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专家议专题
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何伟
如何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对这一课题的探索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来讲，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来认识和总结，概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从实践来讲，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改革的不断深化，增强预见性和自觉性，避免或少走弯路。应该说，现在研究这一课题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十分丰富，特别是十四大以来党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和理论成果，为我们研究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一个伟大创举。从十四大到十六大，十年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能够形成竞争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计划经济无法做到的。为了使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有效发挥作用，必须解决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问题，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基础，这就需要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对国有经济进行了科学的定位，从而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性调整提供了标准，为解决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战线过长，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国家管不了、管不好的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国有经济战线的收缩、布局的优化，也将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空间，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活力、扩大就业、创造社会财富、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就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进一步肯定和完善了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这就把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同样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所有制形式，表明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缺少的所有制形式，它们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各自都有发挥作用的领域和优势，可以相互竞争，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形成。它以共同富裕为目的，以发展生产力为手段，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为基础，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由国家宏观调控总揽全局。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特征的基本经济制度。那种基本经济制度，虽然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特性，但它的缺陷非常明显：一是目的性不明确，往往会把追求公有、追求计划、追求公平作为目的。二是这样的目的追求，不仅没有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没有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反而削弱了社会主义。三是这三大特征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才有意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真谛，改变了过去把国家所有制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所有制形式，集体经济将来要过渡到国家所有制，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观念，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发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贡献。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目标和方式还需要进一步规划和调整。哪些行业和领域是国家在执行职能时所必须保留和发展的；哪些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可以退出，怎样退出；哪些企业属于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数量有多少，控制范围应多大，应如何控制；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规范。
——如何把国家控制“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与行政性垄断区别开来。行政性垄断排斥竞争，从而阻碍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列宁讲过，垄断会产生寄生和腐朽，形成寡头统治。这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如何进一步发展、完善、规范股份制，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如何落实非公有制企业的国民待遇，在理论和观念上，在市场准入、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在财产和权益保护上，不受歧视，享受平等待遇，实现公平竞争。
——如何推进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以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第9版(理论)
专栏：
走出形而上学 实现辩证综合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魁
经过二十多年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我国已经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关键，主要是“共同发展”内涵的确定及其实现机制的制度化。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共同发展不是简单的共存，而是在发展中实现有机的统一，在统一中促进共同发展。
如何才能实现有机统一、共同发展呢？我认为，首先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冲破对所有制问题认识上存在的形而上学。长期以来，许多人把公有制和私有制（非公有制）看作水火不容的对立物，认为搞公有制就一定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即所谓的“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搞市场经济就一定要私有化，公有资产只能是退、卖、送，鼓吹私有制神话。直到今天，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的意识仍然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中。这种形而上学的对立论，来源于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和认识上的僵化，它阻碍着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有机统一和共同发展的制度化进程。
现实不同于理论上的抽象，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总是现实的，对其特征的概括，只能从现实出发，从现实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我国现实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的实践探索才实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
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是理论研究对现实存在的所有制关系的一种分类，而现实生活中的所有制是复杂和多变的，因此，在对待所有制的问题上，首先要解决认识上的方法论问题，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恩格斯在谈到理论自然科学的革命时指出，旧的不变的对立，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正在日益消失。“自从用进化论观点从事生物学研究以来，有机界领域内固定不变的分类界线一一消失了；几乎无法分类的中间环节日益增多，更精确的研究把有机体从这一纲归到另一纲，过去几乎成为信条的那些区别标志，丧失了它们的绝对效力”。“正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化解的两极对立，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纲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地，它们那些想象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则只不过是由我们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对于我们认识所有制关系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按照辩证自然观的认识论，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对立和区别是存在于客观现实生活中的，但这些对立和区别，同样只具有相对意义，在公有制和私有制对立上“想象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也是被“我们的反思”带进现实生活中的。
运用辩证思维规律了解所有制客观存在的辩证性质，我们就容易走出形而上学。
马克思在考察历史和预见未来时，从来都是辩证的。人类社会是从公有制开始的，但马克思同时指出：“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中，私有财产已经存在了。”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马克思提出的恰恰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虽然一些人在观念上一直把公有制和私有制对立起来，但在实际生活中二者却始终是共生的，人类社会所有制的实践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至我们再也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
所有制的辩证综合必须找到统一的基础。所有制是人类调节利益关系的产物，如果我们透过所有制，从更深层次的抽象去观察经济制度，就会发现，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共存的，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不同所有制及其形式产生、存在和演变的根据，从而构成不同所有制可以辩证综合的基础。同时，经济利益的结构形成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居于主导地位的利益关系及其派生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和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真谛是共同利益，我们进行的所有制的辩证综合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所有制辩证综合的实质是更好地实现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的共同利益。
所有制的辩证综合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对其认识和把握必须了解不同所有制的历史存在权，即所有制的功能。不同所有制有不同的功能，私有制具有强烈的高效利用其所占有的资源的激励功能，为个人提供了经济活动的物质条件和收益保证；公有制由于形成了一定规模和范围的整体利益，从而具有明显的整体协调功能，为集体提供了经济活动的共同物质条件和稳定保证。同时，不同所有制也存在着各自的功能缺陷。从所有制功能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公有制功能之所长，正是私有制功能之所短；私有制功能之所长，正是公有制功能之所短，公有制和私有制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功能互补的。走出形而上学，从功能互补出发，探索所有制辩证综合的制度安排和机制，我们就可以打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思路，实现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统一。
第9版(理论)
专栏：
以创新促发展
黄坤明
地处钱江潮头的浙江省嘉兴市，作为我们党的诞生地之一，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应努力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和各项事业，不断取得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就。
发展创新 富民强市
实施接轨上海战略，建设好开放型经济的前沿阵地。对外开放、接轨上海，是嘉兴市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效应逐步显现，“长三角”日益成为投资的新热点，而嘉兴正处于“长三角”的中心区域。但是，与先进地区相比，嘉兴还有不小的差距。这就要求嘉兴必须把发展开放型经济作为突破口，在引进技术与资金的基础上，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企业产品的附加值，加快科技的转化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筑坚实基础。
实施工业立市战略，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工业立市，是嘉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富民强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保障。实施工业立市战略，前提和基础就是要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积极探索并走出一条符合嘉兴实际，有利于发挥嘉兴优势、形成嘉兴特色的工业化新路。必须立足现有基础，在规划、平台、产业等方面做深、做实、做大，在制造业的规模、基地、水平、外向度上做文章，力争把嘉兴建成国内领先、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争当全省示范点。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仅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嘉兴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更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基本要求。嘉兴地势平坦，经济发展相对均衡，城乡差距小，户籍制度、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一体化已开始起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嘉兴要在全省推进一体化进程中当表率、作示范”的要求，我们将进一步制定、完善城乡一体化规划，搞好中心镇、中心村布局和区域产业发展布局，同时紧密结合实际，抓紧研究制定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相关配套政策，在提升城市功能、增强城市对农村的辐射能力以及加强农村自身向城市聚拢能力等方面下功夫。
实施城市文化建设战略，建设江南水乡文化名城。按照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核心的城市文化建设，提升城市品位，提高人的素质，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又是基本保障。要立足于建设江南水乡文化名城这一城市定位，以争创国家级文明城市为目标和载体，以争创全国卫生城市、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为阶段性目标，积极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
转变作风 执政为民
转变作风，塑造亲民务实的形象。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嘉兴市委、市政府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通过思想教育、机制创新、为民办实事，切实塑造党员干部亲民务实的新形象。思想教育，就是通过进一步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解决思想问题，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机制创新，就是通过用人机制、权力运行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的建设，切实解决如何用好权的问题，从机制上保证各级领导干部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民办实事，就是在思想教育和机制创新的基础上，切实解决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使各级领导干部在各项工作和各个环节中都细心研究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体察群众情绪，切实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创新载体，营造合力兴市的氛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定要吸引广大干部群众广泛参与，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转化为党员干部加快发展的自觉行动，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为此，嘉兴市努力创新活动载体，精心设计了以“加快发展、富民强市”为主题的“八个万”系列活动，即开展“万名市民议发展”活动，推进对外开放的新突破；开展“万家企业创新业”活动，推进工业立市的新突破；开展“万家农户建小康”活动，推进城乡一体的新突破；开展“万名居民评社区”活动，推进文明创建的新突破；开展“万名学生大实践”活动，推进道德教育的新突破；开展“万个岗位解民忧”活动，推进扩大就业的新突破；开展“万名干部转作风”活动，推进效能建设的新突破；开展“万名党员争先锋”活动，推进基层党建的新突破。这些活动的扎实开展，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作者为中共浙江省嘉兴市委书记）
第9版(理论)
专栏：干部说干事
带着感情抓安全
彭建勋
十六大报告指出：“高度重视安全生产，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安全。”这一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我们要树立安全工作常抓不懈的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安全工作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特别是要带着感情抓安全。
安全工作的本质决定必须带着感情抓安全
安全工作的本质就是使人的生命和健康不受威胁。在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许多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都会威胁到人的安全和健康，这就迫使人们团结协作，以感情为纽带联结在一起，从而来保护自己，这就是安全工作。可见，构成安全工作的基本要素是“感情”。
从生理学角度讲，人如果对一项工作怀有感情，那他就会自觉地把精力用到这项工作上去，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发掘自身潜能，努力做好工作。而安全工作是事关人身安全和健康的大事，必须用严谨、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必须带着感情去做。
从认识论上讲，安全工作是人类从事生产、享受生活的基础，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活动。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各种灾害和事故始终伴随着人类前进的脚步，人类对安全工作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安全工作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情感内涵。因此，以感情为纽带，团结一致，互相关心，不断探索保护自身安全的方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从价值论上讲，带着感情抓安全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归根到底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安全生产正是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危的头等大事。带着感情抓安全，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直接的体现。
血的教训警示必须带着感情抓安全
煤矿事故之所以频繁发生，问题的关键是“严不起来，落不下去”。究其原因，就是漠视生命，麻木不仁，缺乏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每一起事故发生后，人们都会发现，造成事故的原因往往十分简单，只要把握住其中的一个环节，就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而且许多事故的原因是相同或相似的。但一些单位和部门却没有认真汲取教训，在实际工作中依然我行我素，靠侥幸心理过日子。表现在：
责任意识淡薄。贯彻安全工作的决定、部署和要求时，仅仅停留在会议上、口头上和形式上，安全生产的责任和措施落实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走过场，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形同虚设，工作抓而不紧，抓而不实，造成安全隐患大量存在。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怪。不注重安全基础工作，不注重现场管理，甚至以技术装备来代替现场管理，掩盖安全隐患；一些干部作风漂浮，不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对安全问题心中无数，制定措施无针对性，落实措施不具体，使得安全隐患不能及时发现和消除。
对事故教训认识不深刻。事故发生后，千方百计推卸责任，解脱自己，为保个人的一点私利或小团体利益，不顾事故受害者付出的血的代价，不总结、不自责、不反思，想方设法逃避责任。
抓安全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依靠突击式、运动式的方式来抓安全，时时紧张，处处被动。有的单位和管理者在抓安全工作时，罚字当头，指令开道，办法不多，措施不力。
存在事不关己思想。他人违章操作，有人认为事不关己；现场存在隐患，有人认为事不关己。事实上，单靠自己遵章守纪来维系个人安全是不够的，还需要人人参与营造安全的大环境。事实表明：多一份对安全工作的关心，就增加一份安全保证。
投入感情才能搞好安全工作带着感情抓安全，是和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联系在一起的，是和诚实守信、质量效益联系在一起的。带着感情抓安全，是支撑安全工作的精神支柱，它源自我们对自己所选择的职业的高度认同和热爱，同时也是社会责任感的具体化，是一种职业素质、职业精神的表现，是一种做人做事的境界。
树立人民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的思想。一起事故对一个矿来说，可能是几千分之一、几万分之一的不幸，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要时刻树立人的生命最宝贵的思想，真正将安全生产落到实处。
建设具有企业特色的安全文化，营造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的社会氛围。要树立“安全无小事”的理念，使员工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将安全行为辐射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人人、事事保安全”。
坚持令出如山，执法严明。对麻木不仁、敷衍塞责和失职渎职、无所作为者严惩不贷，决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在严格管理制度的同时，管理工作要人性化、情感化，使操作者心悦诚服地做好安全工作，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作者为大同煤矿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第9版(理论)
专栏：学者论学问
做“蛋糕”与切“蛋糕”
东北财经大学教授 吕炜
从事财政工作的人习惯于切“蛋糕”，而对于做“蛋糕”则往往考虑不多。事实上，在“做”与“切”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经济学原理。
对于财政而言，“蛋糕”直接是指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收入；间接是指财源或税源，即经济增长的速度、规模和质量。显然，做“蛋糕”是生产领域的事，切“蛋糕”是分配领域的事，只要做大了“蛋糕”，加强了税收征管，“切”的工作就会省心很多。但问题并不是单向的，生产决定分配是一方面，分配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则是另一方面。也就是说，分配制度合理与否，既可以通过税制、规费等影响生产，也可以通过财政支出使用后的效率和效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产，最终反映到经济增长的速度、规模、质量上来，影响到“蛋糕”能否持续做大。可见，切“蛋糕”并不是财政一家的事。“切”实际上是配置资源的过程，财政的一收一支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财政工作要有资源配置的概念，要看介入经济运行后是更好了还是更差了，如果更差了，要么是工作没做到位，要么是根本就不应该由你去做。这里反映的是财政职能和管理的问题。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既切“蛋糕”，也做“蛋糕”，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的80％以上来自国家预算内投资，而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占到30％—40％，最高时达到60％。“做”与“切”集于一身，这是典型的统收统支体制，限制了经济的内在活力，也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做“蛋糕”的职能开始分解，企业经营自主权逐步扩大，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发展，微观自利性经营活动受到鼓励。同时，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国民收入向企业、家庭的倾斜，也开始形成社会资金的积累与动员机制。财政不再需要直接进行产出，做“蛋糕”的职能正在弱化，整个国民产出主要由企业完成。财政做“蛋糕”职能的弱化，也意味着切“蛋糕”职能的转型，即切“蛋糕”的目的不再是为了直接生产“蛋糕”，而是为了给企业创造有利于生产“蛋糕”的环境。如果切“蛋糕”的职能不能随着体制变革进行调整，一方面会继续形成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则会在该配置的领域出现缺位。因此，当“做”与“切”的职能分离后，切“蛋糕”也需要适时创新。凡是企业能够做得更好的，就要尽可能创造条件激励它们去做；凡是市场不完善或存在缺陷的地方，财政就要想办法去完善和弥补。与此同时，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平衡地区差距、加快解决“三农”问题等，也越来越成为切“蛋糕”时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
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做“蛋糕”与切“蛋糕”的关系增添了更多的复杂因素。由于体制的过渡性和不稳定性，市场机制虽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市场机制的传导过程、传导效率不可能像在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那样健全、那样顺畅，传统体制的约束和影响还会发生作用，还会产生很多错误信号。市场与政府的边界还没有清晰的界定，即使理论上、政策上界定清楚了，体制上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调整过来，就匹配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下，财政作为政府配置资源的手段与市场配置的冲突会时有发生。解决的出路只有以不断深化改革来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直到新的体制完全规范、定型下来。这个过程对财政而言有两项重要工作：一是不断改革自身以推进整个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与经济自主运行能力的提高，比如调整税制、增加公共服务与产品的提供、平衡地区差异等；二是直接支持其他各项改革，支付转轨成本，比如偿还社会保障的历史欠账与新体系建设等。这些改革的进展都要以财政收支压力的增大、收支矛盾的加剧为代价。但既然这些改革都是必须的，最终会使经济运行更有效率、更具活力，那么财政就要主动去付出代价、承担责任。因为只有确立了好的体制，才会有良性的生产—分配关系、财政—经济关系，“做”和“切”之间的关系也才能真正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