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
福建省霞浦县三沙镇政府
饭钱欠了六十万 吃得食堂没法干
我是福建省霞浦县三沙镇政府正式职工。1997年，镇政府新办公大楼落成，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分配我承包镇政府食堂，负责干部、职工伙食及接待餐。我考虑到自己有烧菜手艺，便服从分配，四处借钱开始承包食堂，甚至借了民间高利贷。承包期间，镇政府虽还过欠我的饭钱，但到现在仍欠我60多万元，具体欠款情况如下：1998年镇政府欠253381元；1999年新一届镇领导班子上任，镇政府又欠181286元；2000年再一届镇领导上任，镇政府又欠166783元；2002年现任镇领导班子上任，镇政府还一部分欠款，但尚欠47891元。这样几年来，三沙镇政府累计欠我饭钱649341元。我多次催讨未果，而债主常常上门催我还债，食堂根本办不下去。无奈之下，我在今年1月被迫终止了食堂承包。
我一家5口人，父母年迈，父亲瘫痪在床，生活只靠我一个人收入维持。这几年，我多次向三沙镇领导反映，要求还款，但他们不是推来推去就是不承担承任，后来还让我下岗，工资从原来的每月800多元降为300多元。现在我家生活困难，而债主时常来催讨。今年7月15日，我在县长接待日反映此事，接待我的副县长让我找镇长协商，看能不能分期偿还。不料镇长说：“谁吃的你找谁去！” 福建霞浦县三沙镇 侯新宝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信访窗口
河南省沈丘县白集镇政府
借钱千般许诺 还债两手一摊
“要知道白集镇政府如此不守信用，当初我绝对不会借钱给它。”河南省沈丘县个体户李恩启说起该县白集镇政府向他借钱的事，气就不打一处来。
2002年春节前，沈丘县白集镇的教师愁眉不展——镇上拖欠的6个多月工资仍无着落。受镇政府委托，镇教办王主任开始多方借钱。王主任找到个体户李恩启，代表白集镇政府向他借款50万元。出于对教育的支持和对政府的信任，李恩启同意借钱。2002年2月6日双方正式约定还款期限为6个月，白集镇镇长秦某在借据上签了字。在此一个月前，白集镇政府还以同样的利息和还款期限，向个体户张建军借了45万元。
然而，让李恩启和张建军想不到的是，近一年来他们近百趟的奔波，竟然无法从白集镇政府讨回一分钱，好话说尽也无济于事，有时等了半天仅仅是镇领导冰冷冷的两个字“没钱”！李恩启说，镇政府要是能做个还款计划，也能让他们宽宽心啊。2002年底，彻底失望的张建军向沈丘县人民法院起诉，状告白集镇政府欠账不还。
7月11日下午，我们来到沈丘县白集镇政府了解此事。在镇政府大院，与我们距离不足10米的镇长秦某用手机和我通话，说他正在河南郑州办事，3天以后才能回去，至于借款的事他没时间谈。说着就挂断电话乘坐镇里的面包车扬长而去。
白集镇政府秘书时崇亮说，镇里的外债太多，就是有钱也不可能全部还李恩启和张建军，像他们这样的债主有钱，不还也不耽误他们吃喝。白集镇党委书记说，仅有6万人口的白集镇负债1000多万元，债主70多户，白集镇政府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壳财政。眼下，县里除发放干部工资外，一年仅仅拨付20万元的办公经费，其中包括车费、电话费、招待费等等，就是这个钱还不是一次性到位。连办公经费都不够，哪有钱还债？河南科技报社 孟亮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编辑视角
赖账背后 权力作祟
马国英
到饭店吃饭、向别人借钱，这都是很简单很普通的民事活动，而吃饭买单、欠债还钱，也是最基本的民事规则。但有些乡镇政府和干部竟不能遵守这些民事规则，对自己的违约、违法行为毫不在乎。今天刊登的两封来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镇干部吃饭欠钱，致使食堂承包人无法经营，另一个镇政府不履行借款合同按期还债，尽管借款合同上还有镇长的签名。两件事的共同之处是镇政府欠账不还，被债权人指为“不守信用”。
在民事活动中，当事双方是完全平等的，他们通过自愿协商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民事活动基于相互的诚实信用开展。政府作为主体的民事活动也不例外。但现实中的例外并不少见——“有钱买车，无钱还债”、饭店被“吃”得关门，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的干部把行政权力甚至是他们的“特权”带进了民事活动中。试想，为什么吃饭欠账的是镇政府？普通消费者可以吗？为什么镇政府欠了钱还能牛气十足？就是因为它拥有行政权力。在这些干部心里，他们掌着权，那些债权人不过是归他们管的小老百姓。有了权，就不愁没钱，打白条、乱收费、挪用资金、乱摊派，这是自然的事。有的债权人讨债不能理直气壮，也是因为他们无法避免和镇政府打交道，无法避免受其行政管理。在债权人提起诉讼后，有的人利用行政权力还可以干扰立案、审判和执行。正是因为有行政权力在握，上面说的镇政府才能赖账而且“理直气壮”。
镇政府赖账，不仅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损害政府信誉，而且是利用人民赋予的行政权力损害法律的尊严。当然，一些地方县乡财政困难、欠债较多，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不能说负债都是政府故意违约，但也不能对过去的负债不做反思，更不能寄希望于利用依靠行政权力将债务一笔勾销。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监督哨
青海省乐都等县邮局
送通知“搭红”收费
在青海农村，谁家有大喜事，比如盖了新宅什么的，亲朋好友前来贺喜会“搭红”，就是奉送一条颜色比较鲜艳的被面。考上大学是可喜的事情，亲戚朋友前来祝贺也在情理当中，但现在邮局也对考上大学的考生“搭红”起来。在青海省乐都县，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或者其他学校，只要有《录取通知书》寄来，邮递员就会上门燃放一串鞭炮，再搭个“红”——你就得交48元钱。现在正值高考录取通知书发放高峰期，有的乡镇邮政所一天要送出《录取通知书》几十份。这种恭喜、“搭红”现象在青海农村决非个别，也不是今年才有。互助土族自治县高寨乡的马某说他儿子前年考上大学，就因邮局“搭红”被收去40元。笔者随即电话咨询了乐都县老鸦邮政所和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邮电所，工作人员说他们两所都向录取考生收了费，老鸦邮政所收48元，甘都邮电所没有放鞭炮和“搭红”，收18元。他们说这样做是按照上级指示行事，并非所里定的。 民航西宁空中交通管理站 晁宝山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监督哨
江西省乐安县坪溪邮政所
取汇款强售蚊香
8月15日上午，在江西省乐安县金竹乡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们，他遇上了一桩烦心事——取汇款邮局强行搭售蚊香，对委托他取钱的村民无法交待。
8月14日下午，朋友拿着在浙江绍兴务工的两个同村人寄给他的1100元和2000元的两张汇款单去坪溪邮政所取款。他填写好汇款单后，把身份证和汇款单一起交给该所营业员，那个营业员给他的却是3070元现金和15盒蚊香。望着15盒蚊香和3070元人民币，朋友茫然地问：“你为什么给我蚊香？”那个营业员爱理不理：“取款都要按汇票面额的1％购买蚊香，要么你别取。”朋友心想，不取款，自己怎么向那两个托他办事的人家里交代，这钱是他们用于交农业税的。于是他解释说：“这钱不是我的，能不能不买蚊香？”不料，营业员生气地说：“这是上面规定的，不买蚊香也要扣。”朋友只好“服从”规定，可是他提出开个发票或证明，也被营业员拒绝了。带着满脸的无奈走出邮政所大门，我们的朋友又急又气，不知道怎么去和那两个在外务工村民的家人解释。
江西乐安县 邱武章 方丽英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建议与要求
媒体不应刊登虚假广告
《人生》杂志2003年第5期在第60页至64页刊登的广告中，有几则是赠送礼品的，并说“免费赠送，来信即寄”。5月中旬，我按广告分别向广州、河南两地的三家公司去信，索取“赠品”。一周后，先后收到“广州华大贸易公司”、“广州德诚隆科贸有限公司”和“河南安阳雅美电子通信器材邮购公司”的回信，我被告知成为“特惠顾客”和“幸运星”，分别获上述三家公司提供的“手提电脑”、“上网卡两张”以及“CD随身听＋8088掌中宝＋全自动照相机及项链首饰”等物品，但必须在一个月以内分别邮寄178元至218元不等的“包装费、税费、手续费”。这与广告中“来信即寄”
的承诺大相径庭。笔者相信国家级刊物不会刊登骗人的广告，先后三次给《人生》杂志社编辑部、广告部打电话咨询，得到的答复是“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广告是由北京某广告公司提供的”。言外之意是他们对广告的内容也不相信，刊登这类广告与他们无关。但是，无论如何国家级正规刊物刊登这类虚假广告实在不应该。 新疆石河子市
李富喜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建议与要求
管一管农药广告
近年来，我们地区水稻条纹叶枯病、玉米粗缩病、棉花枯黄萎病发生呈逐年上升趋势，对农作物危害大、防治难，农民对它们也不了解，一些利欲熏心的人乘机钻空子，挖空心思赚农民的钱。他们不惜重金通过市县电视台发布言过其实的农药广告，如“用××农药最实惠”、“喷一药治多病”、“药到病除”、“三天见效、无效退款”等等，任意夸大农药的防治效果，扩大治病范围，诱导农民购买。农民发现农药防治效果不好向经销人员询问，他们仅凭一句“使用不当”的回答，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眼下正是上述“三病”多发时期，请农业、工商部门以及电视台等媒体对言过其实的广告进行清理，刹一刹农药虚假广告歪风。 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坝镇 张学中 王长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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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与要求
查查农村过期食品
近日，笔者带着4岁的儿子到一农村亲戚家做客。热情的亲戚带着儿子出去玩了一会儿，回来时，儿子手里提着一个大袋食品，嘴里还嚼着泡泡糖。儿子也给我喂了一颗泡泡糖，我一尝，发觉味道不对，连忙吐了出来，一看泡泡糖外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是2002年4月20日，而保质期是12个月。我接着查看其他食品，不禁吓了一跳：保质期仅为6个月的方便面生产日期是2002年8月19日；还有几小袋塑料包装的食品只有保质期，根本找不到生产日期，有的包装已破裂，里面的食品早已变质。笔者忙提着食品找到那家小卖部调换，发现那里卖的饼干、火腿肠等食品大多已过期。
食品卫生人命关天。建议有关部门对农村食品进行一次清理整顿，同时也提醒农村消费者购买食品时要看一下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千万别图便宜买过期食品。 湖南津市市妇联 彭梅华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耳闻目睹
受损防洪堤亟待修复
近几年，甘肃省陇西县由于降雨量增大，遭遇多次特大暴雨，境内渭河沿岸的不少防洪河堤被洪水毁损，仅县城附近就有多处。有的堤段面临决堤，有的存在严重隐患。建议当地水利部门认真查一查渭河沿岸防洪堤隐患，尽快修复受损堤段，确保渭河沿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图①：西北铝厂附近被洪水冲毁的水井及灌溉设施。
图②：大堤底部被洪水掏空。
图③：洪水冲出了地下深埋的通讯光缆，两名村民正用手扒通讯光缆线。
图④：县城附近原来宽6米的防洪堤快决堤了。 甘肃陇西县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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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论坛
从“晏子辞纠”说起
山东乐陵市 孙洪波
晏子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一位名臣。他为齐相时，有个叫高纠的人在他手下办事，也算尽心尽力，但晏子却把他辞掉了。当时有人劝阻晏子说：“高纠又没犯什么过错，为何辞退他呢？”晏子说：“我是个平庸的人，经常犯错误，高纠与我共事三年，却从未指出过我的过失。我之所以辞退他，是想找一个直言敢谏的人在我身边，能及时指出我为人处事的不足之处，让我少犯错误。”
从“晏子辞纠”的故事可以看到，身处高位的晏子不仅能公开承认自己有缺点，而且还能主动要求别人给自己提意见、随时指出自己的不足，并能够在工作中大胆地裁冗去庸。他的胸襟、见识，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相比之下，现在有些干部竟有不少差距。有的干部素质不高，平时又不注意提高修养，却自以为是，高高在上，以为自己是全才全能，毫无缺点，做什么事都正确，不懂得尊重他人意见，调动下属的积极性；有的明知自己有缺点，却不愿别人指出来，不管事情的对错和群众利益，只顾自己的面子，事情办错了也不改正，拒绝直言敢谏的人；有的不仅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而且不容许别人有反对意见，甚至对不同意见者打击报复。
有缺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过而不知，更可怕的是知过而不改。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法宝。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能从“晏子辞纠”的故事中得到启示，正视缺点不足，虚心倾听群众呼声，正确对待下属批评，切切实实转变作风，真心实意地改正工作中的过失和不足，兴利除弊、黜庸举贤，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我们的各项工作就会更有起色。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呼吁
山西省河津市小梁乡南梁村
吃水难何日解决
山西省河津市小梁乡南梁村地处该市西南角，全村100多户500多口人。这里自然条件很差，没有任何工副业，村民全靠每人一亩多的旱地生活。1988年，村里打了一眼深井，但水源不好，仅能勉强满足人畜吃水。因村里收入少，没有资金维护这眼井，去年春季它也坏了，村民只好从附近乡村买水吃，有的甚至吃窖里贮存的雨水。吃水都这么困难，浇地就更谈不上了，村民增收十分困难。
南梁村吃水这么困难，河津市的“饮水解困工程”竟然没有将其列入解困范围。500口人的吃水不是大事吗？希望尽快解决南梁村的吃水问题！
山西河津市 冯长荣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基层见闻
危急关头感受民族真情
本报记者 何小燕
8月10日下午，记者乘车前往位于新疆阿勒泰市的喀纳斯湖。途中，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的哈萨克族实习导游“星星”姑娘一边为乘客介绍沿途的美丽风光，一边教大家唱新疆民歌，欢歌笑语洒满车厢。谁也想不到一场厄运正悄悄地向人们逼近——下午3时零5分，车行至距喀纳斯湖约30公里的贾登峪时，司机惊叫“刹车失灵”。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这辆失去刹车功能的中巴车向左逆行冲向路边的山坡，随即翻倒在路边。满脸是血的记者被同伴从车窗处救出。
不一会儿，记者看到数名公安边防部队官兵正在紧张地组织抢救行动。在布尔津县公安边防大队大队长林福海、参谋阿扎提（哈萨克族）和喀纳斯边防派出所副所长李世明等干部的带领下，公安边防部队的官兵一边抢救伤员，一边拦截过往车辆，组织向布尔津县运送伤者。林福海大队长介绍说，是一位哈萨克牧民在事发后即刻骑马报警，才使得官兵们及时赶到现场。在将伤重者运走后，记者的同车“难友”向林福海大队长表示谢意，林队长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此时，一位名叫巴哈提的哈萨克族男子提着奶茶、面包和“马奶疙瘩”走上山坡款待几位留守现场的“难友”。当他们向巴哈提再次表示感谢时，在布尔津县畜牧公司工作的巴哈提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我应该做的。”
记者被送上一辆自喀纳斯湖回返的大轿车。上车后得知，车上坐的是来自北京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的游客。他们中有人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伤者，自己却坐在小板凳上。一路上，不少人又是递水，又是送纸巾，让记者擦拭脸部和手上的血。车行近两个小时到达布尔津县城后，这些充满爱心的人又帮助拦了一辆110警车，让记者转乘警车前往布尔津县人民医院就医。
面对这起车祸中的数名伤者，虽是周末，布尔津县人民医院值班的所有医务人员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救治工作。记者注意到，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哈萨克族医护人员。等到他们将所有伤员处理完毕，已是当晚10时左右。此时，记者发现，他们中许多人胸前都挂着一个红色的牌子，上面“共产党员”几个字格外醒目。