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学术动态)
专栏：热点研究
我国就业、分配与国民经济关系研究
徐振斌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分配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取得了哪些成就，面临哪些突出问题，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措施？本文拟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取得的成就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就业、收入分配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看是比较合理的，国民经济呈扩大再生产型态势，当前宏观经济处于良性运行之中。全国居民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全国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高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全国居民实际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都明显高于就业人员的年均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都高于城镇总人口的增长和城镇就业人员的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增长从整体上看都高于农村总人口增长和农村就业人员的增长。农村就业人员的增长高于农村总人口的增长，这对增加农民收入有利。
城镇“低工资，广就业”格局已经被打破，开始形成“就业有增长，收入快增长”的新局面，城镇就业人员的增加对于城镇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还构不成明显的压力。全国就业人员变动趋势和全国就业人员人均收入变动趋势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就业人员增长较快的时期，总是对应着就业人员收入增长较慢的时期；反之，就业人员增长较慢的时期，总是对应着就业人员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期。然而，无论从城镇还是从全国就业形势来看，就业人员过剩对就业人员收入的增长还没有构成特别大的压力。这是因为，全国就业人员的人均收入增长远远高于就业人员人数的增长，说明这种压力并没有使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或绝对降低，而是表现为一种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过程中的一定压力。1997年至今，我国城镇形成了“就业有增长，收入快增长”的新局面，已经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低工资，广就业”的就业与收入分配格局，市场工资率正在形成，市场对工资收入的调节作用明显增强，收入的增长显示出其相对于就业增长的独立性，并按照市场自身的规律运行。
第三产业成为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的主要领域。第三产业职工平均工资、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员以及职工人数的增长都高于第一、二产业，说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居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仍有较大空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就业人口增长，说明我国的收入增长相对于就业来讲，是一种扩大型收入增长，处于一种良好的态势。全国经济活动人口增长率、全国就业人员增长率、全国总人口增长率都保持比较低的增长速度，而且比较平行一致，为居民收入的增长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全国就业人员增长率高于全国总人口增长率的情况，表明我国的劳动参与率在不断提高，就业机会在增多，就业比例的提高会增加居民的收入。全国居民总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加农民纯收入）、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全国居民实际总收入（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加农民实际纯收入）、全国居民实际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与全国总人口、全国经济活动人口、全国就业人员年均增长率之间的倍比关系见文中附表。
在社会老龄化的过程中，我国选择了“退休人数和退休费总额增长相对升高，人均退休金增长相对降低”的路径，符合我国现实经济承受能力和就业、收入状况。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高于平均每位退休人员退休费增长率，三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合理一致。
一方面，退休人数和退休金总额的增长相对较快；但另一方面，人均退休金的增长则相对较低。
全国居民 全国居民 全国居民 全国居
总收入年 人均收入 实际总收 民实际 均增长率 年均增长 入年均增 人均收
率 长率 入年增
长率全国年底总人口年均 13.08 11.94 7.07 6.00增长率全国经济活动人口年 6.24 5.07 3.37 2.86均增长率全国就业人员年均增 6.16 5.63 3.33 2.83长率
注：这里是增长率之间的倍比（除）关系比较，不是增长率本身大小的直接对比，因此，表中的数字是相应的纵栏指标值除以横栏指标值的商。
固定资产投资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居民总收入相对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弹性比较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与全国居民总收入的增长和全国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有很强的相关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有1至3年的超前性，这进一步证实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对于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性。
面临的突出问题
失业率将逐步攀升，就业风险会越来越大，这对居民收入和不同人群收入的增长将产生不利影响。全国经济活动人口增长率高于全国就业人员增长率，城镇就业人员的增长低于城镇总人口的增长，说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就业风险逐步增大。由于失业人员越来越多，失业群体的收入增长会受到抑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农村就业人员绝对过剩，存在着严重的“低收入，广就业”现象，对增加农民收入构成了实质性威胁。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高于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纯收入的增长。1997年至今，农村就业人员变动走势和农村就业人员人均非财产性和非转移性实际收入变动走势之间的关系脱离了原先运行的轨道，农村就业人员人均非财产性和非转移性实际收入形成一个“平台”。这种现象是由农村就业人员的绝对过剩所导致的，表明农业就业人数不减少，农民收入就难以增加。
再分配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大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前一时期所采取的“退休人数和退休费总额增长相对升高，人均退休金增长相对降低”的政策选择已接近底端。离休、退休、退职人数年均增长率远远高于城镇总人口年均增长率和城镇就业人员年均增长率，离休、退休、退职费总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城镇居民收入总额年均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退休人员的不断增多，将对就业人员工资的增长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增加社会就业机会的作用不够明显。全国就业人员相对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国居民总收入、全国居民人均收入的平均弹性太低，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用在了现有就业人员及其所在单位（参见文中附图）。
1997年以后国有企业存在着“减员提资”现象。这在第二产业最为突出，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再次之。职工人数的变动与职工工资的增长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保持工资增长刚性的情况下，职工工资的增长是以职工数量减少为代价的，一部分人离开了原工作岗位。其中，第二、三产业是在“减员增效”的同时“减员提资”；而第一产业职工则只有“减员提资”，而无“减员增效”。
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
建立新型就业分配关系，继续保持“就业有增长，收入快增长”的局面。目前，由于增加居民收入仍然有较大的空间，因而应在不断扩大就业规模的同时，使各类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有更大的提高。当务之急是提高农业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增加居民收入的最好途径是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
加快创造新的城镇就业机会。城镇就业将是就业的主要增长点。应努力扩大城镇就业门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特别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开辟新的社会保障基金的融资渠道。通过开辟新的融资渠道缓解国民收入再分配对初次分配的压力，使就业人员与离退休人员之间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保持在合理的范围。
改善宏观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使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增加居民收入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双重手段。在继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以更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就业。
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使国有企业职工收入的增长不再以减少职工人数为主要特征和代价。这将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逐步完善而实现。（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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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收入平等与机会平等
兰纪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社会总财富在增加，“蛋糕”在做大。但是，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拉大，“蛋糕”分配的非均等程度在扩大，基尼系数逐渐提高。那么，能否简单地将基尼系数的高低变化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呢？我认为不能。这是因为，基尼系数所反映的只是作为结果的社会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或曰差别程度，而不能反映该结果的产生过程是否公正与公平，而恰恰主要是后者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是在蓬勃向前还是相反。换句话说，作为一个计算指标，基尼系数有着自身的所能与不能，仅凭该计算指标来断定收入分配是否合理本身就可能不合理。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2左右，80年代初为0.3左右，收入差距很小，但这样的基尼系数背后却是普遍的贫穷与落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快速提高，但由于不同人群收入提高的幅度存在较大差异，这使得此期间的基尼系数也在扩大，于是一些人就产生了较大的心理失衡。但若因此而提出回归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商品短缺、人民生活贫困的计划经济时代，恐怕没有人会愿意。那么，应该采用高征税或其他抽肥补瘦的办法使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化吗？同样不应该。因为这样不仅会降低因素质高、能力强而收入高者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会给素质较低、能力较差者提供错误的信号。重新回到平均主义、“大锅饭”状态，社会总收入和社会财富总量必将大大减少，这同样会导致向普遍贫困的复归。
所以，低值的基尼系数并不等同于分配的合理与社会的进步。基尼系数的扩大，有的是合理、合法的，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和必然结果。一些人凭借真才实学以及较强能力和较高素质，通过勤奋工作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从而获得了较高的收入。由此而产生的基尼系数扩大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凡是搞市场经济的地方，都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在这样的收入差距拉大的背后是机会越来越平等。一个好的经济体制恰恰需要有效界定和保护这类高收入，特别要保护和鼓励新科学、新技术、新物质和新精神产品的开创者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较大贡献者，这样的高收入者多多益善，这一人群的扩大不但不会影响稳定，而且是一个社会不断进步、经济蓬勃发展的保障和标志。同样不可否认，基尼系数扩大中也有许多不合理、不合法的成分，是缘于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因而是需要抑制和打击的。如垄断性行业从业人员的高收入中，就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因非公平竞争而取得的。这种由于机会不平等而产生的分配不公，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健全体制、完善法制、促进协调发展来加以克服。
还应指出，机会平等不仅指市场竞争机会平等，还包括受教育等方面的机会平等。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不采取措施使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受到教育，无疑就会使他们输在起跑线上。
我们不仅要关注收入平等，更要关注机会是否平等。从一定意义上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创造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环境，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一个尽可能全面发展的空间，都能够找到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活动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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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分税制的改革与完善
张弘力
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依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明确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和收入范围，建立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为增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
毋庸讳言，我国的分税制还存在不尽完善之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地区间财力差距呈扩大趋势。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转移支付的实施增强了中西部地区的公共服务能力，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财力增长较慢，占地方总财力的比重逐年下降，人均财力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有所扩大。这种状况不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二是省以下财政体制调整不到位，横向与纵向财力差距明显，县乡财政较为困难。分税制改革后，各地按照分税制的要求，改革了省以下体制，但大多数地区没有触动既得利益，也没有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省以下财政体制。同时，省级和地市级安排的转移支付资金较少，一些地区甚至将中央的转移支付资金留在省本级，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在调节财力不平衡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部分地区基层财政困难加剧，甚至出现了拖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的现象。
分税制的逐步完善。针对以上问题，近年来中央为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采取了以下三方面措施：
加大财力性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有以下举措：一是从1995年开始实施一般性转移支付。二是实施工资性转移支付。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组成部分，1999年以来，中央出台了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一系列政策，财政困难的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由中央财政适当补助。1999年—2002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工资性转移支付资金1700多亿元。三是实施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使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因此，农村基层政府要转变职能，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大力节减经费开支；中央财政也通过转移支付，对地方给予了适当支持。
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扭转地区间财力差距扩大的趋势。1994年实行分税制时，所得税仍然按企业产权隶属关系等划分，地方分享所得税收入超过60％，其中70％左右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种格局强化了政府干预，不利于深化企业改革和企业公平竞争；收入混库问题日益突出，影响了征收管理；收入分布不均衡，不利于扭转地区间财力差距扩大的趋势。因此，国务院决定从2002年起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将按企业隶属关系等划分中央与地方所得税收入，改为中央与地方按统一比例分享，并明确中央因此而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以保障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发放和机构正常运转等基本需要。
调整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为解决省以下横向和纵向财力不平衡问题，缓解部分地方基层财政的困难，2002年国务院转发了财政部《关于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意见》，督促各地在明确划分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省以下体制，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及其不断完善成效显著。一是促进了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有效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随着财政实力的增强，社会保障、科技教育、农业、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领域的财政投入大幅度增加。二是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分税制改革扭转了中央财政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上解的状况。2002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财力的适度集中以及以转移支付为主的地区间收入再分配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缓解地区间财力不均衡状况，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民族团结和增强国家凝聚力。三是规范了政府间财政关系。按税种或比例划分收入，明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界限，为企业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逐步完善的转移支付体系，为财政资金分配的规范化和有效性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进一步深化分税制改革的思路。由于受政府级次过多等客观条件制约，现行财政体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不够清晰，基层政府的财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对称，转移支付激励机制和监管力度不足等。因此，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应根据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简化财政管理级次，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加快税费改革步伐，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收入，完善地方税制体系，建立激励机制，调动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归并和简化转移支付项目，严格专项转移支付审批程序，规范和完善资金分配办法，加强资金监管，注重跟踪问效，推进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制化，健全监督约束机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是一个有四级地方政府的大国，要从根本上解决基层财政的困难，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调整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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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月20日，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2003·北京社会科学普及周”开幕式和现场咨询活动在京拉开帷幕。图为专家学者与市民就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热点问题进行交流。
佘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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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杂粮经济论坛举行
日前，中国市场学会农产品研究中心、内蒙古赤峰市政府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赤峰杂粮经济论坛暨经贸洽谈会”在赤峰市举行。我国是杂粮生产和出口大国，赤峰是杂粮生产和出口大市。我国拥有杂粮品种资源数百个，其中主要品种数十个，像谷子、荞麦、燕麦、大麦、绿豆等都是很有价值的杂粮作物。我国谷子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黍子、荞麦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绿豆、红小豆总产量为世界的1?/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杂粮出口创汇快速增长。2000年到2002年，我国杂粮出口量由54.29万吨增长到86.53万吨，出口的国家和地区达49个。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发展杂粮经济意义重大：一是杂粮营养价值高，保健功能强，精深开发有利于发展特色食品行业；二是适宜发展旱作农业，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特色产业；三是杂粮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出口创汇；四是杂粮经济效益较高，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充分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巩固杂粮出口的传统市场，同时大力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我国的杂粮经济将会有更大的作为。（丁声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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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重视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
韩东屏
根据经济学的后发优势理论，后发展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可以直接吸纳先进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而且还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因而只要在政府的保护下达到规模经济阶段，就可能在一定领域甚至整体上追赶或超越先进的国家或地区。然而，经济、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固然重要，制度安排方面的后发优势同样不可忽视，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后者才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这里所说的制度，包括社会体制规定、法律法规、政策政令、纪律规章等所有正式规则。制度安排是指对所有正式规则的设计、建构与操作。而所谓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就是指后发展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可以直接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的成熟制度及其操作经验，其制度安排或制度改进成本不仅要比最初开发这些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低得多，而且可以迅速缩小和消除同先进国家的制度差距，甚至创造出比先进国家更好、更优越的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重要，首先在于制度进步是发展的应有内涵。发展不仅仅是指经济发展，而且是一个社会总体性概念，是指社会在各个方面的进步。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也包括政治进步与文化进步；既包括自然环境的改善，也包括社会环境的改善；既包括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制度的改进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换言之，不能以经济、技术的发展替代社会发展，缺少制度等内容的社会发展是不完整、不全面的。
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重要，又在于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安排，经济、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就难以发挥。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中，经济、技术的发展对推动其他方面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所以后发展国家或地区在赶超先进时，总是从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开始的。但他们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是，先进的技术、设备引入以后，其使用效率相对于发达国家往往要大打折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在于制度差异。被落后制度支配的人，并不会由于有了新的技术、设备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大量新技术的出现，并不能很快地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体系。
因此，后发展国家或地区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同时，必须注重改进原有的制度及管理。制度体系的改进，反过来也会促进经济、技术更快的发展。
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重要，还在于制度竞争是国家竞争或地区竞争的关键。人才竞争是根本，而人是受制度约束与激励的。有了好制度，自有人才来，自有人的潜能与创造性的释放；没有好的制度，有人才也会流失，有人才也发挥不了作用。有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企业，由于形成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吸引了大量人才，在市场竞争中迅速做大做强。而有些原本人才济济的国有企业却留不住人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制度不能给人才以有效激励。好制度不仅可以引来人才，还可以引来技术、资金等其他资源。在国际竞争中，好的制度安排还能够节约各种费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可见，在决定国家竞争的诸要素中，决不能忽视制度的重要性。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对国家竞争结果的作用，只有在一定的制度平台上才能显现出来。由于各国各地区的总体制度平台不可能长时间完全一样，这就意味着制度发展的不平衡是决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制度竞争是决定国家竞争和地区竞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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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论》
江世银撰著的《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论》一书，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运用区域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吸收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问题，包括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发展过程、目标和内容、政策手段、组织体系、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国外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构想等，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而且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李长咏 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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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文化大家人生路》
石梅撰写的《文化大家人生路》一书，已由同心出版社出版。该书汇集了我国东方学、哲学、文学、音乐、美术、教育、艺术界的二十七位文化名人的人生画卷，是作者多年追踪采访、潜心研究的成果。作者以新颖的视角，展示了这些中国文化大家闪光的才智、动人的情感和独特的人格魅力。该书由著名书法家启功题写书名，著名漫画家丁聪、王复羊画肖像漫画。（东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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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中国行政管理学课题组编撰的《中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一书，已由学苑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种类型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性质、起因和发展规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范围涉及社会诸多领域及行业，既有理论研究又有案例分析，并对如何有效减少和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提出了具有实用性、可操作性和重点突出的对策建议，为各级党政部门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对策选择。
（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