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国民经济)
专栏：
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思考
木人
●农信社50多年来在支持“三农”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三农”未来的发展中更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信社改革的总体要求是：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扶持、地方政府负责。
●这次改革试点方案设计不搞“一刀切”。不论是产权改革还是管理体制改革，都提供了可选择的不同模式。
●中央部门监管、省级政府管理、农信社自主经营“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是目前情况下和现有认识水平上的最佳选择。
●以县为统一法人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产权形式，适应“三农”发展的趋势，见效也比较快，是这次农信社改革的重点。
●在国家财政、税收、资金等扶持政策支持下的产权改革，无论是采取何种模式，都要立足于机制转换及建立和完善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
近来，随着8省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农信社）改革试点工作的逐步展开，这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笔者深感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与农信社改革的效果密切相关。
一、要理直气壮地肯定和宣传农信社在支持经济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社会各界对农信社的改革试点工作很关心，各种评论很多。总体上看，这些评论对农信社改革趋向评价积极，对产权和管理体制改革见解纷纭，而对农信社这些年来的工作似乎是“贬多褒少”，或者说是谈农信社过去的功绩和未来作用的文章不多。事实上，农信社50多年来在支持“三农”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农信社在“三农”未来的发展中更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是一个有8亿多农民的大国，农村生产力水平仍较落后，农信社改革还不能完全都走市场化的道路，还必须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地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必须有国家政策性的扶持。农信社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产权和管理体制改革，使农信社真正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金融纽带。全面正确评价农信社历史、现实和将来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有利于提高全国62.8万名农信社职工和长期从事农信社监管工作干部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推动农信社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从两个方面的数据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1.截至今年6月末，农信社存款余额22330亿元，贷款余额16181亿元，这两项指标分别仅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和贷款余额的11.5％和10.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月末农信社农业贷款余额6966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的83.8％，比1996年末增加5483亿元，增长幅度达370％。
2.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加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网点近几年来正在大规模地从县级以下地区撤出。自1998年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仅从甘肃、河南、湖南、贵州、吉林五省就撤并了10728个分支机构。虽然农业银行在大多数地区还设有县级机构，但由于贷款权的上收，很多都是只存不贷，加上邮政储蓄又从农村转移出去资金每年不少于1000亿元，使得农村金融供需矛盾更加突出。这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使农信社为“三农”服务的压力日趋加大，但另一方面给农信社也带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近两年来，小额信用贷款在农村地区迅速发展的情况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现在，全国90％以上的农信社都开办了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自2001年正式开办以来，截至今年7月末，共累计发放2918亿元，大大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矛盾，而且其间蕴藏着很大的发展潜力。
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我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部沿海省市和中西部地区差异很大，各地农信社的经营状况和发展水平也大不一样，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的要求也不相同。虽然农信社改革已经研究论证了很长时间，并且也在局部地区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但是，对于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信社管理体制和农信社的产权结构，如何选择适应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服务要求的农信社组织形式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试验。
因此，在这次改革试点方案的设计中没有搞“一刀切”。不论是产权改革还是管理体制改革，都提供了可选择的不同模式。在产权体制改革方面，允许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并存；在企业法人形式方面，有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股份合作制）、以县为统一法人的农信社、县与乡镇两级法人的农信社多种形式；即使是以县为统一法人，也可选择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省级政府的农信社管理体制，在不把管理权逐级下放的原则下，完全由省级政府决定。国家扶持政策既体现了扶持的力度，也给具体操作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和灵活性，如央行再贷款和专项票据可以权衡得失实行“一省两制”。可以看出，试点方案是认真总结过去农信社改革经验和教训的改革方案，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试点省市如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选择，则成为改革试点成功与否的关键。
三、把农信社交由省级政府管理是适应我国目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结农信社50多年发展历史，在现有认知水平上的最佳选择。
50多年来，农信社的管理体制问题经过多次反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回顾这些年来的历史，农信社虽然经历了1951年—1958年、1959年—1979年、1979年—1996年、1996年—2003年四个不同管理阶段的变化，但实际上都是由国家金融机构来管理的。事实证明，农信社点多分散，国家金融机构人力、手段都有限，鞭长莫及，根本难以真正管理好农信社。今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成立了银监会，但银监会管理农信社实质上是自己监管自己，似乎不太合理，作为过渡期，国务院授权管理是可以的，但时间不宜过长。对农信社的管理，不能再回到人民银行或者农业银行管理的体制，也不能由银监会长期负责下去，这一道理，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无可争议的。现在试点方案设计的中央部门监管、省级政府管理、农信社自主经营“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应该说是目前情况下和现有认知水平上的最佳选择。舆论上对农信社管理体制交由省级政府负责多有质疑或担忧，但尚未看到有谁提出更好的设想和建议。
国务院在试点方案中明确了省级政府对农信社管理的职责，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一是督促农信社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引导农信社坚持为“三农”服务的经营宗旨；二是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指导本地区农信社加强自律性管理，督促农信社依法选举领导班子和聘用主要管理人员；三是统一组织有关部门防范和处置辖内农信社金融风险；四是帮助农信社清收旧贷，打击逃废债，查处农信社各类案件，建立良好的信用环境，维护农村金融秩序稳定。同时，方案还强调，省级人民政府应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对农信社依法管理，不干预农信社的具体业务和经营活动，不把对农信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和县、乡政府。这是在试点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落实的。前不久，有位省委书记曾对农信社的同志说，过去地方政府只管催你们贷款，以后管理责任下放后就不一样了，也要盯住你们的不良贷款、违法乱纪等问题了。这句话对我们改革管理体制来说，是值得深思的。现在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省级政府既不能把管理权限再下放到地、市、县政府，防止基层政府和领导个人干预农信社经营，但是又要发挥地、市、县政府在农信社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是在试点过程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要不然管理体制改革就很难说是成功了。
还有个别人提出，能不能不设对农信社的管理主体。这样做，在国外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或许可以，但在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下，这种设想行不通。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现行的市场约束机制和法制都还很不健全，农信社的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也都很不完善，还不能没有管理主体对农信社进行必要的、间接的、宏观的管理。
四、中西部地区要把农信社产权改革的重点放到以县为统一法人的产权形式上。
与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相比，农信社产权体制改革试点更为大家所关心，也更为复杂。改革方案在产权体制改革上提供了三种模式：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从农信社的发展历史看，可以说农信社从来就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制，即：自愿加入，自愿退出，一人一票，民主管理。而是随着50年代“一大二公”为主旨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逐步变成了国家银行的附属机构。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合作制在中国农村大地上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尽管这次提出了几种产权改革模式，但是中西部地区包括有的东部沿海农业大省，还是应该把产权改革的重点放在以合作制为基础、以县为统一法人的产权形式上来。以县为统一法人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产权形式，适应“三农”发展的趋势，见效也比较快，应该是这次农信社改革试点的重点。要积极创造条件推广这种模式，包括积极探索以县为统一法人的股份合作制农信社产权形式。西方金融学派中有一“功能论”的观点，认为金融机构的功能比形式更为重要。农信社产权改革选择何种模式、何种组织形式，一定要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及“三农”发展的实际需求。
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作为改革试点，是兼顾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实际，是一种积极、必要的探索。但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如何将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和增强服务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何有效防止内部少数人控制决策层，是尚待解决的两大难题。同时，农村商业银行包括农村合作银行是一把双刃剑，在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增大风险的可能。全国124家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管理现状尽管都在提高，但还不容乐观，目前我们对自己的监管能力也难以乐观得起来。现在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基础、条件与1995年组建城市商业银行时相比也难说好多少，全国高级金融管理人才的储备也很不够，农村吸引人才的条件、环境也比不上城市，参与城市银行市场的竞争决不是农村商业银行的优势。因此，组建商业性的农村银行，即使在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在改革试点时期也不宜多。尽管有这么多困难，然而，确实具备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条件的地区，仍要积极地去试，努力探索出一条产权关系明晰而又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功之路。但要防止揠苗助长，欲速不达。另外，就股份合作制而言，不能因为股份合作制在乡镇企业和城市金融机构未能走通，就简单地认为也不适合于农信社改革。对农信社改革应当宽容一点，应当允许多种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的探索。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国家财政、税收、资金等扶持政策支持下的产权改革，无论是采取何种模式，都要立足于机制转换及建立和完善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上。政策设计的理念或出发点，就是花钱换来一个良好的机制，以达到增强服务功能的目的。离开机制的转换，后者就无从谈起，或是不可能实现。所以，要正确把握国家扶持政策的精神，切实把注意力放在转换机制上，放在提高效益上，放在改善服务上，使农信社逐步走上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另外，如果按照市场法则，不少农信社早就该撤销关闭了，但考虑到农信社现在的支农作用以及金融风险等问题，这次改革试点明确提出只是对少数严重资不抵债、机构设置在城区或城郊、支农服务需求较少的农信社，可按有关规定予以撤销，这是十分明智和正确的。否则，很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真会出现一些专家担心的地区性“农村金融空洞化”。
五、增强农信社对“三农”的服务功能，这是农信社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是衡量农信社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和试金石。
改革试点方案强调，不管采取哪种产权模式，都要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并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规定一定比例的支农贷款。这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在农信社改革总体要求的五句话中（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扶持、地方政府负责），“增强服务功能”至关重要。我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可能改变农业大国的性质，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的稳定，将是我国发展中的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农信社改革绝不能偏离增强“三农”服务功能这个方向。当然，这一比例的确定也不能“一刀切”，而应该因地区经济结构的不同而不同，因“三农”服务需求程度的差异而区别。
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现在是市场经济，对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提出一定的支农比例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事实上，从我国的国情来看，规定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必须发放一定比例的支农贷款，是需要的，是合理的，也应当是允许的，国际上也有这类惯例。如：美国社区再投资法就对社区银行在社区内的投资比例做出了规定；在泰国，不管银行设在何处，都必须有不低于16％的贷款投向城市以外的地区。
改革试点方案的实施，是农信社经历了52年曲折坎坷发展历程后的一个崭新起点。尽管农信社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尽管农信社改革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改革的道路也是漫长的，但我们真诚地祝愿农信社在不断改革中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