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烽火忆当年
——访抗日华侨战地记者庄明崇（上）
本报驻泰国记者 孙伟
近日在曼谷一次小小的聚会中，结识了88岁的泰籍华人庄明崇老先生。抗日战争时期，庄先生毅然参加南洋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奔赴中国抗日前线。如今，当年与他一起赴华采访的同行俱已作古，他成了参与中国抗战前线报道的唯一健在的东南亚华人，甚至可能是全球海外华人中有此经历并健在的唯一的人了。
庄先生祖籍广东潮州，1915年在曼谷出生，曾在曼谷早期华文学校新民中学读书，后到马来西亚槟城求学。卢沟桥事变后即赴华做战地记者，参与报道了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等重大战事，此后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日本投降前回到曼谷。忆及烽火当年，老先生对一些人物和事件记忆犹新，侃侃而谈。
组团赴华中国抗战爆发后，南洋华人华侨支援抗战热情高涨。马来西亚槟城《现代日报》主编曾圣提先生倡组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回国从事抗战新闻报道工作。曾先生祖籍广东饶平，当年30岁左右，是活跃在槟城的著名华侨报人。鉴于报馆记者大都有家室拖累，曾圣提便从当地华文读书会中找到6位20多岁的青年：潮州人庄明崇、纪志文，广州人龙炎川，福建人骆德露、辜洪涛，海南人黄某，共7人组成记者团。
“1937年11月，我们这个抗战后第一个回国的华侨新闻团体，从星洲（独立前的新加坡）乘坐香港货轮‘丰平’号北上香港。原打算转道南京，但抵港后得知南京已失守，只好决定经广州赴汉口设立记者站，以便展开工作。
“在赴港途中，‘丰平’号船员们对记者团投身抗日深表敬佩，船长打开大餐厅让我们住宿，那是货轮上最好的处所了。每日三餐大鱼大肉，殷勤招待，分文不取。”
港穗见闻记者团抵达香港后逗留大约10天，负责接待的是十九路军驻港办事处的黄精一先生以及许多香港抗日团体的青年朋友。曾圣提为壮观瞻，特地为团员制作了蓝呢制服，两排铜扣，外加领带革履，俨然像海军军官。
香港当时左派势力相当活跃。庄先生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中共西南局的张云逸先生常来旅馆看望我们。张先生体格健壮，满面风霜，一看便知不是城里人。他对我们详细解释了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政策。没想到他后来成了新四军、解放军的风云战将。”
到了广州，记者团受到官方的热情欢迎，被安排住进一流的爱群大厦。省政府参议邢森洲（抗战胜利后出任国民党政府驻泰国首任大使）引导记者团拜访军政大员。“当时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将军亲自接见我们，还交待军部替我们准备了广州至武昌的一等火车票。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的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先生请我们吃饭，并与我们合影留念。这张摄于1938年1月8日的照片我一直保存着。”（见下图，右二为庄明崇）
汉口建站登上北去的列车，记者团一路风尘仆仆赶往武汉。“同车有一位在汉口河街开米栈的许老板，原籍广东普宁，是一位忠厚的长者，一路上与我们这几个年轻人相处甚好。到了汉口，许老板让我们把办事处设在他的米栈楼上，既不收房租，又免费供餐，有时还亲自剥虾为我们添菜。米栈门口挂上‘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团本部’的隶书大字招牌，显得很神气。”
当时陪都虽迁往重庆，但武汉实际是全国军政中心，军队调动大部分要经过这里，许老板的米栈常为过往军队占住，不胜其扰。“自从记者团本部的牌子挂起后，再加上我们穿着蓝呢制服，那些蛮横的军人不知这是何方神圣，再也不来打扰，连对门的警察都对我们敬礼。”
“在汉口应酬频繁，记得《大公报》也看得起我们这些毛头小伙，设宴款待，该报三巨子、也是社论主笔———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和编辑主任王芸生等诸位报界老前辈都亲自出席。”
抗战形势越来越紧，记者团决定分赴各地采访。团友辜洪涛去福建，黄某去海南岛。徐州正在加紧部署会战，庄明崇和纪志文、龙炎川、骆德露4人即奔赴徐州。团长曾圣提和在汉口加盟的两位华侨张赫兹、李秀良留守汉口记者站。
奔赴前线徐州是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交叉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军队志在死守。坐镇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麾下部队号称30万，有中央军、桂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等等。
“我们4人乘车沿平汉路北上郑州，再转陇海路东向徐州。在平汉段的列车上，我巧遇曼谷新民中学时的同学、祖籍广东梅县的华侨廖政武，真是喜出望外。廖告诉我，他刚毕业于黄埔军校炮科，决心去延安参加八路军，并笑说，若说破其事，他会被枪毙的。匆匆一别，从此再没有见面，听说他后来成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我告诉庄先生，廖政武将军后来担任过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庄先生怅然说：“也不知他是否还健在？”
“赶到徐州，我们即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办理战地记者证。主管军官帮助办证后，又发给我们少尉军服，并说可以配发短枪，但枪法不纯熟的人不如不带。他还告诫我们，在前线不必标示军衔，要处处小心，注意安全。这是我们上的战地记者第一课，之后我们4人便分手各奔前线去采访了。”（附图片）
压题照片为庄明崇先生近照。孙伟摄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阿拉伯人与咖啡
黄培昭
《古兰经》禁酒，阿拉伯人遂把咖啡和红茶作为主要的饮品。所以在阿拉伯国家，酒店无处可觅，各类咖啡馆却到处都有。
说到咖啡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非洲是咖啡的故乡，因为咖啡树最早发现于埃塞俄比亚；另一种认为阿拉伯人是咖啡的祖宗，因为是他们调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杯咖啡。
从阿拉伯的典籍中，可以分别找到对这两种说法的佐证。17世纪下叶，黎巴嫩学者法斯特在《不眠的修道院》一书中说，在埃塞俄比亚的高原上，一个牧童发现他的羊群异常兴奋，又叫又跳的，入夜也不安睡。牧童以为羊中了邪，吓得赶紧跑到修道院求救。修道院的修士发现，羊是吃了矮树枝上的红色果实才如此亢奋，便好奇地采下一些果子咀嚼起来，孰料自己也精神大振，彻夜难眠。他把这种红果分给做夜祷时哈欠连连的僧侣服用，结果他们都不再打瞌睡了。这能刺激神经的红果就是咖啡树的果实。
另一个叫布杜拉·卡迪的阿拉伯学者在他《咖啡的由来》一书中说，13世纪时，也门有个族长因罪被流放到南部山中，他一路颠簸，疲惫不堪，突然看见一只活蹦乱跳的鸟啄食叫不出名字的红果子。饥不择食的族长将那些果子一股脑儿摘下，放进自带的水中就着吃。奇怪的事发生了，这些红果汤竟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族长喝完后精神焕发，浑身倦怠一扫而光。
历史学家比较多的说法是，咖啡发现于非洲，制作于阿拉伯，成熟于欧洲，鼎盛于拉美。我以为，在这过程中，阿拉伯人就像他们在人类文化交往中发挥的承前启后作用一样，扮演着咖啡中介人和传播者的角色。在阿拉伯语中，咖啡一词叫“Qahwah”，意为“植物饮料”。据记载，伊斯兰宗教圣地沙特的麦加很早就有卖干咖啡的商店。西方有学者认为，世界上第一杯咖啡，是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悉心熬制出来的。我想，这中间，宗教的因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没酒喝，四处征战、需要不时补充体力的穆斯林们便不得不开动脑筋，寻找酒的代替品。结果，能够消除倦意又能刺激神经的咖啡便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复杂过程，它无疑是阿拉伯人聪明智慧的生动体现。
第一杯醇香的咖啡问世后，悠悠200年过去，世界上第一家咖啡屋于1530年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问世。其后，受益于东西方文化和商业的频繁往来，咖啡仿佛插上了翅膀，以“阿拉伯酒”的名称，经由威尼斯、马赛港等地辗转传入欧洲。据称，咖啡初抵意大利时，许多宗教人士视其为洪水猛兽，称它是“魔鬼饮料”。但东西文化结合所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它穿透了宗教的清规戒律。鉴于喜欢“魔鬼饮料”的人不断增多，大主教不得不做了一场特殊的洗礼，给咖啡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这样，威尼斯1654年出现了欧洲第一家咖啡馆，伦敦、巴黎、维也纳等大都市也都相继出现了咖啡馆，啜饮咖啡日渐成为欧洲人的流行时尚。维也纳有句谚语说：“欧洲人挡得住土耳其的弓刀，却挡不住土耳其的咖啡。”当时，阿拉伯国家一大片都隶属于土耳其帝国的版图，谚语是用土耳其代指整个阿拉伯。
随后，咖啡跨越地域，跨越国家和民族的限制，以铺天盖地之势风靡全世界。可以说，咖啡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是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的产物，中世纪特有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种文化间的抵牾和磨擦，终未构成阻挡咖啡西进的羁绊。这期间，阿拉伯人对咖啡的贡献可谓大矣。今天，咖啡作为提神、醒脑和除乏的尤物，越来越受到世人的青睐，喜爱风雅的文人墨客似乎更加情有独钟，靠这滚烫的杯中物点燃创作的灵感，以至于英国哲学家詹·麦金托什竟生发出“一个人的智力与饮用的咖啡量成正比”的慨叹。
据说，咖啡在古希腊语中叫“Kaweh”，意思是“力量与热情”。这恰恰是对咖啡成长历程的生动诠释。是的，咖啡正是伴着力量与热情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的；今天，咖啡的魅力依然光茫四射，它仿佛是液体的幽灵，又如同文化的使者，踩着力量和热情的节拍，把袅袅的芳香一缕缕飘逸到世界各地。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与安东尼一起看“土地”
本报记者 王莉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第一次见到安东尼·葛姆雷时，这位著名的英国雕塑大师正和一群中国志愿者忙着布置展览现场——由他主导的大型雕塑展“亚洲土地”将在这里展出。安东尼高高瘦瘦的，穿着普通的灰色上衣和蓝色牛仔裤，肩上背着个黑色背包，一副金色的眼镜架在他的大鼻子上。他用和缓平静的语调讲起他和“土地”的故事，又专注地倾听提问，时而微笑着，带着英国人特有的矜持。与我想象中举止另类的艺术家相比，也许他更像是一个儒雅的学者。
安东尼1950年生于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之后，他又进入戈德史密斯学院和斯莱德美术学校学习雕塑。安东尼这样解释自己选择雕塑的原因：因为雕塑与真实的东西有关，是在真实的空间里，用真实的材料，制作出真实的物品。成为雕塑家的安东尼在过去的20年间一直站在西方人体雕塑的前沿，他的成名作是以自身为模型制作的真人大小的系列铸铅人体雕塑。他还进行了许多大型夸张的创作，其中包括在英伦最为著名的公共雕塑之一——“北方的天使”。
在这些大型创作中，当然也包括“土地”。“土地”是由安东尼选取世界不同地区的土样与当地人民一起捏制的成千上万个泥人所组成的现代雕塑作品。它提出了艺术、空间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其制作过程把艺术从自我表达的形式扩展为集体意识。用安东尼的话说这是他“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从以个人角度见证生存的单个人转变为集体的表现，也就是从‘我’到‘我们’的转变”。从1989年起，为制作不同版本的“土地”雕塑，安东尼游历了从巴西雨林到北欧雪原的不同地区。
为制作亚洲版本的“土地”，安东尼1995年曾来过中国。8年之后，他再次来到中国，选择了广州东北部花东镇的340多名不同年龄层次的村民一起参与这次制作。安东尼对制作者捏制泥人提出的要求很简单：一要有手掌大小，二要能垂直站立，三要有两只眼睛。三点之外，完全按照制作者自己的意识掌握。于是在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安东尼和340多名村民一起，使用了120吨黏土，制作出22万个小泥人。小泥人成型后送到当地一个砖厂烧制，最终从中挑选了19.2万个。
作为“土地”的第五个版本，“亚洲土地”的创作规模几乎是先前版本的5倍。安东尼很高兴能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完成这样的创举。同时，他也对中国人能够如此迅速地进入了这一作品的精髓而感到十分惊讶。完成后的“亚洲土地”首先在广州展出，随后在北京、上海和重庆进行巡展。在北京展出的“亚洲土地”挑选了16万个小泥人，展览免费向观众开放。正在中国访问的英国首相布莱尔也参观了布展现场。
在布展现场，我随手拿起一个泥人仔细地端详。握在手里的泥人，仿佛有了灵性，生命也随之跳动起来了。朴拙的泥人透过圆圆的一双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你，让人感到温暖而踏实。这让我想到了安东尼说过的：“土地”由土制成，以火生成，其情感来自触摸，其思想来自观赏。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隋建国教授与安东尼进行过访谈。我在隋教授的工作室采访时，他这样告诉我：“‘土地’是一部很有雄心的作品，从规模上讲是难以控制的。同时它也是一部最容易与普通观众交流的作品。”
“亚洲土地”在北京正式开展的那天，我在开幕式上又见到了安东尼。他没有像其他嘉宾那样西装革履，仍是一副随意的打扮。他似乎不太愿意站到台上去受人关注，而是更愿意在台下的观众席里走来走去，与人交谈。当主持人请他上台讲几句话时，他也仅说了句“谢谢大家来看展览”就又隐没于人群之中。安东尼喜欢呆在人群里，就像呆在他的“土地”里一样。
在博物馆的中央大厅，布展已全部就绪。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16万个小泥人仰着头密密麻麻地并排站立着，占据了1100平方米的大厅地面上所有的空间，参观者只能在门槛外观看。从门口眺望过去，眼前是一片肥沃的红土地，间或有橘红和深棕的土质色差——那是在不同温度下烧制达到的效果：800摄氏度是橘红，1000摄氏度是深红，1200摄氏度是深棕。“土地”的制作方式和这种物理表现形式带给观众的观感无疑是震撼性的——当参观者带着惊讶的目光去欣赏这件作品时，面前那十几万张泥人仰视的面孔也恰恰惊讶地注视着参观者本人。这种从外部空间到内部空间的角色转换，恐怕正是安东尼这件雕塑作品的魅力所在。（附图片）
安东尼与志愿者在展览现场摆放小泥人。本报记者 雷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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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兴趣广泛的收藏者
本报驻塞尔维亚和黑山记者 刘志海
塞尔维亚共和国尼什大学医院血液科化验员波什科维奇，不仅是一位称职的医务工作者，还是一个兴趣广泛的收藏者。前不久他将自己多年的收藏品在自家展出，引起公众注意。
我慕名参观了波什科维奇的家庭收藏品展览。刚踏入住所，波什科维奇就自豪地表白：“我这里的收藏品很多，包括古档案资料、古书、名人照片、武器、勋章和民族服饰等，保证令你目不暇接。”
波什科维奇首先展示了一本古老的《东正教圣歌歌曲集》。从页边上看到，该歌曲集1797年曾在韦索基戴查尼修道院被伊利亚·拉扎雷维奇使用。紧接着，波什科维奇拿出一本80年前的银行存折。这本存折是塞尔维亚希兰达尔修道院1923年在贝尔格莱德联合银行办理的，上面注明存有18万第纳尔。
随后我又看到其他一些古档案资料，包括：1856年尼什市有关部门以月工资4000第纳尔的优惠条件聘请纳乌姆为尼什市医生的聘书；刊载有关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内容的全套1913年《巴尔干》日报；塞尔维亚唯一的1888年至1891年全套《祖国》杂志；卡拉乔尔杰维奇国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的1914年7月16日向全国发布的公告。公告指出：“英勇的塞尔维亚人民，罪恶已向我们塞尔维亚猛扑过来。塞尔维亚兄弟们，奋起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塞尔维亚民族吧！”
两张老照片格外引人注目。一张是彼得国王二世的照片。另一张合影照真实地记录了1878年摆脱土耳其统治后尼什区首任主席米洛瓦诺维奇与该区法院人员在一起说笑的历史瞬间。
“奥布雷诺维奇大公时期，尼什曾是塞尔维亚公国国都，”波什科维奇边说边指着一个17公斤重的塞尔维亚公国国徽说。
收藏品中的两把石斧已有8000年历史，但仍然十分锋利，简直难以置信。
在收藏的武器中还有17世纪的矛、土耳其军刀和印度军刀等。
在回答“你是如何成为收藏家的”的问题时，波什科维奇说：“我童年时就喜欢收藏，经常在我家阁楼上放置的旧物品中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存放起来。在贝尔格莱德读大学时，收藏兴趣更加浓厚，经常去信托店转悠，一发现有保存价值的物品就买下来。”谈起收藏心得，波什科维奇说：“何时何地能够发现收藏品难以预料。收藏者只要保持收藏兴趣，锲而不舍，时时处处留心，必有所获。我常从跳蚤市场，垃圾箱和家庭丢弃的废物里找到有收藏价值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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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难忘韩国泡菜
延静
泡菜，在韩国是一种极为普通的、家庭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佐餐小菜，但又是一种可登高雅之堂的食品，不仅在高级饭店用餐时可以吃到，而且就是总统、总理的宴会往往也少不了它。我在韩国几年，在各种场合不知吃了多少泡菜，但越吃越爱吃，它那酸辣适度、清脆爽口的独特味道，是我永远难忘的。
泡菜有多种，分别用白菜、萝卜、黄瓜、芹菜腌制而成，但最普遍的还是白菜泡菜。深秋是韩国腌制泡菜的时节，几乎每家都从市场上买来大白菜，开始腌制工程。先用清水洗净白菜，然后放入淡盐水中浸泡一两天。与此同时，把辣椒粉、姜末、蒜泥、葱丝、味精、白糖放
在一起，搅拌成糊状的作料，把它均匀地涂抹在腌过的每一片白菜叶上，之后放在缸中封好，置入地窖中，个把月后即可食用。这种泡菜易于保存，可吃到第二年春天。当然也有随做随吃的泡菜，做法大体相同，但味道远不如过冬的泡菜鲜美可口。
韩国各地的泡菜各有特点，或辣一些，或甜一些，或酸一些，但就全国而言，以全罗南道的泡菜最为有名。全罗南道濒临西海岸，一直保持着自古以来的粮仓地位，特别是传统食品技术在全国仍名列前茅。有一年我们去那里参加一年一度的食品节，走进泡菜展馆不禁大吃一惊，几百种泡菜，色泽鲜艳，香气扑鼻。在当晚道知事举行的宴会上，不仅有韩国各种传统美味食品，而且光是泡菜就有至少十几种，各具特色，味美可口，不能不令人叹服。
在韩国，妇女没有不会做泡菜的，而且各怀绝技，做出的泡菜家家不同。据说泡菜做得如何，还与能否找到好婆家有关。开始我对韩国妇女人人会做泡菜半信半疑。一次与一位女国会议员闲聊，她突然问我：“喜欢吃泡菜吗？”我答：“很喜欢。”她随后说：“我将把我做的泡菜送给您，请您品尝。”我当时没太在意，可过了没两天，一塑料桶泡菜真的送来了，桶盖上贴有这位国会议员的名片。我打开尝了尝，确实与众不同，我赶忙打电话向她致谢。自那以后，每过几个月，就会收到这位女国会议员的泡菜。这让我认识到，韩国女性确实都会做泡菜，而且不管地位发生什么变化，做泡菜这件事是不会停下来的。
韩国人喜欢吃泡菜到了痴迷的程度。他们每餐必有泡菜，否则就说“像没吃饭一样”。在韩国吃中餐，上泡菜是常事；有的韩国朋友请我们吃西餐，牛排上来后，他也要一盘泡菜就着吃。代表团出国，特别是运动队出国比赛，为了保持饮食习惯和体力，行李中的泡菜也是不可少的。本来韩国泡菜是在家中腌制的，现在已发展到工厂化生产，大批上市，各商店都可以买到。韩国泡菜还出口很多国家，受到欢迎和青睐。
我开始不理解韩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吃泡菜，后来时间长了，吃得多了，慢慢琢磨出其中的道理。一是泡菜可以开胃，增进食欲；二是吃油腻多了，可以用来清口；三是有时多饮了几杯酒，吃点泡菜或者喝点泡菜汤，还可以解酒。现在我又了解到，吃泡菜还有助于降血压和血脂。据我在韩国观察，不仅韩国人离不开泡菜，就是中国人以至西方人也几乎没有不喜欢泡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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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拿大的世界之最
下左图为世界最大的壁画。这幅壁画位于加拿大魁北克老城中心广场，面积2000多平方英尺，栩栩如生的画面有以假乱真的效果。夏日人们经常在这幅壁画前举行露天音乐会。
下右图为世界最大硬币。安大略省萨德伯里市有“加拿大镍矿之都”之称。镍矿与铜矿是萨德伯里市近百年来的经济支柱，但该市注重环保，成为加拿大十大最宜定居的城市之一。这枚矗立在市郊外的面值5加分镍币高达18米。
本报记者 邹德浩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