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热点
面对国际上一些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中国表明了一种理性、正确和负责任的态度——
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本报记者 田俊荣
一个明确的态度
这个夏天并不凉快。有人形容，日本点火、美国加柴、其他一些国家鼓风，炙烤着中国的人民币。
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是顺着这股“潮流”升值，还是从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实际出发，慎重地做出决定？
8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表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持续稳定发展，而且有利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从根本上说，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发展。”
同一天，央行公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谈及下半年货币政策取向时，也明确提出，要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中国，亮出了自己的态度。
如果说5年前，当亚洲金融危机肆虐时，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保持汇率稳定是理性、正确和负责任的，那么，5年后的今天，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样是理性、正确和负责任的。
客观看待人民币面临的压力
时下，不管是红红绿绿的外汇牌价，还是形形色色的金融统计，都在告诉你，你手里的1美元大约可以兑换成8.28元人民币。那么，这一人民币汇率是怎样产生的？
在中国，机构和个人卖出或买入外汇都要通过外汇指定银行进行。外汇指定银行又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或将多余的外汇资金卖给其他银行，得到人民币；或用人民币向其他银行购买外汇，弥补外汇头寸的不足。这一买一卖，一供一求，就生成了人民币和外汇的比价，也就是人民币汇率。同时，央行依靠法律规范和市场手段来调控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供求，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
这就是人民币汇率制度：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口和外商投资的快速增长，相对应的，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表现为外汇供大于求。从表面上看，人民币面临着升值的压力，但由于我国实行一定的外汇管制，外汇市场状况还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外汇供求关系，国内外形势也存在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多种因素，因此，必须以客观、谨慎的态度看待人民币面临的压力。
汇率稳定有利中国
汇率变化好比一柄“双刃剑”，对经济、金融有利有弊。权威人士认为，如果人民币在近期盲目升值，将对中国的经济、金融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可谓弊大于利，得不偿失。
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出口增长。有人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假定现在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8元人民币，一只中国产的花瓶成本为5元人民币，即0.625美元，倘若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5元人民币，那么成本将提高到1美元。这样一来，如果花瓶以美元计价的出口价格不变，出口企业的利润就会下降，影响其出口积极性；如果要维持原有的利润，就要提高出口价格，而这又会削弱花瓶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扩大出口。
受非典影响，出口企业的国外订单有所减少；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所抬头，总的看，当前的出口形势并不乐观。人民币升值将使出口的步履更加沉重，进而拖累国民经济的增长。
升值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通货紧缩趋势。如果人民币升值，大量进口商品的人民币价格将随之下降，有可能带动国内整体物价水平的下跌。
升值会加大就业压力。我国的出口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容纳了众多的劳动力。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将迅速传导给就业，使就业的形势更为紧张。
金融方面。升值将吸引“热钱”流入，影响金融市场稳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金融大鳄”索罗斯所裹挟的国际短期资本就是“热钱”。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一些“热钱”可能正在潜入中国。“热钱”希望人民币升值，妄图到时大炒一把。而升值会使“热钱”纷至沓来，埋下较大的金融风险。
升值也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外汇滚滚流入的背景下，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央行不得不大量收购外汇，相应的，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助长了货币信贷猛增的势头。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使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使金融调控的空间愈来愈小。
相反，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不仅能避免这些弊端，还能降低不确定性，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试想，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虽然比较明显，但换一个角度看，中国的经济资源尚未充分利用，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压力较大，政府财政负担较重，银行不良资产较多，这些深层次矛盾解决不好，也有可能推动人民币汇率走贬。如果我们一看到短期内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就让汇率升值，将来一出现贬值压力，再把汇率调回来，这样反复折腾，经济怎能持续快速发展呢？
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要有大局意识，要有长远眼光。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元龙给记者讲了“三个经济学家辩论”的故事。第一个经济学家笑说：“如果现在人民币升值，咱口袋里的人民币就值钱了，出国也神气多了。”第二个经济学家反对：“如果现在升值，恐怕你还没出国，就失业了。”第三个经济学家总结：“如果人民币汇率稳定，随着经济发展，咱口袋里的人民币还会多起来，出国时还能神气起来。”
汇率稳定有利世界
一些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中国向世界输出了通货紧缩。
他们认为，中国通过出口向其他国家低价销售商品，打压了这些国家商品市场的价格，使其受到通货紧缩的威胁。按照这一“逻辑”，他们提出，人民币应当升值，以减少中国的出口。
细细剖析，这种“理由”和“逻辑”十分荒谬。一方面，中国并没有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因此人民币也没有必要升值。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商品对其他国家的物价水平还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冲击。比如，中国对日本、美国的出口总值占这两个国家GDP的比重不到2％和1％，且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上，根本不足以影响其价格水平。事实上，日本的通货紧缩缘起于泡沫经济的破灭，美国的经济疲软来源于高新技术产业的调整，将经济不景气归咎于中国，把板子打在人民币汇率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方面，即使人民币升值，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据世界劳工组织统计，目前中国制造业每年的人工成本约为1200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2.1％和美国的2.2％。中国商品的主要优势就在于低工资低成本。即使中国劳动力的工资由于人民币升值而提高一倍，仍然不到美国劳动力工资的5％，美国生产同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没有竞争优势。
要求人民币升值不仅无助于一些国家经济状况的改观，还会让它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比如，会损害这些国家在华企业的利益。日本贸易振兴会对1300多家在华日本企业的调查显示，50％以上的日本企业主要业务在出口方面，如果人民币升值，他们将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调查表明，绝大部分在华日本企业不希望人民币升值。
而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则有利于亚洲和世界。汇率稳定会带动中国出口增长，发达国家能更多地从中国进口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制品，有利于其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与此同时，汇率稳定会带来中国经济金融的稳定，从而放大中国的进口需求，进而推动其他国家的出口扩张。
有人概括，汇率稳定将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有效的“供给者”和巨大的“需求方”，因此，中国选择汇率稳定，是对亚洲和世界发展负责的表现。
有学者特别指出，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另有原因。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对当局的指责，有的则是为了争取国内制造业的选票。1985年9月，日本与西方国家签署了《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了30％，这已成为引发日本经济多年衰退的重要因素之一。18年过去了，这样的覆辙，中国再也不能重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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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人民币汇率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1978年，人民币汇率约为1美元兑1.7元人民币。
1979年，允许企业创汇按比例留成。1980年，企业多余外汇可以到官办的外汇调剂市场交易，因而在官方汇率之外，又产生了调剂汇率。
1981年至1984年，官方汇率实行两种价格：对外公开挂牌价格和对内贸易结算价格。1985年，这两种汇率并轨，统一实行1美元兑2.8元人民币的官方汇率。到1993年底，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5.8元人民币，调剂汇率为1美元兑8.7元人民币。
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后，人民币汇率稳中趋升。但从199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在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的水平上。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导致最大化就业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
中国目前的总体就业弹性为0.1，也就是说，GDP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带动0.1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大约是80万人，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大约是0.3—0.4
经济增长固然是就业增长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国际和国内经验都表明，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导致最大化就业，而且一定的增长速度并不以相同的比例带动就业增长。
一般来说，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通常带来不同的就业结果。那些急于赶超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较早阶段就人为扶持重工业或所谓“高新产业”的国家和地区，形成的资金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就缺乏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这样的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够达到较快的速度，但不能实现最大化就业。
例如，“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战略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产业，而一些中南美洲国家则一味追求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从长期来看，不仅前者经济发展绩效优于后者，而且失业率还比后者低得多。
我国最近20年来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关系的变动，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用就业弹性来衡量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果。所谓就业弹性，就是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总的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但自90年代以来逐步减小，已经降低了2／3。中国目前的总体就业弹性为0.1，也就是说，GDP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带动0.1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大约是80万人。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大约是0.3—0.4。这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过早追求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倾向。
因此，想方设法扩大就业，政府就必须把最大化就业置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优先地位，不仅依靠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时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适宜的技术选择战略来实现就业目标。
鉴于中国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决定的比较优势，全国大多数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应立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此外，技术的选择和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也能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产生影响。因此，处于发展中的中西部地区，更应当选择劳动密集的适用性技术，这样可以达到以较少投资吸纳较多就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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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茶座
停产该不该“一律”
高云才
一段时间以来，局部地区煤矿事故不断。有关部门除立即组织抢救伤员、安排死者善后外，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让本地区煤矿一律停产整顿，确保安全生产。但是，这种对安全生产负责的通行做法，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
山西神州煤电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一位负责同志说，停产整顿的矛头应该直指那些发生责任事故的煤矿，而不该搞“一刀切”，让那些平时安全生产抓得好的企业也“连坐”，这多少有些不公平。
还有专家算了一笔账，那就是大规模停产整顿给区域经济带来的影响。最近山西连续发生3起恶性瓦斯爆炸事故后，省里决定从8月19日零时开始，除大同、西山、潞安、晋城4个重点矿务局外，全省煤矿企业一律停产整顿一周。据了解，山西省煤炭产量总数为4亿吨，占全国总产量近1／3。停产一周，意味着山西省少生产原煤约825万吨。
面对质疑，我们有必要重新“打量”煤矿停产整顿这个刚性措施。
停产整顿究竟有没有好处？当然有。比如：停产后，各个煤矿要进行自查自检，对不安全的隐患抓紧排查处理；停产期间由矿上集中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让工人们掌握安全生产的知识技巧；矿上董事长、经理由各市、地组织培训；违反规定不停产的煤矿要追究县、乡长的责任；设立举报电话，举报属实的给予奖励……这些细化的措施，对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的安全生产来说，无疑都是重要的保障。
结果是什么呢？像山西这样一个煤炭大省，停产整顿和平时各种各样的安全处置，使百万吨煤死亡率逐年下降。山西省副省长靳善忠认为：“不搞好安全生产，就是对人民犯罪。我们不要带血的效益和带血的速度。”
两利相衡取其重。看来，为了煤矿的安全生产，还是有必要使用停产整顿的方法，以树立人人讲安全、事事讲安全的良好风尚。
那么，停产整顿是否有百利而无一害呢？也不是。这就涉及到停产整顿的“公平与效率”的命题了。即：出事故的企业理当受到重罚，局部地区的相关企业应该积极整改，引以为鉴；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应该迅速恢复生产。前者体现公平，后者体现效率。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停产整顿，就大有学问了。简单一“停”，似乎不难，难的是既要抓住安全生产，又要促进经济发展。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不具备安全生产的条件时，“有水快流”的倾向是不对的；在具备安全生产的条件时，“有水不流”的做法也不可取。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
笑声四“溅”
非典过后，贵州省适时推出多种多样的“文化游”来吸引游客。图为在贵阳市花溪狂欢泼水节上，一名游客被自己的朋友高高举起“抛”进充气式水池里，水花四溅，充满了欢乐气氛。 吴东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