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在中西融通中创新
——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校长成中英谈高等教育改革
本报记者 董洪亮
成中英1963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和数学博士，现任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校长。作为华裔，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涵养，是国际中国哲学会的创始会长，国际易经学会会长，在美国坚持主编、出版英文《中国哲学》杂志30年不辍。1994年在北京参与策划、组织国际儒学联合会。
成中英在美国耶鲁大学、夏威夷大学开设过30多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方面的课程，其中有经典儒学、道家、中国佛教，数理逻辑、美国哲学、伦理理论等。他曾到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多所大学交流学术，已出版22种中、英文著作。上图为成中英在办公室工作。
应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之邀，成中英先生8月初来华进行教育讲座与交流。在几十年教学、办学的过程中，他对高等教育改革有许多感悟。日前，记者就东、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异同，高等教育的目标与面临的问题等采访了成中英。
关于大学培养人才的理念，成中英说，完善的教育应该能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落实到受教育者的生活中去。事实上，西方更重视科学精神，侧重缜密的分析，对策略、技术比较看好；而中国、东方则偏重人文主义，重视综合、整体的伦理，重视事物间的关系，善于灵活、变化思维，崇尚和谐境界。高等教育在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日本等国家能成为世界强国，高等教育的持续改革与改进功不可没，美国教育的灵活性与开放性，日本的全民教育等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其历史文化的短缺，又未能充分掌握人文精神、熔合东西方文化精华为一炉而冶之，还有狭隘的民族自强意识，使得一些国家霸权主义和自我中心的实利主义流行。在世界各国交往步伐加快的大潮流下，中国大学一方面要引进一些西方高等教育的成功做法，同时要把自己的文化精髓送出去。就是说，高等教育在理念上应该是相互交往，彼此丰富。
当代高等教育如何不随波逐流而保持相对独立的精神？成中英认为大学必须有目标意识并建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具体来讲有5个目标，一是人文主义，就是发展人的创造潜力并实现人的善良性，二是科技专业目标，就是发展人的专业能力使其具有服务社会的专长，并能改进与发展知识，三是道德社群主义，即发展一个体现和谐、开展民主、维护良好生活环境的伦理社会，四是知识社群主义，就是充分讲求科学，以寻求国家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致力于国际社会政经秩序的和平发展，五是实现高水平的知识与道德的良性互动，促使个人与社会、经济与教育、国家与国际合理依存。
血浓于水，虽然身在海外，成中英却时刻关注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他说，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西部大开发以及经济全球化、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现状，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教育和经济的协调发展，高等教育的全民化或普遍化，国际开放与国际合作等。关于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他说，教育的经费来自经济发展，人才也靠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知识经济的提升与推广需要依赖高等教育，这一问题值得思考。高等教育的普及方面，中国大陆有许多工作要做，美国平均3万人有1所大学，我国台湾每5万人有1所大学，大陆在此有一定差距，因此应该积极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办大学。为引进国际教育资源为中国所用，目前大陆院校已经可以与国外大学合作办学，同时允许外国人士及合法机构来华办学，但是，必须注意国外许多牟利之徒，假借名目，蓄意混淆国外知名大学名称，避免滥合作、滥发文凭、滥收费等现象。
早在1986年，成中英来北京大学讲学时就提倡管理哲学、中西管理哲学的融合与应用，此后他帮助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等引进工商管理硕士教育。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创造性地开设了管理哲学、企业伦理两门课程。重视管理与伦理的思想影响到美国许多商学院，哈佛大学等校最近设置了商业伦理课程。为了融通中西，办出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科，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合作，开展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金融管理博士培养方面的探索。成中英先生介绍，在北师大将继续开设管理哲学、企业伦理课程，其中要从中国传统经典中挖掘变化、发展、宏观透视的概念。他说，管理是外在的伦理，伦理是内在的管理；管理是群体的伦理，伦理是个体的管理。在高等教育中，成中英倡议管理与伦理互动，法律与道德并行。（附图片）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教育论坛
别把院士当“花瓶”
——关于高校引进院士的思考
阎广芬 张立彬
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学术称号，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学术上的权威性。人们仰慕院士，称颂院士，各高校竞相引进院士，确也势有必然。不言而喻，引进院士可为高校启动科技创新工程提供强有力的人力和智力支持。目前全国许多高校都在积极探索院士智力共享机制，主要模式有以下几种：聘任院级领导职务，让院士“掌门”；聘任名誉职务、顾问，提升学校知名度和学校形象；聘任兼职教授、博导，合作培养高水平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聘请院士合作进行科技项目研究，提高研究的质量、水平和成功率；聘请院士开展科技咨询、专题报告和学术讲座等等。
但是，毋庸讳言，目前院士智力共享中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把院士视为“花瓶”，任意摆放。有些高校引进院士，不是看重院士的知识资源，而是看重院士的“名气”资源；不是从提高教育科研水平出发，而是借名人装点门面，抬高身价。有的高校，不管科研条件是否具备，不管是否需要某方面的高层次人才，也盲目引进，硬“挖”院士，大造声势。比如，开大会时请院士坐主席台，让大家见见面；颁奖会上请院士给获奖者发个奖，让群众鼓鼓掌；新闻发布会上请院士出出场，让记者扫一下镜头；联谊会上一些不相识的人请院士站在中央，让他们轮流照照相等等。
“引智”热中有冷，造成人才资源浪费。目前，我国高校掀起的“引智热”、“院士热”，一方面反映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逐步形成，值得肯定；另一方面，“引智热”中有冷的现象存在，这种冷现象直接影响到人才利用的效率，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具体而言：一是“外引”热，“内引”冷，外来和尚好念经。重点高校到国外“引智”，对国内重视不够；一般高校到重点高校和国家科研院所“引智”，对本校人才重视不够。一些高校为了挖到院士，条件是每年薪金数十万元，科研启动费100万元，几室几厅的商品房，结果引进了一个人才，损伤了学校几千人的积极性。二是“引智”热，“用智”冷，高成本“引智”与人才浪费并存。有些高校高薪聘来院士、专家，却没有科学的利用方案，只是为了提高学科知名度和招生号召力。三是“人才竞争”热，“环境竞争”冷。科学家渴望的环境不仅仅是汽车、房子、办公室，还要有宽松的科研环境，以减少科研活动的不必要的运转成本。
院士、专家等高层次人才是一座“金山”，怎样才能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笔者认为，高校引进院士智力工作尚需重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创造有利于院士发挥作用的科研硬环境和人文软环境。只有为优秀人才、杰出人才施展才华创造有利环境和条件，才能使院士、专家等高层次人才的价值真正得到体现。切实使用好院士高层次智力资源，使之产生最大效用。高校不能仅仅热衷于“挖”，还要注意加大使用好“共享院士”的工作力度。具体而言，其一，充分发挥院士、专家等高层次人才在学科建设、重点实验室建设、人才培养和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申报中的重要作用。其二，在院士、专家等高层次人才使用上不要吝啬核心“位置”，要让他们走向前台，大胆赋予实权，直接分管一个方面、多个方面，甚至主持一个单位工作。
充分发挥“群体效应”，重视站在国际前沿的学术梯队建设。院士所承担的往往是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重点和关键性课题的研究，高校除提供必需的科研工作条件外，不可能由院士“单枪匹马”去完成这样大的科研任务。要发挥引进院士的核心作用，就必须在他的旗帜下聚集一大批优秀的、有实力的、专业学科配套齐全的、具有团队协作精神的中青年科技力量。
（阎广芬，河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张立彬，河北大学党委组织部处级组织员。）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女大学生当上了村支书
被农民誉为“农家致富好参谋”的四川省洪雅县中山乡前锋村党支部书记文春艳，1998年大学毕业后，冲破传统观念回乡当了村干部。5年来，她先后担任村计划生育专干、共青团村支书和妇女主任。2001年文春艳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带领全村农民发展生产、摆脱贫困，使该村成为全县生态农业经济发展示范村。图为文春艳（中）在向农民传授花茶加工新技术。
新华社记者 刘前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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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贫困但我自强
——一位在校大学生的自述
新华社记者 刘大江
“我打工是因为家里穷，我必须靠自己来摆脱困境。”来自河北农村的四川大学二年级学生张同修显得比同龄人更为成熟、稳重。
要采访张同修很不容易，晚上8点多他回宿舍吃晚饭，近9点记者才找到他。原来暑假以来，张同修一直在外面公司打工，每天一大早就得出去，直到很晚才能回校。
下面是张同修的自述——
“家里竭尽所能提供的1万元钱，其实只能保障我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大学剩下3年的费用该到哪里找呢？我并没有绝望。大一下学期，由于我成绩优秀，表现优异，还是学生干部，因此很幸运地争取到了3年的国家助学贷款，每年3500元，再加上每年得到的奖学金，这样基本够交学费。剩下的就是要解决每月200元生活费的来源，途径很明确：打工。
“我打的第一份工是家教。学生家住得很远，踩单车来回得花近两个小时，说老实话，价钱的确不高，教初中3个小时才40元。但我接下这活时没有丝毫犹豫。因为一月可挣200元，这可是我满满一个月的生活费呀。
“每周日清晨，很多同学还在梦乡的时候，我就骑上我的破单车，哐当哐当上路了。冬天特冷，四川很潮湿，我的手长了很多冻疮，握着僵硬冰冷的车把，手掌钻心地疼，有的地方还溃烂了。
等骑到学生家时，学生往往还没起床。
我很卖力，每次都要免费延长1个小时。在我的精心辅导下，学生的学习居然有了长进。月底发报酬，我捏着200元薪水，嘿嘿傻笑不已：下个月的饭钱，有着落啦。
“这个暑假，我在帮一家公司推销产品‘净蚊香草’，难度很大，从早到晚，喉咙因过度使用变得嘶哑，而成功率只有1％。但我不放弃，因为只有卖出产品才能挣到钱。
“我学习很刻苦，业余打工并未影响我的学业。我的成绩排在全班前几名，获得过奖学金，还是入党积极分子，在系里还算优秀。我从不因自己是贫困生而感到自卑，正因为贫困家境，才使我比一般人经历得更多、懂得更多。至少，贫困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人不自弃，人要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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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家长会
让旧课本变废为宝
学期结束，大多数学生将课本束之高阁，有的当作废纸一卖了之。这是一种资源浪费。旧课本留给下届学生好处有三：一是减轻部分学生负担，家庭困难的学生不用订新课本。二是减少印刷量，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有限的森林资源。三是为下届学生学习提供借鉴，使他们在学习中少走弯路。因此，旧课本留给下届学生应当提倡。烟台开发区组织部
高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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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家长会
让课本成为接力棒
作为一名教师，我真希望看到学生们的课本就像接力棒一样，一届一届传下去，遇到有丢失、破损的再发放新书。那样将为国家节省数以亿计的巨额资金。这些资金可以解决多少校园危房，解决多少教师宿舍，购置多少急需的教学设备，扶助多少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啊！河北省玉田县 李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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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家长会
不妨做个硬性规定
把学过的课本留给下届学生的做法，在许多教育发达国家早就实施多年了，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可能在开始实施时，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多年以来，我们没有这样做过，为此不妨来一个硬性规定，等到这种做法成了人们的共识和自觉自愿的行动，那我们的目的就算达到了。河北省涞源县 杜明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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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家长会
开个课本出租屋
学校不妨开设一个“课本出租屋”，每学年可向各年级学生回收课本，以低廉的价格将这些课本出租给各年级新生，一学年后回收。这样，不但能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提高课本利用价值，还可节约不少用于加工课本的木材。
江西省安远县 李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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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家长会
因人而异 自愿第一
把课本留给下届学生，应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学校未必真正支持，原因有多方面：新华书店有任务，学校可得一些提成；第二，课程变动较大的不能留，甚至稍有变动的也不宜留，因为变动的部分往往也是比较关键、重要的部分；第三，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循双方自愿的原则，尊重个人的选择，可稍作引导，但不宜强求。山东省宁阳县 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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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家长会
给学生一个新世界
老课本上会有原先使用者留下的听课笔记及练习答案，新同学使用时就会因为书上有笔记而懒于记；会因为练习有答案而懒于思考、懒于创新。用新课本则一切从零开始，便有学习、思考的压力与动力。克服惰性的最好办法就是：给学生一本新课本，给学生一个新世界。江西赣县 陈良哲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太原华北工学院暑期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服务团在山西省武乡县温庄村进行支教，他们认真负责，不怕艰苦，用自己的知识为村民服务。图为大学生志愿者贾佳在为小学生杨亚琴纠正写字姿势。新华社记者 马毅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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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儿童心理健康教育
——访中国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理事郑毅教授
朱芙蓉
暑假到了，全国各地各种名目的学习班和补习班火爆起来，为了孩子成才，家长不惜花大价钱给孩子报班，少则一个，多则四五个。这样大力投资智力教育，孩子果真能成才吗？中国青少年的自杀比例在自杀人群中最高，这是否意味着注重智力教育的同时儿童心理教育的严重缺失？带着这些疑问，笔者采访了中国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理事，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大科主任郑毅教授。
笔者：家长越来越舍得在教育上投资，即使假期孩子们也要参加各种补习班，这样做真能使孩子成才吗？
郑毅：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以为要成才，智力是最重要的。其实不然，孩子成才，除了躯体健康、智力开发以外，培养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理，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良好的心理防御方式等心理健康教育更加重要。国外权威机构对“天才儿童”的定义第一点是“智力正常”，而不是“智力超常”，因为真正成才是智力水平、创造性、适应能力、组织能力、克服困难能力等方面的综合，智力只是其中一部分。智商高，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很多大学生自杀案例也说明了这一点。
过于超前的教育，孩子不但无法接受，还会成为不良刺激，造成孩子觉得上学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出现厌学倾向，这是不正常的。
笔者：相比智力投资，从家长到社会对心理健康的投入确实很不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谁应该为此负责？
郑毅：家庭教育是第一原因，家长缺乏科学的儿童心理健康知识。我们所鼓励的早期干预，是根据孩子的心理发展特点，重视关键期，即敏感期的教育，比如在社会规范敏感期，教孩子懂规矩。但家长恰恰忽视了敏感期教育，以为孩子小，懂社会规范是大人的事情，就导致孩子不懂规矩，以自己为中心，心理承受能力差。长大以后，如果遇到困难很可能出现极端反应，或者遇事退缩，或者出现攻击性行为。
媒体也负有责任。缺乏正确引导，大炒智力开发，神童、天才儿童的报道，速记、速算等学习方法的大力推荐，用个别的例子把大多数人引入误区。
社会的科普宣传也不到位。国外心理健康的书籍都是大科学家写的，很有价值，而中国就少有大科学家写科普读物，非心理健康专业的人写的读物又不系统。
中国有4亿儿童，目前心理健康方面的专家却不足100人，同时还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大医院的心理门诊，十几元就可以挂一个专家号，而去医院咨询的人，远远少于去那些收费昂贵又不是心理专家开的小诊所。这说明目前市场不规范，同时人们观念还没有扭转，觉得看心理医生是见不得人的事。
笔者：过去我国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确实不够，但是近几年也有了一定好转。要建设良性的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应该从哪个方面做起？
郑毅：我国近几年接受了国际上“全面健康”的概念，认为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能力等都健康才是健康的人，规定各个医院都要有心理门诊，三级甲等以上的医院都要有心理科，现在这些硬性机构基本有了。
心理健康要以预防为主，媒体应该通过各种正确的渠道宣传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识，比如在初中生订阅的报纸杂志上，在《小学生报》上，正确地介绍心理健康知识，至少提供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就医渠道，不能把问题耽误了。教育管理部门可以请专家做顾问，甚至制定硬性规定，比如各个学校都要有心理医生，至于缺乏相关人才就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重要的是先有这个意识。另外，父母应该多学习儿童心理健康知识，尤其是最基本的知识。
笔者：心理健康听起来比较抽象，是否检测起来有很大难度？治疗方法是什么？
郑毅：检测心理是否健康并不难，就像不同年龄段都有一个大致的身体指标一样，心理健康也有。家长只需要做几个题，对照一下孩子的情况即可。
一般采取综合治疗。如果问题是急性的，开导一下，几天就好了。如果是慢性的，要采用药物、心理、家庭和学校的综合治疗，同时要注意防止病情反复，这一点非专业医生开的小诊所就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