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12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从宁静的未名湖畔来到茫茫的大草原上,他引领着无数学子走进了数学的殿堂,体会着学问的乐趣。虽然忍受着失明的痛苦,他却期待着能重返讲台,回到学生中去。
曹之江:情系讲台四十六载
本报记者 施芳
  曹之江,68岁,内蒙古大学数学系教授。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自愿赴内蒙古大学任教,在数学的基础教学岗位上连续工作4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称号,首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在国内首倡亏指数与构造理论方向的研究,发表论文30余篇,3次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自1995年以来,他在内蒙古大学创办“数理科学综合基础人才培养基地”,探索一种理科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已取得了明显成效。
  22岁离开北京奔赴内蒙古,至今过去了46年。当年的黑发青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但是只要谈起数学,谈起学生,年近七旬的曹之江总是按捺不住的激动。
  “我的根已经扎在大草原上,再也分不开了”
  红彤彤的脸庞,洪亮的嗓音,如果不是话语中不时冒出的绍兴乡音,不是瘦削的南方人的体形,曹之江的身上已深深烙下了草原的印记。
  那是1958年,曹之江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留校担任数学界老前辈申又枨先生的助教。得知组建内蒙古大学的消息,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10月,他和18位北大同窗,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一路欢歌来到呼和浩特,来到了茫茫草原上。
  生活的艰苦替代了想象中的诗情画意。那时的内蒙古大学正值初建时期,仅有七八座楼房,六个系。很长时间,他一直住在一间裂缝的窑洞里,刺骨的北风灌进屋里,水缸里总是结着厚厚的冰。饮食也是一道难关,没有大米,吃水要到自打井里去担,冬天井台上结着冰,一不小心就摔跟斗。
  “支援边疆建设很光荣”,曹之江乐呵呵地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始终没有想过离开。1963年,他动员爱人从北京调到内蒙古。
  当年同来内蒙古的18人中,陆续调回南方或是退休,至今仍在讲台上授课的仅他一人。期间,不断有外地的学校请他任教,他却丝毫没有动心。“我的根已经扎在大草原上,再也分不开了,”曹之江说。他的事业和内蒙古大学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作为全国第一所少数民族综合性大学,内蒙古大学已经形成理、工、文等门类齐全的学科专业体系。全校现有15个学院、53个系、研究所,有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重点学科10个、51个本科专业、39个硕士学位授权点、6个博士学位授权点、3个博士后流动站,为国家培养了各类专门人才35000余人。
  “我是真心地教他们,让他们的学问有长进”
  不知是偶然还是巧合,首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中11人为数学教师,其中5人毕业于北大数学系。当年在北大求学时,段学复、江泽涵、丁石孙……一大批数学上颇有造诣的学者亲自给学生上课。这些老师不仅学识过人,而且非常敬业。曹之江清楚地记得,代数老师段学复讲课时很投入,每次上完课总是满头大汗。江泽涵和蔼可亲,给同学答疑耐心细致。求学时的这段经历不仅给他打下了良好的数学功底,关键教会了他如何做一个教书育人的好老师。
  他是一位严师,学问上从不含糊。1995年,他给“数理基地”首批28位学生授课,这些同学都是中学里的佼佼者,每次考试八九十分都不在话下。谁知第一次期中考试,全班同学一半不及格,最低分仅35分。同学们震动很大。考试后,他逐一给同学补课,直到弄懂为止。心血没有白费,这一批同学此后全部考上硕士研究生,12人正在读博士。
  “我是真心地教他们,让他们的学问有长进,”曹之江说。起初同学们对这位严厉的老师有些敬畏,慢慢地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
  他对教学近乎痴迷,以至于吃饭、走路的时候,都在琢磨该用什么语言,打什么比喻可以让数学课变得既生动又深入。他视力不好,做过多次青光眼手术。可他不顾老伴的劝说,经常看书到后半夜,不仅看专业书,也看历史、文学等一些闲书。在他看来,就符号讲符号难免枯燥,上课时,他引经据典,把玄奥难懂的数学原理讲得平易、深切而自然,让学生充分体会到了“学问的乐趣”。
  为了创建数理综合基础人才的新型培养模式,从1995年起,曹之江在内蒙古大学倡议并建立的“数理基地”,迄今招生8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教书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没有比看到学生成才更愉快的事”
  生活中的曹之江有着一颗慈父之心。年轻时他就住在学生宿舍里,是同学们眼中的好兄长。即便在他当上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后,学生们遇到考研、找工作等难题,也总爱找他商量。徐言博曾经是他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回到青岛,却因病失去了工作,生活陷入困境。曹之江得知后,赶紧寄去1500元钱。徐言博病愈后考上了中山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为感谢恩师,他寄来1000元钱,并说此后每年都会寄钱来。曹之江把钱退了回去,他告诉徐言博,工作上有了成绩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
  从教46年,曹之江的学生有四五千人。每逢新年,贺年片像雪片一般从天南海北飞来,拜年的电话好多天不断。60岁生日那天,同学们不知怎么打听到他的生日,纷纷从各地赶来,给他摆了一个隆重的“谢师宴”。他对第一届“数理基地”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同学们准备了一本大册子,28位学生每人贴上一张照片,写下一段告别的话,上完最后一节课,同学们毕恭毕敬地交到了他的手上。这是一份他最为珍视的礼物,每每打开纪念册,他就想起了这些可爱的学生。
  身教重于言教。他的二女儿在内蒙古大学执教,在父亲的影响下,她上的课也很生动,深受学生欢迎。曹之江的许多学生毕业后成为中学的骨干教师,为振兴民族地区教育做出了贡献。
  “教书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没有比看到学生成才更愉快的事”。今年4月23日,他在北京做了第三次青光眼手术,休息了半个月之后,又重上讲台,为同学们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如今,他的左眼失明了,右眼的视力也很微弱,从亮处走到暗处几乎看不清。这学期学校安排他休息。离开相伴46年的讲台,曹之江心里空落落的。他最大的心愿莫过于重返讲台,尽快回到学生中去。
(附图片)
  题图:曹之江和他的学生在一起。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9月9日,在北京出差的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领导(右)来到北京舞蹈学院,看望他结对帮扶的贫困大学生焦璐。2003年,地处秦巴山区的汉中市委、市政府在领导干部中带头开展“一加一”帮扶活动,使全市220多名贫困学生如期迈入了高校大门。 新华社记者 陶明摄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近年来全球重大电脑病毒疫情及损失
林平 编制(新华社9月6日发)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电磁辐射污染危害人体健康
张越 编制(新华社9月6日发)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高校流行校园卡
本报记者 任建民
  “在学校内部,校园卡已经完全可以取代学生证了,”中山大学副校长许家瑞介绍说:“在中山大学,学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一卡在手,走遍校园’。”
  在中山大学校园卡正面,除了校名和校园卡号之外,还有持卡学生的姓名、照片、所在院系等身份信息。这样,在学校里,只要出示校园卡,管理人员就可以确认学生的身份了。另外,学生每年注册之后,学校会在校园卡内“写入”注册标志、有效期,这就好比在传统的学生证上盖一个“注册”章,不仅保证了校园卡的真实性,还给校园卡规定了一个有效期,从而方便了管理。
  与传统的学生证相比,校园卡能够记录更多的学生信息,因此也就具备了更多的功能。以前,一些学校为了让校内的设施,如体育馆、澡堂等更好地为学生服务,常要求学生在出入这些场所或者购票时出示学生证,有些学校为此还专门派人检查学生证。而在浙江大学,学校把澡堂管理也纳入了“一卡通”的范畴,学生洗澡必须插卡才能出水,并根据时间收费。这样,不是学生、没有“一卡通”的人就不能在学校的澡堂洗澡了,不仅减少了管理人员,提高了管理效率,而且大大节约了澡堂的用水量。
  不少学校已经考虑用校园卡取代学生证,改变管理形式。四川大学的一位教师说,以前学生证都是手写或者打印的,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经常需要到不同的部门办理各种手续,而每次填写的不外乎姓名、学号、性别、出生日期等信息。现在,用上“校园一卡通”系统之后,学生的身份信息都被存储在统一的身份服务器上,各个部门都可以共享,学生在办理手续时,只要一刷卡就可以了。显然,这不仅提高了学校的办事效率,还将彻底改变学校的管理方式。
  据了解,在中山大学,一些已经被纳入校园卡系统的部门,已经不习惯用传统的管理手段了。许家瑞副校长形象地说:“我们希望以后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只要填一次个人信息就可以了。”而在杭州,浙江大学的校园卡还走出了校园,甚至带来了以前学生证不能实现的便利。比如,只要持浙江大学的中信校园卡,就可以在中信实业银行签约的几百家商户和旅游景点消费,有的地方还可以打折。
  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校园一卡通”系统都是由哈尔滨新中新集团公司提供的,他们占据了国内70%的校园卡份额。新中新负责人宁爱华说,最近,他们的任务量直线上升,一个月就接下了20多所高校的“一卡通”项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十分重视校园卡的直接使用者——广大学生的真实感受。宁爱华说,正是通过在一些学校的试用,通过听取大量学生的反馈意见,新中新才选择了“二卡分离”、通过专有加密技术以校园网取代专网、以硬件加密取代软件加密的技术解决方案,并采用安全性最高的金融化系统,实现了先进与实用、安全与方便的统一,从而赢得了在“校园一卡通”方面的领先地位。
  许家瑞认为,校园卡不仅在功能上完全可以取代学生证,而且比学生证更有用。但是,校园卡毕竟还处于起步阶段,习惯了盖钢印的人们,一下子还很难接受刷卡这种新时尚。“不过,校园卡完全取代学生证,只是一件迟早的事。”许家瑞肯定地说。
  (附图片)
中山大学学生在用校园卡借书。 陈东摄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电子政务在中国

警惕电子政务应用的鸿沟
——我国地级市电子政务发展解析(下)
本报记者 杨健
  从2002年10月到2003年3月,《我国地级市电子政务研究》课题组进行了4次数据采集。在这4次采集中一直无法找到域名的地级市一共有11个,它们是:湖北咸宁,广西防城港、贵港、钦州,四川内江、乐山、广安,云南曲靖,西藏拉萨,陕西榆林和宁夏石嘴山。除咸宁外,这些城市都分布在“西部大开发”意义上的大西部。
  再来看15家最优秀的地级市政府网站,按得分顺序由高到低排列依次为:无锡、威海、佛山、衢州、江门、聊城、苏州、东莞、连云港、长治、合肥、襄樊、绍兴、淮安、洛阳。由此可见,质量最好的政府网站都分布在东部和中部,而且东部远远多于中部。东部11家最优政府网站又集中分布在江苏、广东、山东、浙江四个省,而这正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水平最强的四个省。这说明,政府网站的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是有关系的。分析整个257个城市的政府网站的情况,同样可以印证这一点。分析其中的原因,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网站建设中的经费问题越容易得到解决;经济外向程度越高,地区开放度越大,政府网站就越有可能成为招商引资和宣传的窗口,政府就越有动力把网站建设好。
  事实上,政府网站质量上的差异不只是在东、中、西这三个大的地域范围间存在,在同一个省区的不同地区同样呈现参差不齐的现象。以广东省为例,在15家最优秀的网站中有3个广东的地级市,但在18家最差的网站中,同样有该省的3个地级市网站位列其中。
  调查中一个更令人寻味的现象是,由不同类型机构主办的政府网站,质量存在明显区别。研究人员把主办机构分为四类,分别是:市政府、市委或市政府、市委办公厅(室);市政府信息中心;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或其办公室;市政府下属委办局或所辖区信息中心等。对229家网站统计的结果显示,从第一类主办机构到第四类,网站质量依次下降,而且差异很明显。课题组对此的分析是:市政府、市委或市政府、市委办公厅(室)主办说明是“一把手”挂帅,对电子政务的重视程度最高,政府网站质量也最高;市政府信息中心是常设的事业单位且信息技术较高,所主办的网站质量其次;信息化领导小组不是常设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协调,所主办的网站质量与前面两类比较要差一些,但比市政府下属委办局或所辖区主办的网站还是要好一些。
  课题组认为,电子政务发展的不平衡现象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长期下去将会损害整个政府的形象与内部合作。经济差距是客观、长期的多因素决定的,一时很难改观,但同一政府内不同地区的政府服务差异过大,不仅会引起政府内部之间的不满,也可能对公众造成负面的影响。目前我国各个地级市之间的财政状况非常不平衡,中西部一些地级市财政状况普遍比较紧张,甚至出现赤字,因此建议对于不发达地区和财政非常困难的中西部地级市,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鼓励、引导和资助他们开展电子政务,以避免在电子政务应用上出现过大的鸿沟。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教育论坛

推行教师轮岗 共享优质教育
马良柱
  时下,接受基础教育的费用不断攀升,已成为社会的热点与难点问题。除去乱收费外,就某些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而言,家长的经济负担仍然较重。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与教育发展不均衡之间产生了矛盾。
  众所周知,基础教育收费矛盾的突出之处主要表现在初中和高中两个学段。初中收费的大头是择校费。作为义务教育,小学毕业升初中本应就近入学,由于一些初中学校之间教学质量存在较大差异,许多小学毕业生的家长纷纷舍近求远,千方百计找门路,将孩子送往教学质量相对较高的学校,于是优质教育资源有限与人们对其需求旺盛的矛盾便出现了。进而,这类学校通过所有制改革等方式,变成合理收取高额费用的改制学校。在禁止初中入学考试的政策面前,为了使孩子接受稍好的教育,家长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出钱以选择改制学校,其中一些家庭收入并不宽裕的家长,只好咬紧牙关供孩子读书。
  到了高中,学生的身份差异就更大。有普通高中学生,有重点高中学生。在重点高中又有按指令线、调节线、择校线分别招收的学生,此外还有考分上了普高线又不够重点高中择校线而在重点高中借读的学生。这些不同身份的学生,其家长所承担的费用也各不相同。3年的费用少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元!
  对于重点高中学生多种身份的问题,可以以为这是人为造成的。既然是重点高中,又是非义务教育,为何不能像高校那样,根据招生计划和填报志愿情况,统一划道录取分数线呢?也许相关部门认为不同分数段的学生进入重点高中按不同的标准收费,有利于重点高中筹措资金加速发展。其实在制定统一的收费标准时充分考虑这一因素不就行了嘛!
  对于初中择校问题,更值得人们深思。初中教育毕竟是由政府承担费用的法定义务教育,接受优质义务教育本是孩子及其家长正当的要求和权益,然而稍好一点的学校就改制收取高额费用,实在有悖常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而学校间教学水平的均衡提高取决于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在日本,之所以没有择校现象,在于他们推行的教师轮换制发挥着有效作用。同许多国家一样,日本公立学校的教师属于国家公务员,一般3到5年内要进行一次校际间的轮岗。日本的教育法规定: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不得超过5年,校长的任期也只有2年,如果连任,也必须在校际间轮换。通过教师、校长的校际轮换,保证了各学校师资力量和管理水平的相对均衡,从而保证了各学校教学质量的同步提高。
  确实,一些地方在实施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突出了薄弱学校的治理工作,并提出名校名师到薄弱学校支教的要求,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保证和整体的运作措施,使得这一要求大多难以奏效。应该说,在我国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实行中央和省、市政府分级负责,以县为主的体制后,在公办学校教师的工资由县(区)财政直接拨付的基础上,在县及市辖区内推行公办学校教师及校长校际间轮岗的制度,操作起来是较为容易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若不然,按目前的态势继续发展:拥有众多优秀教师的学校会获得更好的生源和更多的资金,这样只能导致学校间的两极分化更为严重,学生及其家长择校的现象更加突出,接受基础教育以金钱开道的风气愈加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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