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版(周末文艺)
专栏：岁月流痕
用生命打造中国电视
王建宏
在庆祝中央电视台建台45周年之际，当人们对中央电视台的成长和进步表示由衷的赞叹时，当人们对电视记者扛着摄像机到处风光的身影流露出羡慕的目光时，我却更加怀念那些为我国电视事业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精力和心血的老一辈电视工作者，更加怀念那些在艰苦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甚至用鲜血和生命造就今日辉煌的电视记者们……
（一）
1998年7月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的300多名同志，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李朝晖同志作最后的告别。
李朝晖是中央电视台新闻编辑部对外新闻组的组长。她在去加拿大参加世界广播协会短训班期间遇车祸因公殉职，年仅30岁。
李朝晖去世的消息传来，所有熟识朝晖的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正在新加坡出席亚广联新闻交换网工作会议的各国新闻工作者为朝晖默哀一分钟，许多与会者不禁潸然泪下。亚广联新闻交换网执行主编发来唁函：“朝晖的风趣与微笑、乐观与热情，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朝晖对我个人的帮助和对亚广联所作的贡献也永远记在我心里……”
临去加拿大之前，李朝晖因要撰写一篇新闻改革方面的文章，曾几次要约我采访，想了解一些有关问题。我却因事务繁杂，几次很不耐烦地予以拒绝。朝晖却不屈不挠，很执着地一次又一次地找上门来，终于“逼迫”我与她谈了一个小时。她的许多新思维和栏目设想令我很受启发。那是我同李朝晖同志的最后一次谈话，没想到竟成永诀！
李朝晖走时，在她的案头还有一份没有写完的《关于在新闻频道中创办新栏目的设想》。她的一些设想在2003年7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式开播时终于变为现实。
（二）
2000年1月22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新闻中心副主任张宁在电话中告诉我一个惊人的噩耗：两个多小时前，正在日本采访的热合曼同志，因突发大面积脑溢血，不幸去世了……
阿不都·热合曼是新中国从事电视新闻工作的第一位维吾尔族记者，1965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在电视新闻岗位上整整奋斗了35个春秋。可以说，几乎有整整一代人是在《新闻联播》中看着“热合曼”的名字长大的。平时，同志们都喜欢亲热地叫他“老热”。老热是维吾尔人的骄傲，在新疆，人们把他当作天上高飞的山鹰，草原上奔驰的骏马。
老热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淳朴、善良、宽容，像个勤勤恳恳的老黄牛。新闻界同行中几乎从没有人见过他和谁吵过架、红过脸。老热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可新闻中心的编辑机房里经常深夜还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两次脑溢血被送进医院紧急抢救，但他一出院又马上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多人劝他“别太玩命了”，他也只是憨厚一笑。令人痛心的是，这第三次脑溢血他终于没能躲过……
老热走了，维吾尔人民失去了一个杰出的儿子，中央电视台失去了一个优秀的记者，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兄长、好同志。
（三）
2003年的5月，北京非典肆虐。给王洋做血液透析的复兴医院也出现了非典病人。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王洋打电话，他却依然那么乐观、爽朗：“饭照吃，棋照下，戴着口罩做透析。”
王洋原是《动物世界》栏目的编导。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自1981年底开播，一直是深受广大电视观众喜爱的栏目之一。那些精彩的解说词，不少就是王洋翻译的。本来，他可以舒舒服服地把这个翻译当下去，或者去干个电视剧译制什么的，可是他不。他说：“是个男人，就得有事业托着。我喜欢挑战性工作。”
拍摄野生动物，是工作条件最艰苦、拍摄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为了拍好中国的野生动物，王洋拖着病弱的身躯，多次深入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戈壁荒原，以拼命的精神，组织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动物资料。其中，《黑颈鹤》、《黄山猴》、《黑鹤》等电视片多次在全国电视社教节目评比中获奖。
从1990年元旦起，王洋3次奔赴西藏，在海拔4000多米的藏东、藏南和藏北高原上，追踪拍摄各种珍稀野生动物。强烈的高山反应、长期的野外生活和艰苦劳作，无情地摧残了他的健康。第一次进藏归来，他就病倒了。医生警告他：你的情况离尿毒症已经不远，必须绝对卧床休息！然而，对事业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激发了王洋更强烈的紧迫感。他干脆辞去了《动物世界》组组长的职务，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西藏野生动物的拍摄之中。
1993年春天，王洋试图第四次进藏时，突然感到浑身乏力，那天王洋挂了号，拿了病历往诊室走，边走边迫不及待地抽出化验单，医院的各项化验结果无情地向他宣告：尿毒症！双肾已几乎完全失去功能。
1994年4月，王洋做了肾脏移植手术。医生严厉地告诫：手术后一年之内不能工作！可王洋珍惜生命给予他的最后机会，坚持在病榻上写完了6集电视片《西藏野生动物》的最后几章。
手术后4个月他就开始编辑工作。他把总长度达72小时、重量达700公斤的电影胶片转成录像带，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做出场记，并硬挺着完成了节目的后期编辑制作。其繁重的工作量，只有电视圈内的人才能体会到。
1996年5月，《西藏野生动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美国、日本等国的媒介公司纷纷找上门来要求购买此片。
……
每当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注目夕阳映照下的中央电视塔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为中国电视事业奋斗了一生、用血汗造就了今天辉煌的人们。没有他们对电视事业的热爱，没有他们为电视事业发展甘当铺路石的精神，中央电视台就不会有今天的高速发展。如何将他们的优秀品质传承下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16版(周末文艺)
专栏：
飞跃新世纪（中国画）
陈奕纯
第16版(周末文艺)
专栏：
作协为郭沫若散文随笔奖征文
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举办，中国散文学会、《三月风》杂志承办的“郭沫若散文随笔奖”启动。该奖每三年举办一次，参评作品为2001年1月至2003年12月在国内外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的单篇汉语作品或未公开发表的单篇汉语作品，字数在1万字以内，征稿请寄北京朝阳区安定门外惠新里甲8号《三月风》杂志社。（闻风）
第16版(周末文艺)
专栏：
中韩抗非典音乐会在京开幕
由中国文化部、韩国文化观光部联合举办的中韩抗非典音乐会将于8月11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拉开帷幕。本次演出由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和大韩民国文化观光部公社共同承办，在他们的组织和号召下，中韩两方将组成强大的阵容，高唱抗击非典的“同一首歌”。
此次演出演员阵容强大，韩国方面有安七炫、文熙俊等，中国方面有李丹阳、韩红等。（康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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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看台人语
好爹好娘好儿郎
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的18集电视连续剧《好爹好娘》，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了人民的好儿郎县委书记孙浩，深入山区实地，查看群众生活实情，为老百姓修渠引水办实事的感人故事，紧紧地锁定了观众的视野，让观众眼里涌出了久违的泪水。
该剧精心塑造了中原腹地古城县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孙浩，因大大的“人民利益”，在巍巍太行面前，“伙”同老百姓为修北干渠引水工程，敢于同高高在上，私欲膨胀，步步远离人民群众，滑向自私自利深渊的地委书记“佟老板”、县长苗刚作斗争，终于克服种种自然和人为的困难，彻底解决了老百姓用水难的问题。为此，老百姓把“太行公仆”几个大字刻在大山上，说是为田茂林、孙浩他们立的功绩碑，充分揭示了“人民群众才是共产党永远的好爹好娘”的主题，同时也警示着每名党员，你若不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儿郎，你就别加入共产党。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牛街庄驻军 乔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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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看台人语
亲朋莫来凑热闹
不知始于何时，电视上的综艺节目又多了一道“风景”：名人携其亲朋，成了嘉宾席上的常客。除了文艺明星，不少节目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带着妻儿，拥着双亲，荧屏上谈笑风生，好不潇洒！电视作为公众传媒，应多把镜头聚焦基层，反映民众的喜与乐，苦与愁。有资格当嘉宾的，多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如果说名人为社会创造了不凡业绩，走红是理所当然，那么，让他们的亲朋跟着上电视，就有“沾光”之嫌！这是对名人的奖赏，还是逼着观众做“追星族”？另外，此类节目的形式也俗不可耐。先听人家唠唠家常事，再看几幅名人儿时的照片，顺便介绍一下来宾的工作单位、生活情况，俨然一幅名人家庭画！嘉宾不能白当，东北来的要唱“二人传”，京津地区的说快板，安徽的自然是黄梅戏。相互之间再逗几句乐，节目差不多也该收场了。名人频频亮相荧屏，观众已有不少微词，亲朋再来凑热闹，更非锦上添花！如此节目，不做为好。 河南省洛宁县卫生监督所 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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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看台人语
业余不能与专业比
中央电视台今秋十月将举办全国京剧戏迷票友电视大赛，组委会对参赛选手条件的规定是：“凡不以京剧演员为职业的中国公民，或过去虽系京剧演员但不以此为职业三年以上者，不分民族、性别、年龄、地区均可报名参赛……”参赛选手的条件，看似公平，其实还是不公平的。
京剧演员不论是科班（戏校）出身还是名师家授，都要从小开始练功，严格按照唱念做打的程式训练，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即使“不以此为职业三年以上”，京剧演员的技艺水平，也绝对大大高于业余京剧爱好者。有些学唱戏数十年的资深名票，也无法与原专业演员相提并论。任何赛事都应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参赛选手都应在同一“起点”上。
这些年来，各级各类京剧票友大赛也都有原专业京剧演员参赛，且大都包揽各种奖项。对此，广大戏迷票友是有意见的。京剧戏迷票友大赛，应以业余爱好者为主；如原专业京剧演员参赛，可分开比赛，另设奖项，以示公平。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华庄高级中学 苏宗仁
第16版(周末文艺)
专栏：看台人语
祝词莫成“蛀词”
高考已毕，新生即将入学，伴随着欢快喜庆的歌曲，赠给“登科”骄子的热情洋溢的祝词，也通过电视荧屏展现在观众眼前。一些祝词，令人摇头。诸如：“祝你从此飞黄腾达，青云得意！”“祝你早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希望你不负众望，成为人上人！”……如此祝词，令人担心会成为误导骄子们的“蛀词”！社会需要的是有理想、有知识的实干家，而不是一心钻营的投机者；国家需要的是乐于奉献的人才，而不是一心只为小家、为个人着想的利己主义者；人民群众喜爱的是大公无私、甘为孺子牛的公仆，而不是滥用职权作威作福的“人上人”。电视台的编辑们要把好祝词的内容审核关，引导学子积极上进、为国争光。
江西省丰城市铁路镇政府 杨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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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广角
青春，以戏剧的名义
朱孔阳
8月4日，持续20天的2003年大学生戏剧节在北京北兵马司剧场落下帷幕。剧场内的灯光已熄，喧闹归于寂静，剧场外的思考仍在继续，就像戏剧与生活一样。今年，在两年的大学生戏剧展演之后，这项深受大学生和社会各界欢迎的校园戏剧集结第一次有了节的名义。然而无论是展演，还是节，大学生戏剧的关键词只有一个：戏剧。来自11个省（市）23所高校的25台戏在北京北兵马司剧场、人艺小剧场和上海的分会场话剧艺术中心共演出56场，累计观众超过12000人次。在20天的戏剧节中，沉寂近4个月的剧场重新焕发了活力。许多观众都是从头看到尾，观摩卡一票难求，每天都有人在剧场门口等待“幸运”降临。大学生戏剧不单令疫后的剧场聚积了足够的人气，也为目前波澜不惊的剧坛带来诸多探索和创新。
创新并非直接地来自于视觉，而是源自思想观念及戏剧语汇。上海东华大学青骑士剧社改编了萨特的名剧《死无葬身之地》，加入了当下大学生关于“存在”的思考，两相对照，耐人寻味；北京理工大学太阳剧社的《瞎子和瘸子·最卑贱的职业》不仅展现了他们对民间戏曲和外国小说的解读角度与结构能力，还充满了对弱势群体遭际的思考，这种思考虽然还带有些小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但并没有对底层做任何戏剧的美化或商业的标榜，而是在哲学层面进行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对于大学生的戏剧呈现及思想，本届戏剧节展开了热烈甚至针锋相对的争论。问题涉及到大学生戏剧的衡量标准、方式方法及戏剧节本身的意义。论辩者包括大学生、主办者、戏剧专业人士、新闻媒体和普通观众。在每天的戏剧结束之后，主办方都安排了观众与演出者的直接交流，双方就戏剧内外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让观众更了解创作者的理念，也让创作者获得更为全面的视角。而泛剧场等戏剧网站每天更是有丰富的内容讨论更新。此外，组委会还安排了郭文泰的表演训练工作坊和其他戏剧专业人士的专题报告、讲座及研讨会。
本次戏剧节较前两届的展演，内容更为丰富多样。从题材上看，既有在历史中关注人的《前往巴比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未来剧社），也有自然生活流的默剧（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既有拷问道德和生存意义的《我的母亲是条大马哈鱼》（湖南农业大学虹剧社），也有平静讲述爱情的《挪威的森林》（武汉大学青骑士剧社）。以形式划分，既有北京大学京昆剧社的京剧、昆曲，也有华中科技大学P.E.T工作室的古典戏剧《背惊》，又有三拓旗剧社的肢体童话剧《6∶3》。原创作品与改编作品等量齐观。而改编作品并不拘泥原著，北京工业大学青棕榈剧社改编了著名歌剧《图兰朵》，从思想和内容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丰富；而华中师范大学的勾沉剧社更是改编了几米的绘本《向左走，向右走》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虽然还很青涩，但他们的勇气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股青春特有的风。北京戏剧家协会的杨乾武介绍，此次大学生戏剧节几经周折，在SARS肆虐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对戏剧节能否如期举办心存疑虑，但在众多戏剧专业人士和戏剧爱好者的努力之下，戏剧节如期顺利举行。北京戏协慷慨解囊，15万元解决了困扰戏剧节最大的场地问题。杨先生说：“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就对已经筹备了很长时间的各地大学生关上这扇大门。”各高校对此次大学生戏剧节也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同学们不但在舞台上展现了本校本社的风采，还看到了同龄人的眼界与思考。各校同学在舞台上下切磋砥砺，以戏剧的方式相亲相爱。在众多大学生戏剧作品中，观众高兴地看到了像《我的母亲是条大马哈鱼》这样比较完整、清晰、成熟的作品，也看到了像顾雷（北京理工大学太阳剧社）这样执著于舞台的高水平创作者和表演者。不少学生都是初登舞台，有些甚至由于当地剧场生态的恶劣，连戏剧都鲜有接触，但他们原生态的戏剧创作仍然充满活力。许多同学不约而同选择了赤足表演，那种粗糙的磨砺从脚心直达内心。那一刻，舞台豁然开朗，星空为幕，夜风为掌声，在舞台上翩然起舞的叫青春。
大学生戏剧节结束了，外地的同学都踏上归途。一些人毕业了，一些人留下坚持。这些戏剧的种子散播各地，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戏剧事业的未来会更美好——也许注定无法以戏剧的方式生活，但用戏剧的方式思考，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打开一扇门，几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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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爸爸叫红旗》
新一代人的生活剧
郑伯农
我们的文艺对于“知青”以及“知青”以前的几代人，进行过比较频繁的描写。更年轻的一代人，由于他们的人生旅途比较短暂，尚未形成完整的人生命运，因此，很难成为大型作品的主人公。近来，展现六七十年代出生那一代人的作品多了起来，遗憾的是有些作品把他们写成“另类”。因此，出现《爸爸叫红旗》这样真实展示年轻一代生活历程和心灵画卷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是令人欣喜的。有的作品展示生活的泡沫，有的作品展示生活的底蕴。《爸爸叫红旗》属于后者。
活跃在这部电视剧里的，是一群在保险公司从业的年轻人。由于出生之后或者出生不久社会就比较安定，他们不像老一代那样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但他们同样富有社会责任感。国家还很不富裕，老百姓还有许多困难，他们也遇到了种种困扰与烦恼。围绕着事业问题、爱情问题、家庭问题，电视剧演绎了跌宕起伏、意味深长的人生故事。这是一出新一代人的人生活剧。
主人公边红旗是新一代的普通人，既不是“精英”，甚至连“白领”也够不上。他当过“倒爷”，做过小买卖，品尝过不少挫折与艰辛。到保险公司工作后，生活相对安定下来。特别是领回女儿后，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觉得自己年轻时浪费了许多好时光，既对不起死去的妻子，也对不起当年无力抚养的女儿。多年的飘零不定，养成了他身上的“野性”，但他从来没有泯灭良心。这个人物有两个突出优点，一是仗义助人，二是诚信敬业。他和女儿边雨的关系和女翻译家史冬梅的关系，和同事许文英、吴之弟的关系，这几条线交织展开，细致生动，这个形象相当丰满。边红旗和史冬梅的感情纠葛，是出人意料而发人深思的。他喜欢史冬梅，但他明白，作为文化水平不高的公司小职员，和史冬梅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真正结合在一起的。于是，毅然当起月下老，努力撮合史冬梅和吕少雄的婚恋。这是个有血有肉的男人，平凡而善良的男人。他既摆脱不了爱的魔力，又能冷静地为自己和他人的前途着想。他也许不够“现代”，不够浪漫，但这是生活的真实，而且还有崇高的色彩。
这个形象是艺术家对荧屏人物画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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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人快语
梅先生没有挑枪对阵
刘汉俊
近来读了一篇文章，方知道我一向尊崇的散文家余秋雨先生，与我一向敬重的上海《咬文嚼字》杂志社的编辑大家金文明先生，在报刊媒体上厮打得不亦乐乎，不免有些心疼。难过之余，想起上世纪前半叶的一个文化人，这个人就是已故著名京剧艺术表演大师梅兰芳先生。
略有一点儿文化史常识的人可能知道，上世纪30年代，艺术成就如日中天的梅先生，没想到在鲜花丛中和喝彩声中，猛地有人给了他一棒子，而且还不止一棒子，说“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自己不配看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锋、也是大师级的人物鲁迅先生。尽管梅先生也表现了众多的封建礼教桎梏下的妇女形象，但鲁迅先生更多关心的是生活在底层的祥林嫂、阿Q、闰土、孔乙己们，看不惯帝王将相们的咿咿呀呀，听不惯管弦丝竹切切嘈嘈，这是可以理解的。面对鲁迅先生的批评甚至指责，尽管有人忿懑不平，鼓动梅先生挑枪策马对阵，但梅先生却表现出了惊人的沉默。这种沉默，难免被认为是示弱，至少令一些看客们失望和失落，但是保持了中国文化园地的些许宁静与祥和。这应验了那句歌词——沉默是金。沉默，是一种力的显示，要有非凡的韧性，要有足够厚实的底气，要有广阔的胸襟，需要有相当高的境界。梅先生并没有因为鲁迅先生的批评而偃旗息鼓，更没有为此而有损舞台形象。
不能否认，余秋雨先生是一位文化大家，他复活了沉睡的历史，把尘封的史简变成地摊上的畅销书和盗版书。也不能否认，金文明先生是一位治学专深、严谨的学者，他的引经据典、刨根问底，他的精诚敬业、求实认真，令人感动。这种静气正是当今学术界、文化界所久违的。
但是，两个文明人，如果因为互存歧义就争执起来，发展到相互攻讦、谩骂，面红脖子粗地捋胳膊抱腿，“文明的碎片”抛了一地，一个怒气冲冲地打电话让对方“不要再寄你们那个破杂志了”，一个“好笑，笑得我满地找牙”，岂不是斯文扫地，辱没了文明？倘真如此，倒是文明的悲哀了。
秋雨先生应该有大师的气度、大家的风范，闻过则喜，改了就好，别听不得别人半个“不”字。没错也不必暴跳如雷，让一文半字耽搁了文化苦旅。沉默不见得除了爆发就是灭亡。再者说，金先生所言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许多见解还是具有学术价值的，求同存异，见仁见智嘛，金先生是认真严谨的学人。当严则严，也是对文化负责，对后人负责。但是认真过头就是迂腐，不必针眼大的窟窿非得说成碗大的疤，盯着显微镜读书既没必要，也累，何况还容易犯因字害义、管中窥豹的错儿。
打仗有兵法，游戏有规则，争论归争论，停留在学术层面、技术层面即可，不要翻晒历史旧账，陈芝麻烂谷子味同嚼蜡，更不要丧失理智搞人身攻击，别在媒体上打口水战。人类灵魂工程师，当为人师表啊。
凡事非得断个是非黑白，也难。依我，本想各打五十大板，但思量过后，还是“余六十、金四十”为宜，之所以对余先生苛责重一点，是因为余先生是大家、名人，影响大一些，不应老在这些事儿上犯迷糊。好在我是学生辈，言重言轻无忌，于是敢兴冲冲地抡了板子上阵。转念一想，余、金两位先生该不会突然住手，合力对我拳打脚踢吧？且慢，余先生、金先生，且学学梅先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