面上消灭掉。如果能够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战争的力量有效地动员起来，并且使帝国主义者相信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自杀，那末就能够使他们不敢发动世界大战。关于原子战争，中国人认为，既然“核武器的秘密早已不能垄断”。因此，“你有核武器，不能禁止其它国家也有核武器。帝国主义者妄图用核武器毁灭对方，实际上也就是把自己放在被毁灭的地位。”因此，我们历来认为签订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协议是可能的。”（《再论》）他们指出“历史上已经有过禁止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先例。１９２５年，各国在日内瓦达成了关于禁止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就是一个证明。”但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或禁止核武器的问题当然完全不同于完全禁止战争的问题。完全禁止战争只能在帝国主义完全消灭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诚然，如果帝国主义本性改变了，或者如果帝国主义本性正处于改变过程之中，这个结论就不再是有效的了。但是中国人认为，帝国主义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老的殖民帝国的衰落并没有改变这个野兽的本性。美国继承了以前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衣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在全世界推行扩张的政策。”（《再论》）裁军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显然认为，任何真正裁军的可能性小到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确小到几乎不值得谈这个问题。在毫无疑问是他们重要的理论性文件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中，只是在“战争与和平”一章中的一个地方谈到了裁军，而且很快就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
（下略《再论》中的三段引语——本刊编者按。）
对裁军的可能性作这样低的估计并不意味着中国反对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建议裁军，不这样做将是放弃一个有效的宣传武器。但是中国人显然认为，依靠裁军作为促进或保证和平的手段是没有意义的。战争的威胁并不来自军备本身，而是来自帝国主义，而且只能通过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来对付这种威胁。因此苏联的政治路线集中于为争取和平和裁军而斗争，而中国的政治路线集中于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如何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怎样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呢？中国的答案是在各级以各种可以使用的方法来进行。但是由于像我们所看到的，他们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是“帝国主义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因此他们自然作出结论，认为同帝国主义进行胜利的斗争的关键在于这些地区的各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由于这是中国态度的真正核心和他们同苏联发生争执的中心问题，似乎需要充分说明他们的看法：
（下略《再论》中的四段引语——本刊编者注）
因此，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运动是十分重要的反帝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确地领导这些运动，以防止遭受中国革命在１９２７年所遭受的那种严重挫折。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左派必须了解和支持这些运动。最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尽一切可能支持这些运动，这不仅是一个国际团结问题，而且也由于这是削弱自己的死敌的最好办法。对于前途，中国人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中国共产党自己曾在似乎是不可克服的劣势下成功地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进行了斗争。他们认为，现在的条件已有利得多，世界上其他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是同样能赢得胜利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
这一切丝毫不意味着中国否认或缩小下面这一点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进行的经济竞赛所取得的胜利是促进世界革命的一个因素。他们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所显示的优越性，正在给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以极大的鼓舞”。……中国的立场是，和平竞赛可能激励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但决不能替代革命。
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如何？中国人支持莫斯科宣言（１９５７年）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声明（１９６０年），两项文件都说这种和平过渡是可能的；但是中国人显然并不对此寄以很大希望，并且认为完全依靠和平的斗争方法是极其危险的。……
归根结蒂，和平过渡问题看来涉及反帝斗争。这是当今世界上对社会主义政策进行一切意义重大的讨论的起点和终点。但是，能够进行一场像中国人所鼓吹和支持的坚决反帝斗争而不挑起具有种种灾难性后果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吗？核武器和纸老虎
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没有加以详细说明。他们实际上只是说，反帝斗争有助于保卫和平而不会挑起战争。下面的这种推论大概是这一信念的基础。对游击战和其他形式的人民斗争来说，核武器是完全用不上的，而这些形式的斗争在不发达国家中必然是帝国主义和革命力量斗争的主要形式。杜勒斯提出的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对革命提供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而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大规模报复”的理论是一种自杀的办法。甚至杜勒斯本人也未能在奠边府战役时说服美国政府实行这种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对任何向它们发动的进攻进行报复的力量与日俱增，这种理论在今后付诸实践的可能性更小。与此同时，革命斗争使一国继一国获得解放而削弱帝国主义，这种过程将使这个体系的一切矛盾加剧，最终将为这种体系在各国首都中心瓦解而创造条件。
这种推论看来可能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值得尽力支持亚非拉美的革命斗争；反对中国的人事实上指责中国人采取这种立场。为了对这种指责作出估计，人们必须了解和考虑中国两个大肆宣传的论点——“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关于“纸老虎”的论断实际上不过是以比喻说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最没有疑义的前提：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的没落及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卫士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是纸老虎。这就是应当在战略上藐视的敌人。“战略上”这个字眼，在这里是指“归根到底”、是指“整个来说”。因此，“战略上藐视敌人”和“纸老虎”这两个论断结合在一起，只是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对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所说的那番话的中国说法：不要被你们的压迫者的貌似强大的力量吓倒；他们的命运已经由历史决定了；现在就投入战斗，加速他们的灭亡和你们自己的解放。吃人的老虎
可是这一切同实际上的战斗的进行
——中国术语中的“战术”方面——根本是两回事。在这方面不存在应受藐视的纸老虎。根据毛泽东的理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可是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再论》）而这些真的吃人老虎是必须在日常战斗中与之搏斗的老虎。因此原则是：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更具体说来这意味着什么，当然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可是这肯定不是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的药方，而且历史表明，中国人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同任何其他大国一样审慎。他们坚持解放台湾的无可置疑的合法权利，他们没有为此采取军事步骤，甚至没有去占据沿海岛屿，尽管这些岛屿被用来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的根据地，他们容忍在中国国土上存在香港和澳门这两个殖民地，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报刊一再指责中国在老挝和越南进行军事干涉，这种指责看来是毫无根据的；对例如阿尔及利亚和古巴这样的远隔重洋的国家，中国人给予革命力量以道义上的充分支持并且提供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经济援助，可是注意避免采取会被认为是挑衅性的行动。与此同时，当他们感受到中国本身遭到了直接威胁或攻击——例如１９５０年在北朝鲜和１９５９年起在印度边界上，中国人就毫不犹豫地为自卫而猛烈反击。（待续）
本刊５日右上端“埃塞俄比亚答复我建议”稿第二行标题排错，应为“表示准备在原则上支持……”。
【新华社加德满都６日电】尼泊尔大多数报纸都刊登了周总理就中国政府７月３１日的建议致各国政府首脑的信件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