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挣脱樊笼鸟 振翅向天飞
——中科院12家应用开发型研究机构转制纪实
本报记者 杨健
12个转制单位，共有干部职工6400多名，其中4000多名转制后进入企业，2300名离退休人员得到妥善安置。转制单位4.03亿元的注册资本中，职工出资约5800万元。2002年，12家企业的营业收入达到5.75亿元，净利润为5400万元，同比增长了24％，所有者权益达到5.83亿元。
为什么要当“出头鸟”？
金鹤鸣在中科院安安稳稳干了17年，没想到临退休时成了“出头鸟”。2000年7月，他任主任的北京科学仪器中心作为中科院首批12家转制的科研事业单位之一，率先整体转型为科技型企业。
一辈子旱涝保收吃“皇粮”，一下子要全凭自身力量在市场上获取资源，这样的“出头鸟”能飞多高？中心领导班子闷头在怀柔开了三天会，急寻对策。
与下属单位的谨慎相比，中科院党组的决心大得多。事实上，早在原国家经贸委下属的242家科研机构转制之前，中科院就开始谋划应用开发型科研机构的转制。
在科技体制改革中先行一步，不是为了出风头。适度压缩科研队伍，提高人均科研投入，推动知识产权向经济效益转化，是始于1998年6月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既定部署，应用开发型科研机构的转制顺理成章。
让当事人感到有些突然的是，这次转制，院领导进一步鼓励他们实行股份制改造，迅速转制为依照《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说来，很多转制单位都希望先翻牌成立企业，缓冲一下转制带来的压力，然后再涉及较为复杂的产权制度改革。中科院反其道而行之，究竟是怎么想的？
要改革就别留“尾巴”
主管转制工作的中科院副院长杨伯龄曾是一家研究所的所长。一次出国回来，后院着火：许多职工反映，所里集资盖的住宅楼质量太差，要求调查其中的问题。调查的结果是：这批房子是所里有史以来质量最好的房子，职工们之所以有意见，主要是因为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
这件事给杨伯龄留下了深刻印象。“无庸讳言，追求游戏规则制约下的个人利益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谈转制，我们总说‘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事企分开，管理科学’，产权清晰是这16个字的前提和灵魂。只有把个人的觉悟、理念和利益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动力问题。否则不明不白地变成企业，即使转制了，多半日子也难过。”
“科研机构转制，常常取折中之策，子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母公司的改革相对滞后。9个人看着一个人往前迈大步，矛盾不请自来。”中科院高技术产业局赵勤局长认为，眼前多克服一点困难，有利于转制企业的长远发展。
“以前挣了钱，总觉得是大家的，‘我们’的，但‘我们’是谁，并不清楚，而且经营者也觉得没必要搞清楚。这样下去，国有资产失去了增值的动力，甚至还有流失的危险。”金鹤鸣也看到了产权不明晰的严重弊端。
经过深思熟虑，中科院党组宣布政策：转制单位原有事业经费数额不变，继续拨付，主要用于解决改革前已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还清历史旧账；从转制起5年内，对基建项目继续支持；公司上缴的利润主要解决这5年内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对有贡献的经营管理人员和科技骨干进行奖励；转制后的企业享有争取各类研究发展项目的同等权利。“有了这些条件，转制单位应该可以承担起改革的合情合理的成本。”杨伯龄对此有充分的信心。
卸掉靠不住的“椅子背”
信心是一回事，操作又是一回事。
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人们长期形成的固有观念和对改革的误解。
院机关领导三番五次到所里做工作，讲明转制如何对企业发展有利，讲明国家保障如何比单位保障更可靠。可是许多员工尤其是离退休员工怎么也想不通：“我一辈子在事业单位，怎么说移交给企业就移交了？”他们觉得自己作为中科院干部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受到了伤害，心理上很难转过弯来。
沈阳计算所转制为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浒反复劝大家：像我们这种性质的单位，事业单位这个“椅子背”是靠不住的，早晚都得拿掉。员工的回答让他啼笑皆非：“我就喜欢这个椅子背，哪怕是纸糊的，有总比没有强！”
事实上，即便是单位领导，有些问题也没有完全想清楚。转制前，院里组织大家到江浙调研，看看南方企业为什么那样有活力。林浒当时心里就纳闷：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国有股到员工持股，再到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持股，这样转来转去，钱从哪里来？会不会犯错误？当地一位市长笑他：看来你思想还不够解放。向亲戚朋友借啊，贷款啊，反正都是正道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把管理者的身家性命与企业的利益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怎么会犯错误？
路子对了不怕小磕绊
往前迈一步，认识深一层；认识深一层，再向前跨一步。12家转制单位的改革就这样摸索着起步。
在北京科仪中心，刚听说允许员工出资购股，许多人以为就是变相集资；在沈阳科仪中心，不少人觉得公司马上就可以上市，解释说服工作相当难做。
沈阳计算所的态度刚柔相济：讲清楚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也讲清楚风险，对于一般员工入股，既不动员，也不阻拦，至于管理层，则必须入股，与企业共存亡。
基础稍差的沈阳科仪中心大刀阔斧：档案工资封死，全员下岗，设定几个事业部，谁有能力谁上岗。原主任雷震林说：“所谓改革，不患改而患不公。因为秉持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我们的方案是全票通过的。有些职工代表明知按照这个方案自己要下岗，仍然举手通过，让有能力的年轻人上岗。”方案执行，科仪中心共有40多人下岗，12人被除名。“这让大家看到，现在科仪中心是真要干点事了。”
“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说过：伟大的决策无疑是伟大的，但决策的执行最终取决于各个层面具体的、创造性的工作。”尽管在转制之初，杨伯龄曾在不少地方受到过责难甚至围攻，他还是发自内心地感激那些改革的具体承担者。“公平地说，进入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其他研究单位，每年总能获得上千万元的增量投入，而转制单位得到的只是存量不变的待遇，有攀比就会有不平衡，他们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此外，科研机构转制的环境也不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与事业单位相比，在一些地方，企业的社会地位和社保标准都低出一大块；产权制度改革还往往要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指责。“我们所开展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原始性创新课题，”杨伯龄说。
领导睡不着，企业就有希望
体制创新的前提是观念的更新。“即便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以前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中科院的人，院里发个文件，虽然不要求我们按文件执行，我们还是忍不住要参照参照。这么一参照，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价值观就纠在一块打上了架。”转制后，有研究人员问金鹤鸣：如果我争取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你奖励不奖励？金鹤鸣的回答很干脆：跟企业的发展方向完全一致，我鼓励；不完全一致，我保留意见；相差较远的话，我不但不鼓励，而且坚决反对。
企业就该有企业的价值观。“沈阳计算所做程控交换机比华为还早，我们研制的IC卡电话也是国内首创，但产品化和产业化的工作做不好，结果人家后来居上，我们还酸溜溜瞧不起人。”林浒说，转制之后，计算所发生了几大变化：一是由过去的只关心学科和纯技术发展，转向重视员工素质和管理水平，重视打造核心竞争力，重视培养营销、管理和技术队伍，重视建设学习型企业，对市场的认识程度更深入了。
“作为单位领导，原来只要兢兢业业、不贪不占就是好样的，现在不同了，更主要是看业绩。”对产权制度改革带来的变化，雷震林深有感触：“不要小看小股东，他投了一点点钱，比谁都上心，抠得特别细。监督上来了，决策就更严谨和审慎。董事、经营管理人员的压力比过去大了许多，既要兼顾股东回报，又要考虑长远发展。”
怎样让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各司其职，责任到位？怎么说服小股东同意放弃利润丰厚的副业，重点发展主业？是继续高投入购置设备，还是提高技工水平，以人力补物力？……这些问题时时考验着管理层的意志和智慧。从转制那天起，雷震林养成了晚上开着电视睡觉的习惯，“没办法，每天要想那么老多的事，睡不着啊。”
大有可为的改革方向
有付出就有回报。
北京科仪中心转制后，第一年股东分红17％，第二年分红20％，300人年创利税700多万元；成都科仪中心不仅还清了2000多万元债务，现在光现金节余就有800多万元，土地和房子面积比原来大了一倍，员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沈阳科仪中心用两年时间达到了原来5—8年才有可能实现的工资水平，最高工资已经是最低工资的5倍。
纵观12个转制单位，共有干部职工6400多名，其中4000多名转制后进入企业，2300名离退休人员得到妥善安置。转制单位4.03亿元的注册资本中，职工出资约5800万元。2002年，12家企业的营业收入达到5.75亿元，净利润为5400万元，同比增长了24％，所有者权益达到5.83亿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对此高度评价：中科院的转制，使绝大多数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各单位在很短的时间里在市场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转制单位销售收入明显增加，利润绝大多数成倍增长，过去科技积累的潜力逐渐商业化、市场化，市场价值得以体现。总的来看，转制是成功的，过程是平稳的，效果是令人鼓舞的。中科院这样一个改革的方向，大有作为。
挣脱樊笼鸟，振翅向天飞。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教育论坛
当代大学生的逆商培养
龚晓会 安津平
何为逆商？逆商全称逆境商数，指人们面对逆境时的反应方式。亦可理解为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
大量资料显示，在充满逆境的当今世界，事业的成败、人生的成就，不仅取决于人的智商、情商，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的逆商。
综观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特点，一方面，从入学起，他们就承受着较大的思想压力，诸如：学业上的压力、综合素质的提高、未来就业的不确定感、环境的不适应等等。另一方面，大学生正值青春年少，缺乏人生经验，抗挫折能力与调控能力较差。面对困境与重压，容易沉陷在消极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例如：一些大学生不能承受学习成绩下降、失恋等带来的身心压力，呈现焦虑、失眠、抑郁、恐惧；个别学生精神崩溃、跳楼自杀……身心的失衡，不仅影响其智能的发挥，而且还会使其潜能的挖掘、综合能力的培养、人格的完备受到抑制。因此，高校积极开展大学生逆商培养的教育活动，促使其在逆境面前形成良好的思维方式、良好的行为反应方式十分必要。
如何培养大学生的逆商？首先要以当代大学生的兴趣、需求、性格及气质特点为切入点，科学设置逆商培养的课程。通过课程的安排，使大学生明晓、掌握培养逆商的知识要点、方法和技巧，如：何为逆商？逆商在学习、生活及工作中的意义？如何辩证地看待困境与失败？如何调整心态，使自己愈挫愈勇？如何使自己的良好反应方式成为习惯性行为？
其次，要以提高当代大学生的逆商为落脚点，引入情境教育。在施教过程中，要以学生为本，把握其个性倾向与心理特征，熟知其兴趣与需求。教师的职能应从知识传授转变为价值引导，使学生在兴趣、需求中，在欣赏、评判中，完成有关知识、品质和能力的建构。教师还应根据学生的兴趣、需求、气质与性格特点，结合逆商培养的内容和目标，选择与建立逆商培养的“欣赏视角”，将如何面对困难、摆脱困难、超越困难设置成能撞击学生心灵的生活化情境，使学生在“情境”的欣赏与评判中，完成有关优良意志品质的建构、升华和积淀。
另外，可通过让学生写逆境行为反应日记，了解学生面对逆境、面对挫折时的心理过程、行为措施。然后依据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遭遇的具体情况给予个例指导，提高学生对逆境的觉察能力、控制能力。促使学生视困难为历练，学会分析困难的关键、选择解决困难的最佳方案。
在人生的攀越过程中，智商、情商、逆商为不可缺少的三要素，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充分挖掘大学生的智商与情商，更应积极对其逆商进行培养，使受教者人格更趋完善，为当代大学生的人生未来铺就成功之路。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开学在即，为避免高校新生接站出现混乱局面，北京火车站首次采用物业管理的模式，由物业公司按规定进行统一布置和管理，接站秩序井然。
王忆茹摄
第8版(科教周刊)
专栏：
走入世界课堂
——中国青少年赴韩交流小记
本报记者 卢新宁
来自中国6个省区的32个孩子，用5天的时间，走进另一个国家的一座城市———韩国釜山。
欢迎晚宴上展露才华的表演，市政厅里热情洋溢的演讲，海水之滨积极参与环保活动，民宿之际用心领略文化差异……
有时期待，有时好奇，有些疲惫，有些欢欣。8月18日至22日，釜山阴晴不定的气候中，“中国青少年赴韩交流团”的32个孩子完成了自己内容丰富的异国之旅。
家长的心愿：让孩子开眼界
12岁的吴铭是32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因为第一次坐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吐得很厉害。但即使这样，也没挡住孩子兴奋的目光，坐在飞机上，来自青海的小吴铭不断地去看窗外变幻的云层，她腼腆地告诉记者，参加交流团是因为“爸爸妈妈想让我开开眼界。”
其实，几乎每个孩子的釜山之行都源于父母的一个心愿：开开眼界，看看世界。32个孩子，来自青海、内蒙古、宁夏等西部省区的20多个城市，年龄从12岁到17岁不等，大多数孩子是第一次出远门，有的甚至是第一次走出自己生活的城市。5天的时间里，孩子们有了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
釜山是韩国最大的港口渔业城市，位于韩国东南海岸，两次举行亚运会以及去年成为世界杯的重要赛场，使得这座城市闻名世界。山脉流泉、蓝天大海，釜山叠映着另一个国家的影象随着一天天的活动映入孩子们的眼帘。
在釜山市政厅举行中韩青少年讨论会，到三星汽车制造厂领略高新科技，去韩国唯一招收特殊才能学生的韩国科学英才学校访问，上韩国历史最悠久的千年古寺梵鱼寺体会佛教文化，赴“韩国八景”之一海云台海滩参加中韩青少年环境保护活动，到亚运会场馆与世界柔道冠军聊天合影，在韩国小朋友家居住分享异国文化的家常生活……
5天虽短，但孩子们的行程却被热心的韩国接待方——韩国釜山青少年团体协议会安排得十分丰富。
孩子的收获：有一个异国的“家”
对于孩子们来说，釜山之行的最大收获是“交了韩国朋友”，有一个异国的“家”。
为让中韩两国孩子在短时间里尽可能多接触，这次交流特意设置了“学生民宿”活动，让32个中国孩子住到32个韩国小朋友家。因此，8月18日中午，中国孩子走出釜山金海国际机场时，挥舞着中韩国旗的韩国孩子早已等候在机场。
同样的文化传统，相似的肤色面孔，不用跨越许多大人们可能遇到的障碍，小孩子们以惊人的速度相互融合了解。他们手拉手，肩并肩走在一起，用磕磕绊绊的英语，用笑脸和“手语”交流，结下了纯真的友谊。
32个中国孩子在釜山韩国“家”里无一例外地受到了热情的礼遇。有的人家特意为中国儿子准备了“床”，因为知道他们不习惯像韩国人一样睡地上；有的人家几个人挤在一个屋里，为的是让中国孩子能独自休息；有的甚至邀集亲朋举行“欢迎晚会”……孩子们成了“贵宾”，第一个晚上住过之后，32个中国孩子将去韩国的家称为“回家”。
离开釜山的前夜，一些恋恋不舍的韩国孩子在中国孩子的房间里“挤”了一晚上。釜山市青少年团体协议会会长李相烈感慨：两国之间的这种交流超过任何投资，它或许会影响孩子们的一生。
老师的感叹：这代人不简单
走出国门，在异国他乡，很多老师对孩子们有了新的了解。
哈尔滨市学生联合会秘书长张冬梅老师一到韩国就四处找打电话的地方，想让远方牵肠挂肚的家长们放心。可因为行程安排得很紧，直到晚餐后才有余暇，当张老师心急如焚地四处换钱买电话卡时，孩子们早已将打电话的各个环节搞清楚了。张老师感叹：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可真强。
其后的几天里，孩子们开阔的视野、开朗的性格不断地让成人们惊异。13岁的陆高明在北京机场就跟一位韩国旅客学韩语，在釜山几天里就小通韩国语法，还能用简单的韩语帮老师买东西。
更多的孩子能用英语与自己的伙伴对话，他们在大人之先顺利地将美元兑换成韩元、迅速地“攻克”街头自动饮料售货机、熟练使用所参观信息中心的电脑，甚至自己跑到街上为家人买来漂亮的衣服。无论是接受韩国国务院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委员长李承姬的接见，还是聆听釜山教育总监等高层官员的演讲，孩子们所表现出的从容大气让成人刮目。
中国青少年赴韩交流团团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华儿女》杂志社副总编辑刘剑告诉记者，今天的世界日益全球化，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这项活动的初衷，是期望通过走出国门的文化交流，磨练孩子们的自立能力，培养他们与人相处的沟通能力，使他们成为“国际人”，成长为国家的有用人才。几天的活动后再看，“这些孩子不简单”。
交流团秘书长萨仁高娃说，组这样的交流团虽然比组成人团有难度，但能够让孩子们开阔视野，得到锻炼，就值得。交流团赴韩时间虽短，但给每个孩子留下的记忆却是终生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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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万年罕见 火星地球亲密接触
——漫谈火星大冲
乔琪源
荧荧如火的火星被称为战神玛尔斯（Mars），它的天文符号为♂，也是人类男性的标志符号，寓意为战神的矛与盾。据天文专家计算，今年8月27日，是59540年以来，火星离地球最近的一次，国际行星组织已经将这一天定为“火星日”。两天后的8月29日，火星大冲的美妙天象出现。
从地球上来看行星的运动，行星与太阳的地心黄经相等，称为合日，而两者的黄经相差180，称为冲日。水星和金星两颗内行星总是出现在太阳的周围或为晨星，或为昏星，所以没有冲日。合日时，当行星与地球处在太阳的两侧称为上合，内行星在地球与太阳之间，称为下合。若下合正好发生在升交点或降交点附近，就会看到它们的投影从日面上通过，这样的现象称为凌日，如今年5月7日的水星凌日和明年6月8日的金星凌日。
火星和木星等大行星运行在地球的轨道之外，在地球上看它们在天空中的运动，它们与太阳的角距离可以从0°变化到360°，外行星有合日与冲日。冲日前后行星与地球的距离比较近，在近日点附近的冲日称为近点冲，又称大冲。木星、土星等公围周期长，冲日每年发生一次，惟有火星在轨道上大约687天运行一圈，地球平均要经过780天才与火星相冲一次。由于火星的轨道偏心率较大，冲日周期有较大的变化，最短为764天，最长约806天。2000年到2050年间有24次冲日发生，相冲的点在轨道上约16年转一周，火星每隔15年或17年发生一次大冲（下左图），冲日前后星整夜可见。
今年火星冲日发生在北京时间8月29日2时，火星与地球距离最近的时刻是8月27日18时，火星到地心的距离约为0.37271924天文单位，即55758005公里。火星大冲时离地球近，视圆面大，更加便利于我们观测它。火星的两颗卫星，火卫一、火卫二就是在1877年火星大冲时，由美国天文学家A·霍尔发现的，它以战神的两个儿子福波斯（Phobos）和德莫斯（Deimos）来命名。
火星与地球十分类似，自转周期为24小时37分多，它的赤道面与轨道面交角23°59＇，有四季变化。两极呈现白色，称为极冠。极冠随季节变化，夏天缩小，冬天扩大，它由冰和干冰组成。冰雪的存在，也就是水的存在，这是生命存在的重要前提。人们一直关注着地球以外还有什么天体存在生命，火星因为离我们近，自然成为探索地外生命中最寄予期望的一个星球。
尽管经历40年的探索，尚未发现火星上存在生命的迹象。冲日前两三个月发射探测器，它的飞行路程最短，这次万载难逢的火星大冲，再次激起人们探索火星上生命迹象的热情。6月2日欧洲空间局发射了“火星快车”探测器，6月到7月初美国的两个火星探测器也分别搭乘“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车飞向火星。人们已计划在2015年左右发射载人飞船，到火星进行实地考察，人类登上这颗行星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附图片）
左图：火星冲日位置图。
下图：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火星照片。
（图片由北京天文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