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视点
9·11”两周年思绪
黄晴
两年前的9月11日，在电视的现场转播下，纽约世贸大楼遭受飞机撞击、起火、坍塌的场面扑入人眼，美国人民的反应是：震惊、恐惧和愤怒。此后，恐怖主义便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中心议题，影响了美国和世界其后两年的历史进程，衍生了复杂的世界变动。
“9·11”之后的两年中，美国在世界上进行了两场战争，一场是阿富汗战争，一场是最近结束的伊拉克战争。这是两场已经结束的战争，又是两场没有结束的战争。从国家间军事对抗的角度看，战争已经结束；从民间对抗和国家社会重建的角度看，战争又远没有结束。战前，美国援引二战后对日占领的例子作为战争的理由之一，但现在看来，二者没有可比性，历史和文化环境的差别太大。
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据说是在“震慑和畏惧”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不能不让人联想，恐怖主义对世贸大楼的袭击，何尝不也是一种“震慑和畏惧”的手法。恐怖主义打击的目标是摧毁美国的文化象征和信心，事实证明，他们没有真正达到这一目的。美国“震慑与畏惧”的战略在军事上似是有效的，但背后靠的是悬殊的实力差距。在正规战争结束后，在收拾人心和重建社会方面，这一战略似全然无效，因为强力只能摧毁原有的结构，而重建是一个漫长的文化过程。
最近，美国较多地表述了希望联合国和其它国家介入伊拉克战后事务的要求，同时坚持美国的主导作用。众所周知，美国是在没有联合国授权、许多国家反对的情况下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现在又让别人介入收拾残局，而且只许打工，不得说话做主，这样的要求未免不近情理。事实上，任何介入都必然产生影响，改变事态进程，美国提出了一个物理学上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对美国而言，改不了“一家说了算”的心态，就会大大增加国际协调的难度，借用中国汉代汲黯讽喻汉武帝的一句话，“内多欲而外示仁义，岂可得也”。
近年，文明冲突论是一个世界关注的学术话题。“9·11”之后，文明冲突似乎成为自动实现的预言，成为急迫的现实问题。恐怖主义行为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文明准则，必须鸣鼓而攻之。
另一方面，恐怖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应对恐怖主义绝非一个简单的“执法”过程。
对于拉登等恐怖主义势力，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具有文明认同和意识形态的特征。特定的文明认同固然是当今人类不可避免的属性，但这种认同也应避免走向绝对、狭隘、排他和极端。在当今世界上，从精神层面来说，文明认同极端化是文明冲突的根源。在强势文明人群中，它导致了霸权意识、文化自大，在弱势文明人群中，它导致了“与汝偕亡”的绝望心态，导致了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冲突激烈，但在精神倾向上却一脉相通。
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容忍、相互信任和学习，这对今日的世界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不仅是化解文明冲突的精神基础，也是消除恐怖主义的釜底抽薪之策。在文明不平等的背后是现实的不平等，是南北差距扩大，贫富悬殊愈烈的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全球性社会公正的问题日益突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只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国际反恐 前路漫漫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何洪泽
“9·11”恐怖袭击距今整整两年。这一事件把反对恐怖主义的问题尖锐而又紧迫地摆在了国际社会面前。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宗旨的联合国很自然地处在这场国际反恐斗争的第一线。回顾这两年的国际反恐斗争，尽管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都为反恐做出了许多努力，然而，国际反恐斗争效果不彰，是很值得深思的。
恐怖主义并不始于“9·11”，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也不是在“9·11”以后才开展反恐怖斗争。国际社会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对恐怖主义有过关注，当时的国际联盟在1937年曾制定了《防止和惩罚恐怖主义公约》。但显然在当时二次大战前夕的风云之际，少数的恐怖主义活动并不受到重视。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一些极端组织把恐怖主义的目标转移到无辜的平民身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从1963年开始，先后制定了12个防止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和法规，对遏制恐怖主义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1997年，第五十二届联大通过决议，加强了在预防、遏制、消除恐怖主义方面的国际合作。联合国反毒品和犯罪办公室也开始了预防恐怖主义的工作，向许多国家提供了反恐咨询和技术援助。
“9·11”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加强了联合国反恐的决心。联合国安理会很快通过了第1368号决议和1373号决议，第五十六届联大通过了关于反对恐怖主义的第一号决议，还举行了关于反恐问题的特别会议。根据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联合国宣布了对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的严厉制裁措施，并成立了“安理会反恐委员会”作为监督和协助各国执行该决议的专门机构。秘书长还任命了一个由专家组成的“联合国与恐怖主义问题政策工作小组”，提出了联合国在其有优势的领域发挥反恐直接作用的31条建议。“9·11”以来，安理会通过的十几个有关反对恐怖主义的决议，意在切断恐怖组织和个人的经济来源，动员各国采取一致的反恐行动方面是有成效的。迄今已有160多个成员国向安理会的反恐委员会递交了各自的反恐报告，反映出各国在加强国内反恐行动方面取得了进展。
联合国在当前的反恐斗争中做了很大贡献，但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这集中体现在安理会是否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的问题上。从严格意义上讲，美国对伊动武并不完全属于反恐范畴，因为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现萨达姆政权与恐怖组织有直接的联系。但美国以反恐为旗帜武装推翻萨达姆政权，仍关系到如何开展国际反恐斗争的原则问题。其核心是究竟以联合国为主导，通过多边国际合作进行反恐斗争，还是采取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办法发动反恐战争。安理会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美国最终不通过联合国，发动了对伊战争，这无疑是对安理会权威的重大打击。在伊拉克战后的重建安排方面，联合国的作用也被局限于人道主义援助等辅助性的工作，有被边缘化的状况。尽管如此，应当看到在安理会未能阻止美国动武这一挫折的另一面，它拒绝授权美国对伊动武，正是维护了联合国的基本原则，也是维护了安理会的权威，对联合国今后的反恐斗争有重要意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联合国在伊拉克并非无所作为，它在战后很快恢复了对伊人民的人道主义援助，这对饱受战乱之苦的伊拉克人民是极大的帮助。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在伊拉克与各派政治领导人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对伊拉克未来的政治重建起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从目前的局势看，美国在伊拉克显然处境困难，布什政府正在考虑以扩大联合国在伊的作用来换取国际社会对它在伊拉克的更大支持。因此可以说，联合国在伊拉克问题上遭受了挫折，但并没有失败，它经受了考验，今后在伊拉克和国际社会反恐斗争中，它的影响和作用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然而，从整个国际反恐斗争全局看，形势并不乐观。首先，最大的恐怖组织“基地”并没有被摧垮。形形色色的恐怖组织还在全球60多个国家开展恐怖活动。今年以来，世界各地的恐怖爆炸事件接二连三。联合国报告指出，“9·11”以来，通过模仿和别出心裁策划和发动恐怖主义攻击的可能性更大了。连在美国国内，恐怖活动的威胁也没有降低。甚至有报道说，美国执法部门承认，美国国内同情“基地”组织的人数有增无减。其次，国际反恐目前还主要依靠各国的力量，对其境内的恐怖组织进行遏制、打击。许多中小国家特别是恐怖组织活跃的国家，反恐能力严重不足。所以联合国与恐怖主义问题政策小组向秘书长提出的三个工作重点，第一个就是提高会员国的反恐能力，加强这方面的国际援助。然而在这方面还没有见到国际社会有具体的行动。连美国都只是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国门，让美国的军队和其他人员自己去执行反恐任务。第三，恐怖主义已经国际化全球化，一个恐怖组织可能在其他国家活动，恐怖组织之间也常有联络和支援。这就要求建立起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有效的反恐网络。联合国目前希望有179个成员国的国际刑警组织在收集、分析、交流有关恐怖分子的情报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第四，恐怖主义的产生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要消除恐怖主义滋长的土壤，是极其复杂的事。问题还在于，美国对产生恐怖主义的内外原因，还没有进行深入的反思。因此它没有改变自己那些激发恐怖活动的错误政策，反恐也不可能有正确的策略。
联合国与恐怖主义问题政策小组指出，“人们对正义得到伸张不抱希望，是滋长恐怖主义的温床”。他们提出要“劝阻那些心怀不满的群体，使他们不至信仰恐怖主义”，“杜绝各群体或个人采取恐怖主义行动的手段”，并号召“开展持续广泛的国际合作，与恐怖主义进行斗争”。的确，要使恐怖主义这个毒瘤最终被控制和消灭，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附图片）
图中军官说道：“好消息，士兵们！我们不认为伊拉克将成为另一个越南……”；图板上方标明“伊拉克”，图板下文字为“又一个北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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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单边主义的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陶文钊
“9·11”以后，美国组织起国际反恐统一战线，取得了对阿富汗战争的胜利；接着，美国不顾反对意见，绕开联合国进行了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它与盟国之间的重大分歧；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以后，它在与联合国、欧盟、俄罗斯协商后又推出了解决阿以冲突的“路线图”；最近美国又通过参加北京六方会谈，寻求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从这些主要的国际事件中可以看出美国外交的三个明显的特点：把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单化为善恶之分；单边主义的发展；主张国际合作的政策与单边主义政策的反复斗争。
“邪恶轴心”说——布什外交的大失策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很看重意识形态，“9·11”以后，这种色彩更为加重。布什总统一再号召：“去回应这些袭击，铲除这个世界上的邪恶。”布什政府就把反恐作为划分敌友的唯一标准：要么反恐，要么与恐怖主义者同样下场。诚然，恐怖主义是对世界和平和文明人类的挑战，“9·11”以后，世界各国都赞成反恐。但恐怖主义是当前世界各种矛盾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世界各国对于恐怖主义存在着不同看法。而且反恐既要治标，也要治本，要研究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再则，恐怖主义对各国安全的威胁有所不同，因此在各国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也不一样。
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布什总统又提出了“邪恶轴心”说，伊拉克、伊朗和朝鲜被划入其中。这个说法容易引起两个联想：在冷战时期，里根总统把苏联称做“邪恶帝国”，在二战中，德、意、日法西斯结成轴心国。因此，“邪恶轴心”之说引起国际社会广泛不满，也疏远了美国的盟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法、德等强烈反对战争，与这种说法不无关系。同时，美国把自己推到了毫无转圜余地的境地。“邪恶轴心”说的提出可以说是布什外交的一大失策。
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关系中这种一超独大的现实使美国逐渐发展起单边主义倾向。“9·11”以后，美国政府中的新右派利用恐怖袭击事件激发起来的高涨民族情绪，进一步发展单边主义。2001年12月，在美国的反恐战争最需要世界各国合作的时候，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退出反导条约。2002年3月又出台了《核态势评估报告》，要把核武器小型化、战术化，把核武器从威慑性武器变为实战可以使用的武器。为了实现单边主义，布什政府又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先是布什总统在2002年6月1日西点军校毕业典礼的讲话中说，“要在最危险的威胁成为现实之前就对付它”，随后在2002年9月1日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正式加以阐述，并把它的含义扩大为打预防性战争。该战略的首次实践就是伊拉克战争。
单边主义的特点是，对于现行国际体制、国际条约，符合自己利益的便用，不符合自己利益和需要的就弃之不顾；仅凭自己的判断行事，不尊重国际社会的普遍意愿，甚至不尊重盟国的意见。
单边主义并不是美国唯一的行为模式。实际上，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了大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合作。正是在这种大形势下，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中东和平“路线图”的推出也是与有关方面协商的结果。所以，布什政府的外交是，能进行国际合作就合作，合作不成也要单干。
在伊拉克的两难困境对单边主义的制约和挑战来自三个方面：美国政府中主张实行国际合作的温和派别；盟国的政策；国际事务的具体实践。
在伊拉克战争前，联合国进行了半年的辩论。布什政府中鹰派人士不打算把问题提交联合国。他们认为联合国先前的决议已经为对军事打击伊拉克提供了足够的根据。但主张实行国际合作的温和派说服了布什，当时他们对得到联合国的授权感到有把握。始料未及的是，美国等提出的第二个决议草案居然拿不到9张赞成票，法国等居然与美国对着干到底。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战争进行得比较顺利，新保守派一时兴高采烈。但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遇到了挑战。尽管美英仍然在伊拉克驻扎大军，但仍然无法稳定局势，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接连发生的几次重大的恐怖主义袭击表明，伊拉克的安全形势在严重恶化。美驻伊军队不断遭到攻击。同时，美驻伊军队每月的维持费用达到约40亿美元。14万大军在那里长期呆下去，代价高昂，而且将大大削弱美国的战略灵活性，还会影响美国本土的防卫。但如果美国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为伊拉克重建出力，使联合国通过新决议，美国就必须让出一部分权力。美国在伊拉克的两难选择正是单边主义的困境。
朝核问题——布什外交的又一考验
朝核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布什政府的政策应该反思。在1994年美朝框架协议达成之后，半岛的紧张状态缓和了下来，美朝之间通过四方会谈保持了交流的渠道。2000年10月奥尔布赖特国务卿访问朝鲜，这是半个世纪来美国国务卿对朝鲜的首次访问。近几年来朝鲜也没有再试射导弹。布什总统就任后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与克林顿对着干的方针。布什政府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邪恶轴心”的说法，又大大恶化了朝美关系。
在朝核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也有分歧。新保守派一些人企图在朝鲜搞政权更迭不是一年两年了。但朝核问题与伊拉克问题不同。布什政府内主张通过国际合作途径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意见得到了美国盟国的坚决支持：日本，尤其是韩国都赞成和平解决，排除了非和平的途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单边主义在朝核问题上受到一定遏制。
但是，一有机会，新保守派就鼓吹单边主义。但从过去两年的情况看，单边主义是成事不足（如伊拉克重建），败事有余（如退出反导条约）。单边主义削弱了跨大西洋联盟，疏远了美国与传统盟国的关系。
（附图片）
图中左方弹丸上写有“伊拉克（美驻军）每周平均十亿美元”，图中布什喊道：“准备！瞄准！”图右上方文字为“开火（另译：着火了）！”其手中纸片上写有“国土安全预算”。
（本版漫画均选自《国际先驱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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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下太平路不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王在邦
“9·11”事件以来，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在不少方面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彼此缠绕；主要战略力量不同程度地调整其内外安全战略，重要战略关系相继经历重大变动与重组；地区冲突明显增多，局部动荡有所加剧，突发事件此起彼伏，天下更不太平。
两年来，恐怖与反恐怖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一方面，国际反恐怖斗争取得一定成效。不仅阿富汗塔利班军事组织遭受重创，本·拉登“基地”组织的老巢被端，包括其核心骨干成员在内的3000多恐怖分子被逮捕，有1.3亿美元的恐怖资金被冻结。另一方面，国际恐怖势力更加肆虐。美对阿富汗军事打击并未击中“基地”组织的“命门”。“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势力经短暂蛰伏与调整，在“9·11”事件一周年前后，发起撞击法国油轮、莫斯科人质事件、巴厘岛和三宝颜连环爆炸案等大规模报复性恐怖袭击，再度震惊世界。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后，国际恐怖势力相继在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拉克掀起新一波报复性恐怖袭击浪潮。据不完全统计，短短一年时间，全世界就共发生大小恐怖事件近430起，造成近2000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以及大量财产损失。据查，“基地”组织已基本完成重组，其“新生代”核心骨干渐成气候，成员队伍有所壮大。目前，该组织大约有18000人，散潜在60多个国家。他们与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团”、菲律宾“阿布沙耶夫集团”等其他恐怖组织联手作案，出现恐怖活动本土化、恐怖分子年轻化等趋势，恐怖袭击的范围明显扩大，袭击目标既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驻外机构与设施，也包括当地饭店、商场、旅游景点和娱乐场所等人口密集区。事实证明，恐怖活动更加肆虐并向全球蔓延，单靠武力反恐并非完全有效。
随着恐怖与反恐怖斗争的深入发展，主要大国不同程度地调整安全战略，导致国际反恐合作与传统军事竞争同步发展，国际安全形势中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大。“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促使主要国家重新审视内外安全环境，重新安排安全战略的轻重缓急，突出反恐保安，并据此调整武装力量结构，筹建反恐快速反应部队等。外交上，重视和推进双边、多边和区域反恐安全合作，反恐怖成为现阶段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重要粘合剂，国际安全领域中长期居支配地位的大国战略竞争与较量有所缓和。但是，美国致力于反恐怖的同时，不仅没有忽略推进其单极世界战略，没有放弃防范潜在战略竞争对手，其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战略反而开始偏离反恐轨道，在继续推进反恐怖斗争的同时，大力谋求建立所谓“新帝国”。他们据此在政治上提出“失败国家论”，军事战略上强调基于能力、“先发制人”，军备建设注重信息优势与技术优势相结合、单方面废除反导条约、大力发展攻防兼备的高精尖武器装备和远程投送能力、决意开发小型核武器和太空武器，外交单边主义和黩武主义气势逼人，其军事基地遍布全球主要战略区域、100多个国家。尤其美英不惜人为制造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牵连、违反联合国决议发展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所谓借口，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对伊战争，首次实践其“先发制人”的军事原则，开创了新世纪国际关系发展的恶劣先例。
我们看到，正是美国公然谋求建立“新帝国”，严重危及其他大国的战略利益，导致单极与多极矛盾再度有所突出，妨碍了主要大国增强彼此战略互信。围绕美英谋求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法、德、俄等国彼此协调，坚持反战立场，成功进行一场反对单边主义、黩武主义和单极企图的外交阻击战，使美在实力地位达到顶峰时遭遇外交史上空前的挫败。美国则借助推行“临时联盟”
政策，一手制造了“新欧洲”与“老欧洲”的分裂。大西洋两岸同盟关系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具实质性的调整。正是美提出“失败国家论”和“邪恶轴心论”，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和“政权更替”，导致美与朝鲜、伊朗等所谓“邪恶轴心国”的紧张关系大幅度升级，直接促发朝鲜半岛核危机。正是美全方位强化其绝对军事优势，直接或间接地加剧了世界范围内军备竞赛的危险性。也正是美国非理性反恐、以暴易暴，从“打伊倒萨”入手，启动“改造伊斯兰世界”战略，激起广大穆斯林民众强烈的厌美仇美情绪，导致美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有所激化，为国际恐怖势力在伊斯兰世界扩展势力与影响提供可乘之机。
两年来上述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关大国尤其美国的战略反思仍受到冷战思维和传统现实主义的干扰与掣肘，政策调整在不少方面与新时代要求和文明大国应有风范仍有距离。维护和推进世界和平与安全，需要相关各方尤其各大国具有长远眼光，切实负起责任。
（附图片）
图中人说道：“我们确信这枚火箭瞄准了华盛顿”。（图右画板上为巴黎埃菲尔铁塔，铁塔上为法国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